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涛(1983- )，男，河北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现代大学招生考试研究，E-mail:lit1984＠sina.com，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有关大学招生考试的论争：“废考运动”是对传统考试制度的批判；“新法考试运动”主要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测验理论；“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则是探索本土化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三次论争几乎涉及了大学招生考试的所有问题，探讨的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推动了我国考试制度的现代化变迁，促进了考试文化的更新。
关键词：民国时期 大学 招生考试 考试制度
民国时期新教育快速发展，但科举遗风的影响仍绵延不绝。新旧考试制度、中西考试文化冲突不断，纷繁复杂的考试问题困扰着时人。难怪时人评价：“现今学校成绩的不满人意，绝非由于学校制度的不良，其根本原因，为自从由科举变为学校以来，直到现在，所改变的仅是科举的一个制度，而没有改变一般人的科举思想。”[1]多种复杂因素促成了三次有关大学招生考试的论争，这些论争深刻影响着大学招生考试的发展：民国初期，时人极力抨击旧式考试制度和文化，反思考试现状，形成了废考运动，结果发现考试不可废；民国中期，人们又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心理与教育测验，并进行本土化试验，企图改造考试，形成了新法考试运动；民国后期，各界对于考试的讨论更加理性化，将前两次论争的成果运用到了大学入学考试的改进运动之中。表面上看，前两次论争似乎与大学招生考试改革关系不大，实则不然。废考运动主要解决的是大学入学考试存在的必要性问题，新法考试运动主要解决的是大学入学考试内容和方法科学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改进大学入学考试的前提和基础。随后的大学入学考试的改进运动对考试的形式、内容、方法都有探讨，是前两次论争的深化、具体化。这三次论争涤荡了考试文化，廓清了考试制度，科学化了考试内容与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大学入学考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传统考试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是中西考试文化融合的过程。
一、科举考试的反动：废考运动
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经济落后，社会不稳，新式教育虽快速发展，但科举遗韵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北洋政府对各级教育的管理相对松散，各种西方思潮不断涌入，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实用主义等思潮使青年的思想趋于自由、解放。与此同时，旧式考试方法、考试舞弊、频繁严格考试的弊端逐渐暴露，学生企图打破旧式考试的枷锁。因此，五四前后兴起了“废考运动”，其高潮期在二十年代，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三四十年代。
废考运动的发生并非偶然，其爆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举制度虽废，但其陈规陋习、遗风余韵依然深刻影响着学校考试。重考试，轻教育；重书本，轻实践；重智育，轻体育；重记忆，轻创造。夹带、枪替屡禁不止，败坏学风。考试内容空疏，与社会生产、生活脱节，记分方法模糊，难以适应现代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因为当时教育发展失序，学生参差不齐，故学校借助严格考试整齐新生程度，录取率很低。学校为了加强管理，保证教学质量，严格升级考试。这也有益于彰显学校的业绩，提高声誉，亦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如要考入交通大学，“不仅在清末时不容易，就是在民国初年，我国中等教育有了发展、教学质量有了提高以后，能考入本校的也只有上海、江苏、浙江等几所名牌中学的少数优秀学生。”[2]面对如此严格且繁多的考试，学生的压力和负担可想而知。难怪当时的学生抱怨考试庞杂，“我觉得一个人自入了学校以后，不是进了教育的园地，而是走进了考试的地狱。入学考试、小考、月考、期考、毕业考试以及会考使人精疲力竭，真是冤枉！而且，不知有多少儿童与青年在此等严重的考试之下牺牲了。”[3]1-4
第二，新文化运动时期学生思想空前活跃，学潮不断。学生深受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权力意识扩张。他们容易受激情所驱使，对其利益和感受稍有触及，就会爆发强烈的反抗。正如蔡元培所料，当学生尝到权力的滋味，陶醉于胜利时，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4]此类事件屡见不鲜，如北京大学预科生要求免试升学考试，激起绝大风潮，学校方面革除学生八人，学生则一方面与教育部交涉，另一方面向参议院请愿，“为学生一方说者，均归咎校长，责其表率无方，学风堕落，教育部亦不能为相当之调节。为校长一方说，则归咎学生，谓破坏风纪，毫无道德观念，且集众逼何辞职，为从来为校长者所不堪忍受之事。”[5]再如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反对学期试验，“开学生大会，反对考试，质问校长，肆口谩骂，举行暴乱，竟以武力牵拽校长及学监主任，”[6]导致十名学生被开除。各类考试尤其是升学考试，与其利益直接相关，又往往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压力和心理不适感，学生起而反对之，自属情理之中。考试往往成为风潮的诱因，此外考试也可能成为风潮的借口和工具。“星期一北大许多学生开会反对考试，一个学生演说道：‘他们利用我们去驱章，我们也要交换条件，利用他们不考试。’”[7]爱国运动与考试问题本不必混为一谈，“而河南学生总想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并且任凭放松爱国运动，而不肯放松考试问题岂非天下之大奇了。”[8]直到20世纪30年代，北大墙上依然贴着“反对成绩考查案”[9]的标语。
第三，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类西方教育思潮不断涌入，深刻影响了社会对考试的认识。新教育对旧考试的反动，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尤其是杜威来华后，实用主义风靡全国。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儿童中心，强调活动，做中学，重视兴趣和创造，反对外在的成人的强加的教育目的，促使人们反思考试观念。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强调兴趣和学生的自我评价，弱化考试的制度设计，促使人们反思考试制度。时人评论道：“废除考试的理论，大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已曾述及，附和者亦大有人在，”[10]7-9“自从杜威博士来华演讲之后，学界里就有很多人——自然是被考的学生们占大多数——发生了‘废考’的狂热症，竭力从事于‘废考运动’；也有一部分人，就已感觉到考试方法之应当改良的。”[11]94-95学生则激昂地发表宣言，“杜威先生说过，现在教授的方法，全是注重记忆，注重背诵，注重考试，”“你为什么不表示反抗的态度？我想诸君都是觉悟了！都不愿受那非人的待遇了！”[12]
20世纪初，废考话题一经抛出就成为热点，后来颜保良于《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我们对于废止现在学校考试制度的意见》，废考运动进入高潮，北京高师、北大的学生都成立了“废止考试研究会”，学生大多主张废除考试，并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表多篇文章，指摘考试弊端，主张废除之，规划善后办法。①教授、学者则较学生冷静，其思考也更为理性，各界学人在《教育杂志》《新教育评论》《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评论。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广开言论，经过慎重的讨论，最后只是改进了考试制度，并未废止，但是允许学生不参加考试。②而废考运动并未因此而停止，以后间或有人提出废考的观点。
废考运动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考试的危害。考试的危害是最为人们诟病的方面，首先对于生理的危害，容易使人生病，“一、吐血；二、脑充血；三、饮食减少；四、体重减轻；五、排泄物变色。”[13]3-4其次对于心理的危害，人自然生出一种厌恶考试的心理，“精神上受莫大的痛苦啦！”[13]3-4“考试制度养成学生一种竞争心、自立性，一旦名列优等，便看同学不起，趾高气扬，而以一己为非常之人，不再深加研求，同学亦视他为神圣，往往受他利用使他成为一小社会的伟人。若或考试落第的，便志气萎丧，失了自主的能力。”[14]再次是道德方面的危害，它促使学生作弊，改变人的品行，生出三种弊病：自杀、堕落、自暴自弃。早在1913年，陶行知就看到考试激起学生的荣辱心，使其陷溺于畏、贪二念，致舞弊发生，其害“欺亲师、自欺、违校章、辱国体、害子孙。”[15]
最后是教育方面的危害，这部分的讨论也最有价值，“虚糜生徒之经历，欲求其各极天能，推陈出新，不可得也；学子竞争虚荣，不事实学也；考试给分，恒不得其平。”[16]217-232“文字的考试之注重，实有碍于教育目标之实现；考试制度实为摧残个性的利器；考试制度对于成绩坏的学生固为不利，就是至于成绩很好的学生也有不良影响。”[3]1-4
第二，考试的功能。梁漱溟认为考试是有必要的，“试他的见解心得”，“因为有的人，他的见解心得，不去考问时，模模糊糊，若有若无。因受考问，才把见解清理出来。”[17]邵力子则根据性质将考试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以运用人才为目的而举行的考试，”“又一种是专以教育人才为目的而举行的考试，”[18]93-94且两种考试必须截然分开。还有人认为考试具有三层意思，“第一，学校是一种社会组织，社会上需要各种人才，仰给于学校，故学校对于社会有供给人才的义务，学校既向社会供给人才，对于社会不能不有一种负责任的担保，这种担保，就是文凭。第二，课堂里的试验，是教授上的一种手续，教员如果不知道学生对于已讲的功课了解的程度，他很难决定他授课快慢之是否适宜，和讲解详略是否得当。第三，考试是试验学生，同时也是试验教员。”[19]杨蔭庆则注意到考试的新功用，主张注重过程而非结果，注重促进多数人的发展，而非淘汰，“考试之新功用不专指由已成就者之中而加以选择，并须对于未成就者用考试以辅导其学业之进步，是考试中确有教育之功用存焉。”[20]95-97王书林认为考试的功用在选拔真才，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平，此外考试还有淘汰功能，鼓励才能使其充分发展的功能。[21]归结起来，考试具有两大功能：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考试犹如洋灰公司里的试验，“一边是防止劣品洋灰流入市面，一边是防止不合格的工程师混进实业界。”[22]8-11当然也有人认为考试并不是最重要的，师资问题是先决条件，否则考试的功能无从发挥，“废止考试，应该先从这一层着手。”[23]
第三，考试与教育的关系。对于考试与教育的关系，大多数论者认为教育是目的，考试是工具。考试应该为教育服务，而不是相反，否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教育与考试应分轻重，“重学而轻考，则树人之道得矣。轻学而重考，则树人之道失矣。”[16]217-232考试本为选拔人才而设，如拘泥于形式反陷于考试的弊害，“考试制度盛行，真正的教育就难于普及了，”“把考试做本位的教育，大有害于个性的发挥，师弟间的信用必薄，授业上就容易成为机械的弊病，所以真正的教育，也就不能进步。”[24]主张废除考试的学生也说：“考试为教育的目的之一部分，非考试就是教育的目的”，“考试不是我们求学的目的啦”，[13]3-4考试“已经同教育的目的，根本违反，万无存在的余地了。”[25]当局以考试为法宝来消弭失业的青年，形成了“以考试为办学目的的教育，”“于是‘生产教育’摇身一变，变为‘考试教育’。”[26]考试似乎已成为一种专门的技术，需要特殊训练，教育已经不再以知识为本位了，而是以考试为本位了。[27]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考试不是一种教育的机能，而只是一种社会的机能，”“社会可以藉考试以为用人的标准，但学校決不应有考试。学校为教育而存在，并非为考试而存在，学生为做人而求学，并非为文凭资格而求学。”[3]1-4之所以出现考试指挥教育的状况，“还是‘敲门砖’的观念，科举遗毒的影响。”[28]
第四，考试权的归属。民国时期考试权在学校是一个鲜明的特点，学校的自由度较大，但也容易造成混乱无序的状态。因此，有人主张政府收回考试权，以加强监督和控制。如汤济沧在《举行考试议案》中主张由教育部门举行毕业考试，并发给文凭。他不信任学校，是由于当时学校教职员多半敷衍学生，拿文凭做“送人情”的东西。支持考试权在政府的也不在少数，这种观点颇受“科举”的影响，如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站在历史的高度，抨击现代教育成本高、成绩少，资金、师资匮乏，如果举行类似于科举的考试，则“一曰捐资以兴学者之多；二曰延师以教其子弟之多；三曰藉教授以谋糊口者之多而已。而是三者，则皆可藉考试以致之者也。”[29]此论切中时弊，且没有盲目否定科举，看到了“以考兴学”的优点。还有更激进者主张以国家学士、硕士考试代替一切校内考试，这具有几大优点：“不良的学校可以自然淘汰；学校内无谓的风潮，可以减少，学风亦可改善；一切所谓整顿教育的枝节问题可以免除。”[10]7-9从中仿佛看到了科举复兴的影子。反对者则认为问题绝不是单单转移毕业考试权所可挽回的，“不信任学校职员，而信任各地方教育当局，试问，现时各地方教育当局，大半都是头脑冬烘的学究，把考试权给予他们，其危险将至何种程度？”[18]93-94简单的收回开授权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民国中后期的会考制度、学业竞试印证了这一说法。
第五，考试能否合理地选拔人才。这也是关乎考试存亡的问题。主张废除考试者，多认为“考试给分，恒不得其平”，“考试仅恃一日之短长，焉足以评其真优劣。”[16]217-232钱穆以讽刺的口吻说：“今使为父母者，出一问题，令其子女作为文章，以验孝否；为将帅者，出一问题，令其士卒作为文章，以验勇怯；为家主者，出一问题，令其童仆作为文章，以验勤惰。如此之类，人莫不嗤。”[30]74-79学生的观点更加激进，认为升学考试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依这种心理的好恶作标准来收录学生，被取上的不过是侥幸。落名的实在是冤枉。你想学生的品行，能在这一点或半点钟的时候所能看出来的吗？且验品所拟的标准，究为何如呢？这事情不但我们莫名其妙，就是那验学生的人，恐怕亦莫名其妙啦！”[13]3-4有的学者不仅在感情上抨击考试不能选拔真才，还指出了旧式考试的弱点。如孙德中看到了旧式考试中不精确的运气成分，主张以新法考试改进之，以求精密、客观，这是比较理性的看法。[11]94-95大多数反对考试的论者均感情用事，当然也不乏冷静思考者。批评考试不能选拔人才的主要论点是，运气、不精确、堕落青年的道德。其实，“多考几次，平均起来，运气的成分就微乎其微了；用考试定出来的分数，虽然不十分精确，用来测验学生的程度，是够精确的了”，[22]8-11废除考试和道德堕落不相干。
第六，考试能否废除。考试的弊端虽多，危害也很大，但是主张彻底废除者也不多。受害最大的学生反对声最为激烈，“现在学校考试的弊害就是我们学生直接尝着滋味，直接受着痛苦。那么我们学生不赶急的自己起来除去了他，还要等谁来帮助呢？”[13]3-4而更有大学生不满足于颜保良仅废除专门以上学校的考试，宣称，“‘考试’是一种最坏的制度，等于摧花的‘风’，齿果的虫。我所以要主张‘考试制度’无论小、中、大各学校是要一律废除的。”[31]汤尔和甚至主张将文凭也彻底废除，没有了文凭，自然就不需要各类考试。[32]也有人认为鼓吹废除考试者，未免持论过激，而受因噎废食之诮也，考试的功能未失，还有存在的必要。[20]95-97废除考试的呼声一直没有消失，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考试不可废，“一旦废止，则各问题相连而生。然讨论须重真理，改革求利事实。”[30]74-79考试存废之争甚为激烈，有的学者认为不可废，可以贵学、修品、废分临时补救之，[16]217-232反对者则提出因为考试的存在，“则虽欲贵学，而学尤多不能贵也；虽欲修品，而品有所不能修也。”[33]时人提出的改革方案五花八门，但是考试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学生所提出的救济办法很随意，“问题很大”，未经“详细研究，”[34]没有可操作性。考试似乎是必须的罪恶。问题的核心不再是废除考试，而是如何改进考试。
“废除考试”的论争具有重大的意义，澄清了考试的性质、功能、危害等问题，深化了对考试的认识，使人们认识到考试危害虽大，但尚不能废除。虽然讨论对考试制度改革的直接影响较小，但是使人们对旧式考试的认识更加理性，使考试文化加速演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心理与教育测验的引进：新法考试
废除考试的讨论使国人认识到考试弊端多，但其教育功能、社会功能依然强大，尚难以废除，故思考如何改进之乃当务之急。19世纪心理测验在法国初创，后引入美国，智力测验得到大量应用。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开始把心理测验理论应用于考试，使传统考试走向科学化、标准化。心理与教育测验理论也随之传入我国，陈鹤琴、廖世承、艾伟等人不仅大力宣传测验理论，而且编制各种教育测验量表，在中小学推广使用。尤其是1922年美国教育测量专家麦柯尔，应中华教育改进社聘请来中国帮助编制各种教育测验和训练有关人才的相关工作。他协助陆志韦、俞子夷、廖世承、陈鹤琴、刘廷芳等订正了比纳－西蒙智力量表，编制了大量的中小学测验。随后国内专家研究教育测验者日益增多。③教育测验实际上就是要改进考试的形式，使命题、记分科学化，正好迎合了国内的考试改革需求，遂兴起了“新法考试”运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法考试兴盛一时，绝非偶然。西方心理与教育测验理论的新进展；一批留学生对西方测量理论的引入和推广；废除考试无法解决旧式考试方法的弊端。但是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新法考试运动逐渐衰落。一方面政治趋于稳定，政府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和管理，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开始将西方理论应用于考试改革实践，不再热衷于理论宣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学术界追逐所谓“热点”、“时髦”终有降温的一天。
新法考试运动主要通过《教育杂志》、《测验》等刊物进行理论宣传，陈鹤琴等人不仅编订了《测验概要》，还进行了教育测量实验。新法考试运动逐渐发育成熟，1931年成立了中国测量学会，以研究测验理论，推行测验方法，培植测验专门人才为宗旨，出版《测验》杂志，举行年会和学术报告，编订各种测验。④心理和教育测验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智力、教育、品格、职业等方面，这些论文几乎涉及了测验编制的所有方面。⑤
那么，心理与教育测验理论的传入对大学入学考试的改进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认为现代测量理论对旧式考试的改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大大加速了考试的科学化、标准化，使其更加精确、合理，催生了新法考试。教育测验，是测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一种方式。它包括能力测验和学业成绩测验。能力测验指对观察、记忆、想象、注意等能力的测量，检查一般智力的程度。学业成绩测验指对学生已学学科知识的测量。测验主要对旧式考试的题目和记分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使试题的编制程序符合科学的标准。旧式考试或称论文式考试，根本谈不上什么编制程序，完全凭教师主观行事，没有明确的考查目的，没有圈定考查范围和材料，没有经过预试和改进，没有明确的时间和条件限制，没有客观的评判依据。这就造成一系列的弊端，“学校与学校间的分数标准不一致，教师与教师间的分数大相悬殊；即同一问题或试卷，各人所给的分数，也相差很远。”[35]31-40测验的编造程序则十分规范，如默读的编造步骤分为“定标准、着手编造、编辑中所发现的错误和其他的标准、初步试验、修改、付印、定标准、校阅、核算、应用”，[36]1-20算术的编造顺序是“决定测验的性质、初稿、初试、决定测验的内容、编造说明、加练习、求时限、测验、求总成绩、求同年程度的加数、求年级地位的常模、编正式说明书做校答数用表。”[37]由此可见，教育测验的一般编制程序是，“目的的决定，材料的准备和选择，材料的组织，编制说明的原则，预试，校阅与修正，正式测验，校正机遇，量表，决定可靠性、客观性和常模。”[35]39-49教育测验有明确的目的和性质，确定的材料、范围，不断的改进程序，以及限定条件。双方相较，教育测验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不言自明。难怪陈鹤琴总结其长处道：“(1)做法便利，就是只要写一个答案数目够了；(2)机遇不多；(3)核算便利；(4)纸张减省；(5)答案纸条的便利；(6)测验准确。”[36]1-20
第二，使题型丰富，增加试题的数量，扩大试题的覆盖面。传统考试以论述题为主，题目类型单一，题量小，覆盖面窄，评分繁琐，且主观性强。如1921年北京大学招考新生的中国史试题只有两道：一、郑和使西洋述要；二、试述宋代活字版之由来及其制造印刷之法。[38]这样的题目虽然能够较好地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但是缺陷也是明显的，可见旧式考试中运气的成分较大。还有的学校国文题目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辩”，这近乎八股时代的制艺题目，“恐怕出题的大教授自己也不曾弄明白罢。”[39]所以，可以说“测验是一种进步的考试，它比较它所代替的考试法，要好得多。”[40]测验问题的种类很多，以判断、选择等客观题为主，因此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增加题量，覆盖大量的知识点，且评分不易受主观的干扰。仅以问题的种类来看，就有“认识法、填充法、同异法、订误法、是非法、问题法等”，对问题的陈述则明确要求，“(1)问题须简单明了，语义不可含糊；(2)问题宜短，用字要妥当；(3)若用是非法，是非问题的数目应相等；(4)若用认识法，几个答案的难易要相仿佛，且须互有关系；(5)问题须避免暗示；(6)问题须避免机遇。”[35]39-49因此，“测验里所设的问题，都很重要，而且定须适合课程的目的”，“测验里所设的问题，较考试为多，因此包罗的题材也较考试为广，且因所采用的题材常为模样的材料，所以测验内容可以代表所欲测量的能力的全部。”[41]
第三，使考查内容摆脱单一的学力测试，着重考查学生的能力。旧式考试以考查传统文史知识、学科知识为主，偏重于记忆性的知识，对能力的考查稍显不足，显示出片面化的倾向。重视学科知识，忽视一般能力，重视智育，忽视体育、德育，重视记忆力，忽视创造力、实践能力等。这既不利于选拔全面发展的人才，也可能间接导致学生的片面发展，使教育畸形化。旧式考试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唯检查一部分之能力，而非能检查其全人格之动作者也。”[42]而测验可以呈现给我们一个全面的人，它包括智力测验、教育测验、品格测验、体育测验、职业测验等，囊括了一般能力、学业成绩、品格、体力、职业倾向等方面，符合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需要。以学科测验为例，语言测验甚至可以细化为理解力、判断力、写作能力的测验，算术测验可以分解为速度、计算正误、运算形式程序、误写等。再以心理测验为例，精神能力分为记忆力、学习力、发明力、综合力、想象力、注意力等，皆可以通过观察或测量来衡量之。⑥测量不但为大学入学考试提供了全面而广泛的考查内容，而且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化的测量工具。从此种意义上看，测量对大学入学考试的改革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测量完全可以满足大学选拔学业成绩优良、能力较高、智力发达、人格完善、体力充沛，且符合大学个性化需求的人才。其实智力测验当时已经成为大学入学考试的重要依据，有学者宣传“智商对于预测升进高等学校的价值，”[43]激进者声称“如果需要预测一个人在大学里面的未来成绩，与其应用他在中学的成绩，不如应用智慧测验的分数做根据，”[44]冷静者则认为虽然智力与学业有一定的关系，但智力测验尚不能代替学力测验。[45]在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已经小范围应用了智力测验、学业成绩测验，但品格、体力、职业倾向等测验尚属空缺，不无遗憾。
第四，使记分方式客观化，具有可比性。记分方式主观性强是旧式考试最大的弊端之一。曾有学生偶然发现入学试题被胡乱给分后大吃一惊，“入学考试这样重要的考试为何这般马虎呢！这真是将入学考试的意义丧失尽了，这样凭侥幸而定取舍，如何能鉴核真才，很可能一点的疏忽，就将极坏的学生都录取，真好的反而挤出门外。”[46]所以，旧式考试的一大缺陷是，“试验时所得答案之整理方法，殊不完全，”[47]不同学校、教师，甚至是同一教师都缺乏统一的记分标准。何以如此呢？原因在于，第一记分时测定的是不同的特征；第二对于特征的测定无普遍的尺度。“即教师之分数，皆分布于纯然主观的尺度之上，且其标准甚不统一也。”[48]因此，以主观判定的总分数排列学生的高低并不准确，既不能判定学生的绝对成绩，也不能确定学生的相对成绩。首先，测验有明确的测定特征，其目的性明了。其次，测验一般要确定计分标准。为了避免运气成分，设有校正真伪题之公式(S＝R＝W，S＝分数，R＝做对题数，W＝做错题数。)，校正复选法之公式(S＝R－W/(n－1)，S＝分数，R＝做对题数，W＝做错题数，n＝可能的答案数)。⑦再次，测验的试题以客观题为主，记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主观的干扰，甚至发明了记分机器，省时省力。⑧最后，原始分数统计出来后，经过一系列的测算转化成“比较的记分法”。旧的记分方式是各科分数相加，按照分数的高低排定学生的名次，而比较记分法，“先计算考生在该科考试中的位置，再对应相应的分值，这就可以避免因各科试题难易、评分宽严对学生名次的影响，因而也更公正。”[49]这虽然不如现代标准化考试的记分精确，但是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测验也有缺陷，“标准测验的编造，其手续极为繁重，不是普通学校教师所能胜任；已有的标准测验，其内容、功用，常常不能与教员当时教学情形相适合，不合于教员当时的需要；不能予学生以尽量发表思想、见解的机会；不能训练学生以文字发表思想的能力；应用不当，易流于机械化，使学生专着重强记而忽略理解。”[50]而旧式考试恰恰能弥补测验的缺陷，可以说双方是互补的，而非排斥的。新法考试运动也不是以标准测验取代旧式考试，而是使标准测验和旧式考试的长处相互融合，尽量祛除其缺陷。心理和教育测量理论的引入，对旧式考试向科学化方向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大学入学考试文化的更新，对于实现德智体全面考查，提高入学考试的效度、信度，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三、中西融合：大学入学考试的改进运动
经历了前两次论争之后，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与文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又面临着新问题。激情过后的人们冷静下来，思考西方测验理论的本土化，探寻传统考试的现代化，为解决“中国式大学入学考试问题”探路。这一运动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加强，抗日战争的环境日益艰险，因此政府推动建立统一招生制度，以克服单独招生的弊端。这次论争吸收了前两次论争的成果，走过了简单否定传统、引进外国理论的阶段，开始探索本土化的大学入学考试。
第一，大学入学考试的“存废问题”。虽然考试有诸种弊病，但它是传统文化的产物，适合国情，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考试已经站稳了脚跟，“要废除它似乎比取消篝火节或者圣诞节更无可能”。[51]大学的容量远低于考生的需求量，因而不得不引入选拔性考试，而淘汰必然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强烈不满，因此人们努力寻找代替考试的方法。其实，“考试——尤其是入学考试并非一种测验成绩的尽善尽美的标准，过度繁难的考题与过度严格的录取也不见得能够收到程度极好的学生，”且“一个学校要博得社会上的好评，并不在收取的学生个个程度都好，而是在毕业出去的学生，程度个个都不错。”[52]故主张废止入学考试。废考论者还认为“教育贵实际与普及”，大学现行考试制度不能“使人人均能入学，”“学子应付考试，类凭记忆，固不切于实际。”[53]他们所提出的大学入学考试的弊端，仍是老调重弹，替代方法也并无新意。甚至有人提出将大学入学考试与中学毕业会考合并举行，其办法与全国高等考试略同，其优点惶惶12条：“免去许多不必要之重复；减少人力物力等无谓之消耗与损失；各单位范围较小，监试易周；自斟钩心斗角花样翻新之舞弊事项；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入学标准，原则上可以一致；学生参加一地一次的考试，等于参加全国各大学入学试验；如此考试分发，免得一人考取数校，占去他人录取名额。”[54]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入学考试有存在的必要，“考试将永无废止之一日，不过考试制度，可以随时变更而已。”[55]
第二，大学入学考试的“统独问题”。抗战爆发前，各大学均采用单独招生考试制度，产生了很多问题。1938—1940年，实行了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制度，时间虽短，但影响巨大。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克服了前者的缺点，但因不能适合大学个性化的要求，也曾遭到交通大学等的强烈反对。由此，各界围绕单独招生和统一招生展开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统一招生制度没有实行的必要，“招生是学校行政的一种，应由各校自行举办，用不着政府来统筹办理。尤其是大学院系繁复，各院各系自有其特点，自行招生，可以保持他的特点于不坠。而且这种具有特殊性质的院系，招收新生的标准是不同的。如实行统一招生，采用统一的标准，未见可以适应各校的特征。”[56]7-13主张各大学单独招生者的理由是，“自行招生能招得程度适合之学生，尤以因学校院系复杂，各院系各自有其特点，自行招生程度适合，可保持其特点；各院系科组之新生分配得当；学校就附近各地招生，新生就近投考，学校学生俱感便利；学生投考机会较多，可减少不幸落榜之弊；试务较简易于办理。”[57]但是，单独招生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耗费惊人，且考生奔波于各地应考，身心俱疲，考试权威性不足，考试方法与办事手续不易缜密精确，更不易作进一步的研究改进，而各校的考试科目差别很大，录取标准高低不同，重复录取几率大，有的命题超出高中课程标准以上，甚至要求用英文答题，边远省区的考生应考尤为困难，“学生报考数校，考生相同，科目相似，时间相近，惟学校不同，地点不同，试题不同，录取标准不同，费时，费事，费金钱，费精神。”[56]7-13抗战胜利后，教育复员，大学又恢复了单独招生，但弊端也随之出现，故主张实行统一招生者不在少数，“此办法的好处至少可以使学生不致疲于奔命，减少录取机会，同时也可以使各校不致收重复的考生，考题也可以比较合理化。”[58]1947年，著名学者朱光潜也痛陈单独招生和联合招生很不合理，主张招生考试原则上要统一，以解除考生和大学教师的奔波之苦。[59]其实，统一招生制度与科举传统有一定的联系，它适合国情，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便利考生应考；而单独招生制度符合大学个性化的需求，有利于学术自由。其各自的利弊得失，见仁见智。
第三，大学入学考试的“科学性问题”。试题是否客观，涉及考试的有效性，入学考试的科学性问题则关系到考试的存废。其实，此问题是传统考试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是西方测验理论中国化的扩展与深化。大学入学试题经过“新法考试运动”的改造后，已具有相当的现代性，但仍存在很大的问题，其客观性、有效性深为时人怀疑，论争由此而生。首先，大学入学试题向教育测验方向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研究者的共识。良好考试的标准，在教育测量学上讲来，须具有“客观性、效度、信度，”“可惜为入学考试命题的，往往不谙教育学术，熟谙教育学术的人，又得不到参与命题的机会。”[60]人们抨击旧式考试是“断命不衡文的”，命题的原则应为：“范围要广；力避隐秘与琐屑；题目须多；题目须简；出题不可以自己好尚为选，材料标准须合于现今一般中学所使用者；题目的材料须为重要的；题目须清楚，无有疑义，或学生不能了然之弊。”[61]旧式考试受到的批判最多，但新法考试也并非完美，“新法考试很容易流入专问人名、地名、年代、面积、人口等零星知识的弊病，非但有损考试的效度，且暗示考生一种不正当的求学方法，”因此，“就目下实际情形讲，新旧方式不妨同时并用。”[62]1-31937年，教育部针对试题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试题范围，应切合标准；试题数量，应有相当限度；考试方法，应符合测验原理；问题无力求切要普遍具体而确当。”[63]这些建议对大学入学考试的改进起到了相当的作用，40年代教育部宣称入学试验方法得到了改善，试题数量加多，试题力求具体，兼用测验方法。[64]其次，入学考试能否有效选拔新生，存在分歧。从试题来看，“凭着现在大学入学试验的国文卷子，是很不容易看出学生够不够的上标准的，”[65]大学添设国文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的国文程度差。”[66]从入学考试成绩与在学成绩的相关性来看，入学考试应该对大学生在学成绩有预测性。有研究证明，“各学系学年总平均与入学试验平均之相关，除史学系外，均甚高”，足以证明“入学考试之正确性。”[67]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的入学考试，“虽然容或不公平的选择，但在现行的学制下尚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替代他，并且在大体上选拔的标准尚还可靠”，“利弊相较，这种制度仍还有维持的价值。”[68]但是有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甚至看不出入学试验和在校学业成绩具有正的关系，”[69]6-8入学成绩与在学成绩相关度过低，“因而入学成绩之预测性似乎过小，”主要原因在于考试方法不良，出题不合理，改进建议为：“改进考试方法；参考原校成绩及会考成绩；规定试读制度。”[70]
第四，大学入学方式的“多样化问题”。大学入学考试不但出题不科学，而且仅能测验学业成绩，难以全面衡量考生的素质。因此，考查方法多样化成为人们的共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入学考试并非完全有效，多方面的招生方法是发展趋势，学者们的建议也颇为类似：“知识考试；中学成绩及班中等次之审查；智力测验；操行调查；直接接触；”[71]“以新式成绩测验代替传统试题；利用智力测验；参考中学时期的成绩；考虑年龄。”[72]提倡入学考试中加入智力测验的声音较为强烈⑨，“智力测验在选择考试时有很大效用的，据在浙江大学试用的结果，不满两小时的智力测验，和十多倍时间的各科考试，对于预测入学后第一年成绩，几乎有同等效力。智力测验的优点大概有两方面：(1)信度比普通考试高，结果决非出于偶然。(2)注重心智的灵敏活用，不像普通考试限于呆板的教材。”[62]1-3也有人认为大学招生不重视体育和德育，“这不能不说是入学考试时的一种极大错误！今后招生，对于之前在中学时操行成绩及体育成绩，丞应一并重视。”[69]6-8
第五，大学入学考试的“录取标准问题”。单独招生时各大学的录取标准不一，名牌大学的考生多，便将标准升得很高，较差的大学考生少，便将标准降得很低，没有统一的标准。统一招考制度建立后，曾宣称统一标准，提高程度，但实际上很难令人满意。针对录取标准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在大学本身每以录取标准太低，不能提高程度，而社会方面又恐录取标准太高。”[56]7-13首先，大学方面大多认为录取标准太低，程度划一只是一种很低的划一。录取分数一再降低，零分科目的限制太宽，与大学的要求相距甚远，这无论如何是取得太宽。[73]135-138有论者甚至认为统考的录取标准，“也许令人失望，认为距离理想太远”，“在题目的改易下，在五年的提高中，其录取标准也不过由三十分升到三十六分，五年六分的进步，真难叫我们满意！”[74]其次，社会批评标准太高的也不在少数，“避免多数青年失学，希望大学能尽量容纳，期储备多才，蔚为国用，其用意无非也是为国家前途打算。”[56]7-13战争时期国家急需人才，失学青年过多对国家也不是好事，确有必要考虑青年失学问题。但是大学也非人人可入，也非人人能人。“二十七度招生标准的降低，报告书上明白地说是有救济的作用的。救济当然是必要的，不过救济青年是一事，为国家养育人才又是一事，决不应混为一谈，即决不应以大学校为救济所。”[73]135-138其实，即便在和平时期，录取标准问题同样存在，这反映了提高与普及、效率与公正、知识论与政治论的矛盾。大学向谁开门，为谁服务？是培养学术精英，将其分配于上等社会；还是扩大招生，导致“教育膨胀”，培养一种不安定的“教育无产阶级”，[74]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
第六，大学入学考试的“资料保存与研究问题”。当时的学者开始呼吁注意保存考试资料，加强入学考试的研究，这既有利于学生的应考，也有利于考试的改进。他们以身作则，加强了大学入学考试的研究，研究成果大幅增加。早在1921年北京大学沈兼士先生就向北大入学考试委员会提出建议，把历年入学试题集印分发给各中学，把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拨存国文系参考室，以供教师和学生研究。这样既可使考生明了北大入学考试的程度与趋势，又可见考试方法的改良趋势。将试卷资料做成统计，“将考生的出身、学校分别注明，以便查考某处某校有某种的毛病，这实在是一件有趣而有益的事情”，[76]教师可以将试卷作为授课的实例，也可以作为个别施教的前测资料。20世纪30年代，更有学者将入学试题和应考者的统计称为“入学考试的副产物”，主张公开发表之。入学考试是教育上的一个大典，“研究教育的人，如果拿他做一个题目来研究，一定是值得的。如果有好事之徒按科学管理的方法将考试的全手续都规划清楚，采用最进步的智慧测验的方法，并最合理的计算分数的方法，将各种考试的内容，做出精密的设计，一定是教育上最有价值的工作。”[77]4-6大学不肯发表试题可能怕引出社会无聊的指摘与批评，担心试题成为学生揣测的工具，也不无道理。清华大学入学试题的“对对子风波”⑩就是一个例证，但是这也不能成为拒绝发表的理由。尤其是在当时统计资料贫乏的情况下，考生的男女比例、年龄、籍贯、家庭职业、志愿等统计甚为重要，“这些都是研究教育，研究社会最难得的，最有价值的资料。”[77]4-6从当时的研究成果来看，不仅数量大幅增加，而且涉及问题全面，研究较为深入。
民国中后期，各界对大学入学考试的研究和讨论异常热烈。论争的广度和深度均大大超越以往，几乎涉及了招生考试的所有领域，研究的方法也逐渐多样化。人们也不再仅仅受激情和感情左右，废考运动和新法考试运动的成果逐渐内化。人们以理性的眼光审视传统考试和西方测验理论，探讨解决本土化的入学考试问题，企图构建中西合璧的现代化招生考试制度。中西考试文化实现了深度融合，中国化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呼之欲出。
注释：
①迟明：《废止学校的考试制度》，流水：《废止学校一切不良的制度》，《废止考试研究会之发起》，朱谦之：《反抗考试的宣言》，一峰：《我的废止考试后之救济办法》，列悲：《“学生解放问题商榷”之商榷》，付声：《大学废考问题》，刘崇年：《废除考试后之办法》，殇功：《考试废止后，我们怎么办？》，黄琛：《我对于废止考试之教员问题》，C.C.：《废除考试及毕业》，列悲：《“学生解放问题商榷”之商榷》(续)，分别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1月25日第4号，第1-2版；3月14日第11号，第8-9版；3月21日第12号，第11版；3月28日第13号，第5-6版；3月28日第13号，第6版；3月28日第13号，第7-8版；5月9日第15号，第8-15版；5月9日第15号，第9-10版；5月9日第15号，第10-11版；5月9日第15号，第11-12版；5月9日第15号，第15版；5月16日第16号，第8-9版。
②北京大学师生对考试制度的存废展开讨论，议决内容参见《北京大学议定变更考试制度》，载《教育杂志》，1920年第13卷第1号，记事。
③民国时期测验理论的输入与研究盛况空前，编写各种量表，组织测验，培养测量人才。参见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0卷《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
④中国测量学会的成员众多，定期发行学术刊物，组织学术活动。参见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0卷《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⑤民国时期，廖世承、赵廷为、艾伟、黄觉民、史美煊、吴南轩、陈选善、黄龙先、萧孝嵘等分别在《教育杂志》、《测验》、《心理》、《教育通讯》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心理与教育测验相关的论文。详见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七卷(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⑥测验的考查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涉及人的素质的主要方面，且具有可操作性。详见太玄：《学校儿童心理检查法》，载《教育杂志》1918年第1-5号，1-11，13-29，39-61，73-93，117-141页。
⑦公式甚为复杂，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可靠性。详见史美煊：《客观考试法概论》，载《教育杂志》1931年第23卷第7号，第29-35页。
⑧黄氏发明了在硬纸卡片上打孔的记分方式，并配有“测验测量器”，与当今的“涂卡记分”方式颇为相似。参见黄觉民：《计算测验分数的简捷新办法》，载《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3号，第184页。
⑨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招生时都曾试行智力测验。参见赵廷为：《关于大学招生问题的几点感想》，载《教与学》1938年第3卷第12期，第11-13页。沈有干：《入学考试的改进》，载《教与学》1937年第3卷第1期，第1-3页。袁伯樵：《改进大学入学考试之商榷》，载《中华教育界》1949年复刊第3卷第10期，第32-34页。
⑩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中有“对对子试题”——“孙行者”，试题发表后引起非议，成为公共议题，有人认为这是复古逆流，有人认为这题目出的好，适合国文的性质。这直接影响了当年的新生录取和次年的作文考题。参见罗志田：《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7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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