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高：我们开始这一节的讨论。刚刚几位都介绍了各自的看法。因为自由发言总归是比较自由的，有的是讨论改革，有的是讨论增长，有的是讨论其他关注的问题。我想圆桌讨论我想和我们的题目稍微契合一点，因为毕竟我们这一节是讨论改革红利和增长的新动力。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问题。我想准备四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几位发表一个看法。因为我们确实非常的难得，那么多的宏观分析师在一起，9个人不能代表市场，但是可以代表一部分。我的四个问题，第一，最近媒体也比较关注，说高盛预测未来印度经济增长会高于中国。但是最后他是说印度的改革。今天的大题目是2015，路在何方，原来唐僧取经最终是到了印度。相对印度而言，我们中国更能改革还是中国更不能改革。因为你看去年的股市来讲，印度明显好于中国。当然到了下半年，印度就不如中国，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现在市场一般认为，印度比中国能改革。
第二个问题2015年是改革的关键年，我们在座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关键改革是什么？要有一个具体的改革。我们来点实际的。
第三个问题，如果说改革发生。最大的投资机会是什么？
第四个问题，打破刚兑是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我们想请各位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会不会发生，短期内追高对股市并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请问各位。这四个问题。
鲁政委：我一坐到这里，我就发现我的位置坐错了，我对印度不了解，我想是我们的改革是各有利弊，在历史上我们只要有名君，其他人就靠边站了，现在我们看到了英明的新一届的领导班子，所以我们可以更加乐观。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
李迅雷：印度未来的经济增长肯定比中国好，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但是印度未来要赶超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从过去历史来说，印度从来没有超过过中国。我觉得我们分析的经济因素当中，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他的就业比例非常低，即便他有人口红利，但是他的宗教等因素对经济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我觉得中国和印度的改革是两个层次的，中国的改革空间可能更大一些，因为毕竟我们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当中，空间更大一些。
林采宜：我和李老师的观点稍微不同。首先印度是人口优势，印度没有搞计划生育，现在印度整体的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力人口占比远远高于中国，现在印度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的一半不到。所以说国际的产业转移，转移到印度和越南去的非常多。现在美国的低端产品印度制造的比例大大增长。劳动力既是生产力又是消费力。因为你知道人老的时候他是不需要消费的，只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才需要消费。所以同样的人口，印度的消费需求，这个市场远远大于中国。从未来的趋势来看，我们老了，我们的消费需求也衰微，不仅仅是我们的生产力在衰微。
第二，印度的基础设施远远不如中国。中国是三流的收入水平，二流劳动生产率但是我们有一流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就是基础建设的空间，印度在大量的海外资本进入之后，成为出口大国之后，他的基建这一块的空间远远大于中国，这是印度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快过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比中国快。印度的改革可能会比中国更大一些，他会涉及到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改革。至于说改革释放的红利谁的更大不太好判断，我们的改革性质不同，增长动力不同，但是有一点，印度未来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快过中国，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汪涛：从增长来说，印度确实会快一些，因为他的起步晚，这个反超应该说悬念不大。从改革上来说，我坚定的认为中国改革一定快于印度的改革。其实已经快于印度的改革。另外我估计大家对印度的了解不太多，我们对印度的了解都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而报纸上都是英美媒体的报道，而英媒媒体对中国和印度的报道一定是偏向于印度的，因为他是民主体制，所以我在海外的投资者对话当中，包括去年年底在伦敦的时候，有一场辩论的时候讲新兴市场国家的改革，在座哪些人没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有希望。只有我一个人说，中国的改革会超过其他地方的改革，其实在市场的一顿热炒之后，大家已经看到了印度的改革。其实是他们过于把希望放在一个人的魅力上，发现一个人无法应对庞大的官僚体制改革，而印度有庞大的官僚体系，所以印度的改革明显放缓，而中国的改革潜力巨大，所以我看好中国的改革。
朱海斌：经济增速和经济体量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增速来说，印度比中国有后发优势，所以增速印度超过中国这是不奇怪的，但是从全球的影响力来说，印度是不可能超过中国的。另外从经济总量来说，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去年我看了四周的印度改革，现在印度的改革思路非常奇怪他是参照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西方媒体都说，印度是非常激进的改革思路，但是实际上他更多选取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他很多方面是参照中国过去十几二十年的改革策略。包括西方主要的媒体，可能对印度的改革有一些过度的解读。在中国来说，我觉得改革的希望是更大一些。另外刚刚说到人口。我对印度人口优势是比较悲观的，我觉得印度人口在长期来说不仅不是优势，甚至还是劣势。其实中国在采取计划生育之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印度过大的人口对以后创造就业机会，在政策上会有很大的制约。
刘煜辉：简单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两个国家完全处于不同的阶段，印度是赶超的阶段，当然他的当前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的建设。而中国已经开始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了。你只有通过改革来提高你的全要素，来提高你的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成功的完成，实现这个陷阱的穿越，而中国的紧迫性远远超过印度。印度虽然说未来十年二十年比中国的高。但是印度是不是可以复制中国的奇迹，我觉得历史可能不会重演。你看中国过去20年成为全球的一个超级大国，这是因为全球经济失衡，发达国家是需求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不断的贡献有关。而现在全球失衡问题已经消除了，持续了差不多20年的商品生产和使用者的失衡现在来看基本上不存在了。过去全球化的红利，现在没有了这个历史机遇，如果说印度没有的话，那么他能否重现中国20年的奇迹我觉得是很难的。
潘向东：印度确实相对中国有一些人口优势，但是我们看历史上赶超的国家，你们会发现有一个特点，他并不是这些市场优势造成的，而是制度造成的。实际上赶超都是强势政府做的事情。所谓的强势政府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可以进行感觉。在发展史上来看，只有强势政府才可以推进改革，否则的话，你推进改革是不现实的，因为改革本身就会带来出清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他是一个破坏性的创造，在破坏的时候，他会对当前利益带来损失，也就是说利益格局要发生分化，在分化过程当中，对民选政府冲击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民选的政府在改革当中都不可能很激进，都是很缓和的，他走一步看一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改革方面是很缓慢的。中国政府，当初的邓小平改革，他可以承受短期的风险。但是印度的话，你开始老百姓是支持你的，但是一旦面临失业等问题，他就会开始反对了。很可能改革还没有见效，他就下台了。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从改革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无法和中国政府来比的。所以我说在改革推进方面，中国是更有优势的。所以一个短期的增速，并不代表他可以持续下去，所以对印度来说，要走的路还很长。
沈明高：我的看法基本上和大家差不多。第一未来的两三年印度政府可能会烧一次火。第二中国肯定会比印度能改革。从这样来看今年的股市一定是买中国而不是买印度，如果说从增长角度来说，要考虑到印度成长性的机会，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刚刚夏老师要提到，中国要回到历史地位，实际上中国和印度的历史地位鼎盛时期加起来是全球的半壁江山。那么今年最有可能的一个改革是什么？
鲁政委：我的看法是对2015年，我不期待推出新的改革，我期待2014年已经说的改革可以在2015年平安落地就可以了，具体来说，我不一一解释。第一个就是预算法修订之后，地方政府真正的行为规范之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谁接，怎么接得过去。因为在历史上，真正的只有财政才可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第二个就是农村土地的流转，这个也说了今年要做。但是现在恰恰是房地产市场低迷，这个如何流转，这个流转对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你当然可以从增量角度来说，但是实际上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个不容易操作。第三个是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就是存款保险制度，去年有征求意见稿，今年到底怎么做，还有一个是两个小的问题，就是最近关于远程开户的问题，这个如果说推出的话，将彻底颠覆银行传统的物理网点的优势，如果说一旦实施的话。还有387号文，你们都觉得中国利率市场化还有最后一块堡垒，实际上有了这个之后，那块堡垒已经成为了稻草人了，没有人管他了。第四个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要有切实的举措比如说丝路，投行、基金等等这些都开始动起来了，这些要有真正的概念出来。
李迅雷：2014年的改革情况如何，大家可以自己心里评估一下，2015年我对改革的期望就是一个是地方政府的改革，地方的改革。第二个是金融的改革。对这两块的话，都是对于我们去泡沫，去杠杆有好处，地方的改革，比如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去掉之后，新的预算法怎么样使得地方政府在支出上更加公开透明，如何建立起一个强势的中央，落实在地方。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中国就有希望。现在地方搞了太多的战略，搞了太多的项目地方之间的竞争，应该让地方政府从有为到无为，更多的现在投资到民间，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做工作，而不是招商引资，金融改革方面，我希望的是放松管制，打破审批。让直接融资规模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否则的话，这么多的金融管制，使得金融加杠杆恐怕是难以化界进一步的风险的。
林采宜：对2015连的改革，我是机会主义者。我认为你说的是最需要的改革还是最容易实现的改革。我认为政府首先是从历史上的改革去着手。今年一个是投融资体系的改革如果说过去十来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靠信贷体系支撑的，其实是一个债权融资的市场支撑了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未来20年则是创业的时代，这是一个股权融资的机制，就像美国那样，我们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我们有新三板，创业板还有各种各样的股权市场，这些市场支撑了中国企业的创业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相对来说我们的负债率是偏高的，要降低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将来我们的希望。现在注册制是众望所归。这一块的阻力比较小。第二块阻力比较小的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就是政府如何调整他的财政支出。我知道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盟，他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保的支出都是超过一半以上的，而现在我们只有30%多。所以政府如何增加医疗保障和卫生社保，不仅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消费，因为他的社保体系改变了你的消费预期，预期改变你现有的消费而消费是2015年最重要的增长的马车。所以我觉得，社保的体系应该增强。另外我们的人口政策也是要依靠社保体系来变化。这是我对2015年的预期。
汪涛：其实在我的发言当中我已经讲了，今年的改革是促增长，化解风险和帮助转型，所以也讲了其他的方面。具体来说，一个是价格改革，各种公用事业改革今年会加快，也是帮助促增长和转型的方式。第二个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重组可以化解风险。另外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会高速发展也是可以化解风险。第三我也同意社会保障体系，今年的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和全国的养老保险和大众医疗保险的进一步推出。另外在金融方面，另外一点就是存款保险的机制，我觉得今年得建立，昨天闭幕的央行的年度会议上也说了，建立存款保险机制，是今年的一个工作任务，这一块是非常明显的改革，会在今年重点推出。
朱海斌：在改革的领域上，2015年并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具体最吸引观众的还是财政和金融改革两块。财政的话，一个是13号文推出之后，地方政府预算体系下一步怎么做，包括PPP2015年怎么推。金融方面，一个是存款保险制度，一个是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包括像注册制，退出机制等等，包括自贸区改革当中，我觉得2015年会非常好，像水、电气、交通等等，能不能抓住低通胀的机会，向前推一步，这也是我关注的。土地流转方面，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全局性的措施，但是在地方上土地流转的试验会进一步推进。
刘煜辉：我觉得财政改革的关键该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把他的账务要上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说不报的话，以后这个责任就会落到市长和市委书记头上，报上去之后，就会涉及到整个利益的调整。我想对整个市场的冲击和风险会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央企改革，央企改革1月份会出，央企是习要打造一套核心的产业结构来替代房地产业，未来要把房地产链条的资产移走，把新一套的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东西要挪进去，成为我们的核心资产。我觉得最关注的应该是这两个东西。
潘向东：改革，其实都难，特别是到现在中国的话，存量的改革，存量改革是一个零和博弈，有利润受损，2015年，中国的改革，包括财税改革，价格改革，金融改革等等。
沈明高：问题是会不会发生？
潘向东：从这么多改革当中，我看2015年改革最有可能的只有两个。第一个是价格改革，第二个是国企改革的当中的地方国企改革，为什么地方国企改革呢？因为43号文出来的时候，他要融资了，他要钱了，所以他会推的很快。为什么价格改革快呢？因为我们看到2014年能源局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相信会很快了。当然我最期待的是金融改革，金融改革一动整个我们的转型就随之而来了，一改就会动全身，单单往往是比较困难的。
沈明高：我觉得今年最可能发生的改革，就是怎么样将改革转化为增长动力，这是政府最关注的问题。又要改革又要增长，怎么样把改革转化为增长动力呢？核心就是投融资体系的改革。我们7万亿也好10万亿也好的投资项目容易，关键是如何融资解决这些需求。包括刚刚讲到的财政改革，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再加上所谓的投资便利化，PPP融资平台，我个人觉得这方面突破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我们也希望国企改革、货币制度改革和土地改革都可以落地。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投一个票。今年刚兑会不会破？各位认为可能会被打破的请举手，看来是4：4。我也觉得打破刚兑还是很难的。主要的问题是说现在的情况下，要打破刚兑是很难的。
提问：前一段访问了一个阿里的核心高管，他正在跑中国的农村市场，他觉得中国农村市场是巨大的，那么农村市场如何出来，这8亿农村人口的能力发挥出来，他觉得他看不到底，他觉得很悲观，他觉得如果说这8亿人口的红利如果说不能产生的话，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就会非常悲观的。那么各位专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对中国8亿农民未来致富的点在哪里？
汪涛：我觉得这个命题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生产潜力如何继续发挥问题的。包括加快城镇化的问题，其实城镇化是一个比较虚的东西，那么如何发展城镇化还是要发挥实体经济，也就是二三产业，如何促进二三产业就是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如何继续增长，在增长过程当中，把原来没有积极参与到生产大军当中，或者说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的人，如何转移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说发展非农业，就是工业、服务业这些现代的产业。我们刚刚讲的改革都是要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问题。不是说城市居民发展是一个战略，农村是一个特殊战略，其实都是一体的。
林采宜：我觉得农村的发展就是你要规模化生产的问题。就是农村农业的现代化，一定要靠规模化，而我们农村要规模化的话，实际就是土地的集中。说到底就是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
李迅雷：我觉得不能看农村就说中国没有希望，而我们的城市这么多人口在集聚还是非常有希望的。统计局对农民的估计，你说是8亿，统计局是说3.5亿我认为只有2.5亿农民。当初李克强总理讲到，农业现代化，农业城镇化等等，而实际上，这当中只有农业城镇化是有用的。农业现代化解决不了农民的问题，农民现在是老龄化，所有发达国家农民都是平均年龄60岁以上，农业是一个低生产力的行业。从这一点来说，对农村的作用的评估还是要客观一些。农村的资源只有进一步的集聚才可以。
提问：今天上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鲁总和潘总对汇率的观点。鲁总提出全球有效汇率对经济有绝对性的影响作用，您也提出了，汇率改革希望可以扩大中间价，日间的波动幅度等等。那么您对今年我们国家的汇率的预判是什么？您自己认为大概是什么样的走势是比较合理的？
鲁政委：首先我纠正一个看法，我认为汇率重要，不是只针对出口。第二个，我个人说，对汇率有什么预期，因为我们强调的是有效汇率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今年美元升值，人民币当然是贬值，到底贬多大合适，不好讲，关键是最有可能做到什么水平。我觉得今年最大的贬值幅度可能会接近5%左右，但是全年来看不会那么大。他非常可能是2012年的情况，一开始向下走，然后中间开始好转，全年来看，波动幅度不大。
提问：2014年石油市场的价格巨大的波动，像俄罗斯、委内瑞拉这些国家都是出口石油的，在国际贸易过程当中，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对冲机制。另外我们现在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的放开，未来随着资本项下的放开，我们如何避免像俄罗斯、阿根廷、委内瑞拉目前遇到的问题。
潘向东：汇率的话主要是包括两个，一个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一个是浮动，过去我们更多看的是浮动，而新一届政府更多是谈兑换。兑换比较快的话，浮动就会比较小，会保持相对强势的货币。所以2015年我并不认为人民币会贬值多少。但是在兑换方面会加强。
朱海斌：我想可能这个要区分两点。一个是保证国家战略的准确的提出，要来看当前情况的分析。如果说事后评估的话，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最近这一轮的油价暴跌，半年前是没有人可以预测到的。从中国的中长期来看，如果说以后美国的能源自给自足，中国如何保证稳定的能源渠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进行有必要的对冲，是我们应该来做的。但是你不能事后来论英雄。比如说我们看油价跌了50%。我们就如何如何。其实包括我们的汇率问题也是如此，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的企业家，他做了一些对冲之后，如果说汇率的波动不利于他的对冲的话，他就会后悔。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提问：您刚刚谈到升级，谈到经济2.0，那么金融如何可以在当中发挥一些作用呢？因为他会自然来到也不是说每一个领导说说他就会实现了，他还是需要有很大的现实支持的。
汪涛：中国经济2.0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支持。第一个是刚刚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你要在全球立于不败之地，不可能像目前有一些走出去的被人起诉说，你是盗用别人的知识产权，这是不行的。知识也要是我们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我们的根基。另外是融资制度的改革，一个创业的时代需要多层次的融券融资市场，过去我们是靠PC、VE这些人他们促进了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未来我们要制度化，因此未来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是未来创业企业发展的很重要的经济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