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不逢时，高中没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业被迫中断，人被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荒废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八年青春，这八年本来是可以为造就一个科学家奠定基础的。不过比起那么多早我十年倒霉、一生都被运动所毁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只被耽误了十年，一代人的疯狂（反右、大跃进、文革）结束时我还不到三十岁，还来得及重新开始。对于太多的不幸者而言，一生的悲剧已经铸成，变革来得太晚了。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愚民的年代。知识不仅毫无用处——知识的社会价值非但被人为地贬低到零点以下，而且还可能给人带来麻烦——“知识越多越反动”。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我当然对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不断无端遭受迫害有切肤之痛。然而，一方面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一方面出于一种期盼中国不会永远如此的模糊信念，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坚持自学，义无反顾地往“臭老九”的队伍里挤。那时自学最大的困难在于书籍的缺乏，图书馆的书烧的烧、封的封，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类书籍都是禁书。我们想方设法，跟当时庞大而又复杂的“内部发行”、“内部阅览”系统玩起危险而又刺激的捉迷藏游戏，或买、或借，千方百计地把一切有可能搞到的书搞到手，饥不择食地读完一切可以搞到手的书籍。就这样，当我的绝大多数同龄人都在被迫虚度时光时，我不甘听凭命运的安排，顽强抗争，精读了大量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类著作，并坚持自学外语，决不放弃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机会。
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赢得了回报。1979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首届硕士研究生。我必须说我很感谢改革开放之初的灵活招生政策，它允许我以同等学力报考。这样，尽管从未上过大学，凭借我在文革十年中自学的积累，我自觉在文科基础学科方面的学识不输文革中毕业的所谓“工农兵大学生”，甚至堪比文革前入学的“老大学生”，所以才敢跳过大学本科直接报考研究生，以追回那段失去的岁月。这就是我的履历上有研究生学历却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原因，以致后来无论国内国外，每次为入学、求职、提升等目的填表时，都要费事解释何以大学本科是空白。
那时的研究生，跟现在真有天壤之别。高考恢复后的头两年里，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全国也不过区区数百人，不像现在动辄数以十万计，连博士都是批量生产。物以稀为贵。当年的一个硕士研究生，比现在留洋的海归博士都更稀罕、更金贵，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两年之后毕业，留所工作，在美国研究室专攻美国经济。再过两年，被评为助理研究员（相当于高校讲师），获得了专业技术人员的中级职称。那是文革结束后首次恢复职称评定（上一次是1956年），所以相当隆重，全国高校及研究机构一体遵行。我当年拿到的“职称证书”就是全国统一样式的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大印的绿皮护照式证件，有人戏称为“全国粮票”，以区别于后来将职称评定权下放分散到省/直辖市教委和教育部直属高校后的“地方粮票”。正因为后来权力下放，那一次就成了文革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统一职称评定，而我的“国家”职称证书也就成了有收藏价值的“绝版”。
那时的研究生稀罕，那时的教授也稀罕，还没出现如今“教授多如狗、大师满地走”的繁荣兴旺局面，因为当年的职称评定还是比较严肃认真的，不像现在那样肆意放水。教授和研究生都稀罕，其他职称自然也水涨船高，一个助理研究员或讲师在当时还挺是个人物。当年，三十刚出头的时候，我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当时国内最高学位），评上了中级职称，与我的同时代人相比（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大多还在大学念本科），可以说是抢占了先机，进入了快车道。记得那时参加一些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与会专家多为文革前参加工作四十出头的人，学界在30-45这个年龄段出现了专门人才的断层，而我恰恰是这个年龄段里凤毛麟角的漏网之鱼，所以颇有些引人注目。尤其在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是少数能用英语发言、直接与国外学者对话的中方学者，更带了点“崭露头角”的意思；加上常在学术刊物和新闻媒体上发文，当时在美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圈内还有了一点小小的知名度。一切迹象表明，如果我选择留在国内发展，面前将是一条前程远大的坦途。
可是我没有。我毅然中断了我那前景光明的学术生涯，选择了去国外留学的艰难旅途。这还得从我打小的志向和我当时工作的性质说起。
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刚上小学不久吧，就立志要当科学家。那时和后来很长时间里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如此自然、如此理所当然，简直就没有想过还有别的生活道路。我以为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都是想要成“家”的，不是科学家，至少也是个文学家、政治家之类。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有许多人从小压根就没想过当什么家，他们的志向很朴实，就是当个工人、技术员、售货员、老师什么的，或者是转个城市户口，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可不。打小我就爱看科学家传记和科学发明的故事，憧憬着有朝一日也能在科学史上写下自己的一页。甚至连残酷的文革都未能粉碎我这份梦想，虽然学业的中断和自学的困难迫使我放弃了成为一名真正（即自然）科学家的奢望（自然科学很难自学成才）而转向社会“科学”，但成“家”的念头却从未泯灭。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科学”二字要打个引号，因为它们其实并非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那么客观、严谨，那么我当时在上海国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就更跟科学沾不上边了。在中国，特别在那时，特别是文科，研究机构几乎全都是官办的，而官办研究机构的工作模式则是千篇一律、大同小异的：一事当前，首要任务是 “领会中央精神”、“对口径”，即从相关领导部门就某一问题下发的红头文件中去学习吃透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方针；接着就是收集资料，那些外文底子不行的研究人员只好倚重国内的中文资料，主要是新华社一天两本的《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和国内其他研究机构的“调研报告”，而外语好的人在占有资料方面的优势，就是可以从国外新闻媒介或专业期刊上获得额外的信息；最后一个环节，用一些资深研究人员自嘲的说法，就是靠“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剪剪贴贴，为“中央精神”提供事实根据和分析论证，一份“研究报告”就这样出笼了。这里，外交决策形成了一个缺乏来自外界反馈的、自我肯定的死循环：上面的“精神”传到下面，经过附和与强化再回到上面，就算是经过“论证”的“科学决策”了。国家花费重金支撑的所谓“智库”，不对决策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批评，只是一味对来自上面的“精神”给予肯定和赞扬，完全放弃了它们对政府决策应尽的监督、提醒、批评、建言的社会责任。这样的工作，从大处说，对国家对社会毫无积极意义，与科学研究的探求真知也毫无关系；从小处说，对个人也不构成任何智力和学识上的挑战：说是研究工作，其实无非就是资料员加书记员的差事；说是研究员、教授，其实依我看一个高中毕业生也就够了。所以，八十年代初，当周围的人们都在羡慕我有一个多么舒适安逸、多么“前途无量”的工作时，我却一直在问自己：你愿意就这样蹉跎岁月一辈子吗？
虽然上了文科这条“贼船”，源自少年梦想的科学情结却还是痴心不改。当时看到西方发达国家都有“政治科学”，就跃跃欲试，想要看个究竟。特别是1984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当访问学者期间接触到政治科学中的量化分析，更是充满了好奇，一心想知道人类社会那么多复杂的不解之谜究竟是否能靠那些高深的数学公式找到真正“科学”的答案。于是，当机会之窗终于在我面前打开时，我不辞38岁的“高龄”，怀着对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的求知欲和探险精神，踏上了负笈求学之路。
留学的第一年是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州立大学（UT Austin）度过的。去那里是因为它破例让我这个外国学生第一年就当上了助教（TA）,理由是我以前曾在那里作过演讲，系里的教授们认为我的英文足以胜任。奥斯汀的政治学当时在美国排名第18位，能在虎踞龙蟠的美国学界有此排名已经殊为不易，其师资实力还是相当雄厚的。我在那里曾经跟那位大名鼎鼎的W.W.罗斯托做过一学期一对一个别辅导的“独立研究”课，领教了他那热烈而倨傲的南部牛仔风格。那时他正在和保罗·肯尼迪进行辩论，把后者的“美国衰落论”骂得狗血喷头，于是就让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作为课程作业。文章写出来他一看大怒，因为我站在了对立面，所以只给了我个B+（那是我在Austin得到的唯一一个B，破了我的全A记录），并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小子，你不懂…”。这是我在美国学到的关于“客观公正的社会科学”的第一课。教国际关系的R. Harrison Wagner大小也是个名人，我是在他的课上第一次读到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但他的强项是形式理论与模型（Formal Theory and Modeling）。有一次我试探地问他，是否希望我在他那个领域发展，他回答说，曾经有过许多极其聪明的“神童”或天才试图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but there are lots of dead bodies out there.”从此我便断了这方面的念头。
Gavan Duffy 当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毫无名气的讲师，却令我印象深刻、终身难忘。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左派，曾在课堂上与一位来自智利的右翼学生“厚黑”（George的西班牙语发音）唇枪舌剑地激辩到天昏地暗，而是因为他是带我进入“科学研究方法”殿堂的领路人。我修他开的一门政治学方法论课程，分为“科学哲学”、“统计分析”和“研究设计”三个部分。虽然在美国只是研究生的入门课，其内容在当时对于中国大陆来的文科学生而言不啻天书。那些美国学生耳熟能详的科学哲学大家的名字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老师在课堂上一讲，别人都在点头会意，我却茫然不知所云，只好用拼音记下那些姓名的发音，下课后直奔图书馆去查百科全书。Duffy 是个统计学原教旨主义者，他要让他的学生掌握统计学最基本的原理，而不是只知道摆弄那些统计软件，所以对那些关键数值，他都要求我们一步一步人工计算，不许用计算机代劳。于是，在期末考试的课堂里就出现了一班学生手持计算器在进行4位乘除、6位开方、8位加减手算大战的奇观，这可苦了那班一贯依靠飞机大炮的美国学生，却给了我等只见过小米步枪的“土八路”一个展示“比较优势”的机会。直到今天我还感激他的这种教育方法：多数人只知道那些统计学数值的用法，而我却知道它们是怎么算出来的，当然也就知道它们的来历和原理。
在奥斯汀度过留学生涯的第一个年头艰苦卓绝，除了本人的繁重课业之外，我还得当助教挣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来。当年我们第一代留学生中的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是口袋里揣着国家兑换外汇的限额----40美元----去到美国的，此后就全靠自己打拼，哪里像现在的新留学生，多少都是腰缠万贯、生计无忧的。我助教的两门课程，“美国政府”和“美国外交政策”，都是自己从未修过的，只好边学边教，或者叫现趸现卖，还得保证教学质量，所以特别费劲。试想，下面坐着一班美国大学生，我一个外国人在上面给他们讲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对外关系，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好在一年下来，成绩还不错，自己的课业几乎得了全优，助教表现也得到学生的好评。正当系里的教授和领导对我寄予厚望之时，我却提出了转学的要求。
前面说过，奥斯汀德州大学在美国是好学校，但它毕竟毕竟不是顶尖大学，与譬如当年政治学研究生教育并列全美第一的哈佛和伯克利不可同日而语。我的想法是，同样都是辛辛苦苦地念一个博士，为什么不念一个排名第一的学校呢？帮助我下决心去伯克利而不去哈佛的一个因素是，我的主业是国际关系，而当时伯克利的国际关系要比哈佛强得多：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阵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肯尼思·沃尔兹和厄恩斯特·哈斯都在伯克利，哪里还能找到比这更理想的学习国关的环境？特别是在奥斯汀时读过沃尔兹的书后，我就十分向往能投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
就这样，我去了伯克利。跟美国大多数一流的、课程设置齐全的政治学系大同小异，伯克利的政治学系设有九个专业方向：美国政治、公共行政、公法、政治行为、政治理论、政治学方法、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和地区研究。按照常规，每个博士研究生必须选择一门主修、两门副修共三个专业。当时在美国学习政治学的中国留学生，多数会选择地区研究中的中国/东亚研究，并以与之配套的比较政治作为主修，然后再随便选一门副修。这种选择自有其合理性：中国学生在中国/东亚研究上当然会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我却有不同看法，我觉得既然不远万里来了美国，就不能一头扎进唐人街去吃美式中餐，而一定要好好品尝原汁原味的美式佳肴。所以，我就选了一份在中国学生中与众不同的学习套餐：以国际关系为主修，以美国政治和政治学方法为副修。主修国际关系在我来说本是应有之义，因为它在我去美国之前就早已是我的专业了，而且学界还素有“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学科”的说法。学习政治学方法可以满足我长期以来对社会“科学”的好奇心，而且美国又是经验实证科学的大本营。至于美国政治，鉴于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的不可分割性，它对我研究美国外交政策无疑是有帮助的，那么世界上还能有比美国更好的学习美国政治的地方吗？后来我回国后的学术经验证明，这个选择是十分明智的，因为这些方面的知识都是中国国内最需要也是最缺乏的。当然，多数中国学生不愿选学美国政治、尤其不愿选学政治学方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政治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领域；政治学方法更是对语言（因为涉及科学哲学）和数学（因为涉及量化分析）基础有较高的要求，而中国的文科学生对数学多少有点发怵。
在伯克利政治学系获博士学位平均需时8年半，据说历史、哲学更长，要九年十年什么的。入学后第一学年结束时对每个学生有个学力鉴定，有培养前途者继续学业，被认为不具潜力者会被劝退，写一篇论文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一般从第五学期开始资格考试，必须在连续两个学期里完成三门专业的考试，如果有不及格的，每门允许再考一次，任何一门第二次考试仍不及格者会被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出校门。因资格考试不及格而被取消读博资格的人不多，但也时有所闻，成为对学生的强大威慑。每门考试都是六个小时的闭卷考，一般有两到三道简答题和两道论述题，一般拿到题后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就是靠着备考时脑子里死记硬背的东西使劲往纸上写。六小时一到就必须交卷，把乱如天书的草稿复印后交系里存档，然后把草稿拿回家用计算机隔行打印清楚----教授们才不看学生涂鸦的草稿呢！在打印过程中只允许对拼写或其它语法错误做修改，如果发现有实质性改动一律以作弊论处。
尽管对答案的篇幅没有要求，但谁也不敢少写，唯恐份量不足不让过，当时的一般行情是：美国学生的答卷隔行打印后大概有30到40页，外国学生大概是20到30 页，毕竟拿人家的母语跟他们拼咱们还是吃亏。这种考试方式其实很原始，我尤其对死记硬背非常反感，所以就参加了我们那一届学生自发组织的“考试改革委员会”向系里交涉，要求改变考试方式。几次谈判的最终结果，是系里同意把资格考试由三门减为两门（主修必考），但那时我已经考完三门了，所以说是给后人载了树。其实后来想想，在理解的前提下辅以一定的死记硬背还是有相当好处的，我准备资格考试时强记的那些内容，确实印象深刻，久久不忘，受用终身。
资格考试一过，就成为“博士侯选人”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越是质量顶尖的学校，它对学生形式上的、正式的要求反而越少。例如，奥斯汀德州大学的博士学位要求修满60学分，而伯克利加州大学只要求40学分，而且两校都是一门课三学分。伯克利对论文也很少有正式的要求，只有在开始时要通过一个相当容易的、几乎是走形式的开题答辩，到论文完成时甚至连论文答辩都没有，只要论文委员会上所有的教授都签名同意通过就行。然而正是在这一看似容易的程序下，那几年伯克利加大政治学的博士论文获美国政治学会最佳论文奖的数量一直稳居全美各校第一。要求越低质量越高，管得越少成就越多，真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论文写作基本上是一个自我管理的过程，跟自己的导师可以经常见面，也可以一年都不见一次。学校除了给那些很久完不成论文的博士候选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外（主要就是给他们鼓劲打气，激励他们尽快完成论文），并无固定形式的监督管理。这是一个独自面壁的时期，是一个孤军奋斗的时期，也是一场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推动的严峻考验。不少人松懈下来，为闲适或忙碌的生活消磨了斗志，渐渐放弃了学业追求路上最后一程的冲刺。在美国，可以遇见不少这样的终身“ABD”(All but dissertation, 意为“齐活只差论文”)，明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终于还是功亏一篑 。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入学时是25个，最后拿到博士学位的不到10个，其中费时最长的花了13年。后来在国内经常听到“土博士不如洋博士值钱”的抱怨，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国内的博士，从招生起就缺乏质量保证的机制，而且只要进入了博士培养的程序，极少有拿不到学位的。这与国外大学对学位要求不予通融并因此导致相当高的淘汰率的做法成为鲜明对比。还是那句老话，物以稀为贵，谁都可以拿到的，当然就不稀罕了。
我的博士论文花了六年时间才完成，一个主要的原因——或者藉口——是我有着一份稳定的半职工作。当时我正式受雇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名列学校雇员花名册中，头衔是“Computer Specialist”——计算机专家，每周在政治学系的计算机房工作20小时，每天上半天班。我的工作是配合一名专职工作人员负责计算机房中大约20台微机的硬件、软件的保养维修，以及帮助全系所有教职工和研究生解决他们在使用电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真是一项花钱倒贴我都愿意干的美差----当时正是微机的软硬件和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年代，在那个工作岗位上，我亲眼看着我们机房的微机从286变成了386又变成了486最后变成了奔腾；我亲眼看着我们微机的操作系统从DOS变成了Windows，再一个一个版本往上升级；我亲眼看着各种应用软件从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逐渐发展到了微软的一统天下；我也亲眼看着互联网从漆黑一团变成了五彩缤纷。我的这份工作让我成天沉浸在虚拟世界的奇幻中，忘却了论文的烦恼；它又能给我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让我可以不必像其他学生那样每到学期末尾都要担心下学期生计无着；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以悠闲舒适的公校职员的生活取代了艰苦紧张的学生生活，让我失去了悬梁刺股的压力和动力，使我的论文写作陷于停滞。幸亏我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机立断地辞去了那份美差，全力以赴地又用了一年时间把论文完成，加上资格考试前的三年，终于以九年之久走完了伯克利的博士之路。再加上先前在奥斯汀的一年，在美国求学的时间恰好凑了个整数，也正好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寒窗十年”。
又是与绝大多数在美国学文科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我的博士论文与中国和东亚无关，而是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题目为“美国外交决策动机：国家利益对阵意识形态”。在这篇论文中我尝试实现理论上的一些突破。首先，针对学界常见的概念混乱，我揭示了意识形态通过社会制度化而从抽象价值变为实在利益的过程，从而从本质上厘清了价值与利益之间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接着，我又将美国意识形态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民族主义的美国特殊论——从一般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解释了单用一般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异例。最后，我借用我的导师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结构特征——国家实力分布作为干扰变量，建立了一个由一般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形态、一般国家利益和重大国家利益作为自变量，美国外交决策结果作为应变量的动态因果模型，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之间相对权重随国家实力地位变化而变化的复杂现象。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尤其让我自豪的是，这篇论文包括文字全都出自本人的手笔：又是与大多数中国学生不同，我没有请英语为母语的人为它做最后的润色，因为要找到一个在英语写作和专业表述上都比我强的美国人实在是太难了。
然而这篇论文的完成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要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上的。我的导师沃尔兹是结构现实主义（又称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在学界享有极高的威望。他对待自己的理论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一般来说，理论流派的领袖都希望本学派的信奉者、追随者越多越好，因为这样才能实现本学派的发展壮大、繁荣兴旺。沃尔兹不然，他把捍卫理论的纯洁性看得更为重要。他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于1979年出版后，有不少国关理论的学者在认同这一理论框架的同时对他的理论提出了种种批评、修补和进一步完善的建议，有的还提出了自己的“结构理论”的变种，对所有这些他一概拒绝接受，不允许它们进入“结构现实主义”的阵营。因此，与其他理论园地中百花齐放的盛况成为鲜明对照，他的理论园地一直是一枝独秀。就在我的论文接近完成之时，他正在忙于与一位学界新秀Colin Elman在《安全研究》杂志上展开一场有关能否建立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大辩论。
当时我的论文在做的，正是这样一种理论。但我的导师不承认有这种可能，他只承认那是把他的理论“应用于”美国外交决策这一特例。正是因为在论文的基本定位上存在实质分歧，所以他对我建立的结构现实主义外交决策模型提出了批评和异议。我部分接受了他的意见，但是在一些实质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大概有一年之久，我们之间以私人通信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辩论，主要集中于什么是理论、如何构建理论、如何区别理论的构建与理论的应用、如何检验理论等方法论问题上。每次都是他言简意赅地就我提交的章节提出质疑和批评，而我则滔滔不绝地做出回应和辩护。虽然方法论是我的一门辅修专业，但以前学到的多为书本知识，若不是这一次在与导师的辩论中用到了实处，肯定不会有后来回国后在教学和研究中显露的坚实基础。沃尔兹毕竟是大学问家，他并不强迫我这个学生接受他的观点，相反，只要我做出可以自圆其说的论证，他就允许我保留自己的观点。
我的论文遭遇的另一麻烦是“政治正确”问题。我在论文中揭示了二战后以“美国例外论”为代表的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高度膨胀，形成了唯我独尊、以己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外交政策操作指南，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打压不肯屈服听命于美国的国家，甚至非法入侵主权国家、颠覆民主政府，干了不少坏事。这些都是记录在案的历史事实，美国人自己揭露、批判的也不在少数。可是有些话，美国人说得，外国人就说不得，尤其还是出自一个人微言轻的学生之口，尤其还想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说实在的，我的论文在多数读过它的美国人中会引起这种负面印象也是十分正常的事，就像一个对中国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刻批判的外国人在中国可能遇到的反应一样。平心而论，我的导师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学者，他从六十年代越战开始直到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一直对美国海外军事行动多有批评，从不为其护短。但他顾虑到我的论文在美国的可接受性，就劝我说话悠着点，言外之意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爱说的一句套话，要避免“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
如果美国真的如许多人热衷于赞美的那样，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这种顾虑本来是不会有的。那么美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在中国已经对外开放这么久、而且已经有这么多人来往于两国之间的今天，还在困扰着许多国人。准确地说，言论自由在形式上或者说法律上是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的（美国司法判例只判定在公共场所发布虚假火警引起公众恐慌，或进行种族主义煽惑引起暴力骚乱等言论为非法），但在实质上，要看你是属于多数还是少数。美国社会存在着一个比较确定的“主流共识”，绝大多数人认同一套“美国价值观”，对于这些“多数”而言，言论自由是有保证的，他们生活在那个国家那个社会里心情十分舒畅，而他们的心情越是舒畅，他们的言论也越趋向“主流”，他们享受的言论自由就越多。然而，如果一个人碰巧是属于那个相当小的少数，那么从他的言论不会被随意说成触犯法律、也不会受到司法随心所欲的制裁这一点来看，他是享有形式上的言论自由的；但是如果从边缘言论冒犯多数所带来的后果来看，譬如舆论的攻击、邻里的敌意、同事的歧视乃至工作上的刁难排斥，以及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骚扰、恐吓、迫害等等，都构成了对某些言论的实际“钳制”，很难说他们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难怪法国一位杰出的政治观察家在一百多年前对美国政治详加考察后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民主其实是“多数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由于我本人的坚持，也由于我的导师和论文委员会的宽容，我的论文没有受到“政治正确”太大的影响，基本上保持了它的本来面貌。然而，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了持“少数”观点会给自己带来的那种压力。不仅如此，在毕业前后的日子里，我曾在美国的大学里谋到临时教职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其间我使用了一部曾获奥斯卡新闻纪录片奖的电影《巴拿马骗局》（制片人因此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该片在美国禁演）去启发学生们对美国入侵巴拿马的反思。随后，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我又迅即在美国进步刊物《美国外交聚焦》上发表了《科索沃闹剧与世界新秩序》一文（见本文集第29篇）批评美国的侵略行动。这些举动加上我对美国冷战后在全世界大举扩张建立霸权秩序的行为直言不讳的批评，使我已经意识到，以我对美国外交的立场，在美国生活我将面对一个很不友好的环境。
在美国，生活在“多数暴政”下的“少数”日子相当难过。除了像诺姆·乔姆斯基那种早在成为异见分子之前就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世界顶级语言学家地位的大师级人物的处境稍好一点之外，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少数”大多生活在高压和困境之中，即使在大学当个教授，也难免学生同事的监督、告密，安全部门的调查骚扰和升迁评级中的阻力。有些人怕惹麻烦，从不公开批评主流共识，有不同看法只能放在心里，长期生活在压抑之中。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知识分子，本以真相、真理为追求，以社会良心、公众喉舌为己任，如果在一个号称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连表达自己意见这点起码的事都不能做，还有什么值得背井离乡、流连忘返的呢？
就这样，在大洋彼岸度过了十二个苦读的春秋之后，我终于回到了久违的故国，回到了久违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其后迄今的十一年里，我一直在南开校园里默默耕耘，面前的这本册子，就是这些年来我在教书育人之余笔耕的一点微薄成果。与时下流行的一年一本专著、三年一套丛书，年未届不惑而著作已然等身的学术生产速度相比，这点东西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不过我并不觉得寒碜，反而为自己没有随波逐流参加学术垃圾的生产而感到自豪。对于下笔写作，我历来的态度是：第一，不说别人已经说过的话；第二，不说说了等于不说的话；第三，不说经不起推敲的话。前两条的理由都是不言而喻的，第三条主要是针对眼下有些江郎才尽的学者为了不甘寂寞、哗众取宠而不负责任地故作惊人之语，动辄抛出个什么“理论”或“模式”来，却毫无说服力可言，是学界腐败的又一种表现。有了这三条管着，说套话、废话、空话的冲动就会受到抑制，产量就会下降，质量就会提升。这就是为什么我十年仅得此薄书一册却仍然沾沾自喜的缘故。
自1979年首次踏入国际关系学界迄今，已经三十有一载矣。前二十年的学海颠簸已经记载在这一段文字之中，而后十一年的心路历程则可以从本书收集的篇章中略见一斑。这些文章涉及到的学理时政，时至今日仍然不失其相关性，倘若数年过后还有读者发现其仍具参考价值，那将是作者莫大的欣慰。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二日
于南开西南村
本文为张睿壮教授文集《不和谐的世界：国际问题研究文萃》“代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