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现代中国深受内外多重强制力量的支配，实现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需要党自觉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并坚守其免于支配的根本要义。在群众路线的实践活动中，“一切为了群众”作为根本政治路线，构成争取免于支配的政治保障；“一切依靠群众”作为根本组织路线，构成争取免于支配的组织原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根本工作路线，构成争取免于支配的领导方法。
【关 键 词】毛泽东/群众路线/免于支配
群众路线不仅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方法，尤其是党的伟大事业的根本保障，这两个方面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宝贵遗产。面对近现代以来国家和人民摆脱支配的历史重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人民备受支配的历史命运。脱离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倘若不蜕变为纯粹的工具，也必将因不正当运用而偏离免于支配的价值理想。前者由于产生“脱离群众”的极大危险，不能不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予以矫正；后者由于产生“背离宗旨”的严重误区，不能不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予以消除。免于支配既是群众路线活动的目标，又构成对群众路线活动的约束，深刻体现着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根本意义和要义。本文在此基础上探究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与实践，以为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思想资鉴。
一、群众路线：免于支配的根本路径
近现代中国是个严重受支配的国家，国家和人民摆脱备受支配的历史命运，构成这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根本历史任务。直面这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复不国的惨状，毛泽东以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为己任，毕生为这个共同理想而不懈奋斗。正是在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发现和证明了人民群众的无比力量，而且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探索出了实现党与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在此意义上，离开毛泽东为争取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思想与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当代意义不可能得到深刻阐释，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不可能得到深刻解读。
“支配”表明支配者可以专断地干预被支配者的选择，尤其可以无需考虑对立的利益和观点，而任意地、随心所欲地实施干涉。在至今为止的现实世界中，行为者只要有支配的权力和能力，有机会和条件实施支配，且无需负责或代价小于收益，皆可能对他者实施支配。近现代中国深受内外多重强制力量的支配，支配构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突出的国情特点。如果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肇启了西方列强对中国长期的外部支配，使中国沦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那么封建主义则是支配人民的本土支配力量，毛泽东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31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配力量，不仅直接对人民实行残酷压迫和剥削，而且阻碍和破坏人民争取免于支配的理想。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军阀主义使整个国家备受支配，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使人民群众备受支配。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631；官僚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构成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因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都是中国革命必须坚决消灭的对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3]1313。
由于近现代中国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国家和人民都处手被支配的悲惨境地。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多了两件东西：“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2]731独立意味着国家免于支配，国家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不受任何其它力量的干涉、威慑，更不受任何其它力量的强制、侵占；民主意味着人民免于支配，在社会生活中根据自己的意志自主行事，不受其他个人或集体的干涉、控制、强制。这正反两件东西既是每个中国人不可摆脱的历史境遇，那么消灭这两件支配国家和人民的东西，也就是这个时代中华民族面临的根本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继续完成孙中山的革命遗志，“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2]731。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国家主权独立了，并不表明已经完全摆脱西方列强的支配；民主道路坚定了，并不表明已经完全实现人民民主。近现代以来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伟大事业仍未完成，需要党领导人民群众为着这个共同的理想继续接力实现。
“支配”产生争取免于支配的革命。诞生在这样一个深受重重支配的时代，毛泽东不仅坚定了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崇高理想，而且大胆、坚决、不懈地与社会支配现象作斗争。毛泽东自幼测量受支配的温度，这使他敢于不顾一切地逃课、离家，放胆为政权和礼教压迫下的受害者鸣屈[4]8，甚至组织驱除专制统治者的活动[4]81。青年毛泽东自觉担当起“改造世界与中国”的历史责任。1925年毛泽东在主编的《政治周报》中，则直接阐明了革命的根本目的：“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5]21民族解放指国家免于支配，人民统治指治权免于支配，经济幸福指生活免于支配。正是为着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社会主义建设伊始，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6]485这样一种美好政治局面，是在国家独立基础上对人民民主的继续实现，通过社会解放进一步实现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
为着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毛泽东自青年时期即开始探索革命力量。青年毛泽东对于圣贤豪杰额外仰慕[4]9，并以之为理想人格和人生目标。不仅“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7]237，是青年毛泽东自我实现思想的完全实现；尤其“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7]8。随着青年毛泽东对社会理想的坚定，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步接受，他对救国救民的根本途径，转向了重视并开展民众大联合，“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8]428。毛泽东提出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极大地震撼和激励了困惑的中国人民。但这并非仅仅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已初步形成，关键在于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动力，并且帮助人民群众发现了他们自身。一切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7]293－294。正是沿着这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把发动、组织人民群众作为整个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中心工作，从而以无可阻挡的最强力量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
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当然远胜于任何希圣希贤，但在革命实践上两者并非相互对立。希圣希贤作为从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圣贤豪杰，通常具有普通群众无可比拟的智慧和勇气；特别是对于历史上“不准有思想、有组织的、有练习的”[7]393准备的普通群众，尤其需要形成和造就自己的希圣希贤，否则不足以言民众大联合的革命伟业。为着改造世界与中国，毛泽东主张从建党着手，目的在于造就中国革命的希圣希贤，不断推进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事业。党具有共同信仰的主义和严密的组织队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能够作为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把人民群众联合到免于支配的共同事业上来。因此，青年毛泽东从希圣希贤转向民众大联合，并没有将两者截然分开乃至对立起来；相反中国共产党作为集体的希圣希贤，恰恰使民众联合起来形成最强力量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九十余年的发展史充分证明，党与人民大众的紧密结合，构成毛泽东长期革命与建设的基本主题，也是中国革命与建设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任何时候党与人民大众相脱离，不是酿成专制主义就是酿成极端民主，皆将对国家和人民免予支配的共同事业造成严重破坏。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也应该主动将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并且共同推进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事业。党联系、发动、组织人民群众的这个工作，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活动。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本原理，也是党员干部应该遵循的伦理法则。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卓著贡献，从根本上解答了党与群众如何结合的难题。这既为规范党的一切工作提供了科学理论和典型示范，又是对党的工作中错误政治、组织和工作路线的防范。正是由于长期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党实现了与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事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因此，当前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必要深入学习实践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贯穿到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事业之中。
二、为了群众：争取免于支配的政治保证
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集中体现在“一切为了群众”上。“一切为了群众”既预置了免于支配的根本目的，又包含着实现免于支配的行为动机，两者相结合才能够真正对人民群众负责，并成为免于支配之根本目的得以实现的政治保证。“一切为了群众”的行为动机如果不是全心全意的，免于支配的目的自然难以或不可能实现；但即使“一切为了群众”的行为动机是全心全意的，这个群众的根本目的也有待厘清和执守。“一切为了群众”的这两个方面，都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重要内容，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和严肃对待。
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纯洁性之所在。由于党是国家和人民实现免于支配的先进组织和领导核心，毛泽东毕生在对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过程中，反复强调一切为了群众这个根本宗旨。毛泽东指出：“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9]645我们党的这个根本宗旨，从正面对党自身的责任做了规定，她应该“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0]1004。我们党的这个根本宗旨，同时从反面对党自身的责任做了限定，她不应该只为某个或某些个人、团体、党派、阶级的利益而工作。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10]1094，也是我们党能够领导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那种像国民党一样从本家族、团体、阶级利益出发，而不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的政党，把自己看作群众的统治者，看作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权贵，压迫、剥削、支配人民群众，不仅是人民群众所不需要的，而且必将为人民群众所推翻。因而我们党反复强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宗旨，现实地通过每个党员的具体工作体现出来。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对党的根本宗旨的具体实现。党员干部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衡量其是否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评价标准。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1]“为人民服务”应该是“全心全意”的，“全心全意”是对“为人民服务”的规范性要求。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2]800。“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包含两个规范性内容：一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指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关乎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解决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动机问题。因而每个党员干部都应“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13]47。二是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指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关乎为人民服务的结果，解决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效果问题。不问效果的为人民服务，“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10]873。毛泽东曾在两个场合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所表达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并且共同构成一切为了群众的内在规定。
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宗旨，在根本上就是为了群众的利益，否则群众路线活动就会沦为形式主义。群众的利益是一切为了群众的出发点、标准、宗旨，它使得一切为了群众成为必要和必须，也使得一切为了群众无比重要和重大。在现实与理想的时间张力上，群众的利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目前利益，属于日常普通利益，人民群众为着正常生活而不可缺少的生存性利益。毛泽东任何时候都特别重视群众目前利益的实现，认为革命共同体的壮大和团结，不靠不切实际的空话，“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4]467。因而，“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136－137。二是将来利益，属于长远核心利益，所有人为着免于支配而必须奋斗的发展性利益。长远核心利益指人民群众共同的社会理想，是人民群众终生期望的未来憧憬。人民群众的将来利益现实地就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0]1053，并通过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之间，目前利益不可不适度而公平地满足，否则人民群众将因受支配和限制，而阻碍甚至破坏长远核心利益的实现；将来利益不可不团结起来并克服重重困难而奋力实现，否则人民群众将因对社会支配性事实的无奈，而永远无力满足和无法改善目前利益。在此意义上，能否正确处理这两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也是检验是否一切为了群众的试金石。
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宗旨，同时要求处理好在空间张力上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空间广延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局部利益，属于与部分人民群众相关的特殊利益；二是全局利益，属于与所有人民群众相关的普遍利益。这两种利益都应该适当安排、各得其所，因而主张“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15]221。不鼓励和支持与全局相一致的局部利益，群众路线活动就丧失了实施的基础和动力。但全部利益毕竟关涉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局部利益在与之不相一致的情况下，应该根据“一盘棋原则”服从全局的需要。对于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旧中国，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理想必须整体有力地推进方可实现。局部脱离全局不仅因其弱小或无组织性而难以实现其利益，尤其将破坏和削弱推进免于支配之共同事业的整体力量。因而，毛泽东始终坚决反对把局部利益凌驾于全局利益之上，早在井冈山时期即批评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1]93。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等，也是在我国积弊甚深的极端民主现象，这些现象忽视或妄图取代整体，对于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十分有害。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关系的处理，也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检验。1942年2月28日毛泽东指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主要是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局部与全体的关系。”[9]413把个人和局部利益放在第一位，缺乏作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不可能真正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求一切为了群众不停留在行为动机上，而是从行为的目的和效果上对人民群众负责。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3]1128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必须向人民群众负责。这个负责可以是部分的、暂时的，但尤其应该是全体的、长远的。党员干部不仅应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16]349；还应该将人民群众目前与长远、局部与普遍利益统一起来，“汇合于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共同目标上”[16]355。这个统一应该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10]864，这个共同的目标则是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因此，能否正确区分与协调人民群众的不同利益，并切实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负责，关涉到是否彻底执行群众路线的问题，是否坚守群众路线免于支配的根本要义。
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10]1096为最高标准。离开这个一切为了群众的出发点，“四风问题”必然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以为然；抛弃这个一切为了群众的最高标准，群众路线活动必然对“四风问题”无所作为。而这两个方面作为群众路线的政治保证，在根本上依赖于一切依靠群众的组织路线。
三、依靠群众：争取免于支配的组织原理
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的根本组织路线，集中体现在“一切依靠群众”上。“一切依靠群众”既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最强，又指明了无支配目的的实现方式。群众路线固然要求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但党如何看待和对待人民群众的力量，却决定着党的根本责任，左右着人民群众力量的发挥，制约着免于支配之根本目的的实现。就此而言，一切依靠群众不应静态、孤立地看待群众的力量，而应动态、关联地解释为迈向无支配目的的组织原理。
毛泽东不仅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最强，而且帮助人民群众发现和证明了自身。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即有了清晰的认识，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明确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4]42群众的最强力量在农民革命运动中以极大的力量形成势不可挡的革命热潮，以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毛泽东对群众力量的坚定性，即使在生死存亡之际也未曾有过任何动摇。1934年针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4]423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在投降主义甚嚣尘上的危难之际，毛泽东回答了中国未来谁主沉浮的问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9]336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更加坚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3]1195。近现代中国发生的深刻历史变革，正如毛泽东1944年所阐述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9]553这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中国的具体实现。
人民群众无比强大的力量是客观自在的，但这种无比强大的力量并非人人认肯。后者形成“人民创造历史”与“英雄创造历史”的分歧，也是划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据。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毛泽东自从发现“民众的力量最强”，不仅肯定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7]201；尤其通过革命斗争真确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自身的解放者，“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18]248。毛泽东“群众创造历史”的宝贵思想，在群众路线中凝练为“一切依靠群众”。其客观依据是人民群众的无比强大力量，其主观前提是相信人民群众愿意并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从而实现个人、集体和国家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毛泽东指出：“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6]486信任群众是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根本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根本立场。正是由于信任群众并从而发动、组织和依靠群众，中国人民才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三座“大山”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由于这个原因，信任群众被规定为群众路线的具体内容，1962年刘少奇把群众路线总结为两点，其中第一点即是：“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19]400信任群众才可能在实践上一切依靠群众。
但认肯人民群众的力量自在地无比强大，不等于人民群众的力量自为地无比强大。后者才是联合的、行动着的、现实的强大，前者的无比强大则仍是无序的、静态的、抽象的强大。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只是不确定人口的总体性，本身不具有将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统一意识，不能依靠自身实现自在自为的统一，而依赖于另一种力量把人民群众联合起来。人民群众要形成有组织的战斗力，避免最没效果、必招失败的“浪战”，必然要从人民群众中产生自己的领袖或组织，并依赖于这个领袖人物和核心组织方可实现。青年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指出：“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20]54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政治组织，有着共同信仰的主义和大批先进的分子。他们不仅因其主义而形成紧密共同体，尤其围绕一个共同的事业和目标，将人民群众的无比力量联合起来。就此而言，人民群众离开党的领导是落后、涣散、无力的；不解决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问题，人民群众必然陷入漆黑一团。就此而言，群众路线所谓一切依靠群众，不在于群众力量静态、抽象地无比强大，关键在于党员干部贯彻群众路线而将群众力量动员和联合起来。这就对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提出了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责任问题。
对于近现代中国实现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党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应相对于人民群众来进行规定，重点是实现人民群众的联合。人民群众自在地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具有自我解放的意愿和能力；党不应也无能力替代人民群众，而应该且只能引导、协调、帮助人民群众实现自我解放。对此，刘少奇、邓小平都有过论述②。毛泽东总结历史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9]137－138。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也即实现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而这本是人民自我解放的伟大事业，也是人民希望和能够实现的共同理想。这个近现代以来的理想目标，是共产党独自实现不了的，也不应该由共产党代替人民群众来实现。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她的责任只在于把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从而形成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排山倒海力量。因此，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注重发展和壮大群众组织，反对党的包办现象和恩赐行为。对于菩萨、烈女祠、节孝坊等传统压迫人的绳索，毛泽东主张农民自己去丢、去摧毁，党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1]33，而非代替农民。减租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而非党应该直接操作的事情；党的责任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直接恩赐给群众。“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16]352否则争取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向理想，就将变成“少数人空忙”，“只是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最终国家和人民都无以摆脱内外强制力量的欺凌、掠夺和主宰。
党的责任应该定位为“领导”，这是党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活动，也是壮大人民群众组织与力量的伟业。对于近现代中国实现自由解放而言，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政治的核心是党的领导，政治的关键是人民的支持。“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相当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21]423在国家和人民争取免于支配的进程中，党是无论如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那种“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的做法、代表包办的作风，由于不信任人民群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13]201；而且由于把自己与人民群众割裂和对立起来，不可避免“把非党干部、把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22]12，使国家和人民重新回到备受支配的旧社会。这种现象在当前比较突出，特别有必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彻查和严处支配群众的恶劣行为。但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任人民群众的。那种听从群众情绪、听任群众运动、唯恐群众不乱的不负责任态度，由于不尊重人民群众，不懂得如何领导人民群众，同样什么也无从谈起；而且由于把群众推向多数专制的境地，不可避免形成无法控制的汹涌怒涛，连同免于支配的文明进步一同摧毁。1962年刘少奇就专门批评这种滥用群众运动的错误倾向[19]404。因此，对于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一切信任、尊重、依靠群众才是最重要的，而脱离人民群众和滥用群众运动的极端行为，都不合乎群众路线免于支配的根本要义。不理解党的责任的这个性质，群众路线的践行就会背离根本宗旨。
毛泽东坚决地相信，信任并发动、组织形成人民群众的联合力量，“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0]1096。人民群众联合形成无比强大的力量，用以推进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事业。这个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现实运动，依赖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而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又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与焦点。
四、联系群众：争取免于支配的领导方法
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集中体现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上。党的工作主要是政策领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预设了党委意志与群众意见两个领域，又规范了党的政策过程的模式，还突出了影响党的政策质量的关键环节。党的政策固然应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党员干部若不密切联系群众，群众意见仍难免被轻视和忽视，党的政策仍难免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党的工作仍难免惨遭挫折和失败。
由于党的责任主要集中于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毛泽东直接从党的政策过程阐述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0]899政策是我们党一切实际行动的过程和归宿，直接决定着国家和人民能否实现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政策实行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政策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3]1095。政策是否来自群众意见，是否与群众的需求相符合，不仅影响着其合法性与合理性，而且将影响其推进的程度和实施的效果。这就要求党的政策建立在群众意见基础之上，群众意见不征询、不收集、不客观、不全面，党不可能制定出正确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这正是毛泽东关于政策制定加工厂的比喻：“没有数量上分明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23]294而这种脱离实际的党委意见，不仅不能科学有效解决问题，还会产生对群众的新的支配性事实，更会阻碍和破坏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事业。
对于党的领导而言，意见不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也就难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现实活动，包含着党的政策领导的过程模式，而这本身又以党委与群众之间领域分离为前提。群众作为公共领域的分散意见，虽然具有隐秘性、不确定性、非强制性，但又是党委意志的现实基础、检验标准、实施动力。因而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群众不宜仅仅作为可以敷衍的工作对象，而应作为一个客观独立的社会领域。这既是对人民群众的信任，也是人民群众强大力量之源，从而人民群众才可能具有自我解放的潜力。也正是由于对群众的正视和重视，毛泽东创造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领导过程，他解释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0]899党的政策领导是从群众意见－党委意志－群众意志－党委意志的循环往复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政策意见、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等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策模式。群众路线正是通过对这个模式的实施，巩固人民群众自我解放的基础和条件，并通过政策参与共同实现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虽然规范了党的政策过程，但其实在这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前半部分，因为群众支持的只是自己参与制定的政策，而这本身就是对毛泽东人民民主理想的实现。邓小平指出：“群众参与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有的搞错了，他们也能忍受，很少埋怨。”[24]318从群众中来本质上是集中群众意见的过程，关键是领导与群众共同就公共问题进行民主协商。协商民主在群众路线中居于重要地位，直接制约着群众路线实施的成效。毛泽东所开创的社会调查，作为群众路线实践的重要环节，就包含了协商民主的丰富内容。毛泽东倡导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10]790，能够代表各自所在的行业；批评“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23]292的恶劣态度，要求从领导上造成一种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空气、环境；强调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15]378，以合乎民意和人民支持为最高标准。正是由于在群众路线实践中实行协商民主，毛泽东能够以正确的政策领导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实现国家和人民从备受支配到免于支配的历史命运转变。而这无疑也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与实践中的宝贵遗产，特别值得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弘扬和坚持，以避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陷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误区。
协商民主能否在群众路线活动中得以实行，取决于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民主作风。这个作为推动协商民主的主体性基础，在消极的意义上指向群众话语权利与话语环境。不仅让群众讲话、自由发表意见，而且造成一种民主的环境，据此群众发表任何意见都受到保护，不用担心遭到批评和打击报复。毛泽东指出：“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25]125免于支配的共同事业本是属于人民群众的，群众发表意见就是参与这个共同事业；剥夺群众发表意见的权利，就是否定人民群众对该共同事业的参与权利。领导干部在群众路线活动中的民主作风，在积极的意义上指向对群众意见的尊重和学习。不仅群众发表任何意见都受到重视，不用担心毫无效果和被轻易抛弃；而且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请教。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10]790毛泽东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就民主作风的积极态度而言的；毛泽东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就民主作风的消极态度而言的。对于集中群众意见的政策过程，关键不在于释人心虑的“言者无罪”，而是形成一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从而使人民群众不会在群众路线活动中遭到支配。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居于官僚主义和尾巴主义两个极端之间。尾巴主义是片面强调群众意见、弱化党委意志的错误思想。在此党委意志完全依从群众的意见，实际上则是屈从于群众中的少数意见，致使党委意志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大多数群众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3]1281的错误观点。官僚主义是片面强调党委意志、弱化群众意见的错误思想。在此群众意见完全屈从于党委意志，实际上则是屈从于党委个别领导的意志，致使党委意志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人民群众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3]1341。官僚主义与尾巴主义处于相对的两个极端，但它们共同的症结皆在于脱离群众，造成领导和群众相互支配之势，背离了群众路线免于支配的根本要义。毛泽东指出：尾巴主义、官僚主义等“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10]1095。而这种与群众路线相对立的领导方法，不仅使群众与领导陷入相互支配的泥潭，尤其因之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扑灭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特别是官僚主义的弊端，不仅党执政以来远未得到遏制，而且成为了其他“四风”问题的总根源，不能不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予以清除。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政策实行的层面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两个结合：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党的一般号召与党的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10]897。这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工作方法，但其核心问题同样在于密切联系群众，其目的与要义同样在于避免领导与群众相互支配，从而相互结合起来共同实现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理想。历史充分证明，任何时候只要与群众相脱离，人民群众的力量就分散而弱小，国家和人民就受内外强制势力的严重支配；任何时候只要与群众紧密结合，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就强大，国家和人民免于支配的共同事业就蓬勃发展。
注释：
①1944年11月15日，1945年5月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烈士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年谱》中册，第596页)这两份题词中，“真诚”指的是真心真意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指的是竭尽全力地为人民服务。
②党的八大中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平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5)对此刘少奇区分了两个不同情况，他说：“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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