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从有诗可载的西周初年至今约三千多年的历史。而《诗经》既是中国诗歌滥觞时期的诗歌集合，又是第一个繁荣阶段的表征。

一般认为，《诗经》收入的作品大约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一段时期产生的，但《诗经》的最后编定成书“应该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五言诗的出现大约在东汉中后期。我在这里论述的《诗经》后期，即是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春秋中叶稍前）至公元后二、三世纪间（东汉中后期）八百余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段内，中国诗歌发展出现了一个大衰落阶段。也正是这个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如孔孟、老庄、荀子、墨子、司马迁、贾谊、司马相如等，但他们均无一首诗作问世。同时，民间产诗之风也萎靡不振。

历代论家往往忽略或不承认这一衰落的现实。本世纪以来，文学史家、古诗、古文论家编写了几十部文学史或诗歌史之类的著作，但也极少论及。本文意在探本求源，找出诗歌衰落的原因所在。

　　（一）

在《诗经》时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创作数量蔚为大观，创作技艺精巧圆熟，创作者范围涉及民间和官府、下层奴隶和公卿列士、群众（集体）口头创作和个体诗人同时并列出现。诗作跨越的时间长达五六个世纪，展开的空间是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如此庞大的诗歌发展阵容表明了当时诗歌发展的隆盛气象。

《诗经》代表着中期诗歌最辉煌的顶点，但如钱钟书先生所云：“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注：钱钟书《论中国诗》，载《钱钟书散文》第53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正说明了中国早期诗歌发展的基本特征。

兴起于战国之际的“楚辞”由于其偏置一隅，没有成为华夏文学发展的主流。“产生在战国末期的楚辞，当时还没有产生如《诗经》那样广泛的影响”（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创制者及随从拘囿于极有限的寥寥数人，加之其很快消亡，因此并末带动当时整个诗歌创作的中兴局面。同时，按照中国古代的诗论、文论中对于诗歌的认识，诗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按照这一分类，“狭义的诗，只指古体诗、近体诗等一类的诗歌样式，不包括楚辞、词、散曲等在内”（注：孙子威《文学原理》第13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因此《楚辞》不能作为当时中国诗歌发展繁荣的表征。

从《诗经》结集至东汉，虽然也有零星的歌、谣、杂辞、诗、逸诗、古谚语等，总计不到300首（篇、则）（注：参看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在这里，我们且不说在文化非常繁盛，思想异常活跃、诵诗风尚盛行、时间跨度漫长的春秋战国时代仅创作如此少量的诗歌，令人怜惜。即是在此辑录的200余首（篇、则）里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它们或属民谣、童谣，或属古谚语，或是用在祭祀、祷告或公共、外交场合所讲的一句两句、或长篇累牍的有韵、无韵的杂辞，或属吴越之地的民歌等，这些均很难与合于歌、乐、舞，体式完备，艺术技巧精熟的《诗经》之诗相提并论，也很难把其当作“诗”的。只能是当时诗歌创作萎顿的一种表现。

这些诗歌大多属雏型诗或民歌范畴。要知道，诗是来源于民歌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得到民歌的滋养。但是，诗一旦定型而升华，就成为了诗学意义上的纯“诗”，已与民歌不能等同；在今后吸取民歌营养的过程中，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一种文学与生活分离后纯文学意义上的加工、整理或继承发展。这样，民歌才成其为诗。否则，那仍是民歌，充其量当作广义上的诗歌。而另外一些可以称为诗的作品，也并不仅是在形式或艺术技巧上不能与《诗经》之诗相比，关键问题在于它根本就不是先秦时期以《诗经》为标尺的诗歌创作、发展意识及诗歌审美风尚和社会价值层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散见的篇什是不能带动当时诗歌发展衰落局面的。

到了汉武帝时代，沿仿周朝采诗之风，配以歌舞，制以音律，而或对所采之诗进行加工、润饰，虽颇有《诗经》之气，但实际上已非同种性质的文学样式。前者通过结集汇编，使诗从歌舞中独立出来，是真正诗学意义上的诗，后者却仍然是民歌，乐府之辞，“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它没有文人自觉的创作意识，没有社会诵习尊崇之风，在当时也未发挥出它的社会价值。从另一方面来看，汉乐府仅仅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声色娱乐的需要，乐府辞是依附于俗乐而存在的。在当时汉乐府因此并未受到诗学意义上的重视，也无系统的收集、整理、编订成集。以致于到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汉乐府辞留存已极少。“现在的两汉乐府民歌总共不过四十首左右，可见亡佚之多。东汉仍然有专掌俗乐的机关，仍然采集民歌，现存的乐府民歌中东汉所产实占多数”（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第1版。）。“汉乐府民歌被记录的时候，正当诗歌的中衰时期，文人的歌咏极少有价值的作品”（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第1版。）。

　　（二）

造成中国诗歌发展在《诗经》后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衰落，其原因是多元的、复合的。

《诗经》产生的时代，是中国奴隶社会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时代，诗歌得到了有利的发展。这是由于：

第一，当时统治阶级对民众思想控制不严，为各种风诗产生和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较好的发展契机。在这个时期，人民的生活既相对安定，社会生活也日益丰富化。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氛围中，广大民众虽然饱尝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制，在身体上被剥夺了自由，但在精神领域中还是比较自由的，他们可以尽兴歌唱他们的爱情、生活、劳动及至忧怨。

第二，当时的统治阶级承袭上古贤明君主的做法，基本上能够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为利用观民风、知得失的方式改善其统治提供一个前提。加之周朝中后期逐渐衰落的势头，迫使统治阶层自觉地采集民风，观其得失。

第三、当时社会礼乐制度已臻完善，宫廷制乐、祭祀、典礼仪式迫切需要大批歌诗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为采集民歌、公卿列士献诗、乐师或有文化素养的人写诗、编诗提供了目的指向。

第四、诗作为当时仅有的比较成熟的“文章”体式，是人们“言志抒情”的唯一工具。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诗所具有的内质及社会功用性，因而使诗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率先发展起来。

如此等等，均使诗从产生、发展而至成熟，从自发的创作到自觉的歌吟，最后到有意识地收集、编订、整理，诗歌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阶段。

　　（三）

到了春秋之际，诸侯纷争雀起，礼乐渐次崩坏。群起的诸侯王既无周王统治者的气度，也无心去整治朝纲、校制礼乐。至春秋中叶之前，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诗经》结集的目的和意义也许正在于斯。它的编订、传播不仅是诗歌走向成熟和繁盛的一个必然结晶，也是整治礼乐的一个有效举措。

春秋中叶之后，周王朝已形同虚设，根本无力再制礼乐、广采民风。各个诸侯国忙于纷争，连年征战、民不聊生。作为第一要义的生存尚朝不保夕，作为第二需求的精神生产也决难维系。民间产诗的气侯受到了破坏。

而此时，掌握了写诗技能，并能借之言志抒情的较有文化素养的人或公卿列士是否会继续写诗呢，其实他们也极少去做诗。

一、过去的写诗、献诗者主要是点缀升平、歌功颂德和满足礼乐需要的目的。随着周王室衰落，社会动乱加剧，“人们对诗的再度冷却，也似乎是原本如此的事情，”（注：（日）吉川幸之郎著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第2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他们无暇顾及写诗，更多地是考虑定国安邦之策。

二、随着各诸侯国的兴起，诸侯王们急需一批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辅佐和策划，这就激发和直接促进了一批具有文化素养的人转向谋策，从而诞生了中国第一批专业文化人——“士”阶层的诞生（注：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第3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他们或寄生门下，或出入幕府，或游说四方，或竟奔仕途功名。虽是形色不同，但殊途同归，参与政治，张略谋策，表达他们的主张和见解。罗漫先生认为：“从政治、外交舞台看，诗言志时代过去了，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成了旧式人才，代之而起的是一大批‘天下雄俊弘辨智士’，他们的游说视野宏阔，取材广远，语言富丽奇伟，以政治家理性的洞察和文学家情感的奔泻俘虏着君主之心”（注：罗漫《巨人•海洋•天空——说战国文化精神与楚辞》，载《传统文化》1990年第2期。），这是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士”阶层的生活态势。因此，他们虽也宣诗、讲诗，但只是把诗作为政治劝化的工具，而非当作文学来传播。

三、随着礼乐的崩坏，社会的发展，一些有见识的人开始对政治、礼义、社会、人生等诸问题进行深层次地思考。诗歌创作是一种外向型感性思维，但在这种社会大变革中，时代促进了思维方式的转轨，内省型理性思维的替代产生了一批杰出的诸子著作，成了这个时代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等多维重合的文化形态的结晶。相对之中，感性思维的诗歌创作趋向衰落。

四、一代有一代独特的文化形态。当某种文化形态在某一时期居于社会文化潮流主导地位时，便会培植成一种社会时尚，使之竟相仿制、趋之若鹜，如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等。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政治促进了有文化素养的人“竭力探寻独特方式，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思想和才情，使语言的使用和功能发生了质的飞跃，导致了战国语言风格挣脱传统惯性的一场巨变”（注：罗漫《巨人•海洋•天空——说战国文化精神与楚辞》，载《传统文化》1990年第2期。），这种改变离散了文人对诗歌语言模式的向心力，反过来促成了另一种语言模式，从而建构以劲健、严整的散文体式为主导的文化形态，并泱泱而为一时潮流。

五、随着诗歌的发展和《诗经》的结集，人们对诗的本体认识进一步深化，功利主义文学观成熟，从而限制了以情为主导的诗歌发展。这种认识的深化不是一种全面地，客观地、深刻地，而是一种片面地、偏颇地。尽管人们认识到“诗言志”（《尚书•尧典》）、“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论语•八佾》），更强调诗歌“兴、观、群、怨”（《论语•阳货》）的社会功用。及至后来“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无疑是给情的抒发、志的外化带上了一个紧箍咒。按照文艺本身的发展规律，“情”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主要动机和动力，诗歌创作的过程是一个无功利、无明确目的的情感渲泻过程。早期的诗歌创作尤其如此。“理”和“功利性”的强化使诗成为发抒见解或有教风化的假借物，诗的本性就丧失了。到了汉代尊诗为经时，诗基本丧失了自身。这也可能是当时以情为主导的楚辞体未得以广为流传、并竟相仿习、争取到与《诗经》同等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春秋战国近五百年的文化氛围基本上是小异而大同。到了秦代，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后来的史学家对中国的封建社会源于何时有种种看法，但毫无疑问，对思想、文化的封建专制是肇始于秦的。统一制度、禁锢思想、焚书坑儒等一系列配合专制政权建立的举措都使人的理想、意志、情感、人格得到强力压制。在这种环境中，诗歌的衰败、停滞、倒退、空缺等都是顺理成章、情有可原的。

　　（四）

及至汉建立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歌的发展却并未获得新的契机。

经过几百年的征战和暴秦灼人的统治之后，到了汉初，社会突然平静下来。“陆贾‘无为而无不为’思想，为汉初的政治、文化定下了基调”（注：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第4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表面上看，黄老思想对社会发展是一种消极的因素，但实际上，老子那种“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与汉初统治阶级“休养生息”、调整国计民生、恢复经济生产、富国强民的思路正好合拍。老子的这种重实用而非享乐、重物质丰富而非文化精神的发展有利于人们重视经济基础，却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发展。

汉初诗歌未能振兴和恢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和思想在经过强秦的扼杀之后，到汉初呈现出一片废墟的征象，一时难以重建起来。即便汉初统治阶级有鼓励文学艺术发展的政策，也需要一个时期的愈合、调养，才能使其恢复元气。

事实上，从“黄老思想”到“独尊儒术”，政治、文化思想有所改变，但诗歌发展仍未出现好的兆头。

一方面，儒家虽也重视文化，但并不看重诗歌的审美意义，而强调诗歌的道德教化作用和社会功利性。尽管汉武帝仿周制，设乐府，观采民风，但仅仅为了“观民风，知得失”这个幌子的需要。如果从更深一层来看，汉乐府仅仅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声色娱乐，乐府辞是依附于俗乐而存在的。前者可以被儒家所认同，但违背了诗歌情志自由抒发的本质，不利于诗歌的发展；后者从观赏价值出发触及了诗歌的审美神经，但不会被儒家认可。当时汉乐府因此并未受到诗学意义上的重视。

另一方面，汉代兴起经学，出现整理图书的热潮，并尊诗为经。这种把“解诗与用诗推向功利主义的极致”，“由此形成了一种畸型的文学接受模式，对于后世诗歌的创作、鉴赏、评论都产生过极不好的影响。”（注：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第6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与此同时，同样具有抒情因子的汉赋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与诗歌的衰落是否矛盾呢？从形式上看，汉赋那种铺张扬厉的大气与汉代强盛的实力相匹配，奢华飞扬的辞藻与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口味、奉承颂功的调式相吻合。从内容看，汉赋那种“劝百而讽一”的创作方式又正迎合了儒家诗论中宣扬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精神。如是，汉代公卿列士便自然而然地舍诗而取赋，从而促进了赋文学的发展，诗歌的衰落当是不言而喻的。

到东汉末年，社会再次出现大劝荡，统治阶级对思想的禁锢因政治的衰落而减弱。社会动乱使一批知识分子或仕途失意，或落拓漂泊，他们在《诗经》和汉乐府的双重影响下，开始用诗来抒写种种失意、苦闷、忧愁的情绪，于是产生了《古诗十九首》这样的文人五言诗作品。自此，中国诗歌开辟了一个新气象，诗歌的衰落得到了复苏，注重创作主体的个性阐发及诗歌的审美趋向获得了一次质的飞跃及大面积、全方位拓展，也从此成为后来中国诗歌发展的真正内驱力。

　　（五）

政治思想和社会经济形态是诗歌发展变化的第一推动力。从春秋中叶至东汉中后期长达八百余年的时间内，当思想处于活跃状态时，社会却强烈动乱、民不聊生；当社会出现安定时，思想却被套上枷锁。这种交互式的更迭使培植诗的土壤和空气益发贫瘠和稀薄。

理性的强化转变了文化的结构形态，诗失去了魅力。春秋战国是中国第一个理性时期，它开始关注人的生存意识、社会发展意识及自然的变易意识，这时期的文人著述都带有强烈的哲学及逻辑思辨色彩。而诗歌则主要是对自然界、人生、社会生活的一些直觉体悟、表面体验，它所反映的内容大抵是一种表象、一种感性存在。《诗经》时代的诗作尤其如此。因此，它是不能满足于人们对理性认识的探索。自然，诗对他们失去了假借传言的魅力。

这一时期又是最讲文学功利的时代，诗的本体意义丧失。诗歌发展的初衷可能是自发、无意识、无目的的，大多是一种情绪的流露、精神的冲动、思维结构复杂化的结果。《诗经》的结集意味着无功利性创作意图的暂时终结。

诗歌的蓦然衰落也是那个时代开始丧失自我的结局。夏商周时代的奴隶制剥夺了人肉体的自主权，但未能控制人精神的自由度。春秋战国时代诸子思想的百家争鸣并不是人性、自我自由张扬的表现，而是封建主义开始设计意识枷锁去钳制人性及思想的自由发挥，开始建构理性囚牢去限度自我意识肆意扩张的外延。秦的焚书坑儒、汉的独尊儒术是封建主义剥夺人自我意识的最集中、也是最激烈的体现。诗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表现的也是自我。当自我丧失时，诗失去了灵魂和骨骼，只剩下一堆腐肉供汉人奉为经学来研究。

这一时期更是一个惰于创造的时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时段上从开放性、散漫性无规则结构走向封闭性、辐辏性圆足形态，诗的发展末与之达成和谐共振。《诗经》时代及以前，人类的思维走向是一种无规则的随机过程，这为想象和创造提供了一个无拘无束的生发态势。《诗经》时期之后，人们的意识管理工作就是要把无序梳为有序，杂乱理为有章可循。这是一种整肃性思维，而非创造性思维。诸子百家是这样，秦汉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未及适应这种思维方式的诗歌一时找不到恰切的路径与之接通，环境的不适性使它呆若木鸡、无所适从。等它反应过来时，已悄然过去了几百年。

当然，无论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思维方式等诸方面来论证《诗经》后期八百年间诗歌衰落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是多么充分和完备，但历史的发展是必然和偶然相互促进的结果，并非一切偶然都包含着必然的因素。这些也许并不是导致这一偶然结果的主要因素，也许还有许多潜在的、不确定的偶然因子。这些偶然因子有哪些？与必然因子孰轻孰重，孰主孰次？我只能做一次抛砖引玉的试探，以期引起更多的人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