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朱维之先生来找我，让我读一遍他刚刚完成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稿》。我真是受宠若惊，便满口答应，并且很快便恭恭敬敬认认真真的读起来。读起来之后，便不断产生了一些与这部著作似乎有关又似乎不甚有关的想法，其中还夹杂一些片断回忆。

朱先生的这部著作，是在他一九三八年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的基础上重写的，框架大抵不变，而丰富了内容，补充了新的章节；篇幅大约是《史略》的三倍半，而基本的思想，并未有太大的变动。

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世沧桑，一位古稀老人，来重写他青年时代的著作。这其中恐怕是有许多可以玩味的吧！

学术无疑是发展了。朱先生出版他的《史略》的时候，国内还没有一部文艺思潮史，文学批评史也正处在草创期。现在就不同了，举凡中国文艺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涉及的问题，研究都深入了。在专题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再来审察文艺思潮的史的发展，当然会有新的发现。朱先生大概是考虑到这一点才重写的吧！不过当我读到他那用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出的，如蝇头大小的楷书的书稿时，肃然之中不禁想起了其它的一些事。朱先生是以认真、谨严著称的，从做学问到生活方式，全都有条有理，按部就班。传说他每天的饮食，是师母按营养需要严格搭配的(师母精于此道)，每天一套的太极拳，几十年从不间断。现在虽然八十三高龄，依然满面红光。前几年体格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的心脏有如五十岁人。他七十岁那年，是一天直登黄山顶峰的。这样的体格，恐怕就得力于他那有条有理、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这几年他精力之充沛、成绩之斐然，实在令人惊讶。单在八十年代，先是出版了两部译著：弥尔顿的《复乐园》和《失乐园》(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着先后主编了《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此书与赵澧先生共同主编，并获得了国家教委高校教材一等奖)和《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同时完成了《希伯来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和《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古稀之年而有这样的成绩，当然与数十年的积蓄有关，但也与他那有条有理、认真谨严的作风有些关系。他是从不匆匆忙忙突击文章的，准备好了，从容不迫、不紧不慢地写，看似不急，其实是快了。五六十年代，他好象不怎么写文章。那时他教学任务重，加以其时主持系政的李何林先生，是强调教学的，写文章往往被目为不务正业。现在打个岔，来说到李先生了。李先生是以正直高洁、刚毅不阿获得学生衷心崇敬的。有一次在批判他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全系大会上(针对他那篇被诱骗出来发表而后又加以批判的《十年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小问题》)，他逐条反驳，坚持自己的意见。我现在还保存有一张他当时发言的像片，那刚毅自信的样子，至今还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对于他的重教学、轻科研，后生小子如我者，却颇有腹非。不过对于他治学的谨严，却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三十多年前听他讲鲁迅的《野草》，至今不忘。他能烂熟地征引《鲁迅全集》的其它文章，把很难懂的《野草》讲得清清楚楚。现在能象李何林先生讲得那样字字句句毫不含糊的，恐怕不多了吧！那样谨严的学风，现在是仿如隔世了。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落伍者的一声轻轻叹息。

由朱先生《中国文艺思潮史稿》的蝇头小楷而连及上面这一些关系似乎不大的事，现在该回到这部书的本身来了。这部框架大体上是五十年前构造起来的书，却给了我一种新鲜的感觉。这大概是它与几十年来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习惯于以朝代为基本构架单位不同的缘故吧！看惯了，也就看腻了，再见到许久没有露面的另一种框架，便觉出新鲜感来。这书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打破朝代界限，而以思潮的变化为线划分段落。这种划分，显然较近于文艺思潮的史的原貌。例如，他把东汉至唐前期(至盛唐为止)划为一个大的时间段落，认为这是一个佛道思想泛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他集中地讲了佛教的传入给文艺带来的影响；讲了佛道思潮引导士人走向自然，在文学中出现了对自然的礼赞；讲了佛教的传入对中国诗歌的格律化和口语化两股潮流的影响；还讲了佛道思想给小说、绘画、雕塑和音乐带来的变化。习惯上文学批评史、文艺理论史界是把六朝与唐分为两个时期的。如果从时代风貌上看，这两个时期确有不同，例如，在诗歌上同是写山水田园，陶渊明、谢灵运与孟浩然、王维显然有差别，陶、谢诗中清远闲适的境界里，没有王、孟诗中那种热烈的生命的气息。又如，同是佛教造像，北魏劲健而唐人圆润。绘画与音乐，同样也有时代风貌上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更开阔的地方，以纵览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则这两个时期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文艺思潮又是相同的。归卧自然，从大自然的美中领略人生情趣、体味人生价值，这样一个思潮显然是佛、道兴起之后才逐渐出现而到盛唐达到高峰的。到了中唐，复古思潮起来，情形便又一变。所谓复古思潮，其实就是儒家的干预人生的思想潮流。中唐士人从理想的天国回到了人间，文艺也便从理想的美的追求回到表现社会问题上来了。朱先生在这书里把唐后期作为另一个时间段落，标以“社会问题和复古运动”的题目，讲杜甫、白居易和韩、柳古文运动。应该说，这是很有眼力的。文学史界往往把杜甫归入盛唐，好象还因此有过争论。从文艺思潮的演变看，把杜甫从盛唐中剔除出来，而归入唐后期，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样的方法，朱先生从更高的观察历史的角度，把从南宋开始到元初划分为一个时间段落，认为此时文艺思潮的特点便是广泛地表现爱国主题。他给这一时期标以“民族意识的高涨”的题目。如果从小角度考察，这个时期里文艺思想倾向当然有许多差别。南宋与金、辽，就很不一样，它们都同在中国版图内，当然应在统一考察之列；南宋爱国文人与宋末元初数量相当不少的以淡雅为宗的文人之间，差别也不小；宋院画所反映的审美情趣与文人画所反映的审美情趣当然也不一样；还可以举出其它的一些差别来。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画卷来考察，要你说出来这时期文艺思想潮流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最足以反映这个时期的时代脉搏，你当然会回答说是民族意识、爱国主题。

诸如此类。这是这书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开阔的视野和大概括，传神的把文艺思潮发展的主要风貌一一点出。如果就每一问题的细微处要求它，它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材料都是人所熟知的，无所发现。但是，一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它却给生动地描绘出来了。我常常想，虚幻是很不好的，我们非常需要一种追根究底的精神，把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弄个水落石出，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到总结历史规律的问题。但是，在一个个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都弄清之后(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升一步，纵览历史的。

这书的又一特点，便是论文艺思想的发展着意于描述这种发展的复杂现象。在这书的前言中，朱先生有一段话：

观察文艺思潮的发展，要看主潮，就是各个时代文艺的总趋势，各个时代文坛的风尚，流行的气派。但也要意识到：一个主潮出现时，必有潜流、逆流或漩涡在活动着。这种潜流或逆流往往会上升为下一时代的主潮。

这是很精彩的一段话，也是全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重要支柱。书的章节中可以看到明显地贯穿着这些思想。论中唐复古运动，又交叉着从中唐开始至北宋的唯美思潮；论元明的古典主义，又交叉着明清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并不是径渭分明的，它的变化也并不在某一个时间截然交接，事实上存在浸透与交叉。本书在讲渗透与交叉时，是很明晰精彩的。

这样一本广泛涉及理论问题的书，却写得很随和，仿佛微笑着写的。就像朱先生本人一样，总是笑嘻嘻。在我的印象里，怎么也找不到朱先生生气的样子。听说“文革”时批斗他，给他画了脸、挂了牌。他回家脸一洗、换了衣服，晚上就挤到广场和学生一起看电影。那时我正沦落深山，后来回到南开，听老同学说起此事，不觉会心一笑。没有高度的自信，没有智者的胸怀，恐怕是不易做到这一点的吧！我不是提倡逆来顺受，只是想，遇到不清不白的环境，知识分子如果善于保护自己，留得青山，于国于已，都会有益处的吧！我们今天能够读到朱先生这样优美的文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