(阎步克，1954年11月20日生，辽宁省沈阳市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学术委员会主席，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专业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史，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史名家。代表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从爵本位到官本位》、《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等。)

阎步克教授真是瘦，以至于我在北大中国历史研究中心的中式庭院里见到他时，脑子里霎时就冒出了朋友的一句话——“他是老烟枪了。”

朋友是教授近二十年前的老学生，大学毕业后几乎没干过与历史专业沾边的事儿，也就一直不好意思去见老师。他托我向教授问好。

教授站起来我打招呼，那表情，甚至可以用“害羞”来形容。历史学本就是冷门学科，他大概没想到会有记者主动找上门来跟他聊天。

“聊些什么呢?”他轻声问。

我访问他的一个背景是，他所在的北大历史系正面向企业家开一个名为“燕园人文历史”的课程，意在以此让企业家“闻道，明心，厚德”，提升人文素养。在一些人看来，此举正如同公鸡下蛋——这本是管理学院的事儿。负责招生的人说，这个班开学前四五个月，学员已经招满。与此同时，近年来，民间读史、修史运动已蔚然成风。

“学历史在今天到底有什么用?”我选了一个最不讨历史学家喜欢的问题。这很唐突。后来我才知道，经常有人向他问这个问题。

他笑了笑，表示理解我的疑问。在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国度，这确实成了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一

“上大学之前我一天历史课也没上过。”阎步克说，他少年时代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远远大于人文学科，如果不是因为文革，他很可能一生都与史学无缘。小学5年级时，文革爆发，学校停课，自此他过了几年呆在家里斗蟋蟀、喂鸡、养猫的安逸日子，还装过一台矿石收音机。在“破四旧”运动中，家里的书大半付之一炬。后来终于复课了，他进了一所中学，但那时的中学之是开会、学习、游行、搞大批判的地方，所以他也没读什么书，培养兴趣也就无从谈起了。

后来就是下乡3年、当兵5年，1978年5月复员进了沈阳鼓风机厂当工人。当年7月，他参加了高考，不过是想壮着胆子“蒙一把”，碰碰运气。报的专业是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但语文的考分很低，就被历史系录取了。若有条件的话，他本来也许会考理工科，但那年他都24岁了，得考虑生计问题。由于根本没有数理化基础，所以只能现实点儿，选择文科。

进入北大历史系后，从本科到博士，再留校任教，他在北大已经呆了37年。

他对历史本无兴趣，后来之所以产生兴趣，是因为“哪怕是一块石头，放在怀里捂久了，也会热乎起来的”。他说自己当学生时的知识积累和专业训练是片断、单薄的，直到现在，他都是在边写作边补课，缺什么现查现学，而不是在一个扎实厚重的国学基础上厚积薄发。这样的治学经历让他尴尬。在一次接受学生的访问时，他甚至说自己是个“过渡性的学者”，研究历史是“勉为其难，尽力而为”。

国家不幸史家幸，从某种角度说，时代的变化成就了他。他的代表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出版后，著名学者许纪霖撰文评价道：“在大陆知识界，近年来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公共思想界重视的、有突破的著作，往往被专业学术界不屑一顾;而在专业圈被承认的厚实之作，又被思想界认为缺乏公共价值。本书却是一个两边都喊好的例外。个中原因也许就在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分析框架与中国史学传统在本书中获得了某种内在的融合。这一成功多少预示着中国新史学某种令人鼓舞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们也从中发现，所谓80年代与90年代、思想与学术的断裂，并非是绝对的。这本构思于80年代、成书于90年代的跨越之作，实际在暗示我们：思想与学术、两个年代之间，并非没有沟通的可能。”

(许纪霖)

许纪霖从阎步克的历史著作里首先看到的是鲜明的问题意识，而这来自于1980年代的馈赠。那是新启蒙运动逐渐走向高潮的时代，阎步克受当时时代氛围的影响随处可见。比如，在一个官本位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结构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事实上，他此后出版的所有著作都试图在回答这个问题。

再回到本文开始我初次见阎步克所提出的问题，答案似乎已经不言自明：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

萧三匝：企业家对历史感兴趣吗?

阎步克：我给企业家上过课。在我看来，历史学本身有它的魅力，只要你能够用恰当、精彩的方式，把历史知识传播给他们，就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萧三匝：历史学的魅力主要在体现在哪儿?

阎步克：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人文性的学问。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历史记载真实的事件和人物，给我们提供对生活经验性的理解，而不是通过抽象理论或教条看待人和社会。历史学让你了解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无数人和事，在此之后，你对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有了更多的理解力、洞察力，甚至预见力。

萧三匝：企业家感兴趣的是哪一类的历史方面的问题?

阎步克：比如说对中国文化如何认识：孔子说了什么?意义何在?老子说了什么?意义何在?庄子说了什么?法家对社会政治有另一种认识，这也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诸子对人生的看法好像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此外，我还给他们讲过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国古代官员如何选拔，制度如何变化，他们对此也有浓厚的兴趣。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我讲中国历代的官阶安排、品爵勋爵，这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制度史虽然是一个很枯燥的领域，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官本位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无所不在，甚至影响到了日常的称谓，就值得考究了。比如说，在汉代出现了这么一道数学题：五个人去打猎，捕了五只鹿，这鹿怎么分配?这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你们肯定会想，谁贡献大谁就多分，或者平分，但是这道数学题说的是在汉代，事实上，它是按照爵位高低来分配猎物的。这样的历史细节，都能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

萧三匝：好多企业家前些年都在向外学习西方管理学，但是近些年又转回来了，转向中国文化和历史，来寻求对企业管理和人生发展甚至国家发展的进一步理解，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阎步克：现代企业管理学是西方经过几百年累积起来的一个财富，但是这套管理技术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会发挥不同的作用，离开了这个特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这套技术到底会发挥什么作用就是不确定的。比如说西方社会法治化程度比较高，那么在选人用人上，推荐信就比较可信。但是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利用推荐这种方式用人，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是那么可信。另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个单位的人就有一种共同体的心态，而在西方，人是个体化的。所以管理企业也好，管理一个单位也好，你必须理解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这样才能做得更好。

萧三匝：你对企业家读史有什么特别的忠告吗?

阎步克：没有特别的看法，只是希望他们暂时摆脱实用性的目的，带着一种求知的心态和对未知世界的渴望，来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文化。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带着这种浓厚的学习兴趣，那么你的思维就会特别的活跃，你会主动读这种书，在生活中触目所及的事件，你都会把它和自己的学习结合起来，有所了解，好学的人都有这种可爱的特点。古希腊哲人曾经说过，知识来源于三个条件：一是好奇，二是闲暇，三是自由。既然你专门来这里学习，闲暇就不成问题，自由在我们这个班上也不会缺乏，但是好奇心是一个最首要的条件。

萧三匝：你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史的，具体到政治制度而言，古代政治制度对当今中国的借鉴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步克：观察中国历史有几种不同的视角，有经济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我采用的是制度史观。因为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成熟发达的官僚体制，并且经历了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发展，由此就构成了中国历史最大的特色。我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因为夏、商、周最高统治者称“王”，我们管它叫“王国时代”，王国可以说是中国国家体制的1.0版。2000多年前，中国建立了帝制，形成了极强的官僚组织，帝国可以说是中国国家体制的2.0版。曾经有一个美国学者有一个论断，他说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建立了一个发达的官僚组织，它的管理能力超过了同期的罗马帝国，跟二十世纪的超级国家有众多的类似性。这就构成了传统中国最大的特色，它是一个集权专制的社会，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个行政化的社会。近代中国又迎来了又一次巨大的、剧烈的历史转型，对这个转型，以往有两种理解方式：一个认为苏联的那种体制就是中国的未来;还有一个认为西方是中国的未来。这两种看法可能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历史无与伦比、数千年的连续发展，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走向，很可能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国家体制的3.0版。

至于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因为几千年的历史构成了一个漫长深厚的传统，历史必将对未来发生重大的影响。毕竟，近代史只有一百多年，而我们有记载的历史有四千多年。直到今天，中国改革的最大特色还是行政主导，中国依然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这和几千年的政治传统有密切的相关性。所以，从制度史观观察历史，我们能看到很多以前用其它的手段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传统政治研究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启发。

萧三匝：你是否预测过中国未来历史的可能性走向?唐德刚说，中国要完成现代化转型，需要用两百年(1840—2040)穿越历史三峡，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阎步克：讨论中国的未来，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个人认为中国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二是作为观察者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参与者和观察者所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参与者有一个自己的诉求，观察者必须客观。中国社会有各种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他们会有不同的诉求，未来的历史，客观走向不会是个人所追求的那个样子，而是各个分立的诉求的综合。当然，这不意味着你对未来的想法没有意义，每一个个体的诉求，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地作用于未来的现实。有一个概念叫“深刻的片面”，这个概念特别好，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特定的诉求，但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人提出的设想都是片面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让每个人都满意的制度。所以你要我预测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的，那我预测不了。你要说我个人的希望，我认为自由、平等最重要。

一百年后将发生什么事情是不可能预言的，就像一百年前的人不可能预言今天的世界一样。今天互联网能起这么大的作用，那代人做梦也想不到。按照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节奏和速度，一百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我们几乎无法预期，我们只能说未来二三十年的可能性，预言必须有一个时限才有效。

萧三匝：那就说二三十年。

阎步克：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集权性的政治体制和行政化的社会特征，将依然成为中国特色。同时中国公众对于现代的价值观如自由、平等、法治的期待，也会一年比一年更强一些。

萧三匝：就是渐进式进步?

阎步克：目前看这个概率大一些。

萧三匝：那么也可以说你不太认可唐德刚的看法。

阎步克：从概率或者可能性来说，现在看似乎是这样，因为没有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使这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阎步克：我作为学院中的教师，采用的是观察者的立场。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的一些现象，和传统社会有类似之处，比如官本位。某个省搞群众长跑，因为省直机关也参加，最终省委书记跑了第一名，省长紧随其次，据说省直机关各位干部，分别按照级别高低跑到了终点。这就是制度造成的，在别的国家我们看不到这种现象。如果你着眼于一个实用目的，问我怎么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的问题。

萧三匝：既然史学家讲究客观观察，那么理论还有用吗?

阎步克：当然有作用。历史研究分三个层面：一是澄清事实。你把事实解释错了，考证错了，那就是错了。二是理论层面。理论是一套框架，是由概念组成的分析工具，比如历史分析就是一种理论，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进行不同的分析，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在这个时候与其说有是非之分，不如说有高下之分。确实在人群之中有些人才华过人，他提出的理论模式更有解释力，更有涵盖度，但是我们不能轻易说别人的理论是错的，因为不同的视角看到不同的景象，所以理论是看问题的角度。三是评价。评价就是要断言善和恶、美和丑、是和非。你认为这个历史现象是进步的，实际上你背后是有价值观的，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所以它的政治诉求也不相同，你认为是好的，他可能认为不好。

在这三个层次之中，理论作为一个特殊的层面，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个框架。有人采用国家主义的史观，关心国家民族是否强大，孔夫子有另一个观点，他认为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在于人有文化，所以好的体制应该能够促使文化高度繁荣和人的自由发展，这个看法和法家的政治理想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