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肯尼思·沃尔兹的学术思想影响既深且远，却不像表面上那么容易理解。他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科学改造，单枪匹马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学科的面貌，却又坚决反对科学实证主义。他的理论因其高度简约、针对性强以及拒绝具体预测而备受诟病，沃尔兹却不为所动，绝不放松对科学理论的严苛要求。在“明智的利益”和“谨慎的权力”等原则指引下，一位貌似崇尚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却成了现实国际政治中的“温和派”。
一 50年后的必读书
几年前，一个有中美两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在钓鱼台宾馆举行闭幕式暨欢送晚宴。在宴会前的休息厅里，与会学者们各端着半杯葡萄酒，三三两两地围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站着聊天。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驻足我所在的那个圈子周围并加入了讨论，显然是受到我们话题的吸引。原来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从今往后 50 年，当今声名卓著的国关学者中有谁的著作还能名列美国大学国关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由于在场的多为美国大学的国关教授，所以大家对这一话题兴趣盎然，七嘴八舌地报出自己的提名。一时间，吉尔平、基欧汉、奈、鲁杰、米尔斯海默等国关方家的大名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有意思的是，每有一个提名，必定能听到一两个反对的声音，跟着是一两句反对的理由。数轮提名过后，大家发现了一位唯一没有反对票的人选———他，就是本书的作者，我的导师，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和主帅肯尼思·沃尔兹。
当然，这个调查的样本既不科学，规模也不够大，不足为凭; 但是考虑到这里面包括从格里科、马斯坦杜诺和伊肯伯里直到库普乾、勒格罗这些广泛分散在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光谱上的名家，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代表性和启示意义。颇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在许多正式的调查或统计数据中，影响力领先沃尔兹的基欧汉和当时凭着“建构主义”正红得发紫的温特，在这批身为国关学界中坚力量的中年学者中并无太高的威望可言，倒是被不少人认为已经“过气”的老沃仍然风骚独领，英名不减当年。事实上，近 30 年来，沃尔兹作为被引用频率数一数二的国关学者而在各种影响力排名榜上名列前茅，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更是保持了最常引用的国关著作的桂冠。该书自 1979 年出版以来，便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圣经”。对它无论是爱还是恨，无论是支持还是批判，只要是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多得从它开始，很少能绕过这一基准。鉴于他对国际政治理论及国际关系学科的卓越贡献，沃尔兹于 1987 － 1988 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二 单枪匹马改变了学科面貌
一本不过 200 多页的薄薄小书，如何竟有此般神通，何以产生如此之巨的影响?这还得从政治学的“科学革命”说起。
自苏格拉底 － 柏拉图以降直至 20 世纪初叶的两千多年里，政治学像其他各门人文社会学科一样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就是说，人类有关自身行为和社会的知识没有取得本质上的进步。正如哲学家怀特海所说的，对欧洲哲学传统最保险的概括就是说它由一系列对柏拉图的脚注构成。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很保险地将中国哲学传统概括为对孔孟所作的一系列注释。这种令人沮丧的呆滞状态与人类知识的另一分支———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质的突飞猛进绝成对照。在人文社会领域，根本见不到类似物理学领域内托勒密 － 哥白尼 － 伽利略 － 牛顿—爱因斯坦那样阶梯式的知识积累和攀升，有的只是在同一水平面上量的扩增，就好比诸子百家两千年来扩展到了诸子万家，却没有一家超越前人的水平。两种知识领域的强烈反差促使人文社会学者深刻反思本学科的问题，试图向自然科学学习借鉴，把它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本学科，即社会学科的“科学化”，这就导致了滥觞于 20 世纪 20 年代而勃发于 50 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 又称“实证主义革命”) 。
人类追求知识( 即科学) 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对规律性和因果性的揭示和利用。而实现知识积累和进步的关键在于检验知识的统一标准。在自然科学中，正因为采用了共通的客观标准———经验证据———对知识的真伪进行“实证”，才有可能对各种理论和学说进行比较、鉴别，才能去伪存真从而实现知识的积累和进步。为了把社会学科也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改革者们提出了若干原则旨在摈除传统社会研究中的“非客观”因素: 首先，要把规范研究从实证的社会研究中剔除出去。简单地说，规范研究就是价值选择和排序，而这本来就是主观判断的事，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客观标准。其次，要把传统研究中无条件接受为真并作为推理起点的“先验知识”剔除出去，像“人性善”、“人性恶”这种既无法操作又无法观察因而也无法检验的命题等，并不在实证研究范围之内。最后，可以观察的经验证据是一切知识的唯一源泉，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也是科学研究的起点———这就意味着，归纳推理是科学发现的主要逻辑模式，而演绎推理只是理论检验与应用的一种辅助手段，它不能带来任何新的发现，只是一种次要的逻辑模式。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者把人类行为当做客观现象去观察，试图发现它与行为者其他属性之间的联系，从而发现人类行为的某些规律( 而不是像传统研究那样去揣摩行为者的动机和心理过程) ，这就是行为主义的由来。从 20世纪 60 年代起，政治学领域就出现了传统路径和实证路径两大营垒对阵的局面。
作为一个极富批判精神的开创者，沃尔兹也与传统路径实行决裂并对之进行了透彻的批判。然而，沃尔兹对传统路径的批判采用了一个与实证主义迴然不同的角度———用体系方法对传统路径的还原方法进行批判。在沃尔兹看来，传统路径的最大问题不是别的，恰恰是用行为体的属性以及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去解释行为及其结果的还原主义路线。这是一种“见木不见林”的认识谬误: 森林已经不是树木数量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对这个体系中的每个个体的生长和行为发挥着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法逃避的制约。沃尔兹还用物理学中的“场”来比喻这种隐性的作用:处于磁场或电场中的粒子无时无刻不处于无形的“场力”的作用之下，不知道场的存在，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粒子的行为。他认为传统路径在行体层次上寻找行为和结果的原因有两大问题: 一是找不到规律，二是把最重要的、有规律可循的体系层次的影响给忽略掉了。沃尔兹凭着一双慧眼识破了凡人肉眼视而不见的体系，通过可以明确定义并操作观察的结构，解释了国际政治中少量却重大的规律性结果( 如均势的形成) ，提出了自己的极富科学色彩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就这样，在摒弃行为主义的前提
下，沃尔兹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另辟蹊径对传统研究的路径发起攻击，独树一帜地建立起国际政治乃至整个政治学领域中唯一的“科学”、“宏大”理论。这就是沃尔兹的贡献，也正是他的非凡之处。
三 拒绝行为主义的科学理论
鉴于沃尔兹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明确而系统的批判，而他的理论构建又带有明显的科学色彩( 借鉴于微观经济学和社会学，而两者又借鉴于自然科学) ，中国有些学者就想当然地把他归入传统主义的对立面———行为主义阵营中去。然而这却是一个大谬不然的误会。沃尔兹在许多不同场合都明确表示过对行为主义的摒弃和批判。事实上，沃尔兹认为传统主义的弊病之一就在于其“行为主义”路径———用行为( 国际间的交往和互动) 去解释行为与结果。在沃尔兹看来，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所循的都是与结构主义相对立的还原主义研究路径，因此都是不可取的。有趣的是，在对政治学者进行方法论分类时，沃尔兹有着与众不同的独家秘诀。一般而言，人们会依方法论倾向把学者分成传统主义和实证主义( 包括行为主义) 两大阵营。沃尔兹却另有主张: “政治学家一般而言分属两个不同的范式: 一个是行为主义的，另一个是体系的。”正因为如此，有一次我当面向他提问“您在一般的两分法所划定的传统路径和实证路径两者之中选择哪个?”时，他不为所动地回答“体系路径”。
沃尔兹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不像他对传统主义的批判那么集中，却也散见于他的多篇论文之中。在沃尔兹看来，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哲学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实证主义对经验证据即“客观事实”的强调，把它当成一切知识的源泉、一切理论建构的起点以及一切理论检验的终极标准。沃尔兹从根本上挑战所谓“价值中立”的“客观事实”这个概念，认为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导向”的: 学者眼里的“事实”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筛选的结果。没有理论的帮助，人们甚至无法理解事实。沃尔兹甚至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来强调事实对理论的依赖关系: “每一事实都已经是一个理论了。”
第二，既然检验理论的标准“事实”本身是成问题的，沃尔兹拒绝实证主义在理论检验上的典型立场———证伪主义，哪怕是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首先，沃尔兹认为，把证伪当做科学理论发展的常规模式本身就是有悖常理的，也与科学发展的实情不符: 科学家和理论家提出一个理论不是用来“证伪”的，而都是为了“证真”的目的。其次，由于“证伪”的证据———“事实”本身是成问题的，“证伪”当然就成问题了。因此，沃尔兹主张“解释而不是预测才是判断好理论的最终标准”。沃尔兹的这一立场与他 20 年前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有关理论检验的看法相比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第三，沃尔兹摒弃了实证主义所倚重的归纳推理而偏好其对立面演绎推理。在科学哲学史上，归纳与演绎之争自培根大战笛卡尔以来便一直是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焦点。归纳推理有助于发现新知识、构建新理论，但其致命弱点是不严密( 即休谟所说的“归纳问题”) ; 演绎推理的特点是逻辑严密，但问题在于它没有新的知识增长点———单靠逻辑推理是推不出新鲜知识来的。沃尔兹解决这对矛盾的良方就是他的天才“发明”论。与信赖人类“先验知识”的唯理论不同，沃尔兹认为人类知识的增长靠的是天才人物的创造性思维( 理论只能被发明而不能被发现) ，他常爱举的例子是:一个天才人物边洗澡边唱歌，忽然一道灵光闪过，“刷”的一下便蹦出一个新概念( 又叫思构 ＜ construct ＞ ，如“国际体系”或“国际结构”) ，接着是以新概念为核心的新命题，于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就此诞生，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或曰质变也因此完成。随后通过演绎可以推出许多既新颖又可靠( 严密) 的推论来，成为一个理论范式的组成部分。这些大抵就是沃尔兹的科学哲学观。
四 莫须有
冷战结束后，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中最成熟、最规范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遭遇到来自学科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学派的狂轰滥炸、全面攻击。最初的攻击来自美国一位专门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大概是唯恐承担失职的责任，他把未能预见苏联垮台的“罪责一股脑儿全推给了政治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就好像这事跟他们这些长期以来一直以“苏联问题专家”自居的历史学家毫无关系似的。接着，那些毕生以研究苏联为业、号称“苏维埃学家( sovietologists) ”的比较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科内部素以“打开国家黑箱”、关注国内政治为标榜的一切非现实主义学派的国关学者，也都争先恐后地把“预测失败”这盆脏水泼向结构现实主义。到最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场景: 所有那些与“预测失败”或多或少有点干系、难逃责任的学人，全都在用手指着那个与此毫无关系、完全无辜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声斥责它的“失败”。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说结构现实主义与“预测失败”毫无关系绝非为其开脱，道理是明摆着的: 苏联解体是发端于国内政治( 改革) 的一个事件链，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内政治事件( 当然其后果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而结构现实主义是所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唯一拒绝打开国家“黑匣子”去研究行为体的单元属性的理论。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而言，国际体系中的大国( 数量) 是一个给定，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大国的崛起和衰落，这些都不是该理论的关注点。每个学科、每个理论都有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用不属于其研究范围的问题去诘难理论甚至学科的效用就像是指控一味专治癌症的特效药治不好牛皮癣一样，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学界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另一诘难，是它( 其实这不光是结构现实主义，也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 所预言的“均势自动生成”的趋势并未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沃尔兹本人曾多次做出回应。刘丰在他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制衡的逻辑》一书中对沃尔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①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阅。这里我在沃尔兹辩护的基础上加入我本人的三点看法: 首先，社会科学的性质( 主要是原因变量太多且衡量不精确) 决定了它的预测只能是大致的方向和趋势，或者如沃尔兹所说，是诸种可能性的范围而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做出精准的预言。甚至连社会科学中量化程度最高、方法上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预测也只能是趋势性的，更不用说对市场的具体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只能预言国际政治中存在均势自动生成的趋势，却从未预言过其生成所需的时间。其次，冷战结束到现在只有短短的 20 年，在历史长河中真的只是“弹指一挥”的瞬间，如果国际均势用了比这更长的时间来形成，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怎么能算做“反常”呢?
再次，均势理论预言的是一种“国际结果”，这一结果与国家的制衡努力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均势形成可能是国家制衡行为所致，也可能不是国家制衡所致，而是争霸的行为或霸权国过度扩张( 而导致衰落) 的行为所致。因此，国家有没有制衡行为并非检验这一理论的关键。另外，沃尔兹认为，制衡行为可分为外部制衡( 结盟) 和内部制衡( 加强国力) 两种，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明显的针对霸权的结盟迹象，但内部自强的努力却在中、俄等国大行其道。而随着这些国家国力的迅速增长( 也就是它们与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 ，外部制衡的出现也不会太远了。如此看来，学界对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有关均势生成预言的诘难，只能算做无效攻击。
结构现实主义最广为学界诟病的“弱点”，莫过于其解释力有限，对国际政治中特别是外交政策中的许多现象缺乏解释力; 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不少人认为结构现实主义乃至整个现实主义范式 “已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新现象”，因此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应当被某种新的理论所取代。这种批判实际上建立在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误解之上。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的宏理论( grand theory) ，它为自己设定的目的和功用是解释国际政治中具有普遍性的规律。遗憾的是，国际政治中这样的规律并不多见。这就是沃尔兹何以将自己的理论定位为对国际政治中“少量”、“反复出现”而且“意义重大”的现象的解释。显然，结构现实主义的这一局限并非由其本身的理论缺陷而是由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造成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国际政治独有的，其他政治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学科都有同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很少看到有阐明或解释社会科学或政治学“普遍规律”的宏理论，即便有，其解释力也十分有限的原因。
缺乏对各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力，是结构现实主义被指为“贫瘠”的主要罪名。对此，沃尔兹也无数次地做出回应，只是他所有的辩白都落入了聋人的耳朵。沃尔兹认为，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由结构和单元两个层次的因素决定的，而单元层次上又包括国外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很多人指责结构现实主义忽略了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沃尔兹对此嗤之以鼻: 我当然知道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甚至还可能是很关键的影响，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 我甚至都就此题目写过一本书。 问题在于，从单元层次解释外交政策不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任务，而是外交政策研究的任务。问题还在于，这也是在沃尔兹看来迄今为止一个普适的外交政策理论仍然阙如的原因，即从单元层次出发构建外交政策理论正是沃尔兹批判过的还原主义路径，是不可能成功的。而这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单元层次上找不到普遍的因果规律。在这方面可以举出两个典型的失败案例。其一是探究( 发动) 战争的原因，有人( 如霍布森、列宁等) 提出帝国主义导致战争，但纵观人类历史，具有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曾发动过战争，甚至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例子沃尔兹在他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有详尽的叙述。另一个例子就是近年来在西方喧嚣一时的“民主和平论”，这是想寻找和平根源的努力。当人们用历史上的“异例( anomaly) ”，特别是最近美国和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战争的例子去质疑这一命题后，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就以不断修正“民主”和“战争”的定义去构筑“特设”假定，形成了典型的拉卡托斯所批判的“退行性”“问题转移”。对于那些在事实面前仍不肯服输的人，沃尔兹会揶揄地望着对方说，那你就做一个( 外交政策理论) 出来让大家看看!
最后，结构现实主义乃至整个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还被加上了“过时”的“莫须有”罪名。据说，面对国际上在冷战结束以来出现的许多新现象，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显得贫乏无力，甚至显出束手无策的无奈。对于这种诘难，我早在七年前就有过如下的回应: “在现实主义看来，当今世界与过去相比，除了体系结构由两极变为一极外，本质上并无新意可言。从自由主义鼓吹的相互依存、非国家行为体和国际制度到建构主义宣扬的‘观念共同体’以至‘全球公民社会’等等，或者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现象，或者是离谱的夸大，甚至是纯粹的炒作，根本就构不成对现实主义的实质挑战。”①其实，不要说冷战结束迄今才短短二十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而已，就是从修昔底德算起至今的 2 500 年间，现实主义对人性、人际间关系乃至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深刻认识经历了漫长时间和无数变故的磨砺和考验，非但没有颓废、湮没反而发展、壮大，获得了历久弥新的持久生命力。
现在，“创新”成了学界的最新时髦。本来，创新是好事，是学术的生命线，但那必须是真正的创新，如果新意全无却刻意伪造，那就成了学术不端、学风不正的又一表现。我近年来参加学术会议，每每见到一些“创新家”的表演: 他们先要列举一些在他们看来是“划时代”的新鲜玩意儿，然后慷慨激昂地发问: 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乃至整个国关学科，有没有新的理论来应对?没有? 足见这些理论乃至整个学科的没落和颓败。于是便轮到他们来“创新”了: 他们信口编造出各种“模式”、“经验”、“格局”，仿佛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此开始于他们的创作———其实只是维持不了几个月的“热点”。这些人把学术界和娱乐圈搞混了: 在学术界，思想的发酵酿造需要充足的时光，十年八年的沉寂是很正常的事; 不像娱乐圈三天不出新星、两天不出绯闻就会玩儿完。拿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来说，从修昔底德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经历了两千年;现代以来发展提速，但从卡尔和摩根索到沃尔兹也花了 30 年时间。自由主义的发展也大抵如此，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到基欧汉，再到温特，平均也是 30 年的时间。我们的“创新派”自己耐不得寂寞，天天在想“一鸣惊人”，还不许别人面壁沉思，口出狂言、惑乱人心、毒害后进，把个学界搞得乌烟瘴气。
其实，学术批评原本是很正常的，现实主义者包括沃尔兹对正常的批评从来都是欢迎的。问题是，现在对现实主义及沃尔兹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中国国内学界的批评，有很多是不正常的: 有人对沃尔兹的理论连读都没读懂，居然就敢信口雌黄、大批特批; 有人则是连一些基本常识都没搞清楚，就在那里大发议论、破绽百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就拿沃尔兹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和国内的等级社会所做的区分来说，这本是常识性的客观存在，却在国内学界招来不少质疑和批评。大约十年前，一位青年学者在国内一份主要国关理论刊物发文批判结构主义方法论，文中声称等级制社会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而不是“现代社会”的性质，并指其为“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前不久还见到一篇文章，说沃尔兹将国际社会定性为无等级的无政府状态是错误的，因为国家按它们的实力其实是分成三六九等云云。这位作者显然无视或不理解在沃尔兹理论中起关键作用的“实力分布”概念。这也是我常常不愿意参与辩论或出面纠正一些错误观念的原因:这样的讨论起点太低，好像扫盲班，譬如像关于社会等级的讨论，恐怕已经不止是回到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政治学原理而是要回到中学的社会发展简史去了。还有人用貌似深奥、旁征博引的长篇大论去证明国际社会中的“安全两难”是可以通过“善意”和“互信机制”来解决的，这其实反映出作者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和“自助”性质的理解错误: 这里根本不需要什么复杂高深的论证，全部的奥秘都在于“自助”、“互信”和“求生存”的前提假设之间的逻辑不相容之中。真理往往就是这么简单。
五 道德的悖论
作为现实主义的最新变种，结构现实主义不仅在方法路径和理论含义上受到更多的误解，而且也同传统现实主义一样在政策含义和价值判断上横遭非议。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只讲权力和利益，不讲原则和道德，所以从价值观的角度衡量要比其他思想流派等而下之。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别处做过反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读一下。这里我再换一个新的角度做些评论。
现实主义主张，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应当按照权力( 实力) 分配利益。这一主张听上去很生硬、很强权，但仔细想想还有比这更好的替代方案吗? “按劳分配”、“按需分配”都需要一个中央权威( 国际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 ，而且从国内社会的经验来看，这些分配方式第一不一定可行，第二即使人为硬性推行也未必能更公正。其实，“按权力分配利益”并不如乍看上去那么粗暴无理的，因为它至少提出了一个有据可依的分配原则: 第一，它比大国随心所欲独断独行地攫取利益更合理; 第二，它至少承认其他国家无论大小也都有一份正当的利益。从字面看，一般会认为这种分配原则过于“弱肉强食”，但在现实世界中它却是大多数人最能接受的方案。设想，如果美、中、俄这样的大国与海地、瑙鲁这样的小国享有同样的权益，岂不是很荒唐? 相反，如果按照实力分配利益，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会接受。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每日生活于其中的现实。
现实主义承认“利己”是国家行为的正当动机，它比有些人提倡的“利他”或“道义”更为真实可靠。然而，“利己”怎么才不会过度而变成“损人利己”? 现实主义为强权在握的大国提出两条自律的处方———仍然出于利己的动机。第一条叫做“明智的利益( enlightened self －interest) ”，说的是大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承认其他国家与其实力相应的正当利益。这么做不是为了利他，而是为了让别国反过来也承认大国利益的正当性。遵循这一原则的现实主义者比起那些号称以道义原则为国际关系准则的意识形态狂来更可理喻。例如，对于当年中国派兵入朝作战，沃尔兹就认为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权( 像美国一样) 在自己周边设立“安全缓冲区”的正当之举，比起那些主张将美军推进到鸭绿江边的“自由世界解放者”来显然要讲理得多。第二条处方叫做“审慎的权力( prudent power) ”，说的是掌握强权的大国要慎用而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还是这位对此身体力行的现实主义者———沃尔兹，在 20 世纪 60年代美国侵越战争期间和本世纪初美国侵伊战争期间都对美国在海外滥用武力的行径公开表示明确的反对甚至投身反战运动。这也不是出于利他的考虑，而是出于对“帝国过度扩张( imperial overextension) ”的担忧，当然，其出发点还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
说现实主义完全罔顾道德是不准确的。马基雅维利向君主建议国家在必要时可以不避恶行的前半句话说的是“在可能时要行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里有两条是有关道德问题的。的确，现实主义是向人们揭示了“强权战胜公理”这一国际社会的无情现实，而真话往往让人感到不舒服。反之，那些成天把公理正义挂在嘴边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者的高调让人听着觉得舒服，但是这个世界往往比表面看上去要复杂得多。在现实世界中，道义原则或者被当成遮人耳目的幌子，或者是搭了国家利益的顺风车，更可怕的是它常常成为那些“道德征伐者”大兴武功的正当理由。“历史上最残酷的侵略战争多为打着正义旗号的意识形态征伐，因为‘崇高’的目的为野蛮的杀戮提供了合法性。二战后美国屡屡发动的侵略战争，无不以反共、民主、解放等为借口，也无不受到号称为原则不为利益而战的自由派的狂热支持和出于本国利益反对过度扩张的现实主义者的坚决抵制。一边是为了民主去镇压异己、为了和平去发动战争的道德偏执，另一边是出于利己动机而反对四处招惹是非、决不轻启衅端的道德中立，两种主义孰更可取?”
六 我和沃尔兹
十多年前我从美国回到国内任教，南开大学有学生在网上发帖: “听说新来的张老师是沃尔兹的学生，是不是那种只听过他一两次讲座或修过他一门课的学生啊? 呵呵……”直到后来他们去美国博士论文资料库查到我的博士论文上的确有“论文委员会主席沃尔兹”的签名，才认定了我这个沃氏学生不是“号称”的。
是啊，从进入伯克利加州大学那年选沃尔兹教授为我的研究生导师起直到完成博士论文毕业，我在他的指导下学了整整九年国际关系理论。
我能成为沃氏的学生，不是靠机缘际会而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
我在美国读博的头一年是在奥斯汀德州大学，第二年起便转去伯克利。我选择去伯克利的原因有二: 其一，那一年伯克利大学政治学在全美研究生院排名中与哈佛大学并列第一( 德州大学也不错，排名第18 位) ，“人往高处走”，所以我就去了伯克利大学。其二，就是为了投奔沃尔兹而去。当时我已经在国际关系理论课上读过了沃氏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发现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理论中是少有的简明扼要、干净利落，最接近于科学理论的模式，与我年轻时固有的“科学情结”一拍即合，所以我才不远万里地“追星”，从奥斯汀一路追到了伯克利。
后来的经历证明，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师从大师，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大师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大师的名望所吸引来的同行间交流、特别是在学术批判中受益。如果不是沃氏的学生，我对其理论受到的批评、攻击或许不会那么关心，对提出挑战、质疑的各家之言或许不会那么在意、那么样去仔细琢磨。正是这种学术的攻防战提供了学习的最好环境，逼迫你把那些本来含含糊糊的细节都弄得清清楚楚，否则怎么能辩论，又怎么能辩赢呢?
说起辩论，当年我和沃尔兹之间可没少“开仗”。我做博士论文的最后两年，他已经移师哥伦比亚大学，而且寒暑假都躲进他在缅因州的田园小屋过起神仙般的日子，遥控远在西部海岸伯克利的我修改论文。要是我按照一些好心的美国朋友的劝告对他的批评照单全收并照改无误，我大概还能早一年毕业。但是我没有，我多花了至少一年时间与他在来往信件中“理论”，为我自己辩护。最后，也许是他已不胜其烦，终于在允许我保留自己大多数观点和写法的前提下通过了我的论文。我把这看成是大师的谦虚和宽容，并对此心怀感激。
自 2004 年起，我在南开大学举办“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系列讲座”，第一位请的就是我的老师沃尔兹。在两周时间内，沃尔兹给本科生讲授了一门压缩的“国际关系理论”课程，还给研究生做了好几次讲座，受益的不止是南开大学的学生，还包括来自京、沪、穗多所高校的学生; 其间还举办了一场“中国国关学者对话沃尔兹”的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得以面对面地与沃尔兹探讨国关理论方面的问题; 南开大学举行隆重仪式授予他名誉教授的称号。
沃尔兹来南开大学讲学时已经是八十高龄了，但他头脑之清晰和反应之快，绝不输于年轻人。又是几年过去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由于他不用电脑，我和他之间的联系仅限于通过他的助手交换电邮，不是很经常，所以也常为他的生活和健康而担心。日前，偶然在网上见到一则国关后生记录其参加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国际关系学会2010 年会聆听沃尔兹讲座的情形，才释然于怀: 老先生还是那么精彩，那么引人注目。那篇《羊的日记》写得很传神，我擅自引用一段，以飨所有关心沃尔兹先生近况的“粉丝”们:
“沃尔兹演讲完了，掌声如同海啸一样，前面的人开始站起来，后面的我们也跟着站起来了。不得不说，这是四天里我唯一经历的一场全体观众站起鼓掌的小组讨论。本来文无第一，文人之间也多有相互贬损之心，可是面对沃尔兹，所有人都只存着敬佩之心。他就像我们的祖师爷，打下一片天地，荫庇后人; 又像一个符号，把不同地区的国际关系学人凝结在一起; 更像一门行内暗语，互相之间提起他的名讳，就仿佛有了共同语言，拱拱手之间尽是江湖中人。”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