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一带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崛起的必然产物，也必然遭遇与中国崛起一样的挑战与阻力。从长远来看，我们当然对一路一带战略的成功充满信心，但是我们同样要避免这种信心畸化一种不切实际的浮夸。越是宏大的战略，越是需要谨慎务实，盲目乐观带来的浮躁与肤浅是国家战略实施中的大忌。我们的知识分子，要少一些随大流的机巧，多做些冷静而务实的思考。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必须考虑一下一些基本的问题：

其一，如何定位我国与“一路一带”中小国的关系问题。任何概念的提出，都有其现实意义与历史背景。对于中国而言，一路一带是大国权威的鼎盛时期。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我们是仁义之邦，在处理国际关系上迥然不同于西方霸权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但中国与一路一带上的国家并不是平等的。丝路并不仅仅是经济交流之路、文化传播之路，在很多时候也是战争之路、征服之路。今天一路一带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平等的伙伴而是我们的藩属。丝路时代的回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一路一带的提法甚至都可能引起他们的抵触情绪。我们在推进一路一带战略的同时，必须对丝绸之路进行现代性的重构，避免那种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切实打消这些国家的顾虑。

其二，如何处理我国与一路一带中的大国关系问题。一路一带将带来地区秩序的重构，作为中国提出的战略，它必须服务于中国崛起的国家战略。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一路一带上不只中国一个国家有大国理想。我们如何协调与这些地区大国的关系将直接决定一路一带战略的成败得失。西北方向的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具有强烈大国野心的区域强国，它们对于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中亚走廊有着不同于中国的利益诉求。而东南方向的越南在无可奈何地承认中国的影响力的同时，亦对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南亚的印度正处于崛起之中，它不仅对中亚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在东南亚将很可能成为中国的重要竞争对手。抓不住地区大国，做不到以点带面，就抓不住地区走向的主动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国在拉美方向的拓展就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我们把大量资源投放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古巴之上，而相对放松了对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地区大国的工作。在今天看来，我们的选择未必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其三，是一路一带的摊子到底铺多大的问题。林毅夫先生的最新提法是一路一带还要加上一洲。这种提法当然是高瞻远瞩的，但是它也忽视了一个生活小常识，那就是在面粉一定的情况之下，煎饼摊的越大，饼子就越薄。很多时候，盖10层楼可能顺顺利利、风风光光，但是心太大要盖30层，可能最后就盖成了烂尾楼。一路一带就本质而言不是经济战略，而是政治战略。它的目的是重构与我国密切相关的特定区域内的国际秩序，从而改善我国的国家安全大环境，为我国进一步的和平崛起打开局面。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一路一带上的许多投资，在经济上回报率是不高的。目前我国在中亚、南亚的大量投资，其实都是以道路建设、港口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一方面即便这些工程能够盈利，其回本的过程非常漫长，另一方面这些工程能否盈利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疑问。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国企基本上挣的都是我们国家自己的贷款。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学者一谈到一路一带战略，就大谈过剩资本输出。这种提法虽然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但是在很多时候其实并不靠谱。资本向什么地方输出，以什么方式输出，都是根据不同地方的特点发生的。不是穷地方、落后的地方就适合过剩资本输出。比如现在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在快速上升，因此将制造业转移到人力便宜的东南亚或印度会很合算，但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于想象。柬埔寨和印尼的人力最便宜，但是柬埔寨基础设施极为落后，工业园里的企业甚至必须自己发电。印尼的人虽然便宜，但是劳工组织相当发达，而且岛屿林立，交通、电力都极为昂贵。印度的情况就更为复杂，沿海一线虽然人力资源丰富，而且基础建设不错，但是地价非常昂贵，而内陆地区虽然人也便宜、地也便宜，但是基础建设又非常的落后。种种复杂的情况实际意味着，一路一带上的许多国家的投资环境并不令人乐观，相比而言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甚至更值得发达地区的过剩资本的进入。我们在一路一带上花的很多的钱，不是算经济账的，是算政治账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际援助有一条成功的经验，那就是要算大帐不算小账，但是也同样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摊子不能铺太大，投钱不能太豪爽，升恩斗仇的老话不能忘记。

其四，是一路一带上许多国家的政治风险问题。很多中西方学者拿“一路一带”来比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这两者的确有相似之处，但是马歇尔计划是在美国的军事霸权之下进行的。在那个时候，美国人事实上对西欧进行了军事占领，中国的一路一带没有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军事保障。这意味着投入到一路一带上的大量的资产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保护的。真遇到了撕毁协议、翻脸不认人的流氓，我们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办法。这并不是开玩笑，缅甸近来发生的一切，不管是对中方水电站的打压还是对中方铜矿的围堵，其实多少都和缅甸的政治转型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行为，很容易被视为政治行为。尤其是在经济效益并不显著的时候，它的政治性更强。也正因为此，它会受到政治强烈的影响。而以国有企业为主，以基础建设为主的经济行为是我国目前对许多一路一带国家经济进入的主要方式。因此这些国家政局的稳定性，尤其是对华关系的稳定性，对一路一带战略的影响极大。然而许多一路一带国家的内部政治正在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自身的政治过程缺乏稳定，有些国家比如缅甸、泰国是民主转型的问题，有些国家比如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坦、阿富汗是地方势力强大、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盛行的问题。有些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面临老人政治走向黄昏，接班人政权交接的问题。另一个方面，则是因为许多一路一带国家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长期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因此政权容易受到外来势力的强烈影响。比如中亚几国长期被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比如印度对阿富汗持续增加的援助，比如美日对缅甸民主转型的介入和对菲律宾的支持，又比如印度正在不断增加的对斯里兰卡的影响力，斯里兰卡的新政府的态度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在斯里兰卡的港口项目，而这个项目将是一路一带的重要支点之一。如果我们足够坦诚，我们就必须承认一路一带上的政治不确定性正在增大，而这将可能对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提出挑战。

其五，一路一带最有可能突破的是东南亚地区。一路一带并不是一个全球战略，它是一个基于中国视角的，超越了西方政治地理划分的区域概念。这个概念虽然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但它的内部仍然存在着西北与东南之间方向上的分歧与紧张。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也是所有兴盛的王朝都面临过的困惑。相比于在战略上挑战重重、经济上获益有限的西北方向，一路一带在东南方向更可能取得积极的突破。一方面，这是因为广泛存在于东南亚各国的华人阶层。值得注意的是，华人对中国的天然亲近，并不等同于他们与我们分享共同的国家认同。虽然由于特殊的历史脉络，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华人阶层国家认同感薄弱，但是泰国、新加坡的华人却具有较强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相对较为稳定，其对华政策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与可预测性。除了缅甸之外，东南亚各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基本定型，虽然东盟的部分国家与中国仍然存在着岛屿纠纷，但是随着自贸区的发展，东南亚的经济已经与中国不可分割。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东南亚的粮食与石油，将能够极大有助于中国实现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

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战略的实现，都是高瞻远瞩与脚踏实地共同作用的结果。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似乎前者太多，而后者太少。我们的一些学者要是能够少一些泛泛而论的国师情结，多一些做小问题、做真问题的专业劲头，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