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并在世界各国大学中普遍设置。人类学传入中国也已经超过一百年，但是学科的发展一直比较坎坷，至今人类学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一直不太明确，这也成为阻碍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瓶颈。本文就人类学学科定位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际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发展
人类学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美各国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出现专职研究人员。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人类学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或者对“异文化”的研究。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也作为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而被重新定义，其研究领域也从乡村社会扩展到现代都市社会。在其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综合性研究的学科。人类学主要通过分析田野工作所得的资料，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从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两大方面来研究人类自身。人类学源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与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都有着深厚的渊源。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是构成人类学主体的四大分支学科，但各国依据不同的传统而各有侧重。在研究范式上，注重整体研究，不仅要把人类的体质和行为（包括体质、社会、文化，甚至心理）的所有方面联系起来研究，而且要把特定文化的各个方面与更大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整合形成系统来研究。
二是跨学科研究的学科。人类学从诞生伊始，就具有浓厚的跨学科色彩。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分化扩展，人类学的跨学科特色大大增强。不仅越来越多的学科，如生态学、生物学、医学、地理学、人口学等与人类学发生融合交叉，而且相互渗透的程度也越来越深。该学科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既从生物和环境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也从社会和文化角度研究人。同时，该学科也介于理论和应用之间，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三是反思性研究的学科。人类学的传统是对异文化的研究，通过研究他者来反观自己。因此，人类学是一门极具反思性的学科。跨文化比较和文化相对论是其反思性研究的两大工具。基于跨文化比较和文化相对论，人类学的研究致力于端正我们自己的文化观，排除民族中心主义的观念或是去除文化自卑感，并使各种文化能够更好地交流。同时基于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经验，人类学还建立起了研究异文化的一套认知体系，也即从经济生活、政治组织、亲属制度和宗教信仰四个方面整体性认识异文化。虽然今天的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套文化认知体系仍然是人类学家认识文化的基础。
该学科以田野调查，尤其是参与观察为特色，通过对研究区域的长期、经验上的深入了解，深度检视当地社会的文化脉络。
人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人类学教学、科研体系的迅速扩大，人类学作为基础学科的社会影响不断增加。在国际上，人类学早已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具备了一大批具有共同研究规范和价值取向的学术团体、培养人才的学科建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人类学都是排名靠前的传统优势学科。此外法国、德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的顶尖大学也都开设了人类学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在当代以北美、欧洲的英法，亚洲以印度、日本、韩国，澳洲的澳大利亚人类学最为发达。其中美国有八百家人类学系所，从事人类学的专业人员约1.8万人（据AAA年报）；印度有三百余家人类学系所，从业人员超过0.8万人。可以说全世界所有著名的大学都建立了人类学教学科研机构。
目前，已有多本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人类学术期刊，如Current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等；许多具有人类学传统的国家都设有人类学学会，其中以美国人类学学会和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最为著名；在亚洲地区，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的台湾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人类学研究享有的知名度较高。在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国家都把人类学列入大学本科必修课程，也是中小学社会科学中的必修内容。
另一方面人类学研究领域日益多元化，新兴分支学科蓬勃发展，各类理论百花齐放。随着时代、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人类学的传统研究主题也处于剧烈的变迁过程之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此，人类学家给予了充分和密切关注，试图把握这些变化的趋势规律，了解其对未来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时，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现象、产品和社会问题，如环境危机、恐怖主义、公民社会、电影、科技等等。在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面前，人类学家迅速作出反应，运用人类学专业知识和视角对其进行观察解读，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相关新兴分支学科，如都市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公共人类学等随之形成并蓬勃发展，显示了人类学者对世界变迁的敏感性和洞察力。
随着新领域、新分支学科的出现与发展，人类学的各类理论也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学者们已经放弃了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的追求，转而关注对真实世界、真实问题、真实生活的研究。今天的人类学界已经很难用理论学派为标准来划分不同的研究群体和发展阶段。研究主题和研究地域取而代之成为人类学者们建立学术联系、寻求学术认同的标准，形成了一系列以研究主题和地域为标志的学术研究组织和机构。同时，跨学科合作成为今天人类学发展的一种常态，人类学者们愈加突破学科的边界，寻求与其他学科具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合作，从而形成了各类极具特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二、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问题
人类学于20世纪初被引进中国，其研究一度繁荣，中国人类学曾经是世界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世纪初，随着人类学等新知识的介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192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主持之下，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至20年代至30年代初，全国许多院校，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大夏大学、中央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广西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学院等校纷纷设立人类学机构，或者在社会学系中开设与人类学相关的课程。北京大学等校虽然没有设置系科，但也开设了人类学、民族学课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批准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辅仁大学建立人类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国内各大学的社会学系、人类学系和民族学系先后撤销，人类学中研究体质的部分基本保留下来，但被归并到生物学或古生物学之下；研究人文与社会的那部分则被调整到历史学内，或以“民族研究”的名义得以延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类学地位重新得到恢复。1981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设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随后，厦门大学也建立了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设人类学、考古学两个专业。中央民族学院于1983年建立民族学系， 1993年该校成立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9月改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于1978年成立，设有民族学与人类学专业，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起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于1985年3月，是一个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的机构。此外，云南大学、中南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一些综合性大学和民族学院(大学)也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或民族研究所，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
在中国，现阶段，本科开设人类学课程的只有中山大学及一些民族学院（大学）。截至2009年止，全国共有二十多所高校院所在民族学、社会学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类学硕士授予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9所大学设立了人类学博士点。其中，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人类学专业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去年开始博士授予权下放到部分重点高校，一部分高校增设人类学博士点，如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学科地位恢复以来，人类学为全国培养了大量各类人才，他们服务于社会的不同领域和各个层次。高校、政府部门、公司、媒体、文博单位、非政府机构等领域，到处都活跃着人类学学子的身影，为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积极作用。
可见，中国的人类学学科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囿于管理体制上的限制，目前人类学还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学科体系，其进一步成长的空间严重受阻，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研究生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没有统一的专业设置，所属学科的性质差异大，不利于整个学科人才培养计划的优化和深化；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上格局纷呈，研究力量过于分散，不利于产生高端的、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和学科名称带来管理成本的居高不下，同时由于管理上过于分化从而限制了各种学科资源的优化整合等。
这种管理体制上的限制直接导致了人类学学科人才培养上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纷杂不清，缺乏统一规划和分类指导，使得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贯彻，不利于整个学科长远的人才储备；第二，专业属性不清，影响生源的质量和学生就业的领域，目前公务员录用专业目录上仍未包含人类学专业；第三，人才培养质量良莠不齐，影响了学科整体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第四，作为一门重获新生的、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所属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纷繁混杂，管理上出现高度的细碎化和分化，为人才培养资源的整合人为设置了壁垒。
上述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上的问题，影响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这与人类学在国际学界的地位和发展势头极为不相符合。笔者认为，作为一门交叉性、综合性学科，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关键要理顺管理体制，提升人类学在中国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体系来建设。一级学科体系的构建意味着打通这些壁垒，组建一个促进本学科相关信息交流、合作和管理优化的权威性平台。
三、人类学一级学科定位及发展前景
根据国际人类学学科特点及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对人类学一级学科的定位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
首先，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的要素，这是人类学一级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二是具体学科层面的人类学理论。
哲学层面的人类学理论基础在于存在论，即人作为一种存在，是可以通过科学试验的方式，被客观地观察、描述、研究的。正是因为这一点，田野调查这种“科学方法”才开始被用来对人群进行研究。人类学家试图从中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在人类学发展史上，人们持续争论那些如今还对塑造现代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挥着强有力影响的古老哲学命题。哲学层面上的人类学理论是整个学科理论的基石，从西方中心论到文化相对主义，从人类学家的价值中立到价值介入，从对大传统的迷恋到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人类学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认识论向前发展的体现。
学科层次的人类学理论则是从某一学科的角度对人类学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理论，是关于社会系统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理解和认识。包括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生态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医疗人类学等。它们是有关研究各种具体发展实践的发展规律、模式、方法和实现机制等方面的理论。不同学科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大大丰富了人类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凸显了其多学科的特点。
此外，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学自身还发展出众多理论，如进化论、传播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历史特殊论、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生态学、新进化论、文化唯物主义、文化与人格学派、解释人类学、象征人类学、后结构主义、结构马克思主义、实验民族志、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批判等。
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发展出来较为成熟的方法体系。其中，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最为基础和重要，该方法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标志。田野调查的核心是参与观察，强调研究者长期与被研究对象生活在一起，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以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增加研究的洞察力。此外，整体观、文化相对观、跨文化比较观都是人类学方法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其次，是人类学主要研究方向，这是划分人类学一级学科以下各二级学科的关键依据。目前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人类生物性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研究和人类历史研究三大领域。
人类生物性研究方向。该研究方向主要从人的生物性角度，研究人的生物演化、人类体质差异与种族概念、灵长类与人类的演化关系及人类物种的起源扩散过程。这一方向的研究由体质人类学承担，涉及的分支学科有灵长类学、古人类学、古病理学、医学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等。早期体质人类学研究偏重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近年来的研究则偏向生物化学方面，如血型与镰状红细胞及天花的关联，以及人类基因图谱的建立。由于人类体质的进化与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关注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生态人类学也被囊括在这一研究方向内。
人类社会文化研究方向。人不仅有生物性的一面，更有其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一面。因此，人类的社会文化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一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这“三大关系”，着重从语言符号、经济政治组织、法律与冲突调解、消费与交换模式、生计模式与生态环境、亲属与家庭结构、性别关系、儿童养育与社会化、宗教与仪式、神话与象征等方面对人类的文化和社会组织进行分析研究。
人类历史研究方向。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人类的起源及演变直至文明的兴起。这一研究任务主要由四大分支学科之一的考古学承担。考古学通过考察器物(由以往人类活动所修整的物质)的分布与形式，来了解古代人群的分布与移动、人类社会组织发展以及当代人群之间关系等议题。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不仅指史前史的研究，也包括出现文字以来的历史研究。
对于人类学的分科，各国不尽相同，根据中国已有的学科体系划分，笔者认为人类学一级学科下可设：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应用人类学、考古与艺术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七个二级学科
最后，是如何区分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等相近学科，在中国语境下明确人类学独立性的必须在这种区分上达成一致。与人类学相近的一级学科有社会学和民族学。人类学原来是生物学和民族学之下的二级学科，调整后改为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目前，社会学下设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四个二级学科；民族学下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五个二级学科。
人类学与社会学和民族学既有相近交叉之处，又有自身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首先，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异同。人类学与社会学都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在方法和理论上存在大量交叉，但两者又有所区别。社会学更偏重宏观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量化分析为主；而人类学则更注重微观研究，强调见微知著，在研究方法上多采取定性研究。其次，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异同。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民族文化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就与以文化研究为主旨的人类学产生一定交叉和重叠。两者的区别在于，民族学研究很大程度上被限于少数民族研究，这在民族学下属的二级学科的设置上有着明显反映。如此一来，汉族研究就被忽略了。而人类学则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突破了少数民族/汉族分野，研究视野更为开阔。
在知识体系上，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主要为语言学、生态学、体质学、考古学、历史学等；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主要基于法学、人口学、统计学之上；民族学知识体系则主要建立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基础上。可以说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三科并立、共同发展”正是以知识体系的分类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后，人类学重获新生，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取得显著成就。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成立了一些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在二十多所高校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建立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编写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人类学教材。相关分支学科迅速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新的分支学科被引进，如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女性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医疗人类学等。有些分支学科还专门成立了学会，如都市人类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等，形成了多个分支学科并存的新局面。许多学者都参与了有关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大批教科书和学术专著，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学术专著和调查报告，发表了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其中不乏高水平的著作。作者中既有老一代的专家学者，也有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
这些成就显示出了人类学学科的巨大生命力，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价值。人类学若能建设成为一级学科，那么在此稳固的基础之上将进一步为其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课题的申请、学科质量的同行评审等方面开拓更好的发展空间，并可在短期内争取完成以下目标：第一，成立中国人类学研究基地，使其成为中国人类学学界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信息库，尤其是总结“中国经验”与世界人类学对话；第二，创办专门的高水平人类学杂志期刊，将其建设成为内部对话和对外交流的高端平台以及成果发布的平台；第三，进入国家级重点学科或省部级重点学科，从而获得稳定的权威性支持；第四，开拓海外研究，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企业的海外开拓以及文化的传播提供智力支持；第五，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与文化建设活动，为解决急剧的社会变迁、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服务。同时，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健康发展，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
国家发展需要。人类学是制定民族政策、海外政策的得力助手。一方面，好的民族政策的制定需要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的准确把握之上，人类学家致力于文化的理解和反思，制定民族政策离不开人类学家的参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各民族文化的沟通融合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出现的“藏独”“疆独”，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文化的冲突。要妥善处理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需要人类学家的大力参与。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历史证明，海外活动越活跃的国家，其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也就越繁荣。中国要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好的角色，更好地发挥大国作用，就必须把人类学作为重点学科进行发展。也可以说，人类学是一个强国需要的学科！
经济发展需要。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文化，制定适当的发展策略，选择适当的发展路径，都与特定地区和特定人群的文化特色分不开。因此，不论是开发某类新产品，设计某种程序，制订一份受欢迎的菜单，还是保护环境，引进某种农作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进行一定文化上的了解和分析。这就为人类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文化发展需要。随着全球化的加剧，文化多元已成为大势所趋。人类学力图使人们对自己和他者的文化都有所认识和了解，既能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长处，又不致丧失自身文化特色。人类学还致力于使人们消除文化偏见，对“异文化”采取开放宽容的心态，以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局面。
在上述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将来人类学人才的就业前景相当广阔，可在以下领域获得发展：一是政府机构，可以直接担任政府公务员，可以作为政府咨询机构的智囊团，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二是商业机构，帮助企业开拓市场，改进管理。在国外，拥有人类学背景的市场调查公司大受欢迎。三是发展机构，NGO组织，社会工作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文化沟通和繁荣服务。
从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算起，人类学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和深厚的学术积淀。改革开放以来，人类学学科得以重建，蓬勃发展，初步建立起学术体系，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加。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达到了成为一级学科的条件。
出于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的思考并参照国际学术界学科分类的惯例，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倡过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这种构想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学术界学科的分类是一致的。当前，社会学、民族学都已成为一级学科，人类学也应早日迎头赶上，与社会学、民族学一起，共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致谢】本文是在《“人类学”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基础上写成，在建议书的写成过程中，获得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各位同事的各种支持；初稿完成后也征求国内一些相关机构人类学者的意见，这些人来自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广西民族大学等机构。由于涉及的人太多，不在这里列出。特此鸣谢！
［作者简介］周大鸣（1958~），湖南湘潭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邮编：510275。
资料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4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