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打仗，需要雇人干苦活儿，运送弹药和伤员什么的。军队现代化程度越高，需要的人手就越多。晚清时节，西方入侵，打了好些仗，每次来华，都要雇中国人。进到西方军队中干活的中国人，有雇来的，也有强拉来的，但也付工钱。这些人，统统被当时的中国政府视为汉奸，只要被逮住，一律杀头。但是，越到后来，应聘受雇的人越多，因为洋鬼子给的钱比较多。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当他们汉奸，但洋人却很少担心他们做细作，打入敌人内部，为中国政府打探情报。

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已经成为英法联军北进的基地。所以，招募华人苦力，就在这里进行。每个苦力，每个月的工钱为9美元。这在当年的中国，简直就是天价了。只是工钱不会按月付，而是等到战争结束，一次性发给。在联军方面，主要担心苦力领了工钱，半途溜走，而在被招募的中国人看来，这更像是欺骗，这样高的工钱，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疑心。因为，在当时广东有一种传说，说是洋鬼子招募中国人，不是用来干活的，打仗，就逼他们打头阵。所以，无论怎样解释，广州和香港两地的正经人家，绝少有应募的，最后招上来的人，大抵是社会上的无赖和流氓，太半为帮会成员。这些人，平时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偷盗抢劫，受雇杀人，无所不为。联军开的价钱，似乎比平日受雇杀人的还要多，信一回鬼子，冒一次险，也值。况且，这帮人很多都是鸦片鬼，做苦力，有免费的鸦片供应。

就这样，受雇来的中国苦力，被编成若干苦力队，统一发给特别的号服，号服上用斗大的阿拉伯数字，标明他的编号的连队号码。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斗笠，斗笠上写着三个字母：C C C，广东苦力队的英文缩写。每队的头目，都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但队里也有中国人做副手，这样的人，大抵会几句洋泾浜英语，每个副手，袖子上都有专门的袖标。队伍编成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简单训练，就出发了。训练时，每个苦力都很害怕，因为这样的训练，似乎证实了此前的传说，但人已入队，身不由己了。苦力队出发之后，香港的居民很高兴，因为这个小岛上的人渣都走了，境内太平，连小偷都没了。

真的开战了，中国苦力们发现，洋鬼子并不用他们打头阵，只让他们在旁观战，打完了，才用他们上去抬伤员，不仅抬鬼子，有时也抬受伤的中国士兵。这个发现，让中国苦力很踏实，也很兴奋。他们兴高采烈地看着双方大炮互相射击，无论中弹的是洋鬼子还是中国士兵，他们都兴奋地一阵欢呼。比较起来，中国军队死得要多得多，一点都不影响他们捧场喝彩的热情。僧格林沁的骑兵，玩命冲锋，在联军的优势火力下竞相倒地的场景，让他们感到格外过瘾。比刑场上看杀头，场面惨烈多了。不仅如此，感到安全的中国苦力，只消过足了大烟瘾，干起活来，也格外卖力。不仅抬担架卖力，挖战壕卖力，有时甚至站在齐颈深的积水里，用肩膀和头顶着梯子，让法国军队从上面踩过去。那场景，在洋人看来，确实令人感动。这些中国苦力似乎觉得，既然洋鬼子没有让他们打头阵，那么工钱的事儿也就是靠谱的了。即使为了这些钱，也该好好给人家干。

这些给侵略者干活的中国百姓，当然知道这些洋人是来打他们皇帝的，也知道自己是皇帝的臣民，更知道中国军队怎么看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忠实地履行了一个看客的职责，非常中立地看热闹，玩命地喝彩，把掌声送给演的好的一方。显然，他们是把洋人侵略中国的战争，当成了一场没有是非的好戏。同时也履行自己作为高薪雇工的责任，雇主需要什么，他们就干什么。王朝的忠义，跟他们没关系，民族大义跟他们更没有关系。如果不被雇来当苦力，留在当地，当地的地方官，士绅，有谁会把他们当回事呢?还不是说杀就杀，说打就打，踩在泥里。

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有没有爱国热忱?也许有吧。同样的人，如果清军花高价雇他们，给他们抽大烟，也许可以成为对阵洋人的勇士。但是，在那个场景中，这些人其实更容易做汉奸，受雇出力气的汉奸。因为肯出钱的，是洋人。对这些底层百姓来说，这就是生活。人嘛，都是要吃饭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不仅洋人雇的人尽职尽力，就是旁观的百姓，也不见得对洋人有多少敌意。只要发现洋人没有伤害之意，大家都出来跟洋人做生意，大批的鲜货送到，因为可以卖个高价。从来没有人想过，弄点毒药放在里面，毒死这些洋人。硝烟刚散，老百姓就成群结队地出来，围观洋人战舰和军队。某些小文人，看了之后，还要写读后感。奇怪地感慨，为何这支洋鬼子的队伍，白的人那么的白，黑的人(印度兵)那么的黑。只是言辞之间，稍微有点遗憾，但绝对掩饰不住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