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将由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增长速度维持在7.5%左右的“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将持续强化，社会格局也将进一步调整优化;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应主动把握机遇，努力把握“新常态”，加快体制改革，建立适应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行为机制，使政府和市场各归其位，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一、主要发展趋势：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加人世贸组织带来的开放效应和深化改革的双重推动下，我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上升周期，经济增速由2001年的8.3%上升到2007年的14.2%，并在2007年二季度步人21世纪以来季度增长率的最高点14.5%。2008年上半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美国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演变，外需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加之国内连接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和经济的周期性回调，经济增速放缓压力加大，经济增速逐季放缓。国家为此出台了一揽子应对计划和政策措施，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但2009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仍回落到6.6%，同年二季度，政策效应开始显现，经济增速强劲反弹，到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随着应对措施能量的逐步释放，经济增速重新回落,2010年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连续10个季度放缓。2012年四季度到2013年四季度，经济增速在7.6%～7.7%之间小幅波动，2014年一季度到2014年二季度进一步回落至7.4%(见图1)。

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在经历两次放缓和两次回升的不完全对称的“W”型增长态势后，今后一个时期(包括未来5年)的经济增速，有可能围绕7.5 %左右的潜在增长水平上下波动，经济增长正在由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7.5%左右的“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人均GDP将由6800美元提升至1万乃至2万美元以上。当前，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把握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二、需求结构将经历剧烈的调整和变化

从需求方面看，未来几年，房地产业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将逐年放缓至16%左右，大约拉动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比“十一五”时期平均水平低2.1个百分点，比“十二五”前3年平均水平低约0.3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水平提高释放的消费需求，将使消费需求保持13%左右的年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略低于“十一五”时期的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十二五”前3年的平均水平：国内经济较快增长和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加上汇率、通胀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将使我国进口增速逐步放缓，贸易顺差逐步收窄，外贸进口大约拉低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

(一)房地产业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将有所放缓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长。2001年—2013年，年均增速为22.4%。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超过80%。2014年l～5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放缓，房地产开发、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投资增速降幅明显，受定向“微刺激”政策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逐步上升，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7.2%。从中长期看，受制于外需市场逐步收缩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各行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运行进入下行阶段，其市场存货水平快速上升，投资增速较快下降，房地产业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将逐步减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在“微刺激”过后也会有所减缓。预计未来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维持在16%左右。

(二)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和城镇化的有序推进，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

与投资需求相比，消费需求黏性较大，内生波动性较小。随着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的逐步提高，消费需求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01年—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4.9%，特别是2003年～2008年呈明显上升趋势,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下降至15.5%。2010年以来，随着出口需求逐步恢复，加之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鼓励消费政策效应逐步显现，2010年和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8.3%和17.1%。随着政策效应的递减，2012年和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回落至14.35%和13.08%。从中期看，我国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随着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进一步释放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

(三)出口增速趋于放缓，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贸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1年～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21.6%。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外部需求大幅萎缩，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回落。2009年出口出现21世纪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为-15.9%，以后逐步恢复，但2011年~2013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为负数。从中期看，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增长方式、供需关系和治理结构的深刻调整，世界经济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慢，全球“再平衡”调整和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我国出口形势依然严峻，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预计未来5年，我国出口增速将回落到5%—10%区间，进口增速回落到10%—15%。

三、新型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度

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以往的发展道路将难以为继，我国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泉。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城镇化便是一个最好选择。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创造需求，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消费品市场扩张等多方面都能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城镇化不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和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转换效应。根据1978年。2013年数据，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见图4)，已接近世界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万个。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中长期看，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未来5年，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的有序实施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等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国城镇化率仍将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按照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提高到60%左右，城镇居住人口可达8.32亿人，比2013年增加1亿人左右。根据中国社科院《城市蓝皮书》研究结果，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人均13.1万元。据此测算，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步伐推进将带来超过1 3万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资。此外，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和消费倾向提升所带来的消费增长，将超过3万亿元。两者相加，到2020年，城镇化推进平均每年可为我国带来2.29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50%。

四、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将持续强化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11.6%，但消耗的钢材占45%、煤炭占50.2%、水泥占54%、能源占21.3%。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0%以上。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明显加剧。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左右，事实上2004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3年为37.5亿吨标准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年—2013年，我国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1.8亿吨，即使今后7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控制在1亿吨以内，到2020年也将突破44亿吨标煤。如此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50%，从而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的约束。与此同时，近年来雾霾问题频现，水土污染严重，环境质量状况不容乐观，与人民群众日益迫切的“喝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空气”的需求相比，形成强烈反差。

五、社会格局将向“橄榄型”社会过渡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我国社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呈现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差距拉大化和利益冲突激烈化状况，尤其在收入分配格局方面，形成了明显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年~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9、 0.473、0.485、0.487、0.484、0.491、0.49、0.481、0.477、0.474、0.473。其中,2008年最高，之后逐步回落(见图5)，但仍超过国际警戒水平(基尼系数为0.4)，表明我国收入差距确实很大。这种分配格局的弊端十分明显，由于利益分配不平衡、不公平引发的利益分化，必然激发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展望未来5年，随着国家深化收入分配体系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保持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格局将有望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转变。虽然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需要3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但未来5年无疑是重要的过渡期。

六、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永不停息。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稳定。展望未来5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为我国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路线图和时间表，通过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和社会事业、社会治理、生态文明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我国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将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七、政府职能将加快转变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的必然选择。对此，中央已经明确放出信号，要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变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也就是说，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在此背景下，未来5年，我国政府职能将加快转变，从对微观经济主体过细过微的干预转变为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优化必要的行政审批程序、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上来，从而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两个积极性，提高政府效能，建设现代政府，使企业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大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