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观察中国的地缘发展战略必须与其所处的国际体系相联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中国主要采取了如下几种地缘发展战略：朝贡机制下不带任何征服性质的地缘发展战略；条约机制下的"封闭式"地缘发展战略；冷战机制下的"一边倒"战略和"多边"地缘战略。对于冷战后中国的地缘发展战略，应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东亚地区和亚太地区），以一种"非零整和"思维来观察和分析，唯有这样才能对中国的发展作出正确的评价。

【关键词】地缘政治 东亚国际体系 中国发展 战略选择

"地缘政治"（geopolitics ）一词最早本为欧洲和美国学者用来对国家的对外发展战略进行地理上的、或与地理空间相关的分析，诸如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学说、美国历史学家马汉的"海权论"以及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大陆腹地说"。后来，由于德国人霍斯豪夫（Karl Haushofer）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借用这个词为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罪行开脱责任，又为德国的东山再起寻找理论依据，因而，使得地缘政治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走了一段弯路，也使得地缘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本身多年蒙受不白之冤（注：王正毅：《现代政治地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29页。）。从本世纪60 年代开始，地缘政治作为一种理论和分析方法在国际政治领域又盛行起来。到目前为止，已大致形成六种地缘政治理论，即二元论、边缘地带论、地带分化论、多元论、中心--外围地带论和理想主义（注：[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政治地理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这些理论被西方的学术界和政府官员广泛地用于现实的国际政治分析之中。诸如在冷战初期美国推行的"遏制战略"以及冷战后期出现的"多极论"，成为人们观察世界秩序以及政府制定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甚至到了冷战后的1996年，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在其《1996年战略评估》（Strategic Assessment,1996 ）中仍然认为（注：Institute for Nationnal Strategic Studies,Strategic Assessment 1996:Instruments of US Power,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 1996,pp211～224。），冷战后的世界出现了三大革命，一是地缘战略革命（geostrategic　revolution），二是信息革命（information revolution） ，三是政府革命（revolution in government）。并建议，美国的战略应是在这三种革命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西方的学者和部分政府官员不仅把地缘政治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世界格局（诸如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以及本国对外发展战略的分析上（诸如对本国对外政策的建议），而且也应用于对其他国家的战略评估上。对中国在冷战后以及21世纪地位和作用的估价就是这种分析的一个具体体现。

随着60年代日本经济的发展、70年代"四小龙"经济的起飞以及随后"东盟"各国经济的跃进，和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并在随后十多年间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东亚确实已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东亚地区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东亚的发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国力的增强。于是，在西方的学术界和政府官员中，出于对自身在东亚利益的关注，出于对中国发展和壮大的担心与疑虑，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中国在其强大以后，不但会对周边国家造成威胁，而且会对世界造成威胁。本文试图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论证一下中国的发展不会对周边的国家构成威胁。

一、中国地缘政治发展战略：历史的回顾

1.朝贡体制下中国的地缘发展战略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在其强大时对周边国家构成了"威胁"（注：Giovanni Arrighi,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The PreRise of East Asia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ise of East Asia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eld in Binghamton on 6-8 December,1996。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战略评估1996》 也认为，"中国由于其独特的经济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强大，她在国际事务中有时象一个正常的参与者，有时又象中央帝国那种类型行事--毫不顾及其他国家，并且认为她有她想要的那些天然权利"（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Strategic　Assessment　1996:Instruments of USPower,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1996,P212）。）。那就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朝贡时代。

关于朝贡是何时开始的，学术界目前仍然存在着争论。但一般都认为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秦始皇在岭南设置南海、桂林和象郡等。自汉武帝以来，中国和周边的朝贡关系就已经存在，如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史书作过如下记载：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蓋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梁，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往往至矣。"（注：《南史》卷七八《夷貊传序》。）

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情况与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朝鲜的关系稍有不同，一是因为日本主要是从隋唐开始才加强了与中国的交往，特别是在唐代，日本大量遣使来中国，且制度典章、衣冠礼节一依唐制；二是因为日本一直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小东亚秩序，比如日本一直与中国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最早的有被称为文禄、庆长之役的日明战争（1592～1593年；1597～1598年），最晚的有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即使如此，在19世纪以前，日本也没有完全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同东南亚和朝鲜一样与中国保持着朝贡关系。据判定为1587年明朝的记载是，日本曾于1381年答应每十年向明朝贡一次，1405～1551年间，有时朝贡（注：转自[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页。）。这里，重要的不是朝贡的次数，而是朝贡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日本也曾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一员。

历史的记载确实证实了中国和周边国家曾是一种"朝贡"关系，对此我们不能否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这种朝贡关系，换句话说，这种朝贡关系的性质是什么？

虽然东亚国际体系中的朝贡现象最早开始于汉代（尽管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唐代以前，这种体系主要局限于政府之间，即中华帝国对其附属国的新王进行"策封"，而这些附属国对中华帝国按期朝贡。早期的这种朝贡关系较为单纯，中华帝国需要其附属国的仰慕，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文明之国，而附属国则是"夷"，是未开化的民族。但从宋朝开始，朝贡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朝贡关系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对贸易的重视（比如唐代只有广州、杭州和泉州三处设市舶司，宋代扩大范围和增加数量，设立11处），朝贡逐渐变成了朝贡国和被朝贡国之间进行贸易的一种手段。在以后的元、明两代莫不如此。而到了清朝，朝贡则主要变成了一种贸易的手段。日本学者曾对清朝期间的朝贡次数作过一个统计：

"清王朝朝贡制度所规定的各朝贡国的贡期是，朝鲜每年，琉球每隔一年，安南每三年、六年或四年，苏禄每五年，老挝和缅甸每十年，荷兰每八年（后改为五年）一次，西洋（葡萄牙等）不定期。但是，实际实行的贡期又是怎样呢？举例来所，琉球在1662年至1805年144 年间为70次，1806年至1859年54年间为45次，也就是一进入19世纪就成了六年进贡五次这样一种比例。还有暹罗在1662年至1776年115年间为11 次，而1777年至1853年77年间则为38次，即平均两年一次，相当于制度所定次数（三年一次）的一点五倍。再说缅甸，到1787年为止，不过三次，而1788年至1853年66年间则为13次，即平均五年一次，相当于制度所定次数（十年一次）的两倍。分别看来是这种情况，再看对清朝朝贡的总数。1662年至1761年一个世纪间是216次，但1762年到1861 年一个世纪间则是255次。总之，对清朝的朝贡，以1800年前后为起点， 大约半个世纪间，次数显著增加了。"（注：[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30页。）

朝贡次数的增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实际上意味着朝贡已不再是这些国家首脑仰慕"中华帝国"皇帝的"德化"而致敬的表现，而是将其变成通商牟利的手段，即朝贡已经主要变为进行贸易的手段了。所以，正是从宋朝开始，朝贡体系作为一种机制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这种机制对东亚国际体系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它不但使东亚体系中中心国和边缘国的政治关系合法化，而且也使得中心国和边缘国的贸易往来合法化。其二，政府对贸易的重视使得私人贸易和劳动力的流动成为可能，从而为后来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商业网络（business network）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朝贡体制使得东亚首先成为一个独立的、与西方不同的经济世界。

朝贡体系作为东亚国际体系延续的一种动力，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朝贡机制是一种朝贡国和受贡国双方相互都受益的系统，特别是宋朝以后，随着商业向近代型的转化（由唐代以前主要经营特产发展为经营日用品），受贡国的中国不但继续维持着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而且海上贸易和沿海地带的经济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纳贡国则借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正如费正清教授对清政府对朝贡的态度所描述的："在清政府的心目中，纳贡的地位就是给外国人在特定条件下以经商权，使皇帝对外国朝觐者的权威合法化。但是这并非附庸关系，也并不表示要求清朝保护。"（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 ～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第二，朝贡关系的形成和运作表面上是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但随着商业网络在东亚地区的形成，私人贸易也变得可能了。这不但使得后来的官僚资本的形成成为可能，而且也为私人资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中，海外华人商业网络（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便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注：关于海外华人商业网络，　　可参阅Hui Po-Keung,"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h.　D. 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Sociology,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at Binghamton,1995.），如南下东南亚的华人在致富之后，或投资于昔日的家乡，或吸引同乡人外出从事商业活动，这种建立在"族"（家族、乡族以及由此演变出的种种泛族关系）的基础上的商业网络，将东南亚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管政治结构如何变动，如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在1511年以后成为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地，在冷战时代又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但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来华投资者主要是港、台地区以及东南亚的华人。

第三，政府之间的朝贡关系使得朝贡体系作为一种机制在整个东亚地区合法化。这种合法化的机制是东亚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和政治世界的最为基本和深层的动力。虽然朝贡关系在19世纪以后逐渐消失了，但朝贡关系建立起来的那种机制（主导、中心、不平等、优越感以及商业网络）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文明一直存在于东亚国际体系之中。这种机制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成为日本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动力。

2.条约体系下中国的"封闭式"地缘发展战略

随着地理大发现对印度洋、太平洋航线的开辟以及东亚、东南亚地区盛产的丝绸、香料和胡椒在世界市场（主要是在欧洲市场）中的畅销，（注：学术界对远距离贸易在经济世界的形成中的作用依然存在着争议，有学者主张在16世纪以前，远距离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而且欧洲的封建帝国只能支持有限的远距离贸易，因此不能形成一个经济世界，因此存在的只是世界帝国。）欧洲人开始进入东亚，这一方面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东亚地区和西欧海洋强国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随着欧洲列强竞相进入东亚以后，也相应地开始改变这一地区的命运，因为，伴随着欧洲列强对该地区的经济掠夺也开始了领土扩张，不久东亚不少地区就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从1492年至1914年，东亚大部分地区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在西方列强中，最早进入东亚地区的是葡萄牙。1511年，葡萄牙人仰仗其强大的海上力量进入东南亚地区，占领了马六甲这个贸易中心，从这里，不仅可以掠取到孟加拉、缅甸、苏门达腊、香料群岛（即现在的马鲁古群岛）、暹罗（即现在的泰国）和中国的产品，而且还占据了红海的出口，控制了阿拉伯人印度洋的贸易，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中心，向爪哇、婆罗洲扩展他们的势力和影响。这种扩张很快受到另一个欧洲海上强国西班牙的挑战和竞争。1521年，西班牙航海家远航进入东南亚，闯入葡萄牙的领地，随后两国为在东南亚的利益发生冲突。1529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萨拉戈萨条约，该条约规定，以马鲁古东部17度为界，界西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界东为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葡萄牙继续向西扩张，1571年，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把菲律宾变成其殖民地，与其在拉丁美洲占领的殖民地一起成为其庞大殖民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从16世纪初葡萄牙入侵东南亚开始，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东南亚地区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势力范围。

随着香料贸易在欧洲市场的畅销，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另外几个海上强国荷兰、英国和法国也相继进入东南亚地区，随后，在欧洲列强之间展开了贸易和势力范围争夺战。从1595年开始，荷兰人便力图前往爪哇海，虽屡次遭到马六甲葡萄牙人的袭击，但终于在1602年控制了爪哇海。 从此， 荷兰人便以爪哇为立足点， 建立其商业帝国。 1608年，依靠强大的远洋舰队，荷兰人把西班牙人赶出德那地，1610年命令英国船只不得进入马鲁古群岛，1619年，荷兰人在爪哇岛建立了巴达维亚港，进一步加强了其对爪哇海的控制，然后以此为中心向东西扩张，向西于1641年征服了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并占据了马六甲，1656年又征服了锡兰；向东于1663年占领了西班牙人放弃的蒂多雷，1667年又接管了望加锡，"除了巴厘、龙目、望加锡海峡沿岸和北婆罗洲等在商业上缺乏吸引力的地区之外，荷兰人征服了马打蓝（1678～1680年）、万丹（1682年）以及实际上所有的东部各岛。 "（注：[美]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65页。）这样，在17世纪初，荷兰在亚洲建立了一个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商业帝国，这个帝国西起波斯、印度和锡兰，向东延伸到东部和北部的马鲁古群岛、中国和日本。被荷兰国会授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亚洲商业帝国内建立起特有的贸易体系，它不但垄断了香料的来源，还从西爪哇、下苏门答腊和马来亚的东部海岸获取胡椒，不但供应欧洲市场（最初占欧洲市场的60%～80%），而且还销给中国、印度和波斯，从波斯、孟加拉和中国获取丝绸销售给欧洲和日本，还把咖啡、甘蔗引进爪哇种植，然后销售给波斯、日本和欧洲，荷兰人从中大发横财。

英国虽然也于17 世纪进入东南亚地区与荷兰争夺香料贸易， 如1612年英国人在印度西部的苏拉特建立了贸易站，1614年还在雅加达和扎巴拉建立了商馆，并于1619年7月17日与荷兰签订了一个协议， 规定"各自的公司将购买可获得的胡椒总额的一半，而英国人则将得到马鲁古群岛、安汶岛和班达群岛的香料贸易份额的三分之一"（注：[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8页。）。 但鉴于荷兰强大的海军舰队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雄厚的实力（几乎相当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10倍），英国人的主要活动在印度。进入18世纪以后，随着荷兰商业帝国的衰落，英国也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建立霸权，1786年取得槟椰屿，1795年获得马六甲，控制了海峡的通道，1824年又占领了新加坡，同年英荷两国在伦敦缔结了《英荷条约》，重新划定了两国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根据条约关于势力范围的规定（注：[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97页。）， 尼德兰（指1815年比利时和荷兰组成的尼德兰联合王国）把它在印度的商馆全部让给英国，撤销它对英国占领新加坡的异议，割让马六甲，保证永远不在马来半岛设立任何机构或与马来半岛任何统治者缔结条约。条约还规定，任何被让与的领土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转移给任何其他国家，如果当事国任何一方放弃被让与的领地，其占有权应即时转移给另一方；同意今后告诫双方官员，非经他们在欧洲各自政府事先授权，不得在东部海域的任何岛屿建立任何新的殖民地。通过英荷条约，英国乘荷兰商业帝国衰落之机，将其从印度和马来半岛赶出去，这样，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只局限于马来群岛。为了避免荷兰对马来群岛贸易的垄断，英荷条约的商业条款规定：尼德兰不得谋求在马来群岛建立贸易垄断权，永远不得偏私地歧视英国的贸易，双方同意在印度、锡兰和马来群岛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

在英国和荷兰相互划定在东南亚势力范围的同时，法国也开始向远东地区扩张，这导致英法两次印度支那之争。法国首先对中国的属国越南进行侵略，1858年，英法两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 同年8月，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开进岘港，1862年法国又强迫嗣德签订了条约草案，将交趾支那东部的三个省割给法国，并开放岘港、巴叻和广安三个港口与法国通商。1867年法国以保护柬埔寨独立为由，强迫暹罗放弃对柬埔寨的全部宗主权，变柬埔寨为其殖民地，作为对暹罗的报酬，法国代表柬埔寨放弃了对马德望和吴哥省（即现在通称的暹粒）的全部领土要求。普法战争（1870～1871）之后，法国又继续其远东扩张政策，力图兼并越南的余下领土，变中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为巴黎对越南的保护权。在遭到清政府的强烈抗议后，法国采取军事侵略，1883年法国强迫越南为其保护国，1884年5 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司令富尼埃签订了一份草约，1885年6月， 李鸿章与法驻北京公使巴德诺签订了《天津条约》，使越南完全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在变越南与柬埔寨为殖民地后，法国继续向西与暹罗争夺对老挝的统治，1888年10月，法国吞并了12个泰族小邦。这样，湄公河地区成了英、法、暹罗争夺的地区。为了避免与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直接冲突，1889年，法国驻伦敦大使沃丁顿在会见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时，建议共同宣布暹罗为两个帝国之间的缓冲国，认为这对两国均有利。为了确保缓冲国的建立，沃丁顿主张，应首先把交趾支那与暹罗的边界固定下来，并确定一项关于缅甸边界的解决办法。关于琅勃拉邦问题，他说，他的政府建议从该地正东的一个点起划一条线，南至湄公河，并从该点以下，以河道作为法国与暹罗河土之间的分界线，直至进入柬埔寨的领土为止，暹罗的边界应划到英国、法国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线为止。（注：[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83～784页。）这样，法国力图通过确定暹罗的西部边界以阻止英国继续向东扩张。英国自从1886年初吞并上缅甸后，就一直避免与法属印度支那划分边界，因此，当法国首先提出建立一个缓冲国时，英国基本赞同，但英国主张法国应清楚地表明其对暹罗东部和东北部边界的观点，否则，不考虑与法国缔结正式协定，英国企图以此来阻止法国继续向西扩张。1893年3月，沃丁顿透露， 既然湄公河左边的全部领土已属于越南，那么法国政府不同意暹罗有任何领土位于河的左边。英国则要求法国保证湄南河盆地的独立，经过争吵之后，两国终于在1904年4月缔结了《英法协约》，结束了两国在暹罗问题上的争执。 同年，法国与暹罗缔结了新约，暹罗放弃了对琅勃拉邦的主权，作为报酬，法国同意从其竹汶撤退。1907年法国与暹罗又签订了一个协定，暹罗放弃了柬埔寨的马德望和吴哥两省，法国交还了暹罗于1904年放弃的一些领土。至此，英法两国以暹罗为缓冲国，划定了双方在印度支那的势力范围，即暹罗西部的缅甸、西南部的马来半岛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暹罗东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为法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

这样，从1511年葡萄牙入侵马六甲开始，到20世纪初，除了暹罗因作为英国和法国的缓冲带勉强没有直接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外，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成了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或保护国，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后来还有美国）对这一地区进行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殖民统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对于这一时期欧洲殖民者对全球的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西方学者曾不无得意地称之为欧洲的"政治优势"和"经济贡献"，且看一位美国学者的描述：

"大片大片的地区，包括除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内， 全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在面积达16819000平方哩的亚洲地区，至少有9443000 平方哩的土地处于欧洲的统治之下。其中6496000平方哩的土地有俄国统治，1998000平方哩的土地归英国统治，587000平方哩的土地被荷兰统治，248000平方哩的土地由法国统治，114000平方哩的土地归美国统治，193 平方哩的小块领土被德国统治。 与这些辽阔的殖民地领土形成鲜明对照， 日本，　这个1914年亚洲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仅有161000平方哩的土地。"（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61页。）欧洲的霸权不仅在政治上以大殖民帝国的形式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经济上也表现得很突出：

"1914年时的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能从欧洲实行的经济控制中觉察出来。欧洲已变成世界的银行家……到1914年时，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已达40亿英镑，占其全部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法国的投资达450亿法郎， 相当于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的投资达220至250亿马克，为其全部财富的十五分之一。欧洲不仅成了世界银行家，而且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工厂。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唯一的对手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这一年欧洲工厂和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562页。）这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对欧洲殖民体系的共同论调，这种论调考虑的是欧洲的大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世界财富增长的影响，并没有考虑欧洲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以其对各自的殖民地的资源的掠夺、造成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殖民地的贫困为代价的。欧洲殖民体系中欧洲国家和其殖民地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剥削关系。在西方殖民体系向全球扩展中，中国也开始由东亚政治、经济和文明中心沦为西方殖民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带，成为"半殖民地"国家。

虽然早在1689年中国便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在近代国家意义上划定了中国和俄国的边界。但中国真正进入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却是200年以后的事情，其标志便是1840 年以后被迫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如：1842年8月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1843年10 月与英国签订《虎门条约》，1844年7月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 1844年10月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1845年7 月与比利时交换关于贸易的备忘录，1847年3月与挪威缔结通商条约，1895 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这些条约，特别是《马关条约》改变了中国在东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日本借助条约体系逐渐由以往朝贡时代东亚体系中的边缘地带国家向中心国家过渡。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在1895年以后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中，核心区和区域等级差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东亚这个经济世界的核心区由以往的内陆转向东亚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上海、广州、福建，日本的东京以及新加坡等逐渐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地区。东亚经济世界开始呈现出一种由东亚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向内陆的等级差异。东亚经济世界这种核心区的转移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西方殖民者从1840年以来借助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而这些通商口岸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带。二是日本借助《马关条约》从中国获得的巨额赔款大力发展经济，并在帝国主义军事入侵的同时，从东亚其他国家掠夺廉价的原材料。三是东南亚地区从1511年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后便成为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加工场所。四是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内乱（王朝的崩溃和军阀混战）和外患（列强的瓜分）之中，根本无暇顾及经济的发展。这些加在一起使得东亚经济世界的核心区向沿海地区转移。

核心区的转移以及中国在东亚体系中核心地位的丧失迫使中国的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朝贡体制下的双重发展战略逐渐转变为"封闭式"的地缘发展战略。

3.冷战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在地缘发展战略上曾作过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初期的"一边倒"战略，一次是70年代初期开始的多边战略。而这些战略的实施都是对整个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经济状况的反应。下面，我们详细地分析一下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战略。

（1）"一边倒"的地缘战略

大约从1944～1946年开始，全球范围内开始形成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两极对立的世界，即一方是以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其中，美国抛出的著名的地缘政治战略--"遏制理论"和"多米诺理论"对这一世界性地缘格局起了关键的作用。尽管"遏制"战略的首要目标是苏联，（注：关于遏制战略的目标，张小明在《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但也涉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诸如中国。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国加紧了对新月地带的控制，相继推出了《澳新美安全条约》（1951年）、"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年）、"中央条约组织"（1955年）、 "日美安保条约"（1951年），并发动了朝鲜战争（1950～1953年）和越南战争（1955 ～1975年）。中国与苏联一样，处于美国势力的包围之中。在这种地缘政治结构中，中国奉行了"一边倒"的地缘发展战略，即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完全保持一致。这种战略首先是对美国全球地缘政治战略的反映。

（2）多边地缘战略

从60年代开始，冷战中的冲突发生了大的变化，即由初期的主要是美、苏之间的冲突发展成为四种冲突：一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二是经济中心和经济边缘之间的冲突；三是自由和专制之间的冲突；四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注：Dennis Rumley,Tastuya Chiba, Akihiko Takagi and Yoriko Fukushima(eds),Global Geo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Asia-Pacific:A Regional Perspective,Avebury,1996, P3.）。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冲突最为突出地反应在60年代法国的"戴高乐主义"以及后来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具体表现就是法国在1960年改变了过去和苏联完全对立的态度，提出"缓和、谅解、合作"的政策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建设思想，并于1967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德国总理勃兰特也主张："我们的民族利益不允许我们站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我们的国家需要同西方保持合作和协议的关系，需要同东方实现某种谅解。在这种背景下，我着重强调，德国人民需要和平，确切地说，需要同苏联人民以及东欧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注：陈乐民著：《战后西欧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254页。）经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冲突就是后来的南北冲突，具体体现就是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推行"不结盟运动"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逐渐由50年代的"一边倒"战略向多边地缘战略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第一，50年代后期在与苏联冲突后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注：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 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其中，在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 页）脱离苏联的控制是中国地缘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对于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以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它标志着世界由两极体系开始向多极体系转换，同时也为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五极世界"（美国、苏联、欧洲、中国和日本）的论断提供了现实基础。第二，与美国的建交。美国推出的遏制欧亚共产主义的凯南式的思想在60年代受到了挫折（越南战争的失败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样美国开始考虑它与中国的关系，结果便是中美《联合公报》（ 1972年2月）的签署。随后，中、日关系也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的签署得到了恢复。

二、冷战后中国的地缘政治：现实及其选择

1.冷战后世界的特征

国家利益的确立和实现都取决于其所处的国际体系，所处的国际体系不同，国家利益就根本不同。因此，认识冷战后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实现的可能性，必须对中国所处的国际体系有所认识。

目前人们就冷战后的时代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自由主义的假设是：个人的价值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角，他们相信，人类完全有能力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协调好不同个人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在国际范围内，这一目标可以通过自由民主的推动、国际间的合作、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的融入和技术的发展而达到。他们还相信，冷战后的时代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之间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帮助它的人民实现其价值。新现实主义则认为：冷战时期之所以是一个长期和平的时期，那就是因为有一种国际机制的存在，而在这种国际机制的制定和运行中，霸权国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霸权维护这世界体系的和平运行。他们在对历史上相对和平的时期作了仔细的研究后发现，即使如17世纪中期荷兰霸权的时代、19世纪中期英国的霸权时代以及20世纪中叶美国霸权的时代也都是相对和平的时代，因此他们相信，霸权的衰退将使得冷战后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进入冷战后时代以后，尽管经济出现全球化的趋势，但由于核的存在以及各国利益的不同，各国的安全仍然不能得到保障，因此，国家的安全仍然是第一位的。（注：Richard K.Betts ed,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Arguments　on　Causes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MacmillanPublishing Company,1994.）

尽管这些主张不同，但学者们对如下这一点的认识是共同的：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与两极体系的时代在政治和经济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地区主义（regionalism）的进一步兴起。继欧洲共同体之后， 区域化成为冷战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措施，如果说冷战时代的区域化的目的集中在安全方面，那么冷战后的区域化趋势则开始向多方面发展，不但是政治上的联合，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的需要。（2 ）资本流动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资本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不仅表现在资本流动、劳动分工的国际化以及生产的国际化，而且还表现在生产组织、管理方式以及信息观念的国际化和全球化。（3）民主观念的全球化和国际化。 如果说地区主义向传统的主权国家观念提出了挑战，资本的国际化向以往的经济制度和组织提出了挑战的话，那么，民主观念的国际化则向传统的社会自治系统提出了新的问题。无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尊重个人的价值、建立公平的机制都是当代世界无法抗拒的潮流。

2.中国的发展战略：地缘选择

面对不断兴起的地区主义，中国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地区主义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从目前来看，中国主要活跃于两个地区，一个是传统的东亚地区，一个是最近兴起的亚太地区。在东亚地区，中国面临着日本、"大东盟"以及在东亚有巨大政治经济利益的美国的挑战，其中，安全问题、领海划界问题、领土问题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利益集中在经济方面和安全方面，中国关心的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区域机制才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1）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

在东亚地区，1945年以后，日本、东南亚地区的东盟国家、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他们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贸易、金融、货币机制规范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同时发挥自己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使各自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50年代开始，在东亚地区形成新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空间（注：转自Giovanni Arrighi."The Rise of East Asia.World-Systemic and　Regional Aspec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16,7,1996,pp6～44.），如图所示：

东亚的流动空间图

--LE：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

--LI：寻求劳动力的投资

（资料来源：Terutomo Ozaw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tructuralTransformation:Japan as a Recycler of　Market　and　Industry",Business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5,2,1993,P.143.）

这种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流动空间的重新形成在经济上使得东亚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特别是中国80年代以来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在随后十多年中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为东亚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正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好处，而非威胁。

在东亚地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与美、日在东亚地区利益的关系问题。冷战后的美国并不愿意放弃它在东亚的利益，尤其是在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尽管在最近几年，中美关系一直围绕着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美中贸易问题以及核武器出口问题起伏不定，但争吵背后也反应出美国的动机。美国对中国强大起来不放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担心中国会威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

（2）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选择

面对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中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能利用国际经济体系使得自己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自从被迫进入国家体系之中，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所谓中心，是指那些资本速度积累较快，技术比较先进的地区和国家。今日世界经济体系的机制主要是发达国家制定的，这些机制因而大多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中国要想使其经济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一方面是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资本流动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必须加入到改变世界经济体制的行列之中，使世界经济体制逐渐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方面发展。

三、结论：应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观察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已成历史的必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观察和分析这种现实。一种是以冷战时代形成的"零整和"思维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发展，即一方所得必然导致另一方所失。这种思维对中国的发展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中国的发展会对其他国家的发展造成威胁；另一种是以"非零整和"思维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发展， 即所谓的共得 （ jointgain）或共失（joint loss）。当然，在这种共得或共失的合作中有一个相对地得（relative gain）或相对地失的问题（relative loss），但这种思维总比对抗要好得多，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相互依从的世界体系之中。鉴于当代国际体系的特征，国际社会不应该以冷战思维来观察中国的发展，而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重视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