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基雅维里曾以笔为剑，单枪匹马发动过一场革命。这场革命重新定义“德性”，用工具理性来解剖政治，粗暴地颠覆了古典的人文主义道德观。那本名为《君主论》的小书，本是作者干谒侯门的输诚之作，奈何命运播弄，无意间却成为“一柄刺入西方政治学躯体的利剑”。那一剑留下的伤口，至今未愈，既为马基雅维里赢得了“近代政治学之父”的荣名，也使他五百年来臭名昭著，成为狡诈与无德的象征。

当然，并非在所有人看来，马基雅维里都是“邪恶导师”。稍远者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国王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在说完这句话后，善解人意的卢梭还特意加了脚注，称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善良的公民：他不过是因为想依附梅第奇家族，才被迫隐藏起了对自由的热爱。卢梭提到了《君主论》的主旨与马基雅维里另外两部代表作《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的矛盾，顺便嘲笑了马基雅维里读者们的浅薄。

近者如伯林。在收入《反潮流》一书的“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一文中，伯林认为马基雅维里区分了两种不可调和的生活理想，因而也区分了两个世界：公共组织的世界和个人道德的世界，或者说加害于人的君王的世界和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个人生活世界。君王作为“想煎蛋卷的人，不打破鸡蛋是不行的”。

更近者则如“牛津通识读本”中这本《马基雅维里》的作者斯金纳。作为思想史研究大家，斯金纳力图“重觅过去”，将马基雅维里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语境中，结合马基雅维里的个人经历来分析其主要作品，避免对其进行辉格式的历史解释。

在斯金纳看来，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年纪轻轻便被委以要职，原因主要在于其自身深厚的人文修养和父辈人文主义友人圈子的奖掖。在外交生涯中目睹“佛罗伦萨统治机器近乎荒谬的犹豫与软弱”，成为马基雅维里耿耿于怀的一课。身为治国术的一手观察者和评估者的机会、后来在时运女神背叛之下的个人浮沉，以及对佛罗伦萨怀抱的故乡情结，都在马基雅维里的作品里打下烙印。

略叙马基雅维里的生平后，与卢梭一样，斯金纳也选取《君主论》《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三书作为马基雅维里的代表作。与卢梭不同的是，斯金纳认为《君主论》的主旨与《李维史论》并不对立，而是一以贯之：《君主论》是向君主建言，如何创立伟业、赢取荣耀，《李维史论》则是力图解释某些城邦为何能够崛起、成就伟业。而《佛罗伦萨史》，虽然中心议题是衰亡和朽败，却还是沿用《李维史论》的思路，试图寻找腐败的成因，保持国家的活力。

在这一点上，斯金纳倒是颇为有趣地与称马基雅维里为邪恶导师的列奥·施特劳斯所见略同。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一书中，施特劳斯认为《君主论》和《李维史论》在题材和目的方面都和谐一致：《君主论》是写给实际在位的君主位看的，《李维史论》则将同样的学说表述给潜在的君主们。

在《马基雅维里》的最后，斯金纳断言：“史家的职司当然是做记录的天使，而不是杀人的法官。”这涉及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即使不能做到完全超然，尽量保持中立克制或许仍是值得推崇的。不过，在笔者看来，史家所做的记录，归根结底还是要呈现给普通读者，让他们通过阅读形成自己的判断，哪怕这种判断略带“任性”。

马基雅维里生来何其幸运：从个人来说，有一个如此重视教育的父亲，在儿子还未出生时便为他积累下丰富的藏书，在自己所交游的当世名流中为其延请最好的老师;从时代和地域背景来说，他又身处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鼎盛期。然而随后的人生，又何其不幸：虽青年得志，辄亲炙权谋，一朝失宠后汲汲于阿附复辟的专制政权，政权倒台后又见弃于年轻一代的共和派。一生用舍行藏，皆身不由己，祖国和灵魂，两不得救。抛开时代状况、思想背景的差异，马基雅维里的一生，庶几为当今时代的知识人提供安身立命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