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李白身後並不寂寞，爲此擔憂的杜甫更不寂寞，他肯定想不到自己未來的名聲甚至凌駕於李白之上。是啊，他有什麽理由這麽想呢？難道他會認爲自己比李白更有天才，更有創造力？且不說後世尊他爲“詩聖”的那些理由他斷不會先知，即便朦朧意識到，大概也無助於提升他的自信吧？難道他會糊塗到以爲自己的“每飯不忘君”竟比?垂老帶病投李光弼軍效力的太白更值得尊敬？他的各體詩作，頂多衹有七律敢自居領先吧？五律、七古能平揖太白已很滿足，樂府和絕句肯定是望塵莫及。若按單項成績來計全能總分，老杜要輸太白一籌那是一定的。但杜甫幸運的是活到了大曆五年(770)，那些感時憫亂、憂國憂民之作爲他挣了分，最終以道德加分與太白並列第一，在許多人眼中或許他還要勝出。
“詩聖”的光環隱沒了杜甫作爲凡夫俗子的平庸的一面。隨著時代的推移，他的人格和才華日益爲後代詩家所尊崇膜拜，甚至他的缺點或敗筆，也會被付以“杜則可，學杜則不可”的特殊優待。①經過當代杜詩學或批評史著作的梳理，歷代對杜甫的評價已清楚地呈現爲一個經典化的過程。然而，僅憑常見的書籍，我們也知道杜甫在歷代批評家眼中是有不同評價的。
過去研究唐詩的學者有一種印象，杜甫在唐代無論生前身後都頗受冷遇，傳世的唐人選唐詩中衹有韋莊《又玄集》選了杜詩，失傳的顧陶《唐詩類選》可知是尊杜的，但直承韋莊的韋縠《才调集》作爲唐代最大的選本，卻不收杜詩；白居易對杜甫也沒有太高的評價，這似乎都反映了唐人的一般評價。但這衹是很片面的看法，也沒有什麽說服力。陳尚君的研究已證明，杜詩在中唐到宋初甚爲流傳，且是最早被刊印的書籍之一。②姑不論元稹《杜工部墓系銘》以集大成推許杜甫，衹看目空一切的狂才任華僅存的三首詩，一首贈李白，一首贈杜甫，一首贈懷素，也可以想見，與詩仙、草聖相提並論的杜甫絕不可能是等閑之輩。
應該說，杜甫從一開始就是“起評分”很高的，後來隨著杜詩被經典化，這才出現了非議的聲音。歷來杜詩注家，愛杜心切，對否定杜詩的議論莫不視作“與杜爲敵者，概削不存”。③20世紀以來，杜詩學論著一般衹關注肯定性的評價，而很少顧及負面意見。專門談到歷史上非杜議論的著作，衹有臺灣學者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一書。作者從“誕於言志”、“風雅罪人”、“開以文爲詩之風”、“傷於太盡”四個方面來展開討論④，有一定的啓發性，不過涉及面還較窄。其中“開以文爲詩之風”一點，除了施閏章批評宋人學杜“以詩當文，冗濫不已，詩遂大壞，皆老杜啓之”，並未舉出正面批評杜甫的例子。後來周勳初老師有《杜甫身後的求全之毀和不虞之譽》一文，主要是針對郭沫若對杜甫的批評，辨析杜甫與當時一些人物的關係，不涉及對杜詩藝術的評價。⑤近年出版的一些論著，開始注意歷代杜詩評論中的否定意見，如胡建次《中國古典詩學批評中的杜甫論》、孫微《清代杜詩學史》都注意到後代批評家對杜詩的否定性批評，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管見所及，對歷代杜甫評價中負面意見的專門討論，還沒有人做過，而這卻是我們考察杜詩經典化過程時不可回避的問題。本文想就我歷年搜集的資料，將歷來對杜甫的批評意見作個粗略的梳理。
一、宋人的非杜之論
杜甫到中唐被許爲集大成的詩人，還衹是在技術層面獲得定評。後來所以能成爲“詩聖”，與宋代形成的兩個神話有關：一是忠君愛國，所謂“一飯未嘗忘君”，出自蘇東坡《王定國詩集叙》；一是語言典雅，所謂“無一字無來處”，出自黄庭堅《答洪駒父書》。宋代最負盛名的兩位詩伯既樹此義，舉世奉從，杜甫由是登上詩歌殿堂最尊崇的位置，被尊爲“詩中六經”。⑥
然而考諸文獻，杜甫在蘇、黄之前是不太走紅的，宣稱“子美集開詩世界”(《贈朱嚴詩》)的王禹偁，並不學杜而是學白。西崑詩人楊億則譏杜甫爲村夫子⑦，後人揣測其意，“謂杜爲村者，豈以其秀句少耶？”⑧或許不無道理。其實當時幾乎就看不到推崇杜甫的人，包括歐陽修在内。⑨據陳師道說：“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黄魯直怪嘆，以爲异事。”⑩邵博《邵氏聞見後録》也記載，歐公于詩主韓退之，不主杜子美，劉攽每不然之。歐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之句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劉攽道：“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歐公賞其辯給，一笑置之。(11)對這則佚話，許學夷曾有一個解釋：“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奇澀，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楊大年、錢希聖、晏同叔、劉子儀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公又矯其弊，專以氣格爲主。子美之詩，間有詰屈晦僻者，不好杜詩，特藉以矯時弊耳。”(12)此說相當有道理，所謂雖不中亦不遠矣。
杜詩受到重視看來是從慶曆間開始的。據葉适說：“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13)然則杜甫之爲詩家所宗，是與江西詩派的宗尚分不開的。陳師道說：“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黄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14)更具體地告訴我們，黄、謝二人是開風氣的詩人，則黄庭堅之學杜也與家學淵源有關。自江西派風行于世，杜甫遂爲詩家所獨尊，《蔡寬夫詩話》說：“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15)明白這風會轉移之迹，杜甫在宋初的遭遇也就不奇怪了。葉适說江西詩派“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將杜甫排斥在“唐人”之外，固然表現出他以晚唐爲唐詩主流的觀念，同時也暗示了杜甫作爲超一流詩人要入某個詩史時斷的困難，這到後代有時成爲難以確定杜甫的詩史位置的原因。
江西詩派爲詩最重句法，講究用典，因而專奉老杜爲楷式。黄庭堅最推崇杜甫夔州以後詩，嘗言：“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16)此說雖有見地，但卻不盡爲人認可，到南宋朱子即已提出异議：“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朱子頗好《選》體，對杜甫學《選》的少作尚不否定，而對於晚年自出機杼之作便不予首肯：“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卻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衹見魯直說好，便卻說好，如矮人看戲耳！”這是嫌老杜夔州以後詩不如早年爽利。又云：“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這是說夔州以後詩每逸出常規。又云：“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爲好否？”這是說老杜晚年詩聲調不復如以前瀏亮。又云：“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衹意到處便押一個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17)這又是批評杜甫晚境作詩多隨心所欲，率意爲之，押韻也不講究。最後盛讚太白是聖於詩者，分明褫奪了老杜的“詩聖”尊號。饒宗頤先生認爲：“朱子持論之异，由於爲詩之路數不同，朱子不尚新奇，而主蕭閑淡遠……故其論詩似頗抑杜揚李。”(18)這是非常中肯的。饒先生還指出，朱子病杜詩之繁復，可能是受葉夢得影響。《石林詩話》有云：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爲工。至《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19)
實際上《八哀》詩的煩絮不光是鋪陳的問題，還有意脉不清的毛病，故後人往往指責其嘽緩冗遝。
杜詩的無一字無來歷，經黄山谷倡言後，成爲後人崇拜杜甫的一個神話。其實到南宋晚唐體流行起來後，這一點就遭到了批評。劉克莊說：“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20)這是江西詩派中人的切身反思，將“以才學爲詩”(《滄浪詩話•詩辯》)的流弊歸結于杜甫，暗示了杜詩經典化所立足的理論基礎已被動搖，並將產生相應的轉移。
二、明代詩家對杜詩的批評
南宋後期，以江湖詩人爲代表的詩壇主流，以清淺流易為尚，主要取法中晚唐詩，遂以大曆詩風及步其後塵的晚唐詩風爲“唐體”，以別于杜體，普遍尊唐而不宗杜。(21)蒙元一代詩家多宗李賀，像元好問這樣師法杜甫的作家似不多見，對杜詩的評論相對也較冷清。明代風氣一變，從開國名臣劉基開始就奉杜甫爲正宗，後來詩壇盟主李東陽和前後七子格調派詩人莫不師法杜甫的古近體詩，七律一體更是用心揣摩，深得老杜神髓。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很注意區分唐音與杜格，對杜甫漸多批評，這已爲研究者所注意。(22)事實上，明人鑒於“杜詩魔宋”的教訓(23)，對宋人學杜的流弊一直抱有警惕，在師法杜甫的同時也不斷地對其典范性加以質疑乃至某種程度上的顛覆。
首先，他們對宋人津津樂道的“詩史”之說提出了非難。楊慎《升庵詩話》有專論“詩史”一則，說“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他以《詩經》爲據，認爲“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不像杜詩直陳其事。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於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幹”也。總之，在他看來，“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爲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24)這裏的批評矛頭雖主要是指向宋人之不善學杜，但杜甫“詩史”本身不用說是遭到否定的。後來王世貞的辯駁也未能消除升庵此說的影響(25)，到清初王夫之仍不贊同“詩史”之說，說論者以“詩史”許杜，屬於“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爲可憐憫者”。(26)
其次，對杜甫自視甚高的詩歌聲律也有人提出批評，如何景明說“子美辭固沉著而調失流轉”。他認爲詩本是可歌的，哪怕唐初四杰辭采去古已遠，“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但杜甫卻丟掉了這一傳統，喪失了詩的歌唱性。而這又與杜詩缺乏“風人之義”有關：
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睢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郁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反在四子之下與？(27)
他的批評角度迂遠而獨特，談音樂性最後拐到表現方式上來，嫌杜甫吟咏時事，很少像漢魏詩那樣托諸夫婦，故缺乏風詩的比興婉曲情調。杜甫作爲超一流詩人難以纳入具體詩史時斷的特徵，在格調派的接受和評價中再次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七子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而杜甫古體已如何景明所言，抛棄了漢魏古詩的比興傳統，其近體又豈同于盛唐人的高華瀏亮？多的是沉鬱頓挫，兼風塵苦語。如果說前者還能爲李夢陽輩步趨摹擬，後者則多地見棄於升平時代的詩家。
到嘉靖、隆慶之際，對杜詩的負面批評意見明顯高漲，以致于清代仇兆鼇都注意到，“至嘉、隆間，突有王慎中、鄭繼之、郭子章諸人，嚴駁杜詩，幾令身無完膚，真少陵蟊賊也。楊用修則抑揚參半，亦非深知少陵者”。(28)楊慎的詩話確實常有詘杜之說，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明中後期對杜詩的評價。陸時雍《唐詩鏡•緒論》對李杜韓白都有非議，衹推尊王韋兩家，甚至倡言“摩詰不宜在李杜下”。他對杜甫的批評是詩的情調過於淒苦：“杜少陵《懷李白》五古，其曲中之淒調乎？苦意摹情，過於悲而失雅；《石壕吏》《垂老別》諸篇，窮工造景，逼於險而不括：二者皆非中和之則。”這種論調看上去很難讓人接受，但如果我們知道陸氏持論有神韻派的傾向，就容易理解他的出發點了。試想以王漁洋的趣味，會不會喜歡這些作品呢？
主盟清初詩壇數十年的王漁洋，世皆傳其不喜杜詩，這實在是個誤會。(29)但要論其家學，卻的確不是崇尚杜詩的。其叔祖王象春是明代少見的嚴厲批評杜甫的詩人，這一點尚未引起學界的注意。天津圖書館藏有一册《讀杜詩》卷四、《讀李詩》卷二的合訂本，題東海王象春季木甫著、兄王象艮伯石甫校，便是王象春讀李杜詩的批本。其中對杜詩的批點很少正面評價，不少詩句遭到他的嚴厲指斥：
《題張氏隱居二首》之一“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殊少含蓄，死板對語。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嘘送上天”，遂開山人游客打秋風口角。
《曲江二首》“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淺俚而腐，大類安窩中話頭。余謂詩無唐宋之分，信然。
《江村》“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與“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二結語，又腐又滯，俱累其全璧。
《九日蘭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此翻案之最醜拙者。
《蜀相》“兩朝開濟老臣心”：學究濫語。
《又作此奉衛王》：“遠開山岳散江湖”一句自精，余俱學究濫語。
《人日》：一首亦勻妥，但“劍佩沖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一聯，是後世惡詩鼻祖。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貧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二句陋甚。至“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臺”，是紗帽詩宗法杜老第一惡句。
他還指摘杜甫用字之拙累，如謂《紫宸殿退朝口號》“會送夔龍集鳳池”一句，“夔龍二字諛而無味，亦不雅”；評《早朝大明宫》詩，以爲“實非唐人絕唱，不知前輩何以恁般驚嘆，恁般作興他。想來衹是俗子取他官樣，便於在公所拿腔朗誦無避忌耳。‘詩成珠玉在揮毫’以下三語惡陋而諛。每讀杜至此，幾欲將此老易位”。這倒還不算太過，兩首廟堂詩本來就不是什麽佳作。而論《諸將五首》、《秋興八首》，說“兩詩乃老杜之一般，且多累句，如‘諸君’、‘衹在’、‘主思’、‘軍令’，如‘安危’，俱打油”，就未免太苛刻了。這些作品甚至讓他“幾欲將此老易位”即否認其詩聖地位，明代還沒見有如此輕視杜甫的。後來王漁洋對杜詩的批抹或許有叔祖的影響在裏面。
到明末對杜詩的負面批評達到了頂峰。竟陵派鐘惺、譚元春不喜《秋興》諸篇，而獨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被清代冒春榮斥爲“何啻啽囈”！(30)陳子龍《左伯子古詩序》也提到：
有唐杜子美，當天寶之末，親經亂離，其發爲詩歌也，序世變，刺當塗，悲憤峭激，深切著明，無所隱忌，讀之使人慷慨奮迅而不能止。然而論者或曰：“是無當於《風》《騷》之旨者也。風人之義，隱而不發，使言之者無罪。而《離騷》以虯龍鸞鳳比君子，飄風雲蜺喻小人，其旨無取於彰顯。子美皎然不欺其志，磨切之言，無乃近於悻直。”(31)
這裏作爲批評目標徵引的“論者”之說，應該代表著當時批評杜甫“近於幸直”的一派意見。這種看法在江南一帶可能影響還比較大，爲人們所認同。陳維崧論詩承陳子龍之緒論，但他與宋尚木書曆舉有唐名家，獨不及杜甫(32)，這是不是顯示了當時詩壇風氣的某種徵候呢？
明末最重要的詩學家許學夷，在《詩源辯體》中對杜甫也有所批評。他說：“子美《麗人行》，歌行用樂府語，不稱。《品匯》不録，良是。《憶昔行》‘更討衡陽董煉師’，討當作訪，或以討字爲新，不復致疑，安可便謂知杜耶？又篇中如‘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等句，即予所録者，亦不免爲累語。至歌行或用俳?{，又不可爲法。”(33)他不光指摘累語，還指出杜甫歌行用樂府語與駢句的毛病，開了從體制的角度批評杜詩的先聲。
三、清人對杜詩的批評
進入學術風氣濃厚、學風嚴謹的清代，杜詩成爲一門真正的學問，在廣泛、專門、深入、細緻各方面都超越前人，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34)在明末貶低杜甫的語境中，杜詩在藝術上的典范性和絕對價值雖遭到質疑，但詩人杜甫作爲道德典范的地位尚未動搖。易代之後，詩聖的道德品質首先成爲詩論家考案的對象。
錢澄之《陳二如杜意序》首先從道德上解構了杜甫的崇高。針對歷來推崇杜甫“每飯不忘君”之說，他辯駁說“凡感物造端，眷懷君父，一情至之人能之，不獨子美爲然”，繼而曆舉杜甫行迹，說明唐朝待杜甫不薄，而杜甫卻無所報效，一心唯在顧全家室：
子美以布衣謁帝，面授拾遺。忤旨，出爲華州司功，輒棄去客游。朝廷不之罪，仍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竟用嚴武薦，授工部員外。唐之於子美至矣，子美之感恩不忘，其常情，非溢情也。吾獨怪子美在蜀，盛交游，即惓惓宗國，當其時嚴武、高適輩豈無能資給以赴闕者？而乃滯身絕域，托興篇章，以徒致其不忘君國之意。凡公之崎嶇秦隴，往來梓蜀夔?{之間，險阻饑困，皆爲保全妻子計也。其去秦而秦亂，去梓而梓亂，去蜀而蜀亂，公皆挈其家超然遠引，不及於狼狽，則謂公之智適足以全軀保妻子，公固無辭也。且夫銀章赤管之華，青瑣紫宸之夢，意速行遲，形諸憤嘆，公豈忘功名者哉？而專謂其不忘君耶？(35)
這麽一來，杜甫就被還原爲智足以全身遠害，而道德上殊無過人之處的一介儒士，於是他斷言“子美于君父、朋友、兄弟、妻子之間，一中人之深情者耳，謂爲有詩人來一人，過矣！”他的分析和論斷顯然是有說服力的，衹要我們認真考察一下杜甫畢生的行迹，而不是唯讀杜詩，就會認同他的見解。對於杜甫詩歌的藝術成就，錢澄之沒有否定元稹的集大成之說，但將范圍作了限定，以爲“其奇在氣力絕人，而不在乎區區詞義之間也”。“如以辭而已，集中有句澀而意盡者，有調苦而韻湊者，有使事錯誤者，有出詞鄙俚者，有失粘者，有失韻者，有復韻者，其弊至多。唯是其氣力渾淪磅礴，足以籠罩一切，遂使人不敢細議其弊。宋人奉之太過，謂其弊處正佳，從而效之；又爲穿鑿注解之，以諱其弊，其去詩意愈遠”。時至今日，如不正視杜詩的疏漏，“且守其一字一句爲科條，確然爲不可易”，便致於“其氣與力不可得而言也，而其詞之弊亦有不可解也”。因而他認爲讀杜詩須得其大意，而勿求甚解。衹有這樣，方能得其所長，不爲其弊所惑。這一番論析與其說是抉發了杜甫的獨到成就，還不如說是去除了籠罩在杜詩上的神聖光環，替王象春將“詩聖”拉下了神壇。
王夫之論學論詩最痛恨明人的門戶之習，杜甫因爲是明代詩壇最大的門戶，便自然成爲他嚴厲批評的對象。他的批評也是從道德立場出發，首先在傳統的志和情兩個范疇中增加了意和欲兩個概念，認爲“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若“意封於私，欲限於小，厭然不敢自暴，猶有愧怍存焉，則奈之何長言嗟嘆、以緣飾而文章之乎？”然後考之詩史，“二雅之變無有也，十二國之風不數有也，漢魏六代唐之初猶未多見也。夫以李陵之逆，息夫躬之窒，潘安、陸機之險，沈約、江總之猥，沈佺期、宋之問之邪，猶有忌焉”，而杜甫則毫無掩飾：“若夫貨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游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嘆之，緣飾之爲文章，自繪其渴于金帛、沒於醉飽之情，靦然而不知有譏非者，唯杜甫耳。嗚呼！甫之誕於言志也，將以爲游乞之津也，則其詩曰‘竊比稷與契’；迨其欲知迫而哀以鳴也，則其詩曰‘殘杯與冷炙，到處潜悲辛’。”由是他斷言：“杜甫之濫百於《香奩》。不得於色而悲鳴者，其蕩乎！不得于金帛而悲吟，蕩者之所不屑也，而人理亦亡矣！”(36)他對杜甫道德品格的指責，比起錢澄之來更是空前地嚴厲。在評徐渭《嚴先生祠》時又說：“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盡有天德、王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派與《易》、《書》、《禮》、《春秋》去。彼不能代詩而言性之情，詩亦不能代彼也。決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輝，風雅罪魁，非杜其誰邪？”(37)這一批評措辭也很嚴厲。
在詩歌藝術上，王夫之對杜甫的評價同樣不高，說：“杜本色極致唯此《七歌》一類而已，此外如《夔府》詩則尤入醜俗。杜歌行但以古童謠及無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蘭詩》與俗筆贗作蔡琰《胡笳詞》爲宗主，此即是置身失所處。高者爲散聖，孤者爲庵僧，卑者爲野狐。”(38)又說杜甫一再稱道庾信“清新”、“健筆縱橫”，而自己所作卻是“趨新而僻，尚健而野，過清而寒，?務縱橫而莽”，“至於‘衹是走踆踆’、‘朱門酒肉臭’、‘老大清晨梳白頭’、‘賢者是兄愚者弟’，一切枯菅敗荻之音，公然爲政於騷壇，而詩亡盡矣”。(39)王夫之雖然是個有見識的詩論家，但他在某些方面觀念是有問題的，藝術感覺似乎也不太好，因此他有些批評決不可輕從。比如評《後出塞》云：“直刺牛仙客、安禄山。禍水波瀾，無不見者，乃唯照耀生色，斯以動情起意，直刺而無照耀，爲訟爲詛而已。”又云：“杜陵敗筆，有‘李瑱死歧陽’，‘來瑱賜自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種詩，爲宋人謾駡之祖，定是風雅一厄。”(40)似這般反對詩歌直接抨擊現實的看法，顯然是一種偏見。又比如說：
杜又有一種門面攤子句，往往取驚俗目，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裝名理爲腔殼；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擺忠孝爲局面。皆此老人品、心術、學問、氣量大敗闕處，或加以不虞之譽，則紫之奪朱，其來久矣。(41)
這也顯得持論太苛刻。簡恩定先生認爲，王夫之的杜詩批評“雖有批駁過當之處，然而仍不失其客觀分析之地位，而最具意義的乃是全就杜詩來加以論析，而不受其爲人傳誦的忠君愛國思想所束縛，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42)我的看法是王夫之這些議論基本上沒什麽批評價值，適足暴露出他文學觀念的狹隘和審美鑒賞力的欠缺而已。
談論清初詩人對杜詩的非議，不能不提到王漁洋，他不喜歡杜詩是出名的。趙執信《談龍録》載：“阮翁酷不喜少陵詩，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趙執信和王漁洋關係很近，後人多信從其說(43)，世間甚至流傳有漁洋批杜的僞托本(44)。其實王漁洋對杜詩下過很深的功夫，他評讀杜詩起碼有兩個本子：一是與西樵同評的選本，兩家各出己見；(45)另一種是《錢注杜詩》(46)。他對杜甫的總體評價見於《師友詩傳録》，大致不异于傳統的集大成之說，唯覺“絕句不妨稍絀”。(47)其他批評就很少，甚至偶有攻擊杜甫的機會他也不用。比如劉大勤問他對杜詩全句用經語的評價，漁洋答：“以《莊》、《易》等語入詩，始謝康樂。昔東坡先生寫杜詩，至‘致遠思恐泥’句，停筆語人曰：‘此不足學。’故前輩謂詩用史語易，用經語難。若‘丹青’二句，筆勢排宕，自不覺耳。”(48)如果他真不喜歡杜詩，東坡的批評不恰好是個順竿爬的機會？但漁洋卻反而替杜甫回護。當然，有些作品如《八哀詩》，他還是不假辭色的，不過也只是眾多批評者中比較溫和的一位而已。
不管怎麽說，自從清初批評家顛覆了杜甫道德上的崇高感，詩壇對杜甫的批評就愈加嚴厲起來，到康熙中期甚至形成一股貶低杜甫的風氣。康熙三十三年(1694)，冉覲祖撰《莘野集序》提到：
厭常喜新，翻盡窠臼，□前賢所論定，棄者取之，取者棄之，色求腴而氣骨漸凋，意欲逸而音節不振。宋元諸家迭出相軋，不僅如昔所云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已也……詩道當極變之日，論者於少陵非不陽爲推崇，而陰寔背之。既已背之，將必有厭薄之心，而特不敢形詆譏於口，畏其名耳。(49)
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沈德潜作《遣興》(其七)還不免感慨：“杜陵豈是村夫子，一任兒曹笑未休！”(50)他將這股貶低杜詩的風氣歸結于錢謙益提倡陸游、元好問詩和馮氏兄弟推廣晚唐詩風(51)，曾在《顧南千詩序》中指出：
前三四十年，吳中談藝家或仿南宋，或摹《中州》元人，或竟趨《才調》、《香奩》、《西崑》倡和之類，而于杜陵之沉雄激壯比諸鯨魚碧海者，屏不欲觀，甚或取而相譏，目爲粗豪之祖，云吾得之錢牧齋尚書云爾。(52)
杜甫被經典化主要出於宋代江西詩派和明代格調派的尊崇，清初經錢謙益提倡宋元詩，接著王漁洋神韻詩風又主宰詩壇數十年，杜甫的影響力大爲減弱，詩家對杜甫的評價也擺脫往昔的神化色彩，而能以平常心趨於客觀的討論。簡恩定先生認爲“清初諸家輕杜之說，實際上即是代表著他們對於舊有文學理論的反省與考察”，因此他們的杜詩批評“已能摒棄情緒化的語言而出以較爲客觀之臆斷”。(53)這是從文學觀念變遷的角度得出的同樣結論，值得聽取。晚近王守恂《點讀杜詩即題其卷首》云：“紛紛好惡亦何嘗，得失還須自主張。讀古人詩高著眼，蚍蜉撼樹不嫌狂。”(54)這也可以說是清代詩家對待杜甫詩歌的基本態度，他們的批評也因此遍及杜甫的各個方面。
首先，對杜甫忠君愛國的神話不斷有人提出質疑。鄭性《黄上伯不驚草序》云：“少陵之詩，人咸稱其忠君愛國，吾閱其全集，見其在蜀時依嚴武，飲酒遷延，于君國無甚剴切激發。其性情變化何如，楮末毫端，真情難掩。”(55)這相比錢澄之的說法同樣不失爲誅心之論。趙士喆論杜詩：“嘗摘其似初唐晚唐宋人並有宋人所不爲者以示戒，云：‘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此非初之巧而纖者乎？‘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此非初之拙而滯者乎？‘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此非晚之情真而流於俗者乎？‘鷺鶿窺廢井，蚯蚓上深堂’，此非晚之景真而流於鄙者乎？‘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大類康節、紫陽之作；‘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則紫陽所不屑，想當日爲俗人設耶？詩主性情，夫人知之，而不知性情亦有貞淫雅俗之判。”(56)李光地也冷峭地譏諷：“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尋不出他一點自見不足處，衹覺從十來歲以至於老，件件都好。這是一件大病。”(57)實則認爲杜甫好作大言而無實際才能的不乏其人。晚清施山《戲題杜集》云：“詞章萬古此江河，契稷其如褊躁何。高論可憐無切用，人間名士散材多。”(58)這都是從道德、性情角度對杜詩所作的非難。杜甫的崇高地位一半是靠人格和道德的光輝贏得的，在這方面一再遭到質疑不用說會影響到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鄭性《黄上伯不驚草序》還對杜甫的藝術觀念加以指責：“世之言詩者皆以少陵爲宗，而吾竊謂其非詩人。第就其‘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語勘之，則已大遠乎聖人存三百篇之本旨矣。聖人之存三百篇也，存其近人，不存其驚人。若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則三百篇亦應語不驚人死不存矣。”到晚清有些批評家就杜甫對才能的運用也提出了非議：
杜陵七絕云：“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卻背村。梅熟喜同朱老吃，松高擬對阮生論。”又：“不是愛花即肯死，祇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细開。”譬之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而爪牙則不靈矣。朱老、阮生蓋同時人，一何粗野；容易、商量亦非詩料。(59)
錢振鍠甚至對自唐代以來已有定論的杜詩集大成之說也加以顛覆，說：“人以少陵詩爲集大成，此真污蔑少陵語。夫人中之集大成者，聖人也；詩中之集大成者，不過襲眾人之餘唾耳。曾是少陵而出此？”(60)錢振鍠原是近代少有的狂才，說詩目空一切，對傳統詩學觀念做盡翻案文章。他還說：“俗子以杜詩爲工，余以爲不工莫如杜。論杜者不當以工不工較量也。欲求其好處，先看其全部，不可以一首求之；看其全首，不可以一字一句求之，否則所得皆糟粕耳。”這雖肯定了杜詩整體的好，但同時又承認其局部是不值得稱讚的，因此他不光指出長排疵句之多，甚至乾脆斷言“杜詩無百字無疵者”。(61)這其實不是什麽新奇的說法，清代詩論家對杜詩藝術上的缺陷，已從各種角度提出了批評。
蔣釜山作《詩正》，論杜詩之失，一曰太盡，一曰取材無擇，一曰比興少而直叙多，可以說是集中表達了通常對杜詩缺點的看法。友人任源祥卻不以爲然，作《與蔣釜山論詩書》一一駁之，最後論定“李杜疵累雖多，終爲唐人首稱”(62)，乃是褒中含貶，先不得不承認杜甫疵累甚多的前提。杜詩號稱無一字無來歷，但用事屢有疏誤，歷代注家時有榷正。倪偉人《輟耕消暑録》也舉出兩個例子：“如‘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之句應用伏生事，然伏生名勝，亦稱伏申，無以虔名者。後漢有服虔，又非伏也。此杜老之誤也。又，‘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之句，應是用鶴乘軒事。然軒，大夫之車也，誤以爲軒垣之軒，此杜老之疏也。”(63)杜詩的直露少含蓄，明代楊慎就曾指出，到清代施閏章也批評杜五言古詩“傷於太盡”。(64)由於杜甫自宋代以來已被模仿得太濫，清人對杜詩常懷有一種逆反心理，凡杜甫喜用的一些詞語他們都很反感。《采菽堂古詩選》的編者陳祚明曾指摘杜詩中“乾坤”“萬里”等大字面，目爲“枵句”。(65)而反過來對杜詩的家常和小巧之風，他們同樣也不滿意。施補華《峴傭說詩》有云：“小巧是詩人所戒，如‘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俳優是詩人所戒，如‘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粗俗是詩人所戒，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之類。雖出自少陵，不可學也。”(66)其中粗俗尤其是清代批評家集矢的一個毛病。明代王象春批杜詩，除了指摘其拙詞累句，就常斥其鄙俚。如：
“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哪送酒如泉”：意既酸乞，詞且打油。
“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藉藉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三句曾打油之不如。
《季夏送鄉弟韶》一首，鄙俚全無可取。
“樓上炎天”一首是近日山人獻諛之詩，“碧窗”“朱栱”字俗；“仗鉞褰帷稱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鄙氣令人欲嘔。
晚清施補華《峴傭說詩》則說：“《義鶻》、《杜鵑》、《鳳凰台》諸詩，雖有寄托，然失之傖，學者不必則效。”(67)又云：“《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一首，前輩多賞之，然此詩實有村氣，真則可，村則不可。幾微之界，學者自辨。”(68)錢振鍠更說：“古稱杜詩無所不包，此亦盲語。以余觀之，乃千篇一律耳，烏在其無所不包也？其詩雖有粗有細，然終屬一種老戆氣。”所謂老戆氣就是傖氣的另一種說法。
清代是杜詩注釋和批評最繁榮的時期，湧現出以仇兆鼇《杜詩詳注》爲代表的一大批優秀杜詩注本，其中對杜詩也不無批評意見，限於篇幅，本文無法涉及。這裏衹能就個人有限的閱讀，在鳥瞰清代批評杜詩的主要意見的基礎上，大致勾畫出清人重點指責的幾方面問題。
四、專業化的批評眼光
中國文學批評自元代以後日趨專門，其明顯的標誌就是體制意識及其學說的完善。清代詩論家集古代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之大成，對杜甫的詩歌創作進行了全面的研究。他們對杜甫詩歌的批評，最值得重視的首先是從體制出發來討論作品，這使杜詩在體制方面的缺點暴露無遺。
杜甫的古近各體詩，除了絕句容有异議，其他詩體一向都被目爲大家，備受推崇。但到明代，杜甫開創的七言排律首先被王世貞點名：“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69)到了清代，杜甫在詩歌體制方面開始遭到全面的非難。清初任源祥《與侯朝宗論詩書》云：
杜甫詩雄壓千古，而五言古詩則去古遠甚。甫非不自辟門户，而磋砑怒張，無復風流蘊藉，故謂之唐音。譬之書法，必以晉爲上，唐非不佳，而所乏者晉人清韻耳。唐古詩之遜于漢魏也亦然。且漢魏六朝古詩而外無他詩，唐既變爲排律、律詩，又爲歌行、絕句，各有擅場，何必争能於古詩也？是故學杜甫者學其排律、律詩、歌行足矣，古詩、絕句不必以杜甫爲法也。(70)
除了絕句之外，杜甫的古體詩也遭到了否定，這是很出人意外的。清中葉湖南名詩人歐陽輅評杜詩，也指出古體的弱點：“《曲江三章》、《登慈恩寺》、《偪側行》、《垂老別》、《無家別》、《將適吳楚》皆有敗筆。五七古每有一二强湊語，雖不能掩其善，終是全詩之累。”(71)參照後文所引諸家指摘的拙辭累句，我們就知道此言絕非無的放矢。
那麽杜甫最擅長的律詩，論者總該無間言了吧？不然，他們對杜律也有批評。早在明代，薛蕙就說：“太白五言律多類浩然，子美雖有氣骨，不足貴也。”(72)這是說杜甫五律不如李白。李攀龍《選唐詩序》則說：“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眾，憒焉自放矣。”這又是說杜甫七律比不上王維、李頎。兩家之說本來不算很嚴厲，但經余懷一引申闡發，說“老杜長於古詩，律詩非所長也，濟南謂其憒然自放，信夫！”(73)杜律的品格就不如古詩了。即如專論杜甫七律的柴紹炳《杜工部七言律說》，在列舉名篇後，也不免摘其累句。柴氏著書近代以來不爲人注意，故不避煩瑣而備録於此：
其他率爾成篇，漫然屬句，自信老筆，殊慚斐然。予嘗覽而擿之，中有極鄙淺者，如“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嘘送上天”之類。有極輕遫者，如“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之類；有極濡滑者，如“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聞道雲安麯米春，才傾一盞即醺人”之類；有極纖巧者，如“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綫長”，“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做釣鉤”之類；有極粗硬者，如“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不爲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在野祇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網羅求”之類；有極酸腐者，如“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炙背可以獻天子，食芹由來知野人”之類；有極徑露者，如“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類；有極沾滯者，如“伐竹爲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强兵動鬼神”；“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之類。凡此皆杜律之病，往往而是。(74)
將這段文字與本文徵引的其他文獻相對照，可以發現他所列舉的例子多半也爲他人所指摘，看來對杜詩的拙辭累句，湛芍^英雄所見略同。趙文哲《媕雅堂詩話》也斷言：“工部(七律)千古推重，如《諸將》、《登高》、《登樓》、《野望》十餘首洵推絕唱；若《秋興八首》，中多句病。其他頹然自放之作，遂為放翁、誠齋之濫觴。世人震于盛名，每首稱佳，良可一笑！”他說往歲與同人論詩，淩祖錫說：“如工部七律，即拙率處不對處皆以浩氣流行，提筆直書，彌見其大。”他笑曰：“假使工部當提筆直書時，而恰遇佳句，恰得工對，豈反足損其大而必改從不對與拙率耶？”這一對答雖很有點俏皮，卻深中老杜之病，也就是說他常不免有意到筆不到之處。方元鯤《七律指南》不僅大肆指摘杜甫七律的病句(詳後)，還獨到地發現“少陵拗體，結句每苦意盡”，《白帝城最高樓》、《十二月一日三首》(寒輕市上山烟碧)、《江雨有懷鄭典設》、《即事》諸篇，他都指出其結句的拙累，相當有眼光。(75)清末王禮培《小招隱館談藝録》更推及杜甫所有七律作品，說：
少陵七律發端高挹，結束稍落緩弛，明者自能辨之。尚不若摩詰之能發皇，首尾勻稱。如“花近高樓”、“風急天高”二首之唤起，何等興象？試問“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能無頭重腳輕之病乎？若是者謂之游結，未極束緊、拓開兩法之妙用。
錢振鍠對杜甫七律也照樣給予酷評，說“杜老五律勝七律，七律竟無佳者”。(76)如此作驚人之筆，就不是批評而是玩笑了。如果他心裏真是這麽認爲的，那就適足顯得他於詩學不入門而已。
相對于七律來說，杜甫的七絕歷來遭到更多的奚落。事實上杜甫七絕的寫法與唐人一般的路數都不同，所以王世貞才斷言，“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77)楊慎更舉《贈花卿》一首，直截說杜甫“獨絕句本無所解”。(78)許學夷對杜甫七絕尚有回護，但對五絕則基本否定：“子美七言絕雖是變體，然其聲調實爲唐人《竹枝》先倡，須溪謂放蕩自然，足洗凡陋，是也。惟五言絕失之太重，不足多法耳。”(79)清代詩論家大都不認可杜甫的絕句，以爲不可學，更不足學。但其持論之理由，卻分爲兩類：一類是認爲杜甫絕句不是正格。如張謙宜說：“不當?學少陵絕句，彼是變格。”(80)吳農祥說：“公絕句都自撰句格，學之必無光彩，或偶寄興可也。”(81)潘承松更進一步解釋其中道理，道是：“絕句以龍標、供奉爲絕調，少陵以古體行之，倔强直戆，不受束縛，固是獨出一頭，然含意未申之旨，漸以失矣。”(82)另一類則認爲杜甫才有偏至，不擅長絕句，其絕句一體純屬失敗之作。如王漁洋即認爲杜甫諸體皆擅，獨絕句稍絀；柴紹炳《唐詩辨》論唐代詩人兼才之難，曾舉“有大家而體不能兼者，如工部之不長於七絕”；(83)沈德潜《唐詩別裁集•凡例》說：“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如少陵絕句，少唱嘆之音。”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稱：“少陵絕句，《逢龜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爲之說。”(84)玉書《常談》也同意杜甫“絕句無可選取”的說法(85)；李少白《竹溪詩話》則强調：“學古人之詩宜擇其長及學而無弊者，即如子美詩雖無不佳，而絕句爲其所短，專學杜絕者誤矣。”(86)看來清代詩論家在否認杜甫絕句的藝術水準和價值一點上，意見是比較一致的，很少見肯定杜甫絕句的說法。田雯《豐原客亭詩序》是難得的一個例子：“少陵之詩于晚節尤細，似非?{依才氣之所爲。而其中夭矯挺拔，沉鬱瑰奇之觀，非易測識。樂府變而又變，截句不屑苟同，何其豪也！”(87)在他看來，杜甫絕句之異於眾人，是出於自辟蹊徑、不欲苟同的志向。但問題是人們評價藝術，不是看動機而總是看實際成就。黄子雲《野鴻詩的》稱“少陵七絕實從《三百篇》而來，高?{王、李諸公多矣”(88)，恐怕是很難爲詩家認同的。當代研究者從影響的角度看杜甫絕句，認爲“盛唐絕句翻到杜甫這一頁，從内容、風格、手法到音響全都變了。唐絕句的門廡從此更大，中晚唐的別派由此而開。議論風生，刻畫入微，都從這裏漸啓。沾溉及于宋人，影響可謂深遠”(89)，乃是回避了正面評論杜甫絕句的實際成就。
就我所見，歷來對杜甫的非議最多的是集矢於他的詩歌語言，這大概也是所有批評意見中最無可争議的。王世貞曾比較李杜兩家的語言，說“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欬’之類”，大概是符合事實的。但隨即又各打二十大板，說“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90)，則明顯對李白有點不公平。太白雖興至神王，也難免有不加檢束、泥沙俱下的情形，但詩中衹有率爾所成、意思重復的句子，卻少有寫得拙劣不成語的。實際上，後來的批評家又不斷指出杜甫詩歌語言存在的各種毛病。如胡應麟《詩藪》云：“杜語太拙太粗者，人所共知。然亦有太巧類初唐者，若‘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之類；亦有太纖近晚唐者，‘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之類。”(91)又云：“杜《題桃樹》等篇，往往不可解，然人多知之，不足誤後生。惟中有太板者，如‘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之類；有太凡者，‘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之類。若以其易而學之，爲患斯大，不得不拈出也。”(92)馮時可《雨航雜録》認爲杜甫詩歌言語還稍欠雅致，說：“(司馬)遷有繁詞，(杜)甫有累句，不害其爲大家。遷剪其繁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許學夷也曾指摘杜詩累句，並論宋人學杜之弊：
如“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等句，未可爲法。至“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麟角鳳嘴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則斷乎爲累語矣。今人於工者既不能曉，於拙者又不敢言，烏在其能讀杜也？後梅聖俞、黄魯直太半學杜累句，可謂嗜痂之癖。(93)
就連他目爲唐人七律第一的《登高》，也遺憾“但第七句即杜體亦不免爲累句”。(94)這裏的批評主要還是著眼于對後生的影響，不是對杜詩的絕對否定。而另一處就出現了對杜甫詩歌語言的絕對批評：“唐人詩惟杜甫最難學，而亦最難選。子美律詩，五言多晦語、僻語，七言多稚語、累語，今例以子美之詩而不敢議，又或於晦、僻、稚、累者反多録之，則詩道之大厄也。”(95)他說晦、僻者不能盡摘，而於稚、累者略舉了二十幾句：
如“西望瑤池降王母”、“柴門不正逐江開”、“三顧頻煩天下計”、“風飄律呂相和切”、“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桃花細逐楊花落，黄鳥時兼白鳥飛”、“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等句，皆稚語也。如“艱難苦恨繁霜鬢”、“晝漏稀聞高閣報”、“恒饑稚子色淒涼”、“志決身殲軍務勞”、“寵光蕙葉與多碧”、“太向交游萬事慵”、“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不爲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等句，皆累語也。
許氏所舉的詩例，固然多與其他批評家的意見重合，但其中不乏歷來傳誦的名句，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批評恐怕未必都能得到認可，褒貶之間足見古今人們的趣味存在很大的差异。
清代學術風氣濃厚，士人多熟讀古書，博學工文辭，對辭藻琢磨講究更細，因而對杜詩語言不滿的人也更多。柴紹炳《唐詩辨》曾指出：“有蓋代宗工而未免流弊者，如杜陵粗率之句實開宋門”。(96)施閏章《蠖齋詩話》、汪師韓《詩學纂聞》連篇累牘摘杜病句，爲人們所熟知。葉燮《原詩》代人立論，假設有人挑剔杜甫語句的毛病，换個角度看也就是當時詩家的一般看法吧？七律是杜甫獨擅的體裁，夙以渾整精工稱之，但偏偏他七律的語言屢遭哂笑。除了前文引録的柴紹炳《杜工部七言律說》外，方元鯤《七律指南》本以杜甫爲宗，分杜詩爲二體，以後代作者分隸之，書中竟也對杜甫頗多指斥。開卷評《諸將五首》其一“現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云“殷字韻欠穩，此句究覺湊泊”，評其二“韓國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云“漢旌不當云拔”。《咏懷古迹》五首僅録二首，但評咏明妃“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黄昏”云“黄昏以虛對實，向字覺無著落。六句雖以月夜魂救轉，然終是趁韻之病”。評《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云“起句拙直”，評《閣夜》“臥龍躍馬終黄土，人事音塵漫寂寥”云“結句意晦，且以躍馬代公孫，與臥龍連用亦未安”。評《登高》云“五六意已盡，結句未免支撐”，評《九日蘭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云“冠帽字犯復”。評《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綫長”云“結意不明晰，亦拙”。乙編卷一評《撥悶》“當令美味入吾唇”云“八句太俗”。最嚴厲的是評《咏懷古迹》諸葛一首：“起句獷，次句肅字湊，四句殊鶻突，亦費解，結句甚拙。”既然通篇是病，還選它作甚？真讓人費解。這都是杜甫膾炙人口的名篇啊，猶然如此指摘，其他篇章真不知道他會怎麽批抹。對類似的指摘我們要仔細推敲，不可輕從。
杜甫詩歌語言的粗鄙和拙率在清代已成爲眾所公認的缺點，論者紛紜。即便是極力推崇杜甫的馬星翼，也不能不承認“其中粗鄙之句亦誠不免”，他舉“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例，“此率句也，非子美爲之，鮮不爲之噴飯”(97)陳僅《竹林答問》曾從句法的角度論杜甫造句的鄙拙：
杜詩五律句法，亦有不可學者，如“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游”、“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身無卻老壯，迹有但雞棲”、“宿雁行猶去，叢花笑不來”、“羈棲愁裏見，二十四回明”、“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等句，流弊滋多，不可不慎。至詩中有極不成句語，如“下水不勞牽”，此語與“逆風必不得張帆”何异？題云不揆鄙拙，誠然。(98)
歐陽輅評杜詩也指出其語言方面的種種問題：“《哀王孫》‘慎勿’一語殊湊。‘吾甥李潮下筆親’，親字强押。‘爲君酤酒滿眼酣’二語，不過勉强結局而已。《可嘆》篇自‘王孫’以下，似夾雜不成文理。《洗兵馬》篇語多混造，音節則初唐之習，靡懦可厭。‘整頓乾坤濟時了’及‘後漢今周喜再昌’成何語耶？集中此等不可勝數，鶻突看過，則受古人欺矣。”(99)他還列舉“杜集中極可笑句，‘石出側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叢菊兩開他日淚’，‘錦江春色來天地’，‘三寸黃柑猶自青’等語，真此公累句。至‘倒流三峽’、‘橫掃千人’尤爲醜態，工部亦偶有之，世人奉爲圭臬，可怪也。”這都是從絕對的立場來批評杜詩語言的，還有論者從相對的立場、從體制來談杜甫的語言。如謝鳴盛《範金詩話》云：“論詩必先論體格，猶劇場之有生旦醜淨。以生旦而雜唱醜淨腔調，亦將以其名子弟而讚賞乎？”他認爲，從體制來看杜甫五古的語言，衹有《新婚別》《無家別》自是樂府一派，《夢李白二首》嗚咽頓挫，不離正始，是其壓卷之作。“其他純以七古筆法出之，氣粗句硬，且無論其章之過於馳騁，即句法如《贈韋左丞丈》‘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數語，《九成宮》‘荒哉隋家帝，制此金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爲巨唐有？’《奉先縣咏懷》‘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慈恩寺塔》‘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及‘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粗陋已甚。如此類者皆出選本，爲世所佩誦，其全集尚多鹵莽。若必以聖不敢議，則五古之道豈不因之而亡？是又豈爲浣知己耶？”(100)謝氏將杜甫的五古與李白相比，認爲“其歧正有截然不可諱者”，則他也是批評史上不多的揚李抑杜的詩論家之一。
五、對具體作品的批評
杜甫既被尊爲詩聖，杜詩無人不讀，其具體作品的缺陷也逃不脫歷代讀者和批評家如篦的目光。實際上，早在杜詩被經典化之前，就有批評家以客觀的眼光發現某些作品的結構毛病。比如葉夢得《石林詩話》曾論及《八哀詩》的缺陷：“《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取其半方盡善。”(101)後來劉克莊頗贊同他的意見，說《八哀》“如鄭虔之類，非無可說，但每篇多蕪詞累句，或爲韻韻所拘，殊欠條鬯，不如《飲中八仙》之警策。蓋《八仙》篇，每人衹三二句，《八哀詩》或累押二三十韻，以此知繁不如簡，大手筆亦然”。(102)宋以後對這組詩的批評一直不絕，但都語焉不詳，直到王漁洋《居易録》才有細緻的論析：
杜甫《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剪裁，而前輩多推之。崔鷃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云“愛其謹潔極”，“上又回翠麐”，“天笑不爲新”，“手自與金銀”，“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盼睞已皆虛，跋涉曾不泥”，“袣w賙濟美，擺落多藏穢”，“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蘇源明》云“秘書茂松意，溟漲本末淺”(《文苑英華》本异，亦不可曉)；《鄭虔》云“地崇士大夫，況乃氣精爽”，“方朔諧太枉”，“寡鶴誤一響”；《張公九齡》云：“骨驚畏曩哲，鬒變負人境”，“諷咏在務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未缺隻字驚”云云，率不可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爲群瞽語白黑也。(103)
在他看來，這組詩的毛病非僅篇章結構“鈍滯冗長，絕少剪裁”，措辭造句也有不小的問題，有些句子明顯意思含混，不知所云。後來施補華《峴傭說詩》說“《八哀》詩洋洋大篇，然中多拙滯之語，蓋極意經營而失之者也”(104)，可以說是總結性的論斷。今就漁洋所舉各例來看，歷來詩家的批評絕非厚誣老杜。
自宋代以降，學詩通常由杜集入門，讀之既深，遂多褒貶。故歷代筆記、詩話中最常見的就是有關杜甫詩作的評議，其中負面評論也在在可見。何遜《入西塞詩》“薄雲岩際出，初月波中上”一聯，被杜詩脫化爲“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蔡絛《西清詩話》許以“雖因舊而益妍，類獺腦補痕”。明代陳錫路很不以爲然，說此論不得爲知言，“衹易四字，人工損其天質矣”(105)。王漁洋《居易録》更認爲何遜詩被杜甫改得傖氣(106)。他指點郎廷槐作詩，特別强調不可得粗字、纖字、俗字，又舉杜甫“紅綻雨肥梅”爲例，說“一句便有二字纖俗，不可以其大家而概法之”。(107)清人詩話、筆記對杜甫作品的非議涉及面最廣，其中當然多針對平庸之作，如《牽牛織女》，施補華說《峴傭說詩》：“詩陳戒游女，語多迂腐，佻薄非詩，迂腐亦非詩也。”(108)但也有一部分名篇遭受惡評，如《江上值水如海勢》，申涵光《說杜》謂“與題無涉，此老無故作矜誇語，抑又陋矣”(109)。最不可思議的是《秋興八首》竟也不能倖免。竟陵派鐘惺、譚元春率先發難，詬疵這組作品。袁枚《隨園詩話》繼之，說：“余雅不喜杜少陵《秋興》八首，而世間耳食者，往往讚歎，奉爲標準。不知少陵海涵地負之才，其佳處未易窺測。此八首，不過一時興到語耳，非其至者也。如曰‘一系’，曰‘兩開’，曰‘還泛泛’，曰‘故飛飛’，習氣太重，毫無意義。”(110)黄培芳《香石詩話》責“其持論似甚淺率”(111)，書中又載譚敬昭嫌“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一聯“虛、實二字用得太板”，黄培芳說：“實曆其境，故曰實下；虛擬其境，故曰虛隨。”杜句本來就不靈巧，如此笨拙的解釋，更不足以爲之辯護。他還奇怪，“《秋興》何多招人議邪？”這實在是難以倖免的。
我所見清代文獻中，批評杜甫詩作較集中的著作，除以上所舉之外，還有這樣一些。毛先舒《詩辯坻》持論多亢爽不群，論杜甫也頗嚴厲，批評《早朝宮》“音節過厲，‘仙桃’、‘珠玉’近俚，結使事亦粘帶”，置於四人唱和之末，倒也罷了。對名作《咏懷古迹五首》“諸葛大名垂宇宙”一篇，也評爲“通章草草。伯仲二語摛詞中作史論，殊傷淵雅”(112)，就未免失之苛刻了。他還說《九日蘭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一句，翻案意足；而‘笑倩旁人爲正冠’，贅景乏味。或當時即事語耶？”(113)嘉慶間劉濬《杜詩集評》所輯均爲清代前期諸家評語，其間殊多指責。卷十四《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李因篤曰：?“篇中除蘇張單字外，凡用十二人名，亦一病。”《題鄭十八著作丈》李因篤曰：“四用人名，皆在首二字，亦病。”《柳司馬至》申涵光曰：“地名八見，亦是一病。”凡通行選本見遺之作，多遭批抹，而五古一體尤甚。卷二《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吳農祥曰：“‘萬里’下頗雜遝無倫次。”(114)卷四《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吳農祥曰：“全首雜遢，意又不貫串。”此外更有李因篤、王西樵、王漁洋兄弟批抹，幾至體無完膚。
黄子雲平生于杜詩用功極深，所見也真切。所著《野鴻詩的》獨到地指出“少陵早年所作，瑕疵亦不少”，如：
《題張氏隱居》云“春山無伴獨相求”，既云無伴，何又云獨？且“伐木丁丁山更幽”句亦弱；“不貪”二語，未免客氣，又不融洽；落下二句，無聊甚矣。《早朝》云“詩成珠玉在揮毫”，湊泊不堪；“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乃酬應套語。《送張翰林南海勒碑》云“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臺。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细雨來。不知滄海使，天遣幾時回？”“野館”二句，状景纖細，題與詩俱不稱，又不切南海，思亦未甚出新。若“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不須聞此意惻愴，生前相遇且銜杯”，開宋人迂腐氣矣。蓋公於是時學力猶未醇。至入蜀後，方臻聖域。(115)
紀曉嵐作爲《四庫全書》總纂，雖然在提要的評價維持了正統的尊杜觀，但自己批方回《瀛奎律髓》，對所收的杜詩卻沒少詆斥。卷十七《江雨有懷鄭典設》評：“拗而不健，但覺庸遝。老杜亦有不得手詩，勿一例循聲讚頌。”又說：“五句太支湊，末句亦不成語。”(116)紀曉嵐擅長試帖，持論精嚴，杜詩的細節毛病當然是逃不過他的法眼的。
晚清名詩人王闓叩摹断婢_樓說詩》，也對杜詩有所批評。卷一《曉發公安》評：“‘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此首删去六七，作三韻尤佳。《又呈吳郎》詩：‘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即妨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叫化腔。亦創格，不害爲切至，然卑之甚。”又云：“《野人送朱櫻》雲‘憶昨賜沾門下省，退出擎出大明宮’，此杜詩慣技，每以此出新奇。余選唐詩初不録。”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論及杜甫詩作，也沒什麽好評。有云：“杜詩《飲中八仙歌》、前後《苦寒行》皆下劣之作，雖膾炙人口，不值一哂。《同穀七歌》及《八哀詩》亦非高唱。《秋興八首》瑕多於瑜，內唯‘聞道長安似弈棋’及‘蓬萊宮闕對南山’兩首可稱完美。‘昆明池水漢時功’上半首格韻俱高，下半未免不稱；且此詩命意亦不可解。其餘若‘叢菊’一聯、‘信宿’一聯及‘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皆輕滑，不似大家語。‘香稻’一聯溩R者以爲語妙，實則毫無意理，徒見醜拙耳。《咏懷古迹》第五首：‘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咭茲h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一律字字笨滯，中四語尤入魔障。《萬丈潭》云‘孤韻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題畫楓》起語云‘堂上不合生楓樹’，皆此老心思極拙處也。”這裏提到大多是杜集中名篇，卻全出以不屑之語，撻之不遺餘力，然而他的說法卻似乎頗得詩家首肯，趙元禮即曾在詩話中稱引其說。(117)
最後還必須提到錢振鍠的《星影樓壬辰以前存稿•詩說》，這部作者17歲之前的少作充斥著少年才子目空一切、輕薄爲文的狂言，對杜甫的鄙斥是其中尤甚的部分。論及煌煌大篇《北征》，是這麽說的：“《北征》詩竭韻支句甚多，中間寫景一段盡可删去；又載家常細務一段，如‘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及‘瘦妻面復光’以下數語，成何詩耶？”如果說少年不識人生艱難，尚屬情有可原，那麽對《秋興八首》的見地就不能不說是不識好歹了。袁子才對這組作品也無好評，但還諱言杜老佳處不在此。錢才子則强言老杜佳處未必不在此，蓋粗硬多疵原是杜詩本色，更引出祝枝山斥杜詩“以村野爲蒼古，椎魯爲典雅，粗獷爲豪雄”之語，說“語雖未必盡然，然開闢以來杜詩不可無此人一罵”，未免佻達太甚。使老杜九泉有知，更要作“不覺前賢畏後生”的慨歎了。
看來，即便古有“詩聖”之尊，今有“集大成”之目，杜甫被經典化的過程也不是那麽一帆風順、人無間言的。那麽多詩家所發的諸多貶斥議論，排除嫉妒心之外，衹能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確實存在著非常明顯的缺陷。無論是藉貶杜出風頭的輕薄才人，還是沉潜有得的詩學專家，都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上文列舉的以及個人閱讀未逮的古代批評文獻，都提出一個强烈的質問：杜甫的才華和成就果真與他的盛名和地位相符麽？杜甫真是一個偉大詩人嗎？在今天這已是個不言而喻的問題，但以前確曾是個問題。尤其是在習慣於維護正統、排斥异端的封建社會，人們不敢公然挑戰杜甫的神聖地位，就衹能以挑剔其詩作的拙累和粗疏之處，來間接地表達對“詩聖”的質疑。這部分意見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它不僅讓我們看到杜詩經典化過程的複雜性，同時也提醒我們研究杜詩時要避免被先入爲主的觀念所左右，看不到杜詩藝術方面的弱點和缺陷。
注释：
①胡應麟：《詩藪》内編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2頁。
②陳尚君：《杜詩早期流傳考》，《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版，第306～337頁。
③仇兆鼇：《杜詩詳注》凡例“杜詩褒貶”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3頁。
④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第二篇第一章“尊杜與輕杜之說理論的研究”，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57～68頁。
⑤周勳初：《杜甫身後的求全之毀與不虞之譽》，《文史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⑥陳善：《捫虱新話》下集卷一，儒學警悟本。
⑦劉攽：《中山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上册第288頁。
⑧尤珍：《介峰札記》卷三，康熙刊本。
⑨《中山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288頁。
⑩陳師道：《後山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03頁。
(11)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49頁。
(12)許學夷：《詩源辯體》卷十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221頁。
(13)葉適：《徐斯遠文集序》，《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1册214頁。
(14)《後山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07頁。
(15)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下册第399頁。
(16)黄庭堅：《與王觀復書》，《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叢刊本。
(17)俱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册第3324～3326頁。
(18)饒宗頤：《論杜甫夔州詩》，《文轍》，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第499頁。
(19)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上册第69頁。
(20)劉克莊：《韓隱居詩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四部叢刊本。
(21)如前引葉適：《徐斯遠文集序》“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所謂唐人即指晚唐。
(22)胡建次：《中國古典詩學批評中的杜甫論》，《南昌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23)孫鑛：《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卷九《與余君房論文書》及附録余君房札云：“若李杜詩烏可姑置不講哉。杜漳?危?钗磭L魔宋。杜豈漳?危?允撬稳瞬簧茖W杜耳。”嘉慶十九年孫氏重刊本。
(24)楊慎：《升庵詩話》卷十一，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中册第868頁。
(25)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曾引楊慎之說，謂：“其言甚辯而覈，然不衹向所稱皆興比也。《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盡含蓄也。”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册第1010頁。
(26)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上山采蘼蕪》，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66頁。
(27)何景明：《明月篇序》，《何大復集》卷十四，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0～211頁。
(28)仇兆鼇：《杜詩詳注》凡例“杜詩褒貶”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3頁。
(29)張忠綱：《漁洋論杜》(《文學評論》1987年第4期)、孫微《清代杜詩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第二章“清初的杜詩學研究”都有精到的辨析，可參看。
(30)冒春榮：《葚原詩話》卷二，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册第1597頁。
(31)陳子龍：《左伯子古詩序》，《安雅堂稿》卷四，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1頁。
(32)見任源祥：《與侯朝宗論詩書》，《鳴鶴堂文集》卷三，光緒十五年重刊本。
(33)《詩源辯體》卷十九，第214頁。
(34)參見《清代杜詩學史》，第7～14頁。
(35)錢澄之：《田間文集》卷十三，合肥：黄山書社，1998年版，第244～245頁。
(36)王夫之：《詩廣傳》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2～23頁。
(37)王夫之：《明詩選評》卷五，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00頁。
(38)王夫之：《唐詩評選》卷一杜甫《乾元中寓居同穀縣作歌七首》評語，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第27頁。
(39)《古詩評選》卷五庾信《咏懷三首》評語，第326頁。
(40)《唐詩評選》卷二，第60頁。
(41)同上，卷三杜甫《漫成》評語，第115頁。
(42)《清初杜詩學研究》，第61頁。
(43)袁枚：《隨園詩話》卷三：“要知唐之李、杜、韓、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詆毀。于少陵亦時有微詞，況元、白乎？”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頁。
(44)諸澹骸督{跗閣詩稿》卷十一《有妄人批抹杜詩者嫁名漁洋因題一絕》：“少陵光焰照千秋，前後詩豪讓一頭。何事纖兒嫁山左，自量也敢學蚍蜉。”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45)范恒泰：《書杜詩選本》，《燕川集》卷十二，嘉慶十四年刊本。
(46)王翼鳳：《觀漁洋山人評點杜詩本》，《舍是集》卷四，道光刊本。
(47)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145頁。
(48)《師友詩傳續録》，《清詩話》，上册第155頁。
(49)康乃心：《莘野先生遺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乾隆間稿抄本。
(50)沈德潜：《竹嘯軒詩鈔》卷十三，乾隆刊本。
(51)關於錢謙益提倡陸游、元好問詩和馮氏兄弟推廣晚唐詩風，詳蔣寅：《陸游詩歌在明末清初的流行》(《中國韻文學刊》2006年第1期)、《虞山二馮詩學的宗尚、特徵與歷史地位》(《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二文。
(52)沈德潜：《歸愚文續》卷八，乾隆刊本。
(53)《清初杜詩學研究》，第71頁。
(54)王守恂：《仁安詩稿》卷三，民國十年刊王王仁安集。
(55)鄭性：《南溪偶刊•南溪不文》，乾隆七年刊本。
(56)李兆元：《十二筆舫雜録》卷八，道光刊本。
(57)李光地：《榕村語録》正編卷三十，道光九年李維迪刊本。
(58)施山：《望雲詩鈔》卷九，光緒刊本。
(59)袁嘉穀：《臥雪詩話》卷二，《袁嘉谷文集》第2册，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7頁。
(60)錢振鍠：《星影樓壬辰以前存稿•詩說》，光緒刊本。
(61)同上。
(62)《鳴鶴堂文集》卷三，光緒十五年重刊本。
(63)倪偉人：《輟耕消暑録》，光緒十六年刊本《輟耕吟稿》附。按：“軒墀”句用事之誤，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十八已指出。
(64)施閏章：《蠖齋詩話》，《清詩話》，上册第406頁。
(65)周容：《春酒堂詩話》，《清詩話續編》，第1册第108頁。
(66)《清詩話》，下册第975頁。
(67)同上，第979頁。
(68)同上，第980頁。
(69)《藝苑卮言》卷四，《歷代詩話續編》，中册第1009～1010頁。
(70)《鳴鶴堂文集》卷三，光緒十五年重刊本。
(71)李洽：《夜談追録》卷一，光緒六年家刊本。
(72)薛蕙：《西原全集》卷十附《論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雍正三年王道升抄本。
(73)余懷：《甲申集•律鬘》自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抄本。
(74)柴紹炳：《柴省軒先生文鈔》卷四，康熙刊本。
(75)方元鯤：《七律指南》乙編卷一，嘉慶刊本。
(76)《星影樓壬辰以前存稿•詩說》，光緒刊本。
(77)《藝苑卮言》卷四，《歷代詩話續編》，中册第1006頁。
(78)《升庵詩話》卷十三，《歷代詩話續編》，中册第903頁。
(79)《詩源辯體》卷十九，第220頁。
(80)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二，《清詩話續編》，第1册807頁。
(81)《絕句漫興九首》評，劉濬輯：《杜詩集評》卷十五，嘉慶間海寧藜照堂刊本。
(82)沈德潜：《杜詩偶評•凡例》，賦閑草堂藏板本。
(83)柴紹炳：《唐詩辨》，《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三。
(84)《清詩話續編》，第3册1562頁。
(85)玉書：《常談》卷四，光緒刊本。
(86)李少白：《竹溪詩話》卷一，光緒刊本。
(87)田雯：《古歡堂文集》序卷二，康熙刊本。
(88)《清詩話》，下册第851頁。
(89)周嘯天：《唐絕句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年，第92頁。
(90)《藝苑卮言》卷四，《歷代詩話續編》，中册第1009頁。
(91)俱見《詩藪》内編卷五，第89頁。
(92)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3)《詩源辯體》卷十九，第213頁。
(94)同上，第217頁。
(95)同上，第219頁。
(96)《唐詩辨》評語，《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三。
(97)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道光刊本。
(98)陳僅：《竹林答問》，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第345頁。
(99)《夜談追録》卷一。
(100)謝鳴盛：《範金詩話》卷上，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101)《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一引，上册第69頁。
(102)劉克莊：《後村詩話》新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55頁。
(103)王士禛：《居易録》卷五，《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第5册第3760頁。
(104)施補華：《峴傭說詩》，《清詩話》，下册第980頁。
(105)陳錫路：《黄妳餘話》卷七，芸香窩藏板本。
(106)《居易録》卷四，《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3743頁。
(107)《清詩話》，上册第138頁。
(108)同上，下册第980頁。
(109)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三，《清詩話續編》，第2册第714頁。
(110)《隨園詩話》卷七，第185頁。
(111)黄培芳：《香石詩話》卷一，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影印本。
(112)毛先舒：《詩辯坻》卷三，《清詩話續編》，第1册第54頁。
(113)《詩辯坻》卷三，《清詩話續編》，第1册第55頁。
(114)《杜詩集評》卷二引。
(115)《清詩話》，下册第852頁。
(116)李慶甲輯：《瀛奎律髓匯評》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册第689頁。
(117)趙元禮：《藏齋續詩話》即嘗稱引其說，見民國間排印本，第22~2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