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腾飞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汪荣祖与李怀印关于历史写作问题的争论，是史学界值得关注的事件。2013年12月，我国台湾学者汪荣祖以《现代中国：“重新发明”还是“重新发现”》为题，质疑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以下简称《重构近代中国》）一书，认为“作者在立论上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难免令读者有不一致的感觉”。此后，两人又先后发文进行争论。

20世纪的中国是政治更替、社会转型、文化变革的时代。不同政治立场、社会语境和文化经历下的近代史写作，呈现出差异性。《重构近代中国》在总结固有历史叙事弊端基础上，从域外视角提出历史书写新的研究方法，为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

首先，摆脱系谱式的史学史研究，注重主叙事建构与范型转移。葛兆光在重新反思思想史时写到，“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反观史学史研究，史学的历史也成为史学家的博物馆。全书避免以史学家的思想作为关注视角，将聚焦点置于“史学家的叙事建构如何形塑历史表述，叙事又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些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或史家的主观想象”。其主要内容是探究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话语重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忽视对重要史家的关注，因为“他们在建构和解构叙事方面，贡献最著”。譬如，书中专门讨论“黎澍与新启蒙史学”等。

其次，摆脱立场式的史学史研究，注重政治、思想权势与历史写作的互动。该书认为，历史作品是政治的产物。作者指出，应将蒋廷黻与范文澜的分歧，“置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摩擦的背景下去理解”。在理解“史学革命”时，作者把资深史家与年轻史家产生矛盾的原因，归结为“挑战或捍卫各自的知识背景，各自的社会资本，以及各自在历史研究领域权力关系中的地位”。

最后，摆脱封闭式的史学史研究，注重时段和空间的开放性。结语部分，作者提出“在时和开放”的史观。所谓“在时”的历史，就是强调在研究某个特定历史事件时，从事件正在发生的彼时彼刻观察问题。所谓“开放”的历史，就是并不把近代史作为一个终结的历史时段，其结局并未完成。

建构“在时和开放”的历史，作者主要意图是“告别目的论的和结果驱动的史学”。但是，这仅是“在时和开放”历史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在于“重建一个叙事，使之不仅更能接近中国过去的客观实际，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产生意义”。要言之，李怀印主张的“在时和开放”史观，就是替代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尝试。

在继承历史文献学范式和史学思想史范式基础上，当下史学史研究该往何处去？罗炳良、胡逢祥、李振宏等学者曾撰文献言。李怀印从政治议程视域审视历史写作，是重建历史书写和深化史学史研究的实践。然而，该书一些具体分析，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作者根据海登·怀特“情节构造模式”，将中国不同时段历史叙事，分别贯以“悲观主义”、“浪漫主义”、“乐观主义”、“怀疑主义”之名。认为，历史学家“所作的是通过不同的情节构造将不同的事实拼凑在一起”。注重政治因素与历史写作之间的互动无可厚非，但是以此为基点，认为历史写作是史学家集体想象的产物，把情节构造模式贴在不同史学家身上，并赋予文学色彩的审美性词汇，难免给人“夹心面包”式的后现代装潢感觉。

其二，史学家书写历史时，是否有“情节构造”的预设也是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史学界在批评“重史轻论”的同时，也批判“重论轻史”，主张史料与观点相结合。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学术反思，认为“真正打得倒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著作（论文或书籍）”。不同历史叙事在表述时的确呈现差异，但历史叙事并不是历史学家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由不同历史学家的知识背景、理论依赖、政治语境等差异造成的。

其三，作者声称，“历史作品与其说是披露过去的事实，还不如说是政治认同的体现”。毋庸置疑，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个恒久性话题。但是，在批判和反思政治或意识形态对学术的消极影响时，是否可以考虑积极性效果？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反思政治偏见与学术关系时指出，“对于党派学者的科学或学术的科目而言，党派偏见具有正面价值。这是无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努力还原历史是史家的责任。而史料与观点如何结合，则是历史书写中的复杂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怀印的《重构近代中国》，为读者在方法论上打开了另一扇思维之窗。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