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六年前，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同《解放日报》合作，首次以“民意调查”冠名发表调研报告。见报那天，双方都担心会因此而受到指责。结果，不仅没听到批评，还得到有关管理部门赞许。而在今天，“民意”不仅为执政党和政府所认同，而且日益受到尊重甚至令人敬畏。

一、民意和舆论

民意者，一般认为是: 民众的意志、意识、精神、心态、愿望之总括。民意是整个社会普遍意志和意识的集中展现。通过对一定空间和时间民众的观察、捕捉、测量、分析与呈现，人们可以感知甚至洞见这一空域与时域内民众的内心世界，即民众的所思、所盼、所喜、所恼，从而能够了解及把握民心向背及民愿所求。为政者能够以此为依据，为民执政，务实谋划，切实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实现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政治期许。为民者可以透过广泛的民意考问自己的立场和追求，应对大众的异同及短长，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为传媒业者，则可以用民意为观照，察情理，判是非，既为官方喉舌，又当民众耳目，力求于人于事，皆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群体意愿为取舍。

从广义上说，民意有时也称作舆论。《美利坚百科全书》舆论条指出，舆论是大众就他们共

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的综合。这是由于，在近代历史上，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获得发展之后，转而要求改造社会政治制度，他们在同封建贵族、僧侣和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以全体人民代表的身份，要求建立民主共和政权，而在新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中，舆论是作为人民意志而导入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美国新闻学者约斯特认为，舆论实质上就是公共情绪。林肯甚至说，公共情绪就是一切。有了公共情绪，一切皆可成功; 没有公共情绪，一切皆将失败。因此，那些铸造公共情绪的人，要比那些制造法律或者宣布判决的人要高深得多。

从汉字语源学考证，舆论乃舆人之论——下等人的意见，意近西方的公众意见。及至近代，中国一些政治家和报人才将舆论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赋予舆论以新的含义。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十分重视舆论同报刊的关系。孙中山认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孙中山的这一观点十分接近马克思早在 170 年前就说过的一种见解，即: 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舆论。据此，马克思强调，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在社会生活和新闻传播中，舆论同报刊的这种紧密关系表现得尤其鲜明。正因为如此，新闻工作者对舆论的发生和走势有一种职业的敏感和冲动。新闻传媒对于舆论有反映、影响、引导甚至组织的功能。所以，人们又称新闻界为舆论界。新闻与舆论，天然难分，乃是一家。然而，民意同舆论还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其中，民意的突出特点是非表层性和相对稳定性。

民意是较大规模民众一般的内心活动和对某些事件、事态、机构、人物以及这些机构人物政策言行的相似或相同的评价，这种社会评价及社会情绪有时还可能伴随着相当规模的群体示向性活动，比如选举投票、静坐示威、演讲呼号、群发短信等。而舆论只是民意的初期形态，是处于表层的群体情绪。民众的所言所行，常常出于情感、心绪的激发而成，理智和理性相对较少，以言相传，以情相染的成份较重。舆论还是变动不居和改变难料的，因而又缺乏稳定性和可测性。朝意夕改，此情彼绪，此事此地一种看法，另一件事和另一地又持一种看法，是常有的情状。一个事件的冲击，可以让一些人冷静下来，又可能让一些人焦躁不已。一个意见领袖的一席话，可能改变一些人的意志，也可能坚定一些人的观点。民意则不同。民意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易于测知，在一段时间内较少变动。民意充盈着一定时域、地域特定人群甚至多数民众对公共事件、公共政策、公众人物的观察、思考与评价，这种观察、思考与评价常常是理性的、务实的、感情成份少、客观成份多，因而作为民意的这种社会情绪，

相对于一般舆论来说，显得厚实、有力、威慑性强。因此，民意比舆论更有威力，对官方的压力也更大。相对于官方意志而言，民意表达的是普罗大众的意见、意志、要求和愿望，而官方意志体现的主要是政府的立场、观点和意愿。在一个民主化程度不高的社会里，所谓官方意志往往是主要官员尤其是高官的立场与观点，有的情况下，官方意志完全代表着最高长官、行政首长的立场与意愿。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权利关系下，民意不免会受到轻视、蔑视甚至践踏。就舆论的构成与布局看，一个社会至少存在着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两类。官方舆论依据与依附于官方意志生成与变动，而民间舆论则主要服从并服务于民众的根本利益与基本立场，虽然民间舆论有时可能由于种种压力会屈从于官方意志，也可能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盲从于官方意志，但民间舆论在总体和大局上总是从有利于伸张和服务于自身的根本利益与基本立场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民间舆论不违背民意，为伸张与贯彻民意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由此观之，民意比之官方舆论、官方意志实在、具体、稳定、尖锐，

更有韧劲和耐力，也更有实践力和可操作性。此外，由民意操控的民间舆论也易转化为行为与行动，即转变为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超过官方舆论场而高看民间舆论场的原因，也是人们超过官方意志而敬畏和尊重民意的原因，同时也是“民意中国”这一新概念、新架构和新视角拥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巨大的社会力量及国际影响的根本原因。

二、民意中国: 观察中国的独特视角

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架构，因此而有不同的标识。我们可以从物质视角即地理空间、资源贫富

等立场架构与标识一个国家，如石油大国，沙漠王国; 也可以从意识形态即精神视角架构与标识一个国家，如伊斯兰国家，共产主义国家; 还可以从执政集团即官方的视角架构与标识一个国家，如奥巴马当局，北京政府。自然也可以从民间层面，从普罗大众和底层民众的角度架构和标识一个国家，如草根社会，劳工社会。总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生存空间，不同的执政主体，不同的社会架构，不同的内政外交方略。因此，人们了解和认知一个国家，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可以立足于不同的观察面，既可以选择物质的视角切入，也可以选择精神的视角切入。这就是“民意中国”这一命题得以成立的认识论根据。

“民意中国”作为观察中国、认识中国的独特视角，提出了一个考量中国的新的渠道、新的度量和新的方法，提出了标识中国的新称谓和新符号。“民意中国”是观察与标识中国新的观察视角和新的标识符号。它同“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军事中国”、“文化中国”等传统的视角和标识不同，是一种以“民意”为内容和指标的视角及符号体系。“政治中国”以中国的内政纲领与外交方针为观察面，考评中国政府的重大举措和最高政要的言行足迹。“经济中国”以中国的重大经济布局和经济指标为观察面，考评中国国民经济在经济世界的表现及城乡发展进程。“军事中国”以中国军事路线的变动和军事实力的盛衰为观察面，考评中国捍卫自己领土领海的重大措施和中国军队的布局动向。“文化中国”以中国的文化政策调整和教科文卫建设为观察面，考评中国文化发展投入和公民文明素质升降指标。同这些传统的描述和认知中国的视角与标识不同，“民意中国”则以亿万民众及意见领袖对中国执政党及中央政府重大举措的态度，以及对领导高层言行品格的评价为观察面，考评民众的内心世界，构建主要由通过民意测验而获得的中国民众心态，由此可以清楚地把握和标识当下中国的社会基础——亿万民众组成的“老百姓的中国”。

“民意中国”是观察中国、了解中国和认知中国的新的渠道，新的方法。“政治中国”使用的是政府文本，立足于高层观察，跟踪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内外行程，关注的是中国中央主流媒体的政治报道和社论评论，中国知名智库对中央的建言及重大数据发表，以及外国政要及政府关于中国政治的评论。“经济中国”使用的是中国政府发表的重大经济指标以及对经济态势的评论，通过中外传媒对中国城乡经济活动报道把握经济走向、成就及问题，参与各种中外经济分析活动，了解中国的经济政策变革，收集中国各地经济发展资料，深入中国内地作各种“考察调查”。“军事中国”使用最多的是中外传媒尤其是中国军事媒体关于中国军事部署、军队装备及训练的各种报道，分析各国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军事开展的评论及双边军事冲突的报道，收集中外军队将领交往活动的信息，关注中国军事建设投入和重大武器研制的数据及消息。“文化中国”使用的是中国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公布的有关文化建设的政策文件，中国教科文卫各部门发表的重要数据和业态变化的文稿，各地各部门关于文化设施建设及文化工作队伍建设的报告，民众文化需求的提升及精神文明水平变动的报道，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信息。“民意中国”则提出了观察中国、了解和认知中国的一种新渠道和新方法。这种新渠道新方法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民意中国”用以构建“中国”的内容主要是民意，即笔者在第一部分提到的“一定空域和时域内民众的内心世界，民众的所思、所昐、所喜、所恼”，“民众一致的内心活动和对某些事件、事态、机构、人物以及对这些机构人物政策言行的相似或相同的评价”。这样的内容有三个共同点: 民众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不是个别人的想法或诉求; 反映的是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或价值判断，没有机构或社团背景; 表达的是民众的生存状态和民众对机构、社团政策决策的反馈意见，即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态度。

第二，构建“民意中国”获取上述内容( 民意)的渠道和方法，大致有: 使用直接或间接的民意测验( 民意调查，有电话调查、问卷调查、街头面访、焦点问题座谈、计算机调查等) 获得的数据及资料; 召开座谈会调查会讨论会; 通过各地各部门出版的年鉴、皮书、报告集、论文汇编，从中抽取有关数据、个案并对之进行验证统计分析; 委托各类市场调查机构进行专题调查分析获取专门的民意资料; 对反映民意的民生新闻、政改新闻、生态报道进行仔细的分析梳理; 到事故现场、灾害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并同当事人交谈，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甚至取得相关的实物。使用这些渠道和方法要严格注意两点: 一是直接来自民间而不是官方机构和官员本人; 二是必须是足以反映民意的真实的意见、诉求、愿望以及民众喜怒哀乐的资料。

第三，“民意中国”的构建与呈现，必须由“民意”当家，靠“民意”说话，既不按照官方提供的“提纲”拼凑，也不能由“民意中国”的构建者依据自己的主观意愿或设想去编织。民意如何，则“民意中国”也如何，敬畏民意，尊重民意，由民意构建“中国”，“民意中国”呈现的应该是由真实而广泛的民意建构而成的“中国”。这里有一个困惑需要克服。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前所述，“民意”有时会有屈从权力和盲从经验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有的民意未必能真正反映民心，而有的民意则未必契合历史发展规律并代表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即民意诉求的不一定是值得努力争取的东西。对此，我们在考察民意并依

此构建“民意中国”的时候，要对每个来自民间的民意( 更不必说来自官方或商界的所谓的民意)进行仔细周全的考察和核证，去芜存真，沥去各种外加的水分。这样，“民意中国”作为观察、了解和认知中国的新渠道和新方法，才是有效的和可靠的。

三、在流动中把握中国民意和民意中国

我们知道，舆论是社会和时势的晴雨表，是某种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公开表露，是实施社会调控的制约力量。深而言之，舆论因此而具备另一个特点，即因不同的社会状况和时势背景而流动、而演变。作为普罗大众舆论积聚和沉淀的民意，这种流动和变化更显著、更突出、更鲜明。流动性，是民意的特点和优点，观察和研究民意，不能不关注民意的变动不居与流动不息。

同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样，中国的民意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与演变之中。同样，民意中国也处于生生不息的流动与变化之中。今日之民意中国不同于昨日的民意中国，而明日的民意中国，又不会与今日的民意中国相同。为此，我们必须做到，在流动中把握好中国民意和民意中国的变化发展。以笔者之见，当今中国民意和民意中国的流动不居，大致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转型，阶层分化，导致利益多元，意见纷纭。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有一种议论，曰:“老大( 工人阶级) 靠了边，老九( 知识分子) 升了天。”现在，知识分子这一阶层自身又分成多个层次，收入多者年入数百万，少者不到两三万。农民也是，通过办实业致富者各地都有，而衣食不保者也以千万计。立场不同，诉求不同，意见表达和舆论呈现自然也有所不同，民意变化多端，当然难免。

第二，改革进入深水区，新举措不断，新变动不绝，新群体如雨后春笋，各种利益诉求频频提出，自然看法多，主张多，意见多，因此而导致民意呈现出巨大的流动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后改革进入深水区以来，经济体制变革之烈，社会思潮更替之快，商界竞争之残酷，新闻出版在新媒体时代变革之神速，令人油然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 40 年代感叹当时德国变革状况时所写下的文字:“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变成了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国家产生了，但是立刻又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儿戏; 这是一次世界斗争，在它面前狄亚多希的斗争简直微不足道。在瞬息间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在 1842 年至 1845 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所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要彻底得多。”[①]在如此变化之巨和改革之烈的中国，民意的内容取舍、表达方式和呈现手段都有了极大的变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意中国”的流动自然也就快了，大了。

第三，市场经济因素的诱惑和党内腐败的影响，不少执政者严重异化，使不少民众心目中的理想目标发生动摇改变，致使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也游移不居。全国的主流价值观至今难以确定，社会前进的动力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不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民意的变化与流动。

第四，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中国民意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和利益的影响，呈现出变化多端、游移不定的状态。外资进入中国，中国资本和劳务出口增加，西方国家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对中国的启发，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理论通过教育、出版、影视和互联网无孔不入地渗透中国，浸润着普通民众的头脑，从而改变着民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术活动方式，使中国民意的形成机制和价值评价标准发生着不小的变化。

最后，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推出许多新的顶层设计，作出不少新的制度安排，提出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使广大民众抱有新的期待和新的诉求。这种情况下，民意的变化和流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一系列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一年多来中国民意正朝着充满希望、充满期待、调动正能量、上下一股劲的方向发展、延伸、变动。今天人们看到的“民意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灿烂、高昂、务实、可行。 民意既有稳定的一面，又有流动的一面。我们在第一部分对民意的稳定性作过不少分析与论证。同民意的稳定性一样，民意的流动性是它的又一个重要特点。今天中国的民意，稳定的一面有所减少，流动的一面不断强化。这给我们的中国民意研究和民意中国的构建提出了新的使命，增添了新的难度。但我们相信，随着“民意中国”的破题，并且始终坚持在流动中把握中国民意和民意中国，它一定会催动更多的学者投入，把这一新课题的研究不断地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