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王邦佐先生的时候，他正在准备当天下午学术会议的发言。尽管已年届八旬，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谈起政治学的发展，王邦佐表示理论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应将目光投放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问题上。

自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王邦佐便留校执教。之后调往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担任要职。回顾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双肩挑”的日子，王邦佐笑着说，“对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丰富的经历很有好处，有些事情没有亲身经历就不会有问题意识，就不知道该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敢于开拓 参与创办政治学“黄埔一期”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学术事业百废待兴，邓小平同志号召中国政治学“赶快补课”，这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王邦佐便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王邦佐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主任，与孙关宏一起从事“补课”工作。1980年，他们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成立了政治学教研室，次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正式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招收的第一届政治学本科生。此后，又逐步招收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当时最为急缺的就是政治学研究的专门人才。1981年，张友渔会长主持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并落实人才培养”问题。与会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开办政治学讲习班，为政治学“补课”培养专门人才。这一重担由谁来挑呢？王邦佐在会上说，“要不然我们来试试看。”

“相比其他地区来说，上海的条件比较好。”王邦佐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综合考虑上海的师资力量、学术基础等各方面条件，最终决定将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委托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

这期讲习班后来被学术界戏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它不仅为全国22个省市培养了60多名学术骨干，也积极推动了政治学在全国的恢复和发展。有“中国MPA之父”之称的中山大学教授夏书章也曾称赞该班“起了亮相、启蒙、播种作用”。

甘为人梯 高徒出名师更为贴切

因荒废多年、基础薄弱，政治学“补课”工作几乎从零开始。王邦佐和同事们花费很大力气制定教学计划，拟定教学大纲，着手编写教材。“我们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在编写教材、工具书的过程中，自己也在逐步提高。”王邦佐感慨地说，当时编写教材需要参考的资料涉及古今中外，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关，不仅要请外语教研室的老师提供帮助，还向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请教，为此他们专门去几位老先生家里“拜师”学习。

在教授“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基础上，王邦佐与皮纯协、孙关宏等于1983年编著出版了《政治学教程》一书。此后，他又与其他学者合作编撰了《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学》等教材和工具书。其中，《政治学概要》于199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并被全国十多所高等院校和省市级党校选为教材，多次再版。

“学术进步应当是社会性的，学术需要延续、需要发展。”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政治学的“补课”任务，王邦佐十分注重年轻学者的培养与提携，对年轻人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同时，他非常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从他们身上汲取智慧和新知。王邦佐甘为人梯的佳话在学界广为流传，他听闻后则谦虚地表示，“年轻人的成功就是对老师的回报，高徒出名师比名师出高徒来得更贴切些。”

在王邦佐看来，教师和研究者的角色契合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在教育别人的同时也能教育自己，“可以说，我是一个比较努力的教书匠”。

留有余地 莫以为认识了问题全部

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王邦佐可谓成绩斐然。他不仅讲授过“政治学概论”、“国际政治概论”、“比较政治学”、“政治学名著选读”等课程，还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级和上海市级规划课题十余项，撰写、主编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150余篇。

谈及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王邦佐说，“我从农村走出来读书，靠着不断积累、不断摸索，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都离不开很多老同志的帮助和启发。”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始终铭记在王邦佐心中——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很好理解，留有余地是什么意思呢？”在王邦佐看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以为自己的认识或文章就是看到了问题的全部，任何观点都要留有余地。

“社会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进行分析。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人们就无法理解。同样，我们也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历史人物，提出超越时代的要求。因此，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既需要逻辑思维，也需要形象思维。”王邦佐特别强调，政治学研究这些年有了很大发展，但问题也很多，还需要大家踏踏实实地搞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