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后期再度兴起的文学复古思潮，应作何种之评价，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此一思潮再起之原因；它的价值取向、思想实质；它在文学和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何种之价值，学者们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种种的看法。这些研究成果使我获益非浅。最近几个月，我重读了这一思潮的主要人物李攀龙的《沧溟先生集》。李攀龙的文字“聱牙戟口”、思路展开曲折隐约、表述晦涩，要理解他的真实想法，需要反复地思索。因之，这《沧溟先生集》也就读得很慢，读得兴味索然，每每不能终篇。常常是读了一半就放下，过一阵又硬着头皮重读。读这样的著作，实在是一个并不愉快的经历。这部不大的别集，虽然读了几个月，我仍然无法把它所涉及的问题都弄清楚。我只是就其涉及文学思想的问题，作了一点零碎札记，以就正于研究李攀龙卓有成就的方家。
一
关于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的首揭者与起因问题。
《沧溟先生集》卷一六有一篇《送王元美序》。这篇序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文学复古思潮之再起谁是首倡者与领袖人物；一是复古思潮再起之原因。
关于第一个问题，《序》有如下一段话：
先是濮阳李先芳亟为元美道余。及元美见余时，则稠人广座之中而已心知其为余。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论不与李献吉辈者，知其无能为已。且余结发而属辞比事，今乃得一当生。仆愿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与左氏、司马千载而比肩。生岂有意哉？”盖五年于此，少年多时时言余。元美不问也，曰：“世贞奈何乃从诸贤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后，少年乃顾愈益知余。齐鲁之间，其于文学虽天性，然秦汉以来，素业散失。即关洛诸世家，亦皆渐由培植，俟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犹为多也。[1]
攀龙此《序》作于嘉靖三十一年。这年七月，王世贞以刑部员外郎奉使决狱庐、扬等四州，攀龙为序送行。这段文字在逻辑上有点混乱。《序》先是回顾与世贞结识之因由，说两人结识是由于李先芳的推荐。接着说初见面时即神遇而心许。接下引出“即曰”一段话。这几句话是谁说的呢？是攀龙自己，还是世贞？前文既言“及元美见余时”，“稍益近之，即曰”，自行文之逻辑言，应是世贞的话。但是，说话者其实是攀龙自己。是他在这送行序中回忆两人初识时即向世贞表明自己将要充当复古旗手的意向。这可以从世贞后来的回忆里得到证明。王世贞在《王氏金虎集序》中，也记此事：“而是时有濮阳李先芳者雅善余，然又善济南李攀龙也。因见攀龙于余。余二人者，相得甚欢。间来约曰：‘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举也。……诗书，吾窃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诗变而屈氏之《骚》出，靡丽乎长卿，圣矣。乐府，三《诗》之余也。五言古，苏、李其风乎！而法极黄初矣。七言畅于燕歌乎，而法极杜、李矣。律畅于唐乎，而法极大历矣。书变而左氏、战国乎，而法极司马《史》矣。生亦有意乎哉？’于是吾二人者益日切劘为古文辞。”[2]“间来约曰”，明确说这是攀龙来相约提倡复古。“生亦有意乎哉”，与攀龙《序》中的“生岂有意哉”都是攀龙对世贞说话的口气。自行文之逻辑言是世贞的话，而说话者其实是攀龙自己。攀龙文章常常夹缠着说。
攀龙与世贞相约为古文辞，并且自称要当揭旗者与鼓吹者。究竟谁是文学复古的首倡者与领袖？此一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是其时与后世，都承认攀龙为此次文学复古之领袖人物。说复杂，是细辨起来，似有一些问题须加说明。
诗宗盛唐，此时再被提起，是否起自攀龙，有待证明。谢榛《诗家直说》有如下一段记载：
予客京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宗子相诸君招予结社赋诗。一日，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君笑而然之。[3]
我们知道，其时有诗学初唐一派。从谢榛这段记载中，他们六人对于应学初唐还是盛唐并未有明确之认识。谢榛并取初、盛，且得到诸人认同。同书还记载嘉靖二十八年谢榛与攀龙、世贞赏月谈诗的事。谢榛侃侃而谈，攀龙暗示他不要再谈下去，说：“子何太泄天机？”所谓“太泄天机”，是说不要把关键的问题说透。这次谈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未有明确的说出，但其中已谈及盛唐，则是无疑的。这两则材料，或可说明京师谈诗，最初可能谢榛是主角。梁有誉作《五子诗》，是把谢榛排在第一位的。这当然与谢榛年长有关，但也可以理解为其时六子论诗谢为首。李庆立先生在笺注上一段记载时，引钱谦益、陈伯玑、吴乔诸人评谢榛此一则论述，都公正指出攀龙对唐诗的理解，实自谢榛发之。[4]钱谦益认为其时执牛耳者乃是谢榛。吴乔更明确说谢榛的论述“成七才子一路”。或者由于谢榛的布衣身份，或者由于谢榛论诗而未及文，未涉及文学复古之整体问题，或者更由于谢榛没有王、李辈之大肆张扬，故旗手的称号没有落在他身上，让攀龙得以称自己才是揭旗鼓者。
至于复古思潮展开之后，谁是领袖的问题，似亦尚有细说处。王世贞在《书与李于鳞论诗事》中记嘉靖三十八年两人的一次对话，颇可窥测两人在此一问题上之心态。攀龙说：
吾起山东农家，独好为文章，自恨不得一当古作者。既幸与足下相下上，当中原并驱，时一扫万古，是宁独人间世哉！奈何不更评榷所至，而令百岁后傅耳者执柔翰而雌黄其语也。……其不以吾二人更标帜者几希，请为世人实之。
这是说，两人并驱文坛，可一扫万古。但两人上下之论定，不应由后来人雌黄其间；也不应由当世之人评说。“请为世人实之”，“实”，事实，应该由我们两人根据事实来论定。在攀龙这话里，已经含有与世贞争谁为旗帜的一种心态。以下是攀龙论自己与世贞之间各体诗文之优劣：
吾于骚赋未及为耳，为当不让足下。足下卢柟俦也。吾拟古乐府少不合者，足下时一离之。离者，离而合也，实不能胜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胜我。歌行其有间乎，吾以句，若以篇耳。诸近体靡不敌者。谓绝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过足下一等。足下无神境，吾无凡境耳。[5]
这是说，在诗的各体中，只有拟古乐府与绝句不如世贞，其余均比世贞好。更重要的是说世贞之作品属凡境，而自己之作品已进入神境。在攀龙心中，就诗而言，他在世贞之上。世贞回答说：
吾于足下，即小进，固雁行也。岂敢以秦齐之赋而匹盟主。吾之为歌行也，句权而字衡之，不如子远矣。虽然，子有待也，吾无待也。兹其所以埒欤。子兮雪之月也；吾风之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无极我之变。加吾十年，吾不能长有子境矣。
世贞表面谦称自己不如攀龙，若小有进步，或可与其雁行。但其实是说我比你强。用《庄子》有待无待之说，以拟自己与攀龙之不同。有待是有所凭依，无待是与道为一，入于化境；说自己的诗是风行水上，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又说攀龙的诗极少变化；若再加十年，则我不会停留在目前你所达到的境界上。表面谦逊中其实是说自己的诗在攀龙之上。接着论文。世贞又把攀龙吹捧了一番，但仍然是面服心不服。“又一日，于鳞因酒，踞谓余曰：‘夫天地偶而物无孤美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把自己比为孔子，而以世贞为左丘明。对于此一比喻，世贞非常的不高兴：“余瞪目直视之，不答。”[6]世贞的内心其实对攀龙在他之上并不许可。攀龙也称世贞为“一代辞宗”。[7]在攀龙于隆庆四年（1570）逝世之前，或者由于其时攀龙名声甚大，世贞一直尊攀龙为领袖。反复言说，类于吹捧，但又不忘将自己与攀龙并列。《喜于鳞视关中学，因寄二首》之二称于鳞为人中龙：“人龙自起中原卧，天马争从西极来。”[8]《于鳞有重寄余兄弟作，再答》：“客有将归金错刀，暮云寒色动江皋。故人知未驯龙性，小弟凭谁与凤毛。”[9]以攀龙为龙，己为凤。《与宗子相书》说：“早夜韦弦之佩，以嘉承君之大贶，抑世贞有言，向者吾与足下僇力矫志，实左右济南，以启不朽。龙凤之喻，中心藏之。”[10]对于以己与攀龙为龙凤的说法，心许而且不忘。《于鳞自浙藩迁长汴臬时，予实为代有赠》：“盛世词坛牛耳在，中原宦迹凤毛多。”[11]承认攀龙执文坛之牛耳，而自己为凤。《过德州不及访于鳞，有寄》：“我自可无衰凤叹，君今仍作卧龙看。”[12]婉转地把自己比之于孔子，而把攀龙拟之于诸葛亮。《秋思》：“天涯岁月终衰凤，海内文章有似龙。”[13]他一会儿比攀龙于李白，一会儿比攀龙于屈原，一会儿又说自己与攀龙“即古所著屈宋、苏李、扬马、甫白之俦”。[14]他们之间，互相激赏，亦互相标榜。世贞在给吴国伦的信中说：“于鳞再发关中书，大赏仆诗，以为秦汉来二三千年，仅见此物耳。知言哉！”[15]“知言”，知音，意谓自己的诗作确是二三千年来所仅见。世贞也吹捧攀龙，说他的《太华山记》为“千古第一记”[16]。这些诗和记，我们今日冷静读之，衡之于其前或于其当代，“二三千年所仅见”与“千古第一”之赞誉，也就让人一笑了之而已。以攀龙为领袖，为其时之一种普遍言说，尤其在攀龙的追随者中。徐中行《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说：“自汉而下千五百余年，擅不朽之业以明当日之盛，孰如于鳞者？所成不既多乎哉！”[17]《滇南闻于鳞讣，哭之》四首之二：“燕台绝迹惊图骏，鲁国遗书叹获麟。”[18]也是把攀龙比为孔子。攀龙死，世贞有《哭李于鳞一百二十韵》，其中提到：“念尔千夫俊，生操万古权。”“春秋获麟日，庚子鹏来年。”[19]庚子，嘉靖十九年，攀龙举于乡，比攀龙为鲲鹏，为孔子。他们两人，都视对方为唯一知己。在世贞《四部稿》的四千五百五十首诗中，写给攀龙的就有一百六十九首，在他有诗往来的数百人中，是最多的[20]。有意思的是，攀龙死后，领袖问题有了变化。世贞开始指出攀龙作品的缺点。他开始吹捧汪道昆，要与道昆共同主盟文坛。《别汪仲淹序》：“仲淹念以李于鳞没，独吾与伯玉不废操觚业，而两家兄弟为之左持右挈，以狎主齐盟，夫亦能不视我伯也。”[21]仲淹，汪道贯，道昆之弟。汪道昆在攀龙生前给攀龙的信中，也说过“足下主盟当代”的话[22]。后来在为世贞的《四部稿》作序时，把攀龙与世贞，比为汉代两司马，又比为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与晋文公：“于时济南则李于鳞，江左则王元美，画地而衡南北，递为桓、文。”[23]攀龙与世贞，就成了文坛两领袖了。攀龙死后，世贞要以己与道昆并为文坛领袖。若就嘉靖末至万历初之文坛状况言，则两人地位甚高，似合事实。而吹捧太过，则亦言语俱在。攀龙自其才气，狂傲不可一世，别人称其狂生，他就说，我而不狂，谁为狂者。世贞后来以文坛霸主自居，仿佛登坛命将，点出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四十子等等。这些人中，不少人创作倾向与他并不一致，也不能拢入复古思潮之内。此一种之行为，不能不说带有炒作之成分。
攀龙作《送王元美序》之嘉靖三十一年，“主吴中风雅三十余年”，地位甚高之文征明，博学多才地位同样甚高之杨慎都还在世。当此之时，攀龙暗示自己为五百年一出之人材，自称将要与世贞为左、马，为文坛之揭旗鼓者。此一种之言说，故可视为自信，或亦与再次复古之动因有关。上面不惮辞费，引述他们互相标榜之种种言说，意亦在于提出一个问题：明代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原初动力除了再次提出诗必汉魏、盛唐，文必秦、汉的主张之外，是否在于为自己在文坛争地位，是否存在炒作的问题。前辈学者多次指出此时互相标榜之风气，并非毫无道理。或者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对于明代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之评价，或有另一种看法。
《送王元美序》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引发此次复古思潮之起因。《序》曰：
今之文章，如晋江、毗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彼岂以左丘明所载为皆侏离之语，而司马迁叙事不近人情乎？……后生学士，乃唯众耳是寄，至不能自发一识，浮沉艺苑，真伪相含，遂令古之作者谓千载无知己。
……吴越鲜兵火，诗书藏于阛阓，即后生学士无不操染；滥竽不可区别，超乘而上，是为难耳。
这段话，明白地表现出对于其时两种文风的不满，一是以王慎中、唐顺之为代表的宗宋文风，一是江南文风。为反对这两种文风，应是再次提出文学复古之一重要口实。
起于对王、唐所倡导的文学宗尚的不满，而思有以改变之。这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一些言论中得到说明。王世贞《赠俞山人允文》曰：
长沙、新建，据高收广，挟声起听，号为霸儒。逮迩晋江、毗陵剡起创立，耳观之辈，蝇袭若狂。五鹿岳岳，畴能折角哉！仆每心语，未尝不扼腕发噫也。[24]
长沙，李东阳；新建，王阳明。世贞把他们称为“霸儒”。一是台阁重臣，一是心学领袖。他们都门人众多。世贞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及他们的文学。对他们之不满，大概就其以声势左右舆论而言。对王慎中、唐顺之的不满，则明显就其宗宋文风之巨大影响言。《赠李于鳞序》说李攀龙所肯定的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而其微词多讥切某郡某郡二君子。二君子固蠖伏林野，其声方握柄，所褒诛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诸贵人，日相与尊明其道”[25]。“某郡某郡”，指毗陵、晋江二郡；“二君子”指王慎中、唐顺之。攀龙所讥切的就是其时影响巨大、从之者众的王、唐二人。世贞在给王文禄的信中，提到明文五变：
国初诸公，承元习一变也，其才雄，其学博，其失冗而易。东里再变之，稍有则矣，旨则浅，质则薄。献吉三变之，复古矣，其流弊蹈而使人厌。勉之诸公四变而六朝，其情辞丽矣，其失靡而浮。晋江诸公又变之为欧、曾，近实矣，其失衍而卑。故国初之业，潜溪为冠，乌伤称辅。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导流。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造玄。理学之逃，新建造基，晋江、毗陵。藻□六朝之华，昌谷示委，勉之汍澜，如是而已。[26]
在这里他提及明文发展的五次变化，及其代表人物宋濂、王祎、杨士奇、李东阳、李梦阳、边贡、黄省曾、王慎中、唐顺之。还提到王阳明，认为他是王慎中、唐顺之文学主张的思想基础。说明他对于明文的发展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他对于这五次变化得失的看法，正是他主张再次复古的原因。从这五次变化的发展脉络看，他理出了一条线：五次的变化都有弱点，明初是冗而易，冗，平庸；易，浅显。杨士奇、李东阳，是浅薄。李梦阳复古，回到先秦的准则，他当然给了肯定；但是梦阳辈跟随者摹拟的流弊使人厌恶。江南的追求靡丽自徐祯卿始，黄省曾发扬之。王慎中与唐顺之，学宋人欧、曾，失之于衍与卑，衍，繁杂；卑，卑俗。李东阳以前文风之弊端，已成过去。他要面对的是江南文风的靡丽；王慎中、唐顺之学宋文风的繁杂与卑俗，与前七子复古所产生的摹拟的流弊。世贞与攀龙们要矫正的就是这三种文风。
对明诗的发展，世贞也有论述。他认为，明初可为代表的诗家，就是高启和刘基：“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气之雄，次及伯温。”成化、弘治之际，“颇有俊民，稍见一斑，号为巨擘。然趣不及古”。于是李梦阳他们起而提倡复古。“敦古仿自建安，掞华止于三谢，长歌取裁李、杜，近体定轨开元，一扫叔季之风，遂窥正始之途。”但是复古思潮起来之后，摹拟剽窃之风盛行，于是又有起而反对者，诗风又一变：“以故嘉靖之季，尚辞者酝风云而成月露，存理者扶感遇而夺咏怀，喜华者敷藻于景龙，畏深者信情于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感遇无文，月露无质，景龙之境既狭，元和之蹊太广，浸淫诸派，溷为下流。”他认为诗风又到了该改革的时候。李攀龙出来，提倡复古，“中兴之功，则济南为大矣”[27]。和文风的发展同步，诗风的发展同样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李梦阳他们复古所造成的摹拟之流弊；一是诗学六潮的“尚辞者”；一是王慎中、唐顺之们的“存理者”。他们要反对的就是这三者。
世贞对其时文风之不满，如在给汪道昆的信中说：“以为世人方蝇袭庐陵、南丰之遗；不则亦江、庾家残渖耳。公独厌去不顾。顾为东、西京言。自仆业操觚，睹世所构撰，入班氏室者唯公，而于鳞与不佞，亦窃幸同所嗜。”[28]他的反感明确地针对学宋和学六朝之风。在给攀龙的信中，他贬抑吴中文人，说：“吴下诸蒙，政若八百人俱迷阴陵道者。然一俞允文能熟建安以上诗，便许仆天下士，知否。”这是说，吴中文士，都不懂得建安以上诗的好处，只有俞允文一人懂得，因之他是世贞的知音。又说：“吴下诸生，则人人好褒扬其前辈。燥发所见，此等便足衣食志满矣，亡与语汉以上者。其人与晋江、毗陵固殊趣。然均之能大骂献吉云：‘献吉何能为太史公、少陵氏？为渠剽掠尽一盗侠耳。’仆恚甚，乃又笑之，不与辨。”[29]在《玄峰先生诗集序》中，他借对章道华的诗的赞美，贬吴中诗风：“吴中诸能诗者，雅好靡丽，争傅色；而君独尚气。肤立；而君独尚骨。务谐好；而君独尚裁。吴中诗即高者剽齐、梁，而下者不免长庆以后；而君独称开元、大历。”[30]《李氏山藏集序》说：“某吴人也，少尝从吴中人论诗，既而厌之。夫其巧倩妖睇，倚闾而望欢者，自视宁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奈乎客之浣其质而睨之也。”[31]
他们之所以再次出来提倡复古，就是对其时之文风不满，要改变其时之文风。也可以说，这也是明代中期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出现之主要原因。关于第二次复古思潮出现之原因，研究者有种种之分析。或归之于其时之政局，将前后两次复古并论，谓其时政局安定，因而出现复古思潮。其实两次复古所面对之政治局面，并不相同。嘉靖后期之腐败已萌后来祸乱之机。此说之不确自不待言。或以为此一次之复古，与反严嵩有关。此说亦颇可商榷。后七子京师聚会论诗，在嘉靖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攀龙《送王元美序》中提出复古，在嘉靖三十一年。严嵩杀杨继盛，王世贞与吴国伦、宗臣为正义感所激扬，酹酒为奠，经纪继盛丧事，因之触怒严嵩，在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之后。提出复古在前，触怒严嵩在后，怎么能将文学复古的提出，归之于反严嵩呢？他们以后的仕途踪迹，是否全归于严嵩，亦大可怀疑。世贞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察狱北直隶，三十五年十月升山东按察司副使，是升不是降。李攀龙出守顺德是三十二年春，也在“触怒严嵩”之前。被贬的只有吴国伦，而两位文学复古的主要人物尚看不到他们的外任与反严嵩有关之证据。他们中有的人也说过自己仕途坎坷与严嵩有关，但要归之于文学复古的提出，连他们自己也未曾有如此之认识。也有研究者认为，此时之所以出现文学复古思潮，与整个思想领域的复古倾向有关。此一种之看法，似亦大可讨论。我们知道，弘、正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出现，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神仙道教、佛教在不同的士人群落间不同地存在着，甚或同一士人而多种思想并存。把此一时期之社会思潮归之于复古，是不确的。又有研究者认为，此时之文学复古与阳明心学有关。此说似亦缺乏实证。世贞有一首《谒阳明先生天真书院》，虽说阳明致良知“三字抉灵机，万古意忽新”；但接着又说“重恐鱼目多，冥然骄自珍”。他在《读书后》中有两则论及阳明。论其文，则贬意多而褒意少：“余十四岁从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苏之上。稍长，读秦以下古文辞，遂于王氏无所入，不复顾其书。”他对阳明的诗文，评价并不高：“王氏之为诗，少年时亦求所谓工者，而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节尽举而归之道，而尚为少年意所累，不能浑融而出于自然。其文则少不必道而往往有精思，晚不得法而匆匆无深味。其自负若两得，而几所谓两堕者也。”[32]论阳明之“致良知”，则是肯定的，说阳明致良知之说，“诵之使人跃然而自醒，人皆可以为尧舜，要不外此”[33]。但是，我们都知道，世贞醉心的是神仙道教。他之那样真诚崇拜昙阳，拜其为师，就是最好的说明。从攀龙与世贞的言说中，我们无法找到他们奉行“致良知”学说之证明。其时以阳明思想为基础的，是王慎中与唐顺之们的文学思想，而不是攀龙和世贞他们。
以上我是要说明，明代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动因是为了反对前面提到的其时之三种文风，是文风问题。此一次之复古思潮，与唐代文以明道的复古思潮不同，也不像李梦阳们复古主张中含有重道的成分。它的目标，是文风问题；而且如前述，在反对其时之文风时，带着张扬、互相标榜、争名位的浓重色彩。
二
关于李攀龙“文必秦、汉”的言说，及其在创作实际中的践履。
《沧溟先生集》卷一八《许母张太孺人序》，攀龙回忆弱冠读书时与许殿卿交往的情景，说：
余弱冠时，吾党士盖多从殿卿游矣。……余与殿卿读书负郭穷巷，不能视家生产，落落羁身乡校内占毕业，为之俊杰相命，以好古多所博外家之语，慕左氏、司马子长文辞，与世枘凿不相入。日月省试有司，伎不能称。[34]
这说明他与许殿卿入仕之前已有文崇秦、汉的思想，虽然还没有加以提倡。殷士儋在为攀龙撰的墓志铭中也提及他的文学复古之观念：
乙巳以疾告归。归则益发愤励志，陈百家言，附而读之，务钩其微、抉其精，取恒人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积学。盖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35]
《沧溟先生集》卷二八《答冯通府》曰：
文，大业也；校文，大役也。秦、汉以后无文矣。今目古今文十卷有之乎？明兴，一二君子天启其衷，辄窥此契。然而一经传诵，动骇耳目，未尝不以为不近人情者。不知千有余岁，精气旋复，遂跨迁、固，势必至尔。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哉！[36]
此信作于隆庆三年，这一年闰六月，攀龙母死，丁忧回原籍。信中说“不佞忧居”指此。冯通府指冯惟敏，他于隆庆三年为保定府通判。“秦、汉以后无文”，是他文必秦、汉的又一次明确表述。“一二君子”、“动骇耳目”、“遂跨迁、固，势必至尔”，指的其实就是他与世贞辈。这是说他们之学秦、汉古文，遭到批评，但他们自信将跨越司马迁和班固。
《报刘子威》曰：
重玩佳集，则足下以才自雄……然体裁各率所自至，而风尚不可不一。谕盖曰：“汉魏以逮六朝，皆不可废，惟唐中叶不堪复入耳。”见诚是也，于不佞奚疑哉？佳集取材班、马，气骨卓然。古乐府等书，兴寄不浅；固谊一洒凡近，动盈尺牍，乃旁及章箓灵异，自赏不能辄止。[37]
此一段论及诗文。关于诗的部分，我们留在后面谈。论及文，仍然是重汉，以班、马为楷模。前引《送王元美序》提到左氏与司马迁；《送王元美》二首之二提到“夙昔二三子，慷慨扬奇声。文章凌先秦，词赋无西京”[38]；《送徐汝思郎中入蜀》提到“司马长卿《子虚赋》，其文可以凌太苍”[39]；《答元美问余近事》二首之二提到“赋罢凌云气不降，《长杨》《羽猎》妙无双”[40]。除了左氏、司马迁之外，这些地方又提到司马相如。攀龙无系统论文语，言及文学复古，文宗秦、汉，亦止于如是之只言片语。王世贞在《李于鳞先生传》中引攀龙论文语：“以为纪述之文厄于东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拟议成变，日新富有。今夫《尚书》、《庄》、《左氏》、《檀弓》、《考工》、司马，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吾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41]在这里他提到“拟议成变”、“日新富有”的问题，说明他学古也要求新变；又提到“法”的问题，但这个“法”指什么，他只说“琢字成辞，属辞成篇”，如何“琢”和如何“属”，并没有说。在《王氏存笥稿跋》中，他也提到“法”：“余观大宗伯孙公所称：祭酒文章法司马子长氏。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长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于绳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图。不知其言终日，卒未尝一语不出于古人，而诚无他自异也。……且三十年为文章，其用心宁属辞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于绳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违者乎！”[42]借着对于王维桢《存笥稿》的评论，批评其时主张法自己立，反对学习古法的人。提出属辞比事，必引于绳墨，“绳墨”显然指的是秦、汉古文之绳墨。他认为，此一种之绳墨，乃是自然存在的，“天且弗违”。但这个“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也仍然没有说。自理论主张言，文必秦、汉之理想目标，并未超越前七子之所追求。前七子在创作实践中，逐步提出复古的一些具体要求，如重道、求质朴、重抒情、讲格调。之后，至嘉靖初，王九思才明确表述为：“今之论者，文必曰先秦、两汉，诗必曰汉魏、盛唐，斯固然矣。”[43]王九思所说的“今之论者”“必曰”，是指其时在创作中逐步提出复古的具体要求之后，形成的一种共识。“文必秦、汉”的明确表述，是王九思嘉靖初才完成的。攀龙追求的目标，其实与前七子相同。目标相同，都是文学秦、汉，虽然他说过，不能和梦阳一样，要有新变：“能为献吉辈者，乃能不为献吉辈者乎！”这是说，真学梦阳，不应该像梦阳。关于“法”的问题，其实他也没有超出前七子的范围。李梦阳与何景明，不就有过“尺寸古人”与“学古而不泥其法”的争论吗？
在文必秦、汉与学习古法的理论表述上，攀龙既然没有超越前七子之主张，那么，他是如何将此一种之理论，付之于创作实践的呢？我们来从作品分析开始。《沧溟先生集》卷二五《戏为绝谢茂秦书》曰：
昔逮尔在赵王邸中，王帷妇人而笑之，尔犹能涉漳河也。则之长安，在大长公主家，又不负一蒯缑剑。令主家王先亟断席，与尔别坐。家监乃置恶啮马尔邸中，辄怒马使□于庭，践溺沃尔冠。无何，又迁尔于传舍，使与骑奴同食。传舍长三投尔屦于户外，岂其爱士而结袜？𨆪足以游。居期年，传舍长迁尔于僦舍，舍人责尔偿僦也。若使尔在，我之他境，我何知焉？告者曰：“有君子眇而躁，视事左右必得志。然吾惮其为人也。”则尔既已谒我门下三日矣。我躬授尔简，坐尔上客，宠灵尔以荐绅先生，出尔否心，荡尔秽疾。元美偃蹇，我实属尔。时尔实有豕心，不询于我，非其族类，未同而言，延颈贵人，倾盖为故，自言多显者交，平生足矣。二三兄弟将疏间之，我用恐惧，贻尔卢生，游尔义问，不以所恶废乡，绥静二三兄弟。尔乃克还无害，是我有大造于尔也。不佞守臣，以敝邑在尔之宇下，不治执讯。尔为不吊，跋屦敝邑，不入见；长者我先匹夫尔，实要我，辱我台人，殄置我不腆之币于涂，张脉偾兴，訾翳俱裂，曰：“昔在长安邸中，殊厌贵人，曾尔一守臣也！”尔何乃去赵王邸中？既已释憾于我，我以二三兄弟之故，犹愿不忘旧勋于尔。尔且以敝邑之顽民，行而即长安贵人谋我。天诱其衷，元美弗二，尔是以不克逞志于我。[44]
繁引这一大段文字，是要说明攀龙复古，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在这段文字中，“实有豕心”“、不询于我”、“非其族类”、“不以所恶废乡”、“克还无害”、“张脉偾兴”、“天诱其衷”、“不克逞志于我”，均一字不差出自《左传》[45]。 “未同而言”，则出自《孟子•滕文公下》。“绥静”“、宠灵”、“𨆪”等词，也均出自《左传》。其中“宠灵”一词，原用之于国家、朝廷、帝王对臣下之宠幸赐福，一般用于公文中。在李攀龙、王世贞之前，极少有人用之于平辈。攀龙用此词于平辈[46]。对平辈如何能自称宠幸赐福于友朋呢？上述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攀龙“文必秦、汉”，以秦、汉为法，“不敢不引于绳墨，原于所必至”在创作中的表现，其实不过是生吞秦、汉古文的话语，有的是整句话搬来，有的是用其其中的一些词，后代已基本不用，如“𨆪”。这样的学古，实在是食古不化。这类例子，还可举出如《送济南郡丞陈公上绩序》：“郡州县三十，即游徼吏更十数辈，终岁不能遍陌落，何以令皆如家至焉者，盗起必觉，捕必得乎？渠展之田，濒于东北，煮泲无穷，时必以䇲，市无所积之贩者。豪岁以一二群辈，非必主名逋逃，泛为引逮，乃旁规赂免。不则以为捕者辈课，捕者辈以其课自赎，为寻受记出，而贩者相庆矣。” [47] “陌落”，伯落，汉代有伯落长，一种察奸小吏。此处似借用以称各地。“渠展”，《禹贡锥指》引《管子》称：“齐有渠展之盐。”注称：“渠展，今不知所在。”[48]或以为海隅之别名。后来极少有人以此一词语指盐池。“煮泲”，出自《管子》卷二三《地数》：“伐菹薪煮泲水为盐。“煮泲”一辞后来也极少用。语言是发展的，引用秦、汉文章成句，用秦、汉辞语，以表现千余年后之现实，不惟有隔阂之感，且亦奥涩难解。当时有人批评攀龙的文风，说他学《史记》，一点也不像《史记。《史记》明白晓畅，而攀龙的文章则诘曲聱牙。对此，王世贞为其辩护，说：“李于鳞文，无一语作汉以后，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世之君子，乃爱浅摘而痛訾之，是訾古人也。”[49]攀龙死后，世贞为其编文集，请汪道昆为序。在给道昆的信中，再一次为攀龙辩解，说：“而世眼龊龊，谓此子文多诘曲聱牙。即一二稍习太史氏者：‘我太史氏无是也。’不知于鳞法多自左丘、子长、韩非、吕览。渠固未尽习也。”[50]这样的辩解当然是无力的。评攀龙并非评古人，怎么会是“訾古人”呢？批评攀龙学《史记》学得不好，怎么能拉扯到批评者的知识面呢？实在是强辞夺理。
其实，世贞虽然为攀龙辩护，他心里是明白泥古之不可为的。他有一段论述，涉及此一问题
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成《史记》，何也？西京以还，封建、宫殿、官师、郡邑，其名不雅驯，不称书矣，一也。其诏令、辞命、奏书、赋颂鲜古文，不称书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聂、原、尝、无忌之流，足模写者呼？三也。其词有《尚书》、《毛诗》、左氏、《战国策》、韩非、吕不韦之书，足苍蕞者乎？四也。呜呼！岂惟子长，即尼父亦然，《六经》无可着手矣。[51]
这是说，《史记》是根据当时的官制、名物、人和事写出来的，后世不可能再写出《史记》那样的作品。不惟《史记》，其他典籍也一样不可能重复出现。世贞的这段论述中，也包含着对于引用古代文章的名物、辞语不可为的认识。王世贞的朋友徐学谟有大量反对复古的言论，姑引数则，以见其时之不同观点。学谟在给屠隆的信中说：
方今学士大夫，诗宗唐，文宗两汉，称斌斌矣，而卒不能造其域、齐其胾，何哉？古之人皆有其事而言之，今之人无其事而亦言之，如婴儿学语，初不当于名实，暂听之可喜，久则厌之矣。矧齿发既壮，而犹哓哓然学语不置，不亦重自惭乎！[52]
他又举例说：“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汉》而自得其精神。皮相者为诮。”[53]学谟还有不少对诗宗盛唐的批评。屠隆也是世贞的朋友，话说得较徐学谟客气一些。他没有点名，但批评的是攀龙“琢字成辞，琢辞成句”的主张：“愚意作者必取材于经史，而融意于心神，借声于周、汉，而命辞于今日，不必字字而琢之，句句而拟之……今文章家独有周、汉之句法耳，而其浑博之体未备也，变化之机未熟也，超妙之理未臻也。”[54]屠隆说复古者模拟的是秦、汉句法，实在是说到了要害上。攀龙模拟的正是秦、汉句法。而他的失败，也正在这一点上。罔顾语言发展之事实，将话语拉回到秦、汉去，既不可能贴合现实，亦不易为时人所接受，这是很自然的事。庄元臣对攀龙的批评更为激烈：“今世之士，负才自喜，采难字，集涩句，以诘曲聱牙为高，以谬悠难解为玄，自谓欲凌秦、汉而上，而不知反让唐、宋而下也。”[55]
当然，张扬新说，耸人视听，往往亦群附影从。由于攀龙在其时影响甚大，学他的人也不少，以至形成一时风气。其影响之坏，从李乐《闻见杂记》的一则记载中可知其大略：万历间“二十余年来，士子作文变怪不必言矣。凡公府告示，余一日偶出城得见之，词古意深，仓卒不能句解。若令细民仰读，何以洞见官长心胸？余不知其何意！”[56]文章写到让人看不懂的地步，实在不能算是好文章。有研究者举出攀龙少数写得还算明白的文章而加以肯定。这是对其创作倾向的一种误解。即使是这部分较为明白的文章，衡之其时归有光们的作品，实在也不能称为优秀之作。
同是文学复古思潮主要人物后七子中的其他人，对于“文”的复古，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创作实践上，与李攀龙其实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首先是王世贞。他在复古理论上较比攀龙有更为全面的展开。他论文虽也推重汉以前，但说得较为细致。《重刻尺牍清裁小序》曰：
先秦两汉质不累藻，华不掩情，盖最称笃古矣。东京宛尔具体……齐、梁而下，大好缠绵，或涉俳偶。[57]
《艺苑卮言》曰：
《檀弓》、《考工记》、《孟子》、左氏、《战国策》、司马迁，圣于文者乎！其叙事则化工之肖物。班氏，贤于文者乎！人巧极，天工错。《庄子》、《列子》、《楞严》、《维摩诘》，鬼神于文者乎！其达见，峡决而河溃也，窈冥变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西京之文质，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
韩、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实。欧、苏氏振宋者也，其文虚。临川氏法而狭。南丰氏饫而衍。
《檀弓》简，《考工记》烦；《檀弓》明，《考工记》奥，各极其妙。虽非圣笔，未是汉武以后人语。
孟轲氏，理之辨而经者；庄周氏，理之辨而不经者。
《吕氏春秋》文有绝佳者，有绝不佳者，似非出一手故耳。《淮南鸿烈》虽似错杂，而气法如一，当由刘安手裁。……《韩非子》文甚奇。
西京之流而东也，其王褒为之导乎！……东京之衰也，其始自敬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副见，差去浮耳。王充野人也，其识琐而鄙，其辞散而冗，其旨乖而稚。[58]
从上引言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四点：一、文学秦、汉，所学对象不止儒家一家，道家、法家、杂家都在学习的范围之内。二、在秦、汉诸家中，他分出了圣于文、贤于文与鬼神于文之不同。不同，是指写作所达到的成就，非指其思想内容。化工、人巧，窈冥变幻、不知端倪等等，说的都是写作技巧的特点与所达到的境界。三、秦、汉之文文质相兼。四、秦、汉之文也有不同之风格，而且其中也有不佳者。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学与学谁的问题。从世贞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攀龙的差别，特别是他的后期。他的前期文章，有攀龙文章的毛病；后期文风有所改变。前期受到归有光的批评。有光说他是“妄庸巨子”。[59]后期世贞心服有光，在《归震川先生像赞》中说：“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60]“久而始伤”说明他后期思想转变之后的一种反思心态。世贞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如情、格调、法等等，这些问题涉及文学思想传统与其时其他思潮之牵缠，较为复杂，此处暂不论议。
三
关于李攀龙“诗必汉魏、盛唐”的主张，及其在创作中的践履。
攀龙复古的主要努力在诗。他论诗，最著名的有两处，一是他的《古乐府序》，一是他的《选唐诗序》。此两处论述，都引起种种的解读，种种的争论。
《古乐府序》曰：
胡宽营新丰，“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鹜于通途，亦竞识其家。”此善用其拟者也。至伯乐论天下之马，则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色物牝牡，一弗敢知，斯又当其无有拟之用矣。古之为乐府者，无虑数百家，各与之争片语之间，使虽复起，各厌其意。是故必有以当其无有拟之用。有以当其无有拟之用，则虽奇而有所不用也。《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不可与言诗乎哉！[61]
此《序》颇费解。胡宽事引自《西京杂记》[62]，以此事说明拟古乐府之作与古辞题旨完全相似是“善用其拟”。他对此一种之拟作，显然加以肯定。接着又说“当其无有拟之用”，引伯乐相马为喻：舍其形而取其神，并且引《易》以为理据，求变化与日新。一是称形似者“善用其拟”，一是求神似。对二者都加以肯定，这在逻辑上实有所扞格。他推崇的究竟是何种方法，我们或者可以从他的创作实际中得到说明。
攀龙乐府，当时影响甚大。后来遭非议最多的，也是他的乐府。钱谦益对他的拟古乐府有极尖锐之批评：“其拟古乐府也，谓当如胡宽之营新丰，鸡犬皆识其家。……《易》云‘拟议以成其变化’，不云拟议以成其臭腐也。易五字而为《翁离》，易数句而为《东门行》、《战城南》；盗《思悲翁》之句而云‘乌子五，乌母六’；《陌上桑》窃《孔雀东南飞》之诗而云‘西邻焦仲卿，兰芝对道隅’。影响剽贼，文义违反，拟议乎？变化乎？”评他的《古诗后十九首》：“今也句摭字捃，行数墨寻，兴会索然，神明不属，被断菑以衣绣，刻凡铜为追蠡，目曰《后十九》，欲上掩平原之十四，不亦愚乎！”[63]朱彝尊说：“于鳞乐府，止规字句，而遗其神明。……惟相和短章，稍有足录者。”[64]现代研究者甚至有以为攀龙古乐府句句模仿者，称其拟古诗如《古乐府》、《录别》、《古诗后十九首》等，几乎是句句模拟，篇篇模拟，毫无艺术性可言。这些评论自攀龙乐府艺术之平庸言，自有其道理。但称攀龙之古乐府句句模拟，篇篇模拟，则并非事实。其古乐府艺术上之平庸，另有原因。我们从作品的具体情况分析，即可了解此一点。
《沧溟先生集》卷一、卷二乐府共二百一十七首。其中题旨与古题相同的一百五十八首，题旨相近的十九首，题旨相异的三十首，从同题古辞某一句或其本事引出题旨的五首，不明古题辞义、臆度猜测的有《石流》一首，找不到乐府旧题的有《瑶池谣》、《林歌》、《五凤曲》、《安期生》四首。对于这些不同的部分可以作具体的分析。
关于古乐府的写作，元稹说：“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氓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调以配乐也。”还说：“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又说：“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现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65]他在这里谈了四个问题，一是乐府古题原题之产生，各有其因由、目的与功用；二是合乐者皆备曲度，依曲填词，当然也就必然有一定的体制；三是沿袭古题，重复其原有之题旨，毫无意义；四是他提倡借古题以写现事。汉、魏以后，乐府之作，有一个合乐与否的问题；有一个是否依古题原旨的问题。在明代，这两个问题依然存在。少数的乐府诗还合乐，如《朱鹭》。杨慎《十二月朔旦南郊扈从省牲》：“天仗云门外，宵衣晓漏前。苍龙旂影动，《朱鹭》鼓声传。”[66]宋濂叙宋太祖功业之盛，作《宋铙歌鼓吹曲》，《序》称：“古乐久已亡失，至汉有《朱鹭》等十二曲列于鼓吹，谓之铙歌，今尚可考见。……臣虽不佞，自幼以文字为职，辄取法汉唐，穷思毕精，作为歌辞，以侑戎乐。”[67]他说是拟《朱鹭》十二曲以合戎乐。鼓吹自唐代已杂用胡乐，《朱鹭》在明代演奏，如宋濂所说，当亦并非汉曲。又如盛行于江南、用于祭神的《神弦歌》，元明仍可见演奏的记载。元柳贯《浦阳十咏》记白石郎庙：“白石灵山望赞皇，湫潭此复见苍苍。……传芭奏罢《神弦曲》，松盖成阴泽气凉。”[68]明黎遂球《素馨赋》：“复有三五之夕，月出朦胧，巫坛礼斗，《神弦》舞风。”[69]可知《神弦曲》在明代亦合乐。但是否仍用汉曲，亦难确定。《神弦歌》祀吴楚民间信仰之鬼神。但祭祀对象似时有不同。尹耕《关壮缪侯祠》：“荡寇襄樊日，长涛淹魏军。……鬼马腾空皂，灵旗掣乱云。《神弦》朝暮曲，长向岭头闻。”[70]《神弦歌》古辞所祀鬼神中并无关云长。这或者也可解释唐以后《神弦歌》描写之鬼神对象不同的原因。
但是在明代，更多的古题乐府是不合乐的。这些已失其乐曲的古题，拟作时失去乐曲之约束，就只能从古辞或其本事推知其本义。略早于攀龙的朱承爵说：“古乐府命题，俱有主意。后之作者，直当因其事用其题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则失之矣。……彼知《铙歌》二十二曲中有《朱鹭曲》，由汉有朱鹭之祥，因而为诗，作者必因纪祥瑞，始可用《朱鹭》之曲。《相和歌》三十曲中有《东门行》，乃士有贫行，不安于居，拔剑将去，妻子牵衣留之，愿同餔糜，不求富贵。作者必因士负节气未伸者，始可代妇人语，作《东门行》沮之。余不尽述，各以类推之可也。”[71]这种依古题题旨拟作的思想，为明代中期乐府创作之主要倾向。攀龙一百五十八首题旨与古辞相同之作，就是此一倾向之产物。这一百五十八首中，有的文字明显模仿，如《琅邪王歌》“单衫绣两裆”、“挈手逐阴凉”、“琅邪大道王，新买五尺刀，摩挲不离手”诸句，均直接引自古辞。《地驱乐歌》“萧萧条条，风雨飘摇，饿杀鹪鹩，撑杀鸱鸮”，仿自古辞“青青黄黄，雀石颓唐，槌杀野牛，押杀野羊”。《李夫人歌》汉武帝辞：“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72]攀龙辞：“去邪？来邪？就而视之，纷何被被其徘徊！寤邪？梦邪？就而视之，包红颜其弗明！步傩傩者谁邪？就而视之，风何萧萧其蔽帷！”[73]文字从古辞引申，题旨完全相同而繁琐失却韵味。个别虽文字有很大不同，而题旨与古辞完全相同，如《团扇郎》、《满歌行》。一百五十八首题旨与古辞相同之作，表现特点大抵如此。这可以看作他在《序》中说的胡宽营新丰式的写法。题旨与古辞相近的，如《君马黄》，古辞叹无罪见逐；攀龙辞则写怀才不遇。此题题旨相近，是说二者皆出于不平。题旨与古辞相异的，如《精列》魏武之作，叹人生短促而希求长生，攀龙写怀才不遇。《东光》古辞为征人怨，攀龙则写抗倭。《对酒》魏武歌太平，攀龙则写怀才不遇。《东门行》二首之一，古辞叙离别，言无求富贵，但愿贫贱相守；攀龙则写少年任侠，等等。这三十首题旨与古辞相异的作品，或者如他所说，是“有以当其无有拟之用”，即用其神的。《石流》一首，则古辞无法句读，题旨难晓。攀龙拟作，纯系猜测附会，毫无意义。他对自己的乐府之作，有一个评价：“不佞七言律成篇而已。乐府落落，似合似离。”[74]“合”，指如同胡宽之营新丰，毕肖古题；“离”，指如同伯乐之相马，意欲取其神似。王世贞对攀龙乐府，亦有类似之评论。
无论是“合”还是“离”，仅就题旨言。由于不合乐，体制是否与古题合，也就难以判断。前后七子也都讲声调之抑扬吟唱，但那并非合乐，无关乎体制。攀龙乐府题旨与古题“合”的一百五十八首，当然是说了等于没说，“于辞咸为累赘”。与古题“离”的三十首，有的论其意，尚具价值，如《东光》：“胡儿平，倭奴何不平？倭奴利水战，海堑船为城。诸军彀骑士，驰射难纵横。”[75]就其思想言，虽尚具价值，但写法只是议论，并无感人之力量。《紫骝马歌》古辞十分动人，言征人归来，村落已经荒芜，家园已成荒冢，亲人已经丧尽，“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76]。杜甫《无家别》受其深刻影响。攀龙同题写侠少年，“拔剑出门去，报雠燕市里”。[77]旨虽异，而所写为乐府诗常有之陈辞滥调。要之，攀龙乐府之致命弱点，就是缺乏想象，缺乏感情，因之给人平庸之感。后代文人拟古乐府，因其侧重点已不在合乐，受体制与原题旨约束较少，成就大者多在创意，在真情，如李白、李贺的诸多作品。
攀龙另一处重要诗论，在《沧溟先生集》卷一五《选唐诗序》：
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七言古诗，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气格，而纵横有之。太白纵横，往往强驽之末，间杂长语，英雄欺人耳。[78]
攀龙的话总是夹缠着说。这段论述因之引发众多解读。其实他是要说：唐代的五言古诗与汉魏五言古诗不一样。陈子昂以为自己写的五言古诗像汉魏五言古诗，不是的。写古诗不能像陈子昂那样写法。本来很明白的一个意思，把它说得玄而又玄。这正是攀龙文章的特点。说唐代的五言古诗不同于汉魏五言古诗，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唐代的五言古诗当然不同于汉魏五言古诗。时代因素决定了这一点。历代那么多人和陶、学陶，没有一个学得像，就是这个道理。问题是攀龙要以汉魏五言古诗为标准，提倡写五言古诗应该写得像汉魏五言古诗一样。他的这一主张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有人说，按照攀龙的观点，也可以这样说：明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攀龙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
这就涉及对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的评价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思潮是为了恢复古代的审美理想。又有人说，是为了反对其时之台阁体。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对复古思潮作出评价，当然各有其道理。但是，也都存在一些须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自动机言，复古者之追求，确实是汉魏、盛唐的审美理想。但自其创作实践言，则并非如此。攀龙的文章写得实在不像《左》、《史》，已如前述。他的诗，也并没有汉魏、盛唐气象。审美理想受制于时代与个人遭际、个人气质与素养。这也就是苏轼的和陶诗为什么怎么写也不像陶诗的根本原因。攀龙的五古写得实在不敢恭维。他的七古还好些，如送靳学曾：“华阳馆前桑叶飞，荆轲台上送将归。为言击筑悲歌者，当时酒人今是非。……”[79]《岁杪放歌》：“终年著书一字无，中岁学道仍狂夫。劝君高枕且自爱，劝君浊醪且自沽。何人不说宦游乐，如君弃官复不恶。何处不说有炎凉，如君杜门复不妨。纵然疏拙非时调，便是悠悠亦所长。”[80]但这也不是由于学习了古代的审美理想，而是由于其真情的表述，发涉牢骚，气势流贯，充分表现了他的个性。至于说复古是为了反对台阁体，则是一种误会，景泰之后文学思想已转变，台阁体已衰落；把李东阳的诗归之于台阁体，也并不准确。何况，攀龙们面对的是杨慎的多元文学观念，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的宗宋文风，和以文征明为首的江南文人活动于文坛的时代，台阁体何在？这些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对攀龙们的文学复古主张作出合理的判断。
攀龙看重的是古体诗。他论诗也主要论古体。其实他写得较好的是新体诗。有的诗也写得较为真情，如《忆弟》：“新醪杨柳色，不醉欲何如！蓟北三春雁，山东二弟书。宦情闲遂浅，人事病全疏，未拟酬恩去，空令忆旧庐。”[81]《登黄榆马陵，诸山是太行绝处》四首写景也较好。五言排律《得殿卿书，兼寄张简秀才》自叙心事兼议世态时势，也写出真情与深思：“久客疏归计，吾徒足醉眠。风尘犹逆旅，服食岂神仙。老母须微禄，郎官亦冗员。时名非我意，诗句众人传。……窃笑吹竽滥，深惭抱瓮贤。青云浮世外，白眼贵游前。流俗终违性，佯狂始入玄。……直觊亡胡虏，殷忧切御筵。逐臣收佩玦，大将与兵权。报主谋安出，和戎议已偏。……帷幄今何事，京师未晏然。乾坤多垒后，仕宦畏途边海岱生瑶草，朋从拾紫烟。伊余方物役，回首蓟门天。”[82]首言自己之所以为官，因为需要微禄奉养老母。嘉靖三十年正月，攀龙升刑部山西司郎中，“郎官亦冗员”指此，意谓虽升官，其实并无实在的意义。世态炎凉，而自己的性格与流俗不合，“流俗终违性，佯狂始入玄”指此，对自己的狂傲作出解释。次言朝廷之隐忧。也是在攀龙为郎中的这个月，锦衣卫经历沈炼上书弹劾严嵩，被廷杖并发配口外为民，“逐臣收佩玦”指此，表达了他对忠于朝廷的谏臣的同情。上一年八月，奄答兵临北京城下。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备敌，“大将与兵权”指此。京城危急，皇帝集廷臣议对策，徐阶与毛起均主议和，而赵贞吉力主抗敌。“报主谋安出，和戎议已偏”指此，表达了他对于国家边患的关心。到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京师未晏然”，他仍然心存忧虑。这首诗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他仕宦的心态，与他对于国家命运的忧虑叙事夹议论，这是他学杜诗的写法较为成功的一首诗。但是像这样的诗并不多。
他有些七律也还可读，如在陕西按察副使任上的有些诗，或者因西北景色之壮阔而触动诗思。《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之一、二：“华顶岧峣四望开，正逢萧瑟气悲哉！黄河忽堕三峰下，秋色遥从万里来。北极风尘还郡国，中原日月自楼台。君王倘问仙人掌，愿上芙蓉露一杯。”“缥缈真探白帝宫，三峰此日为谁雄？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马长嘶汉苑风。地敞中原秋色尽，天开万里夕阳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尔深知造化功。”[83]这或者就是时人常说的他的诗雄俊、格调豪迈吧！他有一些绝句写得也还好，如《东村同殿卿送子坤赴选》：
短褐怜君又远游，如今白璧好谁酬？座中楚客曾三献，才说连城泪已流。[84]
座中许邦才就是曾经京试不酬、浮沉场屋者，于此一种之场合，生怀才不遇之感。这首诗也写得真挚动人。他也有一些绝句，写得清新，如《答张秀才简病中见寄》：“一瓢春酒一渔矶，羡尔江湖老布衣。此日故人谁问疾，柴门深闭雪霏霏。”[85]不过这首诗的风格已经有点像晚唐了。细究起来，攀龙写得好的诗多是因其有了真实的感受，有了真感情的表达，与他“诗必汉魏、盛唐”的复古主张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攀龙写得还好的诗主要是有真感情的那一类。他与王世贞他们，都是强调情的。他说：“诗可以怨，一有嗟叹，即有永歌，言危则性情峻洁，语深则意气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而不容之感，遁世绝俗之悲，泥而不滓，蝉蜕滋垢之外者，诗也。”[86]从诗主言情这一点说，攀龙们也并无新的发现。明初以来，言情说不断。[87]攀龙的言情说受到他的拟古思想的束缚，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他的好诗并不多。同是后七子之一的谢榛，诗写得就比他好。稍后于他的屠隆、徐渭的诗，那就比他要好得多多了。
读《沧溟先生集》，我常常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明代的文学复古思潮？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衡量标准？明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实际情形究竟是怎么样的？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他们的创作究竟有着怎么样的成就？这些似乎都尚有可议处。
攀龙还有《古今诗删》和与之相关的《唐诗选》，涉及的问题多多，非此小文所能包容。
注释：
[1]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沧溟先生集》三十卷，初刻于隆庆六年。本文引文据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标点时有不同，个别文字据隆庆刊本改。
[2]《弇州四部稿》卷七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9页。
[4]钱谦益曰：“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茫无适从。谢榛曰：‘……’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摈茂秦，具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朱彝尊引陈伯玑曰：“近人多以王、李为口实，并谢集亦束之高阁，不复寓目。”吴乔曰：“于鳞成进士后，有意于诗，与其友请教于茂秦。……于鳞从之，再起何、李之死灰，成七才子一路。”
[5]《弇州四部稿》卷七七。“离”，谓拟古乐府未能毕肖乐府古题；“离而合”，谓貌离而神合。世贞在给吴国伦的信中，也谈到这一点：“刻成古乐府，独以元美、于鳞耳，乃又得足下而三。然不佞伤离，于鳞伤合，足下亦不胜其合矣。夫离者病独览，合者病双阅，此在连城不无微颣也。”（《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一）
[6]《弇州四部稿》卷七七。此事也记于《艺苑卮言》卷七。“余瞪目直视之，不答”，作“余不答，第目摄之”。
[7]《送河南按察副使王公元美自大名之任浙江左参政序》，《沧溟先生集》卷一六，第397页。
[8]《弇州四部稿》卷三五。
[9]《弇州四部稿》卷三七。攀龙《沧溟先生集》卷四《送元美》二首之一，比世贞为凤：“有凤衔灵文，栖栖北海湄。临流理羽毛，五采以自奇。”
[10]《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九。
[11]《弇州四部稿》卷四○。
[12]《弇州四部稿》卷三八。
[13]《弇州四部稿》卷三四。
[14]《李于鳞》，《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七。
[15]《报吴明卿》，《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一。
[16]《李于鳞》，《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七。
[17]《天目先生集》卷一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8]《天目先生集》卷八。
[19]《天目先生集》卷三二。
[20]以下次数最多的依次为徐中行八十首，吴国伦六十五首，宗臣四十三首，张九一三十六首，谢榛三十首，吴峻伯二十五首，许邦才二十首，梁有誉、张佳胤各十六首。
[21]《弇州四部稿》卷五六。
[22]《李于鳞》，胡益民、余国庆点校，予致力审订《太函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980页。
[23]《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太函集》，第478页。
[24]《弇州四部稿》卷一三。
[25]《弇州四部稿》卷五七。
[26]《答王贡士文禄》，《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七。此则文字又见于《艺苑卮言》卷五，文字略有不同。
[27]《艺苑卮言》卷五，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933—1934页。
[28]《答汪伯玉》，《弇州四部稿》卷一一八。
[29]《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七。
[30]《弇州四部稿》卷六六。
[31]《弇州四部稿》卷六四。
[32]《书王文成集后一》，《弇州四部稿•读书后》卷四。
[33]《书王文成集后二》，《弇州四部稿•读书后》卷四。
[34]《沧溟先生集》卷一八，第443页。
[35]《沧溟先生集》附录二，第717—718页。
[36]《沧溟先生集》卷二八，第647页。
[37]《沧溟先生集》卷二六，第599页。
[38]《沧溟先生集》卷四，第94页。
[39]《沧溟先生集》卷五，第107页。
[40]《沧溟先生集》卷一四，第357页。
[41]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沧溟先生集》附录二，第721页。
[42]《沧溟先生集》卷二五，第584页。
[43]王九思《刻太微后集序》，《美陂续集》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4]《沧溟先生集》卷二五，第574—575页。
[4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依次为第1493、862、487、1647、862、355、469、863页。
[46]如《沧溟先生集》卷二八《报朱用晦》、卷三○《与徐子与》等。
[47]《沧溟先生集》卷一七，第413页。
[48]清胡渭《禹贡锥指》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艺苑卮言》卷七，第1963页。
[50]《汪道昆》，《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九。
[51]《艺苑卮言》卷三，第1905页。
[52]《复屠青浦》，《归有园稿》卷一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3]《麈谐》，《归有园稿》卷一一。
[54]屠隆《由拳集•文论》，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3册，第2301页。
[55]庄元臣《论学须知•论苏文当熟》，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3册，第2211页。
[56]李乐《闻见杂记》卷八。
[57]《弇州四部稿》卷六四。
[58]《艺苑卮言》卷三，第1905页。
[59]《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3页。
[60]《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一五○。
[61]《沧溟先生集》卷一，第1页。
[62]《西京杂记》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钱谦益《列朝诗集》，许逸民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406页。
[64]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黄君坦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页。
[65]《乐府古题序》，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4—255页。
[66]王文才、万光治主编《杨升庵丛书》第3册，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页。
[67]《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9—1870页。
[68]《浙江通志》卷二七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四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明诗综》卷四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33页。
[71]朱承爵《存余堂诗话》，《全明诗话》，第1213页。
[72]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81页。
[73]《沧溟先生集》卷一，第4页。
[74]《报朱用晦》，《沧溟先生集》卷二八，第656页。
[75]《沧溟先生集》卷一，第11页。
[76]《乐府诗集》卷二五，第365页。
[77]《沧溟先生集》卷二，第27—28页。
[78]《沧溟先生集》卷一五，第377—378页。
[79]《送靳颍州子鲁》，《沧溟先生集》卷五，第103页。
[80]《沧溟先生集》卷五，第120页。
[81]《沧溟先生集》卷六，第128页。
[82]《沧溟先生集》卷一一，第277—278页。
[83]《沧溟先生集》卷八，第214页。
[84]《东村同殿卿送子坤赴选》三首之二，《沧溟先生集》卷一三，第318页。
[85]《沧溟先生集》卷一四，第343页。
[86]《送宗子相序》，《沧溟先生集》卷一六，第403页。
[87]明初王行、凌云瀚、赵㧑谦，成化、弘治初李东阳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前七子中李梦阳《鸣春集序》、《题东村饯诗后》、《论学上篇》，康海《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徐祯卿《谈艺录》，杨慎《李前集诗引》、《云诗解》，吴中的诗人们，也都有论诗重情的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