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发展沿革
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西方社会思想开始东渐，促使舶来自欧洲的社会学途经日本传入中土。严复所译斯宾塞《群学肄言》、赫胥黎《天演论》和孟德斯鸠《法意》等名著的出版问世，不仅为国人接受西方社会理论开启了先河，而且也使这些著作成为汉译经典。由此以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以“秩序”为经、“进步”为纬重组社会生活的社会改良思潮也不胫而走。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溟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后来开展的河北定县社会调查都可视为这一思想在中国脉络里的体现。稍晚一些时候，与之相对立的另一传统——主张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历史进步的动力——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学也传入中国，并由此激荡起席卷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在那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中华民族外部面临强敌入侵，内部民生凋敝，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的紧迫形势把“救亡图存”提升成国家的第一要务，社会生活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时代的洪流把社会学倡导的“秩序”和“进步”的启蒙口号冲击成政治保守主义的同义语，并使斗争、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基调。这是一个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取代改良的年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关于现代性的学问及其属性中的改良主义性格，与其传入中土后遭遇的社会情境竟是那么的不协调，注定了它在中国命途多舛。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终遭夭折的厄运。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九七九年在社会科学“补课”声中才又破土复出；及至提出以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作为国家的根本诉求时，知识与历史才不期而遇，社会学在今日中国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何为社会学名著？
商务印书馆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推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哺育了几代学人，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提升汉语学界学术水准居功至伟，海内外华人学界同仁有口皆碑。现今又专门辟出“社会学名著译丛系列”，这一举措对于充实和扩展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规模效应可谓锦上添花，但对社会学知识的普及和提升研究水准不啻雪中送炭。
学术名著，经典之谓也，通常是指学术大家所撰文本及其思想。中国文化传统强调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在这样的文脉里大家其人与其文本及其思想之间是互为表里、相互佐证的。在中国学术传统里，经典历来居于核心地位，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或如有人所说，在这一领域，所有后来者都是踩着巨人们的臂膀向上攀登的。言外之意，在社会研究领域人们讲究传承下的创新，而绝不轻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不轻信什么“顶峰”之类。这点与自然科学适成鲜明对照。自然科学追求的真理是一种约定性的、假设性的、命题性的真理。这是一种工具性的标准，故它关注真理标准以及证实真理即经验检验的前提——方法论问题。而社会科学追求的真理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属性，其次才是一种命题的属性；一个人是否拥有真理，端赖于他与某一“此在”或体现真理的实在是否保有共享关系，因而，这种真理是一种存在的真理，这是一种目的性的标准。存在真理要有意志论的和形而上的预设：意志论预设关乎能对人的行动起激励作用的情感和愿望方面，而形而上预设则有关实在之本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这样说并不否认社会研究也有其方法论的方面，而是说它与意志论和形而上相比只居次要地位。不消说，后两方面都与研究者本人的传承、学识、洞见、表达能力等学术修养方面有殊多关联。这也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大家及其文本居于核心地位的存在理据。
大家在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社会学从创立之初，就自我期许要把社会研究变成一门科学并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强调以自然科学方法和成就为摹本几乎成为这门学科一百多年来发展的主流。但这并不构成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统一科学观要求社会科学要像自然科学那样仅把经验事实视为思想的源头并减少对经典关注的理由，因为经验主义在关注经验事实的同时却忽略了选择事实所依据的启示性原则。这种启示性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前提预设，一种本质上先于经验的理性思考。社会科学的探究毫无疑问要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但同样明确的是，社会研究除了经验事实之外还要关注能对经验观察提供启示的那些原则，即还要有超越经验的理性思辨。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来说，社会学就处于经验论与先验论、实证论与唯理论之间的对立张力中，因为它所要研究的是由人们的行动结果所造就而成的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固然有如一般客观事实那样外在的第一级表层结构，但它还有其内在的属人的第二级意义结构；它毕竟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而是社会的物，即由观念构成的实在。职是之故，社会学自十九世纪上半期创立迄今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不仅在经验观察、量化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在标志人类理智成长的社会理论领域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形成群星璀璨相映生辉的繁荣景象。
由这些大家阐发的不同启示性原则之间也有歧见，因为每一种原则都是基于自身原理对外物的一维解释，只要坚持首尾一贯性并做到逻辑自洽，就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都不能自诩是对外物穷尽无遗的把握。这些启示性原则并不具有像自然科学中那种在时间中流动呈线性累积的进步特征，而是一种抽象的、一般性的约定。故科学研究越是抽象化、一般化，其具有的累积性特征就越少。这些启示性原则与其说是关于外在世界的真理性标准，毋宁说只是提供了关于这一标准的最低程度的共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它仰赖于一个特殊的文化共同体相对一致的利益、旨趣和偏好的支撑，表现了个人从审美上、哲学上、诠释上、观察等方面上对作为现代性之生命的体验、理解和领悟的表意能力。归根到底，作为这些启示性原则之结晶的经典，类似一种顿悟式的人类理智能力的偶然性（个体性）贡献。它或由于对人类精神状态和主观倾向的睿智洞察如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之穿透力，或由于对经验世界的复杂性、敏锐性重构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商品及其规律的揭示，或由于对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的评判如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诠释，而成为经典并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中心，进而构成社会理论中具有范式般指导意义的三大传统，为人类理智在社会领域继续向上攀登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发展的瓶颈
中国社会学恢复后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利用有限资源和现有条件对我国基本国情、社会结构、紧迫社会问题做出了经验调查和初步研究，对制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规划做出了应有贡献；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社会学专门人才，加之，应用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调查统计分析技术和能力的提升，无疑将会对构建和谐社会和重组社会生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学知识在社会各方面得到了深入的宣传和普及，分支学科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致使这门学科自身所蕴涵的教化和调适社群关系的潜在功能将会持久地发挥影响。显然，今日中国的社会学规模、成就及效用远非五十年前可比拟，它已成为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每个时代都有其各不相同的任务要解决，不可同日而语。
全面地看，社会学在取得可喜成就的背后确乎也隐藏着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理论研究薄弱已成为这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具体表现在这门学科由于先天学养之不足而缺乏一种对社会现象应有的想象力和穿透力，理论研究仅局限于论证既有事实而亦步亦趋地甘当应用研究的尾巴和附庸，失却了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以来到帕森斯、福柯、卢曼等一代代大师们在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现象所表现出的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人们通常直白地把这种能力称为“社会学的学科意识”，意即由经典大家们累积起来的学术素养和传承，包括他们强烈的社会关怀的情愫，这些是社会学的“根”或“灵魂”。社会学如果丧失了自己的学科意识，也就是失掉了自己的灵魂，无异于取消了自己存在的理据。
“实证研究”释疑
理论研究薄弱的另一个表现是无视学科的经典和历史、滥用概念和杜撰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命题，通过媒体传播开来，造成混乱。譬如，目前坊间一些出版物中充斥着对“实证精神”、“实证研究”等概念的许多误读和滥用，仅冠名为“当代中国X X 现象实证研究”、“实证分析”一类的文章、专著就不胜枚举。察其内容大多是关于某一类现象或事实的罗列，有的还附有一些简单的比例分布或统计图表，唯独缺乏对问题实质的理论思考和深入分析。更有甚者，一些专著从结构上就被刻意区分为“上篇：实证篇”和“下篇：理论篇”，仅从概念的使用上就可看出，在相当多人的心目中，“实证的”与“理论的”语义之间是完全相悖的，甚至是对立关系。正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许多人以讹传讹，径直把“实证的”等同于“经验的”，在一些翻译著作中将empirical research（经验研究）译成“实证研究”。这显然违背了实证主义的始作俑者孔德所说实证主义反对“博学的经验主义”的原意，也完全忽视了从孔德、斯宾塞的物理—生物学实证论到布伦坦诺、马赫的感觉—心理学实证论（经验批判主义），再到维也纳学圈的逻辑实证论的发展流变及其内在理路。究其根源，在于目前的某些社会学教材对实证主义的诠释存在着很大的偏颇，望文生义地按照“实证”的中文字面意思去附会positivism的含义，实证即事实的证明，亦即经验的证明。于是乎，“实证研究”就意味着可以剔除理论思考的现象罗列、经验描述，进而把实证主义理解为只注重机械地堆积事实而不寻求从事实中推导出联系。这种只是一味地宣扬搜集事实和描述事实的重要性，而不关注挑选事实时所遵循的标准、原则的做法，被孔德称为“博学的经验主义”。这也是实证主义当初所反对的一种做法，因为它不理解正是那些在选择事实时所使用的标准、原则中就已经预设了理论。
如果认真研读一下《论实证精神》（一九九六年商务版），就可知道孔德所说的“实证”，包含对现象之间联系的观察以及将这些观察的系统化：“真正的实证主义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12 页）“单纯的博学，其中虽有实在的知识，但杂乱无章；知识中只有各种事实而却不包含规律，显然这是不足以指导我们的行动的。”（20页）“在思辨生活与实在生活之间建立全面协调关系的自发倾向，最终应该视作是实证精神的可贵的优势。”（21页）“实证思辨始终趋向于揭示各种观察之间的联系手段，而观察的主要价值来自将其系统化。”（41 页）从中不难看出，实证精神= 经验观察+ 观察系统化，亦即，实证精神= 经验观察+ 实证思辨。孔德认为实证主义具有两个主要动力：一是来自以开普勒和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理性实验科学；另一是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近代理性哲学。据此可知，孔德的实证精神不仅仅是经验的验证，还包括理论的验证（他称之为实证思辨），这就是为什么孔德有时也称实证精神是“理性实证”的原因。
社会理论中，在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关系上有两个学理问题需要阐释清楚：第一个问题是强调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源泉只是表明二者具有相似特征，还需要阐明二者的区别何在。因为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都把“认识的基础就是直接的所与”作为基本信念，但古典经验论主张的认识基础仅仅是某个人的感官经验才能接近的“所与”，这种纯属个人性的感官经验被证明是一种不可分析的基本体验，完全模糊了科学真理的客观性。此外，古典经验论的知识论是一个依赖经验观察方法获得的累加—归纳体系；而实证主义更接近一种假说—演绎体系，它除了强调经验观察的重要性之外还增加了演绎的成分，并用主体间的、感觉间的可检验性来取代经验论的原子论式的现象论解释。另外它还主张要在感觉经验中做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并坚持科学只处理实然事实，并不言及应然价值问题。正是这些地方体现了两种理路的差别，因此不能一般地把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等同。
但是有时为什么又把逻辑实证论称为逻辑经验论或把后实证主义称为后经验主义呢？为此还必须阐明第二个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上述二者可以被视为等同的？这里涉及一些复杂的哲学认识论问题。简单说来，经验论只有发展到了逻辑经验论阶段，不仅经验论的原则被提升到了顶点，而且唯理论的某些合理因素也被保留下来，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强调理性原则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只有在这时才可以把逻辑经验论等同于逻辑实证论，因为这时实证论已把崭新的数理逻辑作为自己的分析工具和秩序原则，即把过去互相分离和互相对立的逻辑和经验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如果某些逻辑推演可以从某些学科的知识进步得出的经验陈述中被证明其判定是不充分、不适当甚至是“假”的，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些推演依赖于现实的知识状况，进而经验也就被视为其重要来源了。这表明在认识论领域中的一条重要的理性原则：只要可能，便用以已知实体为基础而进行的逻辑构造来代替导致未知实体的推理（参见哈勒著：《新实证主义》，商务版，20-21页）。这样，逻辑构造就被用作解释和分析的手段，因而逻辑与经验论、与实证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从科学哲学看来，理性被缩减为逻辑，但此逻辑不仅涉及语言之间的推演关系，而且也关乎事物之间的关系；经验不再是被直接给予的经验，而且涉及了主体间性。需要明确的是，“逻辑实证论即逻辑经验论”或者“后实证论即后经验论”，并不等于“实证论即经验论”。
误读经典大家
类似对“实证”的误读还涉及对经典大家的理解。譬如，不止一本讲述社会学历史的教材中把涂尔干论述成彻头彻尾的实证主义者，其根据是涂氏早期著作（《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论》以及《自杀论》）主张研究社会现象要像研究外在、客观的物一样的实证观点。这一点也被许多作者在不同论域所强调，但却完全无视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为代表的晚期著作中其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而在后期，涂尔干强调社会是人们出于需要和为了维护自身的规范性团结的神圣性，而把风俗、习惯、道德、良心等集体表象隐喻而成的一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社会是“物”，那么它是由集体表象为代表的观念所构成的“物”，是一种“社会的物”，亦即它是一种观念的实在，其实质是社会表象的隐喻。这里十足表现出在涂尔干的内心深处思辨的理性主义影响至深，这种思想倾向在后来的法国年鉴派社会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都有所体现，可说是笛卡儿的唯理论流风余韵在法国绵延不绝。至此可说，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是经验论与先验论之间深刻的张力在社会理论上的表现。职是之故，才可以理解涂尔干在评价自己的思想时所说，“在知识社会学理论中出现的唯理论就是这样介于古典的经验论和先验论之间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三联书店版，24页）一语的含意。换言之，“社会事实”作为一个概念或范畴，对经验论来说，它是一种纯粹的人为建构；对先验论来说，“社会事实”是一种自然规定；而对涂尔干的唯理论来说，“社会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则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可以日趋完善地模仿自然的艺术品。这就是说，经验论主张社会唯名论和个体（行动）唯实论，先验论主张社会唯实论和个体（行动）唯名论，而涂尔干则是介于二者之间。对他来说，“社会事实”既是实在的又是名称。这里并蓄着两种对立思想的张力，又兼容了两种观点的睿智洞见。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深刻揭示了社会现象的多维性和吊诡性，属于一种典型的社会学思维。这是一种被史家称为“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的正宗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对人们认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唯其如此，在学术史上涂尔干才被称为大家，其思想和文本才被称为经典。
提倡阅读名著研究大家
这里强调大家及其文本在认识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目的在于克服时下一些号称“实证研究”的著述只罗列经验事实不做理论思考的流弊，避免由此导致对社会现象的单面、一维的理解。在笔者看来，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来说，所谓增强学科意识，除了参与、观察变革社会的实践之外，就是要提倡阅读经典研究大家，舍此别无他途。
谨以上述感怀书写于《社会学名著译丛》付梓之际，并与社会学界同仁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