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德萨市中心的无产者大道上有一栋豪华的多层公寓，被称为是“贵族小窝”(Aristocrats’ Nest)。如果让熟悉历史的敖德萨人在这栋多层公寓前放置一个标牌的话，那块牌子上会写着：“这里曾住着敖德萨州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科尔尼耶维奇·克留奇科夫，任期1988-90。1990年3月17日，在当地选举中被一位女性环境学家击败。时代的牺牲品。”

在那段时间，大多数的共产党的官员都感到日子很难过。即使如克留奇科夫这样同情时代的改革呼声，分享戈尔巴乔夫对于苏联改革和现代化前景的领导人，都常常感到自己非常被动。从克里姆林宫里高层官员到遍布苏联的一个个小头目，没人相信他们真正关心人民的日常需要，人们认为他们只知道滥用权力，享受特权。

克留奇科夫于1988年秋天从莫斯科党内的宣传部门来到敖德萨，他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拥护者，是试图重组共产党和摆脱党派腐败名声的新一代官僚。克留奇科夫六十岁出头，他有一副彬彬有礼的商人做派，但也拥有政客的敏锐，他懂得不过于张扬他的身份和特权。

克留奇科夫和他的妻子没有任何子女，他们想住在较为不显眼的住宅区，而不是那种能看到黑海海岸的、高档的、漂亮的别墅区。在十月革命前，那片有两百年历史的港口地区是拥护沙皇的贵族和富豪的度假胜地。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它成为了当地党内精英的专属区域。

虽然克留奇科夫努力避开公众注意的中心，他的住房选择依旧迅速地成为了当地的热门话题。他搬入了名为贵族小窝那栋楼的三居室，而曾经居住在这里退休的军官被赶到一间四居室，那里远比这位军官因军衔和军功而被授予的房子更为宽阔，但是地理位置并不如无产者大道那么优越。

替换房间的事并没有保密多久。虽然敖德萨有170万人口，但它拥有地中海城市那种紧密的社会氛围。每个人都对彼此非常了解，小道消息(虽然内容并非一定准确)很快会传遍全城。这位新的党书记或许想谨慎小心地开始他的任期，但他仍然被当做另一个拥有特权的苏维埃高官，人们带着轻蔑，迎接他进入敖德萨。

但是对房子的处理并不是导致他垮台的原因，一群活跃在政界的强硬的生态学家才是。虽然他们1990年3月在敖德萨的城市和城郊地区所取得胜利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也值得一提。这些生态学家在参选的37场竞选中赢得了17场的胜利(这个纪录仅次于伏尔加格勒的十六位生态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在该城取得了全胜)，这项成绩羞辱了州内共产党的领袖，是敖德萨人取得的重大胜利。

这股浪潮推翻了克留奇科夫，把他赶出了自己在无产阶级大道的房子。一年半之后，这条大道在革命前的名字被恢复了：法国大道(Frarttsuzky Bulvar)。与此同时，这场环保政治的浪潮也很快来到了顶点。环保人士和其他反共运动的领袖于1990年建立了立法机构，用以对抗根深蒂固的共产党组织，解决其数十年的统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们经费短缺，导致其承诺多于实际行动，对这些零散的胜利者的挑战也反复出现(甚至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些当权派支持改革的地方)。这就就像电影《候选人》(The Candidate，1972)里的场景。在这部电影中，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ford)扮演一位刚在选战中胜出的候选人，他问负责他选举的下属：“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如莫斯科激进的民主党人伊拉·萨斯拉夫斯基(Ilya Zaslavsky)在1990年的夏天所说：“只谈论民主而不推行民主是糟糕的。在沉默了多年之后，人民渴求巨大的改变。”

为了满足这些来自于外界的期待，一些苏联生态政治活动家试图寻找政治盟友。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经常不得不先屈从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亚美尼亚和乌克兰。另外一些人坚持纯粹的环保主义者身份，并且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党，但他们中大多数一直处于权力的边缘。最后一类人着重于保持较高的公众关注率，包括向公众发布生态预警，并抓住机会引领公民的义愤情绪，开展环保运动，或是通过普及科学专业知识来带动社会变革。在这三类人的重叠与交替之中有一股执着反对现代科技的勒德(Luddite)态度贯穿其中。强烈反机械化或自动化的人出现在苏联并不令人意外，自学童时期，苏联人就被教导那些19世纪在英国的反工业的革命者是原始、但不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别污染我的后院!” 这一邻避主义者(NIMBYism)的态度在苏联的环境抗争中也很明显，这和许多西方社会是相似的。

事实证明，几乎在任何地方动员发起反核的社会运动都非常容易。在爱沙尼亚，群众被动员起来反对磷灰石矿场，在西伯利亚，是卡通河的水坝修建，在敖德萨，则是氨储备设施。可是，在一些具体的环境治理的事项上，取得群众的支持要难很多。这种治理和补救的行动非常昂贵，复杂而且需要长期的投入。

同时，来自于底层的压力也会迫使上层做出回应：莫斯科，独立共和国甚至市议会都开始计划资助环保，用新增加的使用费和污染罚款来帮助筹集资金。但与更早期苏联的环保运动相同，这些努力没能协调起来。直到苏联解体前，这些改革和重建卫生保健体制的计划大多数都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没能付诸于实践。

现在，各种各样的活动正在重新活跃起来。过去对于环境的忽视和滥用的态度已经大大改变了，与环保和公民健康相关的公民运动现在可以带来实质性的进展，而不像在过去那样只是阻碍污染。虽然胜利并非就在眼前，但这场从沮丧和悲剧中诞生的运动正开始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从发起抗议向推进改革蓬勃发展。

苏联边境地区的环保行动

最早的环保游行出现在苏联不稳定的边境地区。在波罗的沿海地区和亚美尼亚，污染和其相关的健康问题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其他颠覆性情绪的伪装和催化剂。在1986年和1987年，民族主义者还不敢直接声张自己的独立主张，而是借环保之口来表达不满。萨比林(Sviatoslav Zabelin)是一位身材修长的，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的生物学家。自60年代早期，他还在莫斯科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位环保活动的组织者。他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生态运动为“一场以政治为实质的运动”。他说，环保主义者被容忍的原因，是因为最初官方并没有认为他们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统治。

一位拉脱维亚环保运动发起人回忆到，拉脱维亚的环保运动是“作为文化游行而不是生态游行”开始的。在1984年，运动的目标是“重建那些应该被官方保护，但实际上因忽视而垮塌的教堂和遗迹。”然而，环境问题迅速成为了被萨比林称为“有批判意识”的人的战斗口号，他们需要一个反抗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殖民主义的正当理由。

不断的请愿和示威阻止了在道加瓦河(Daugava River)上修建大坝的计划。拉脱维亚人中那些持有异议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变为了有民族意识的，坚定的公民运动者。1990年1月，这些阻碍建坝的抗议者同另外两个组织一起宣布成立了绿党，他们拥有三千多追随者。几个月后，他们在共和国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6个席位。

一位拉脱维亚人说，“我们的信念没有把我们放在右边或是左边，它仅仅是把我们放在人群的最前面。”事实上，这份荣誉同样可以属于爱沙尼亚的环保主义者。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党派，要求自由选举，要求独立的国家的地位，和独立的环保政策。后来，他们在参选的七个议会席位的竞争中都取得了胜利。

1986年3月，350位来自亚美尼亚的知识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巴拉扬Zori Balayan)给戈尔巴乔夫寄去一封请愿书，抗议雾霾笼罩下的耶烈万(Yerevan)的环境污染，同时也警告政府不断恶化的健康问题。 他们将语言付诸于行动，在内耶特科学生产联合会(Nairit Scientific Production Association)设置纠察员，让他们停止排放有毒氯丁二烯，纠察员机制还被设置在一个核反应堆的建筑工地上。一位长期研究苏联生态问题的美国学者说：“虽然他们的运动最初是围绕环境问题开展的，但这个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讨论其他影响亚美尼亚发展问题的中心。因为并没有其他非政府组织，所以环保组织也开始为了非环境问题发声，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的亚美尼亚人遭到阿塞拜疆人不公正的对待，那些种族歧视的做法引起了亚美尼亚人的愤怒。1988年2月末，大约有百万人在耶烈万的街头进行了为期多日的抗议游行。当时，巴拉扬是前往莫斯科和苏联政府制定协议的小组带头人。

苏联议会会议公开发表的政治异端演讲，在超过十三天的时间里，通过电视转播给全国的热切观众。这些观点在不久前只能在亲近的朋友间秘密讨论，而如果公开表达将被立即惩戒。在演讲中，他们公开批评了秘密警察"地下王国"的"血腥历史"以及苏联士兵在阿富汗的暴行，引发了极大的轰动。他们甚至还揭示了军队杀害民族主义示威者的事件——1989年4月，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军队高层用毒气，棍棒和锋利的铁锹攻击，杀害了至少19名民族主义示威者。

在这些热点问题的基础上，议会也提出了环境和健康的问题，引发了更大的讨论。来自各地区发言人，如凯别金(Tulepbergen Kaipbergenov)，为咸海的逝去表示了哀悼。瓦林丁·拉斯普金(Valentin Rasputin)就保护贝加尔湖、伏尔加河和其他水资源发表了长篇的讲话。也有人为孤儿、伤残退役军人、领取养老金者和其他处于中下阶层的人说话。例如，切尔卡瑟市退伍军人委员会的秘书长6月2日上台发言，作为一位在阿富汗战争中致残的少校，他发言的主题是为他和他的战友们争取人造假肢。

这位秘书长被称赞为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亦抨击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其他人"污蔑了苏联军队"，令群众拍手叫好。他甚至承诺为"国家，祖国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不过这已经是在所有人发起对苏联治国不当的控诉之后的事了：

苏联成立七十二年了，仍然拥有配给制度。我们这个国家崩溃的经济、毁坏的村庄...没有鱼的河流和充满空气污染的城市…这是我们共同的耻辱。

当孩子已经入学，却还在等待婴儿车的配给额度;为了被分配到一间公寓，需要等到2000年…假肢行业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水平……这是对阿富汗老兵的侮辱。

同志们，我不会拐弯抹角。在医院的一些人靠一个半卢布生活一天，另外的靠三个卢布生活。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决定重新分配福利。

在这次会议中，敖德萨晚报的主编有三分钟的发言机会。他在发言中警告到：“在未来的五年或十年，我们将会把黑海加入到即将灭绝物种的红皮书中…它将不再是人们的养生圣地，不再是旅游胜地，而是一个骗局...一个成功测试了如何穷极一切方法破坏环境的实验田。”一位来自乌克兰日托米尔市的记者称她的故乡“即将从重核辐射区变为一片寂静的区域…而乌克兰公共卫生部长罗莫年科告诉我们，我们住在如瑞士的度假村里一样的环境中。这令人愤怒。”

这两位记者后来在政治中都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这位敖德萨的主编一直是共产党组织降职的目标对象。但是他保住了他的职位，并且在1990年，他的环保同行，日托米尔的记者耶罗辛斯加(Alla Yaroshinskaya)，以文字为武器，在竞选中击败了克留奇科夫 。她在1990年乌克兰议会竞选中击败了市党委书记。她后来还帮助驱逐了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91年她为国家媒体写了一篇稿子，揭露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续处理中的丑闻。

甚至当议会被常务委员会取代时，当电视直播变成了延迟的无线电广播，这种坦诚依旧持续着。这促使卫生部长查佐夫(Yevgeny Chazov)被迫解释，在他作为第四总局(隶属国家安全委员会)局长的二十年里，他为何要秘密为党内高层提供普通公众不可能得到的特殊医疗服务。

在立法者在1989年7月对他质询时，查佐夫申辩道：“甚至在...现在称为停滞期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我都一直在提出国家医疗服务的种种问题…我们如今所讨论的问题在12年前，最高苏维埃就提出过了...不幸的是，我们没能找到任何解决办法…我从未违背我自己的良心。我一直有我自己的原则。”

在戈尔巴乔夫上任前后，查佐夫这位部长的角色变化如同从黑夜一下到了白昼，幕后的细语变成了公开的争论。事实上，许多在健康卫生界的有识之士认为查佐夫是一个有严肃改革者的直觉的人，并为他1990年的辞职感到惋惜。他们认为查佐夫在第四总局的职位使得他得以接近党内高层，有机会赢得高层的支持，从而可以解决对延宕已久的医疗人员加薪问题，和医疗设施和器材的增加投资问题。他和罗恩教授(Bernard Lown)(防核战争国际内科医师协会的联合主席)在1985年一同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其声誉对苏联争取国际医疗救助很有帮助。

在自由风气弥漫开来以后，查佐夫向公众们解释了苏联卫生健康问题的严重性，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了。当然，他没有提供对这些多年来累积下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是他掀开了这些问题的遮羞布。在这种意义上，他是国会代表精神的化身。

这种坦诚的时代精神也融入到第二轮苏联选举(1990年对地方、市政和议会职位)的竞选中。它帮助改革者进入各种政府机关，但它却没有帮助他们解决获得权力之后的事情。

草根阶层的环保运动

随着公开选举活动的开始，草根环保运动也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展开。焦虑和愤怒的情绪促使四百多个大大小小的非正式环保组织宣告成立，他们举行示威和游行。除了骚动以外，新一轮运动的领袖也开始直接挑战污染企业和他们背后的政客。1990年选举是环保主义力量的第一次政治试验，改革家们的成绩可以说是喜忧参半。这样的结果证明苏联的生态改革活动家正如其他刚刚加入民主进程的人一样，虽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依旧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环保主义运动在广泛的群众关注中开展。苏联和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首都是个很好的模型，于是他们选择莫斯科和莫斯科近郊1990年春季的选举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发现对于98%参与调查的人来说，污染问题是比上升的犯罪率、艾滋病的威胁、国际冲突、甚至食物和日用消费品的短缺更加令人担心的。1990年6月更广泛的社会调查中有850个城镇的9万6000人参与，再次强有力地印证了人们在生态问题上的心理压力。此项调查中，54%的人对当地的环境问题不满，20%的人较为不满，只有8%表示完全满意现状。当询问他们关于他们不满的原因时，81%的人指出空气污染，73%的人提到饮用水安全问题，71%的人说他们被辐射所危害。

在莫斯科参与调查的人中，54%的人说他们相信环保主义运动，而这个数据只低于对东正教(64%)和对武装部队(56%)的支持率。在这个对公信力的简单调查中，GCD依旧得到了39%的支持率，政府得到28%，警察得到23%。但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中，只有11%的人对生态公民团体持正面态度，但还是高于国家环保部门4%的支持率。调查还显示，有38%的人不了解环保组织的任何活动。

更广泛的调查展示了人们当时对于清除污染的有限理解，进一步揭示了环保运动成果的局限性。虽然参与调查的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觉得在过去的五年中空气和水质量有所下降，但仅仅有十分之一的人支持整修关闭污染企业。超过半数(55%)的人选择安装净化处理系统或者让这些企业转型生产无污染的产品，三分之一的人提出将污染工场移出城市或对污染者施以重罚，或两者兼施。

共产党高层的溃败为环保主义者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他们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多亏克拉斯诺阿米斯基区(Krasnoarmeisky)对化学工场造成的空气和水污染的抗议，环保主义者已经在城市有了存在感。阿弗里德·帕夫连科(Alfred Pavlenko)的生态俱乐部是中枢神经，拯救伏尔加河协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Volga)的地方分支是其强壮的左膀右臂。

这个组织的创始人萨维耶娃(Lydia Ivanovna Savelyeva)是一位五十岁出头、圆脸、留着波波头的职业学校教师。她也是生态俱乐部中在州议会上赢得了席位的人之一。另外一个创始人波罗苏金(Volodya Polosukhin)是一位温和的天文学家。他在1988年2月的示威游行中成为激进的生态运动领导人。他们的组织和其他伏尔加格勒人(尤其是学生)紧密合作 - 最后他们选择了城市北部正在挖掘的伏尔加河大坝运河为他们的头号目标。

围绕不超过十个核心人物，舍夫楚克(Shevchuk)和索科洛夫斯加雅(Sokolovskaya)把他们的组织变为一股民间力量，不断吸引公众对于敖德萨当地环境危机的注意。到1990年选举的时候，空气污染、不安全饮用水、肮脏的沙滩和黑海的现状都成为了被广泛关注的公共问题。甚至连共产党候选人都承诺选民，一旦他们成为当权者，就会建立新的污染防护设施。

在敖德萨，德鲁克(Rukh)和其他乌克兰的民主团体并没有非常有序的组织起来。但生态政治运动(Ecopolis)却全不如此。它是这场广泛的抗议运动中的有机的一部分，或许是最有凝聚力的一部分。它挑选出最好的候选人作为共产党官员的对手，如索科洛夫斯加雅和克留奇科夫在竞选时互相优雅的辩论，但幕后实为双方角力激烈的一场选战。

"事实上， 克留奇科夫是少有的聪明官员之一，" 索科洛夫斯加雅承认道。"他可以开诚布公，并且有说服力地与选民交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试图保持竞选文明，防止极端主义者搅局。"在3月4日选举当天，那些策略得到了部分的回报。在四个选区中，索科洛夫斯加雅和克留奇科夫都占据了前两名，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明显的优势。决选于3月17日举行。

当天，共产党陷入了恐慌。他们向选民的邮箱投发印刷传单，称索科洛夫斯加雅为“一个浮夸的高谈阔论者”，并且质疑她的执行能力。舍夫楚克则每家每户的挨个拜访，声称克留奇科夫如果同时作为苏联与乌克兰议会的代表，还有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会太过忙碌，而顾不上敖德萨市的事务。“我会说“ 舍夫楚克回忆道，“我们需要索科洛夫斯加雅，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两位优秀的代表了，一位在乌克兰议会，一位在苏联议会。’”

即便在选举时动了一些小动作，共产党还是输得非常彻底。在马力诺夫斯基区共有9000人参与投票，70%的人投给了索科洛夫斯加雅。

监票人舍夫楚克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八点都在监督选票，然后又监督数票到凌晨两点。直到凌晨四点她才有时间赶到她朋友报社举办的胜利庆功宴。

有香槟，她记得，而他们最后一次为胜利举杯，是在慕尼黑的自由电台广播员在清晨宣布“一位记者在敖德萨的选举中击败了克留奇科夫科夫!”那时候。这个结果令共产党官员们很不开心，她补充到：“我们本市的报纸在三天之后才发布了这个消息。”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政治胜利带来的兴奋很快便在敖德萨和伏尔加格勒淡去了—甚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是如此，在这些地方，改革者掌控了大部分市政委员会，已经不止只是说说话了。可是新选出的决策者发现他们实际只赢得了部分权威;旧的官僚体系依旧掌控着行政机构和各个阶层政府权力的缰绳。

此外，很多例子证明当地问题有时被更广阔的因素影响着，而当地政府也并无手段将这些问题控制于手心。苏联的环境和卫生保健危机是由有缺陷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引起的，而这个体系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改革才可以改善。这些问题是莫斯科政权中争论的核心。而就像1991年8月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起义所显露出来的，这些问题还远未解决。

民主人士们盼望中席卷式的改革实际上步履蹒跚，但改革的气息仍弥漫开来了。在那些为改革作出努力的人中，苏联的环保人士始终在推动改革，期盼，祈祷，并不断尝试那些新方法，让他们之前的努力不至于付诸东流。

强制执行环境政策是他们选择的较激进的道路之一。苏联的环境法在纸面上是强硬的，只是它们的实施软弱无力。亚伯勒科夫(Aleksei Yablokov)和其他有声望的人物甚至建议让克格勃(KGB)介入污染防治的工作中时;在古比雪夫、茨琴斯科(Dnepro-Dzerzhinsk)、摩尔多瓦共和国和莫斯科这些地方，本地的政府开始建立多种多样的生态警察部队。

在雅罗斯拉夫尔建立的模型是让公民去监督环境污染，而古比雪夫城市委员会则更进一步：他们将制服整齐的军人安置到了环境监测队中。委员会派遣了70位警察去向污染者征收罚款，从有烟囱的工场到制造尾气的司机，无一幸免。在莫斯科，监察小组不仅回应市民对环境问题的抱怨，还要判定环境侵权行为并将其上报法庭。摩尔多瓦在它的长期污染治理计划中把生态警察定义为"建立协同合作的行政机制中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

这项计划最关键的部分：“协同合作”，却在计划中是缺失的。在1990年和1991年苏联的政府开展了全面改革，但是卫生和生态部门的改革却不受到重视。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Goskompriroda)在1991年春天成为了政府的一个部，但是这个新成立的部对于国家水文气象委员会(在苏联收集空气和水资源状况的机构)没有多少主管权。这个新部委也没有权力监督、修改或否决其他国家机构的发展计划。

在1989年早期，当时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主席马昆(Fyodor Morgun)自问："现在是否是环境保护的决定性转折?"他思索了一下，答道："除了仅有的一点进展…不幸的是，答案依旧是否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生产企业对自然的普遍态度是将自然视为免费的、不会耗尽的资源，而视他们自己的区域为他们可自由压榨的广大空间。"

十个月后，马昆离开了这个舞台。生态主义者、主编札利金(Sergei Zalygin)遗憾地说，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令人失望。“在我们错综复杂的政府结构中，这个委员会从未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和职能。”

到1990年的秋天，环境领域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它不再仅仅是莫斯科权力走廊的上下斗争，而且斗争的规模也渐渐从中心扩大到了自治共和国。一位负责监督紧急事件的(包括生态问题)苏联高层官员说："如果立法者和执行机构不能够认识到自然是一个整体，而且自然本身并不会考虑人类世界的行政边界，共和国和莫斯科的相互关系就不会有建设性的发展。正如生活所揭示的，唉，并不是人人都懂啊。"

这位官员还特地指出，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宣布了独立，也拒绝了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对波罗的海地区“统一监控”的提议。里海沿岸的共和国拒绝了一个类似的联合监管计划，也否决了莫斯科北部科斯特罗马的地方官员试图统一保护当地渔业和森林资源的提议。政府最后只得发出号召，敦促必须有“一个全国范围的系统去收集、处理和分析生态数据"，同时要有一个"合理的去中心化的系统“，用来使用这些信息去制定和执行政策。

戈尔巴乔夫时代改革的风潮席卷全苏联，使不论在环境、经济还是政治领域中"合理"调整冲突和竞争利益的呼声都默默无声了。随着莫斯科集权的松动，苏联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巨变，但是巨变的结果，甚至于方向都是瞬息万变的。

不过，环保主义者对一个正在推广的试验可以寄予希望：监测排放的费用和罚款的系统强迫制造商和加工者将污染的费用列入他们的预算之中。1989年在50个城市与地区(1990年扩展为六十四个)为实验的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对违反环境法的人给予了严厉的处罚。罚款中85%作为市政预算，10%进入州账户，5%成为全苏基金。机构负责人弗伦特索夫(Nikolai Vorontsov)说：“关键不仅在于惩罚污染企业…也是要鼓励资源保护科技和净化设备的使用。”

在伏尔加格勒，实验于1990年开始，但决定排放费用的过程却并非由市场自然调控。"这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争论，"四十二岁的硅处理厂负责人洛克希昂诺夫(Vladimir Loktionov)精神而魁梧，他在1990年10月告诉一位美国到访者，"自7月开始政府试图对我们的排放收取每年4万5千卢布的费用，对于超出部分施以每吨50卢布的罚金。我们努力使初始费用降至每年2万2千卢布，但是我们仍旧需要至少十年才能让我们的工厂现代化。"

甚至在监管带来的压力成为现实之前， 洛克希昂诺夫和他的总工程师匹斯米尼(Viktor Pismenny)就已经开始试图寻找一个静电过滤器，工厂可以以此从水净化系统中处理细沙中把尘埃颗粒清楚出去。寻找艰难，等待亦漫长。

“我们在1987年找到一个过滤器，并且制造商同意在1988年给我们下单，" 匹斯米尼说到。"但他们在1989年才告诉我们计划，我们会在1991年开始收到设备，1993年才能开始使用。"我们用了六年才拿到设备，“而且要花15年才能付清款项。但是我们必须担心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的健康。“

这个工厂有500名员工，在25年间只有一例职业病。匹斯米尼补充到：“我们完全不能够和伏尔加格勒的巨型拖拉机工场或铝厂比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赢过许多小工厂的。”

到1991年，排放费用和罚款系统应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俄罗斯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列出210种不同的颗粒有害物质和129种水污染物质，并制定了标准排放费用：在每年的排放量之内，空气污染排放为每吨平均3.3卢布，超出的排放为每吨15.8卢布，污水排放为每吨443.5卢布，超出部分要交每吨2345卢布的罚款。但规定也指出所有收到的款项都会回归当地政府，并不会用在全国性的环境保护工作上。

这些数字只是平均值。每吨向空气中排放的三缩四乙基(带有这种基团的化学物质)需要缴纳三十三万三千三卢布的排放费。包括DDT和六氯酚在内的十种水污染物质的罚款是2万卢布每吨。

在莫斯科，改革者领导的城市委员会认可污染者应该支付费用，并且希望所得都归属地方政府。引用莫斯科大学经济学家计算的污染成本，莫斯科城市委员会应该收取比俄罗斯共和国更高的污染排放费和罚金。在首都每吨进入水中的重金属盐需支付2万9千卢布，超出部分支付7万每吨的罚金。

分崩离析

这种多样的收费标准不仅反应了不同等级政府之间的政治竞争，也反映了苏联经济学家的无力。他们否定了自由市场价格的标准，也无法测量国家自然资源的价值和滥用他们的后果。例如，早在1985年，敏弗霍茨地区政府就许诺建立一个收取人们使用灌溉用水费用的系统。但直到1900年都没有出台任何收费标准。

最后，这些收费和罚款方案即使吸引力很大，却还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它们实施起来，等同于再次打击在一个糟糕经济体中早已磨难重重的(如果不是彻底瘫痪的)生产网络。 昂贵的生态控制系统很难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维持。在经济解体中，这种动荡点燃了民众尤其是环保主义者集体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行动。

在1990年的秋天，冲突戏剧性地显现出来。那时克里姆林宫命令那些曾经效忠于他们的共和国，地区和城市的政府，取缔一些环保法规。据说，大概有一千多家工厂和公司因为这些法令而被查封。另一个数据显示，在之前的四年间，“300多家企业中(其中三分之一为化学产业)仅仅因为生态原因被查封。化工产业损失了近三十亿卢布。

这些经济上的计算并不包括短期停业的工厂。1989年，塔吉克斯坦的环境管理部门令300家工厂停业整顿，其中包括从小作坊到主要的化肥和电池工厂的各种企业。当然，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恼人的地方还不在这些长期和短期的停业整顿上，他们试图在1988年年底阻止敏弗霍茨地区的五十七项土地复垦计划和水域开发计划，并且禁止木材工业部门开设计划好的纸浆和造纸工厂。

受到冒犯的机构进行了回击。在切尔卡瑟，市政委员会的委员长承认他和各位代表命令当地的玻璃纸制造商从1990年开始通过削减其产量的40%来减少污染，不然就要面对在二月份被彻底查封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引起了一场“产业风暴”。“人们试图向我们进行恐吓，”他说。“‘你希望我们出现另一次短缺吗?’他们问。’毕竟，玻璃纸是用于包装香肠的!’”

1989年6月，广招嫉恨的内耶特合资企业被勒令在亚美尼亚关闭。对此，一位环保人士评论道，政治家们并不能明智地做出决定，而只是在机械的执行命令。在大概一年之后，他再次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巨型工厂本应被重新配置。“这些轻率决定的后果，是我们现在处于共和国经济崩溃的边缘，而且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态问题得到任何有效的解决。”

1989年在莫斯科南边，图拉市的环保主义者关停了一个洗衣粉厂，这导致苏联的肥皂更加短缺，他们也因此受到了指责。绝对的生态优先严重地打击了225家苏联的药品生产企业。在1990年的前八个月，平均每家减少了20天的产量，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环保的限制切断了他们原材料的供给。

当下的药物需求和生态学家支持的长久考量之间产生了直接冲突，这反应出环保政治可能导致矛盾的后果。这不是仅有的例子。如列宁格勒的报纸在1991年4月指出的：当地的环保人士在如何阻止一个小小的纸浆造纸厂每年在拉多加湖排放420吨污水上花费了过多的精力，而河对面的一家工厂每天在排放同样的肥料，却无人过问此事。

看起来，环保人士、公民活动家们有时只是看到了表面的问题。有时，他们声嘶力竭之后，便一边儿休息去了。有评论说，他们“伟大胜利的结果，是我们出现了130000吨纤维素的短缺。过去我们能卖纤维素换取一些外汇，现在我们不得不依赖进口……环保组织的人就像北极狼。他们不敢攻击强壮健康的驯鹿，只追赶落在鹿群后面的老弱病残。”

伏尔加格勒的波罗苏金和萨维耶娃，就像敖德萨的舍夫楚克和索科洛夫斯加雅一样，不认为这种批评对自己适用。他们觉得，自己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们的想法也许片面，但他们的行动也许取得了一些不期而遇的效果。

斯大林的肃反运动教唆人们相互对立，环保运动打破了因此造成的人和人之间的猜忌和隔阂。玛利亚·车卡索娃(Maria Cherkasova)领导的社会生态联盟有200位成员，还有像拯救伏尔加河委员会这样的跨地区组织。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下，苏联不同城市和地区的环保运动者开始彼此了解，成为了合作的同事，而在几年前，他们还不确定彼此是否存在。在学生运动方面，“同伴运动"(Druzhina)兴起并席卷了全国，这场运动的组织，是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萨比林(Sviatoslav Zabelin)和车卡索娃在莫斯科大学建立的业余环保社团为效仿对象的。

在运动开始时，参与者互相只是陌生人，但在共同的目标下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他们交换各自在当地印刷的报纸与新闻。就像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的公民、文化、宗教和政治组织一样，环保主义者建立的不仅是一个讨论环境问题的组织，而且整个国家的民主进程的一部分，他们共同使苏联成为了一个更加民主、开放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处理自然和人的问题上更为平衡且节制。

1991年8月末，党内的强硬派试图终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这使得民主派和集权派的矛盾到达顶峰。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苏联社会改革进入了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可确之凿凿的是，苏联的生态危机在进一步加剧，而苏联那些支持环保运动的普通人和精英为保护环境做出的努力，是不会被忘却的遗产。

(本文选自：Ecocide in the USSR: Health and Nature Under Siege 《苏联的生态灾难：健康与生态的重重困境》第十一章，有少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