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表述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概念。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定义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第三，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通常是联动的，在这种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呢？是否也有一种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呢？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社会发展实际上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从近两年发展的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形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

第一，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从 2011 年开始超过 50% ，从一个农民大国进入一个以城镇人口为主体的社会，但基本上还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和郊区化这两个阶段上运行。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近两年来，我国逆城镇化的种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的到来，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却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也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来解决城镇化问题。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约在 5% 左右。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是从未有过的，是一种意外的惊喜。这一方面说明，政府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就业弹性较大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可能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从理论上测算的结论是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但出于农村劳动力普遍老龄化和年龄匹配原因，他们已难以转移成有效的工业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就业政策选择必须高度关注这一新的变化趋势。

第三，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 2008 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 0.491 。此后至 2013 年的 5 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 4 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近 10 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只有中国和巴西出现了转折，巴西已连续 10 年基尼系数持续下降。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第四，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 2013 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 46.1% ，而第二产业比重为 43.9% ，第一产业比重为 10.0% 。 2014 年延续了这种态势，而到 2016 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 50% 。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结构阶段。所谓“白领时代”，即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我国在这个阶段也会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新议题，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会产生一个庞大的“小康大众”，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

第五，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 2000 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根据 2014 年上半年的数据，最终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是 54.4% ，拉动 GDP 增长 4 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是 48.5% ，拉动 GDP 增长 3.6 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到来。

第六，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我国以 GDP 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以上分析的这些阶段转折，都意味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常态，或者说一种新成长阶段。这既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高度关注这种阶段转折，为“十三五”时期以及未来一二十年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保证我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持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