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是中国文坛的大家,汪曾祺曾称他为“星斗其人”,但在中国,自古是官本位的国度,所以,沈从文虽然是著名作家,文物专家,也是为房子困顿了半生。是真正的“蜗居”“房奴”一族了。

1931年8月，沈从文应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到国文系任教。他在山东大学（青岛）时，住在福山路3号的小楼上。这是一座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楼，沈从文在山大有一个临海的居室叫“窄而霉斋”， 由于青岛比较潮湿，他给自己的居室取了这个雅号：“窄而霉斋”。在这个书斋里，沈先生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他成了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古代服饰研究专家。当然，这里相比在北京银闸胡同住的“窄而霉小斋”还是要好得多。北京的小斋，是一个原来贮煤的地方改造的，临时在墙上开了个小洞作窗，仅可容身，又阴暗潮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窄而霉小斋”。

1974年,沈从文给他的学生王林写过一封长信,信中谈到了他的房子问题:“住处若能扩大些,工作效果必好得多,特别有利于其它方面来商量工作,临募材料,有较大便利。”从中可看出,沈先生的住房也是个蜗居,这也算是含泪的微笑，“文人的幽默”了。他在信中说他用的书桌,“所以在小小房间里,大约一尺五寸的桌面空间,还能交叉进行这些工作,真应当说是得天保佑!”读这样的文字,真叫人酸鼻,一个国宝级的专家,用的是“一尺五寸的”书桌,这在当时的时代,真可谓是“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了!”沈先生写信,是想让王林帮他向领导求情,换一个大点的房子的,因为王林当过天津文联副主席,而且和他的馆领导是熟人。当时是文革后期,先生已从湖北农村干校返京,仍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他曾写信给王林说“我目下最亟待解决的,是有个销宽大些居处,比如说,像和平里或别的近些处所,有个三间房一单元住处,或把我原住三间房子归还,或另为找个住处。”他解释说“没有一个或两个供我工作专用房间,工具书即无可放处。因为一间房子约六尺空间可走动,转身也不方便。”因为房子小,他在四川工作的儿子回京探亲,“总照例还得摊地铺睡觉”。沈从文在百日之内两次写信给王林,他把解决蜗居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王林身上,因为先生知道,在中国是熟人好办事的。而王林和沈先生领导曾是抗战期间的老战友。王林也是个作家,他是沈从文的学生,沈从文曾在小说《幽僻的陈庄》题记中谈到:“(1932年)我在某某大学教小说写作,起始约有25个人很热心上堂听讲,到后,越来越少,一年之后,便只五个人了,五个人中还有两个是旁听的。”沈先生特意介绍:“在那里两年我并不失望,因为五个同学中有个旁听者,他所学的虽是英文,却居然大胆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这个人就是王林,看得出,沈从文是将他引为得意门生的。沈在给王林信中说：“因此想到你过去说的和馆领导还相熟,有些事不易说透的,你或可好谈谈。所以你若过节来北京时,望能便中来谈谈天,我可以把目下和未来的工作打算,及碰壁处谈谈,你若能为转告一下,我的住处若稍宽,或恢复原来所住情形。这么一来,工作对馆中,对外面,有什么意义,能明白我的希望,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工作可能的好处,馆领导有个较正确的理解,就太好了。”一个老专家,为了住房问题再三和学生求情。可见他是为房子问题求告无门，走投无路了。有文章曾介绍:“王林去找了他的老战友”，但是,最终也没能解决问题。“直到1986年,因沈从文被中组部定级为正部级研究员,才享受正部级待遇分到了大房子,但他已是84岁的老人,他的手已不能提笔写字了。

沈从文虽然一生逆来顺受,与世无争,但对国家总有种责任感,他在信中就说“年轻人"有的甚至还近于十分无知,应当懂得,多还不愿深入,日子即容易混,可实在对不起国家”！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身在茅庐,心忧天下”。这是中国文人士子的本色,在沈从文先生的“蜗居”史中,也是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的了。

（引文均见《新文学史料》２００９年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