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38岁，经济学硕士。1983年毕业后在农村基层工作17年，先后当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0年3月致信国务院领导，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农村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当地引发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2000年9月16日迫于压力辞去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南下打工。2000年底高票当选《南方周末》十大年度人物之首。现居北京，任《中国改革·农村版》副主编。近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再次引起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极大关注。
本文为李昌平在燕南三农系列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我发言的题目是《三农问题的困惑与出路》。我在下面工作的时间非常长，从83年元月份到2000年的九月份我离开农村，前前后后有十几年，这中间我也经常看看书，后来到了北京之后，也看了各位老师的书。我总觉得，在读书和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些困惑的问题，我希望在读书的过程中能够找到答案，但是我往往又找不到。这里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一个问题是，农民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农民有没有自主权。省委书记讲话，省长讲话，县委书记讲话，甚至下面的乡党委书记讲话，都说应该把农民推向市场，农民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我们给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权。我觉得农民好像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我们好像也没有给农民完全的自主权。怎么理解呢？
第一个方面，农民仅有生产的自主权，但是农民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如果你承认农民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那么在生产萎靡的时候和亏本的时候，不愿种地的时候，可不可以不种了呢？在湖南、湖北这些地方，农民种地亏本的时候，不可以不种。也就是说我们带有某种强制性，农民既没有享受到计划经济的好处，也没有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所以说他们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第二个方面，农业中有产前、产中、产后，产前是有利可图的，产后也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农民很难进去，即使进去了，那些垄断部门也可以把农民排除出去，再加上还有城市中的各种壁垒。而产中是不赚钱的，并且产中只给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权，没有给他们不生产的自主权。所以从农业的过程来看，农民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前些年，农民经营农药、化肥、种子，但是很快全国供销总社和农业部下了一个文件，说农民在经营过程中，容易弄假，所以不准农民经营，只允许供销社经营，难道他们经营就不弄假的了吗？不是的，这是一个垄断。类似事情很多。农民宰猪，很好的事情。但是食品的一些部门，不允许农民宰。所以农民很多领域进不去。比如说江西农民生产出的东西如果运到广东去，卖掉的钱还不够运费。所以说农民进入市场是很困难的。
第三个方面，农民是义务的主体而不是权利的主体。只要你是一个农民，就有付不清的义务，100岁的老人和一岁的小孩都要交钱。但他们享受什么样的权利呢？比如说农民交的共同生产费，按照法规，这些钱怎么用应该是农民说了算，但是实际上农民没有这个权利。
第四个方面，农民不是一个劳动者，只是一个劳动力。我在东莞工厂中作过调查，那里80%都是外地民工，他们创造了财富，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他们每天工作13个小时，每月500块钱。当他们不愿意干了，想回家都回不去。我们的政府和工会不代表民工。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我们强制农民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是得不到社会的平均利润，所以农民种地挣不到钱。有人说，农民种地挣不到钱是因为农民不懂市场经济，好像不太对。这是我比较困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调整结构，富裕农民。江总书记到四川视察讲话时，第一句话就是调整结构。有时候我也怀疑调整结构，富裕农民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有两个前提，第一是国外农产品比国内便宜，第二是我们现在强制农民生产，使大面积、多品种、长期性的农产品过剩的格局在全国形成了。我们现在搞宏观的人说现在农民收入不增长是因为农民不调整结构。我不知道这是偏见，还是无知，还是一种习惯。你不拿出一个规划，你要调，怎么一个调法。机构调整还要增加投入，我过去是生产水稻的，现在要生产水果，资金难弄，过去的相关的流通体系也有成本，这些钱都要农民出。第三是，我们现在搞结构调整，往往是上面发号召，下面的干部抓典型，搞政绩工程。就往往演变成一种瞎折腾。结果往往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最后苦的还是农民。其实中国的农民并不笨，也很有活力，缺少的是开发农民活力的宏观的政策。
我困惑的第三个方面，靠推广技术增加农民收入。我觉得第一个使用技术的人是可以赚钱的，但是有一个农民接受的问题。使用技术是要钱的。农民出钱增加了技术的投入，产量增加，价格回落，实际上是农民出钱，全社会得到了廉价的产品。很难说能增加农民收入。我想作为一个宏观的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政策好像有问题。
第四，公司加农户可以富裕农民。有没有公司把农民带富？也有，但是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呢？我持怀疑态度。我大量的一手资料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公司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利益最大化，那他就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家，或者是一个傻瓜。当农业性的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时候，会给农民。但获得平均社会利润的时候，它不找农民要钱，农民也不找他要钱。但是当企业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或者亏本的时候，它一定会把风险转嫁给农民。这时候，政府干什么呢？他会为了企业还是为了农民呢？当然为了企业。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企业可以给政府官员送礼；第二，每个企业都是政府的政绩。问题是农业性的企业会不会得到社会平均利润或超额利润，经过调查90%的农业性企业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不然的话为什么中国的四大银行离开农村了呢？也有个别的企业把农民带富，但以一个企业就代表全国的情况是不合适的。连国营企业都会打白条等，怎么能够指望民营的企业带动农村致富呢？
第五，发展乡镇企业是不是中西部农村的根本出路。如果你到农村调查，乡里、县里干部如果说，我这几年最大的贡献就是没有发展乡镇企业，你不要感到奇怪，说这种话的人大有人在。我考察过大量的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一个结论是，90年代乡镇企业不如80年代。我在珠三角住过一年，那里的乡镇企业兴旺的不得了。发达的地方，他们有5个亿，他们只报一个亿，但是到了湖北湖南等地方，他们只有一个亿，但是会报5个亿。广东那一带的干部是不愿意到北京来当官的，但是中西部地区的干部是愿意到北京来当官的。深圳地区要交暂住费，可以把发展的环境搞得很好。所以企业肯定是内地要破产。再加上，珠三角地区劳动力的价格一年一年回落。在这总情况下，资本怎么可能西移呢？所以说，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不起来，不一定是他们的错。
第六，机构改革能不能解决政府的一些综合问题。如果一个政府膨胀到一定程度以后，各种问题就来了。政府就像个黑洞一样，黑洞要形成就要吸收物资进去，运作速度越快它接受的物资就越多，直到周围的物资没有了，这个黑洞才消失。这就是黑洞现象。中国几千年的政府好像也是这个规律。我参加过82、88年的机构改革，我们湖北省88年、94年的机构改革，以及98年的机构改革，我的总体印象是，要增加的人是一定要增加的，要增加的机构是一定要增加的，要裁减是减不了的，结果是机构改大了，人员改多了，效率改低了。历史证明，这种改革是难以成功的。为什么难以成功呢？我是乡长、书记，我就要把我的子女安排当官的。地方有钱的纳税大户也要安排人。所以说机构是一定要增长的。问题是，地方的官员是，地方戴帽子，农民开票子。所以说下面的各种干部，中央是不知道的。表面上裁了，工资照样开。下面骗上面是很容易的。如果没有纳税人参加机构改革，那么机构改革可能只是一场游戏。
第七个问题，现有制度下面的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我觉得好像是个假话题。我们喊这个已经十年了。十年来，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我认为，农民负担至少有4000个亿。来算这个帐，全国的县乡干部至少有3000多万，至少需要3000多个亿，这是一大笔。全国有80万个行政村，460万个自然村，村组干部、军烈属、五保户，加起来有1500多万人，这需要七、八百个亿。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都是做假帐的，是数字游戏。还有，税费改革，我们认为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根本措施，我觉得可以停下来不搞，没有意义。
第八个问题，加强管理使农村走向秩序和繁荣。以法治国也好，以德治国也好。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法也不行，德也不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在洪湖边上长大，洪湖很美，资源也很丰富。在80年代我们洪湖的资源保护的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渔民大会。每年冬季的时候，渔民代表开会，商量买鱼苗等事情，收钱，春天的时候买了鱼苗放到湖中去。所以洪湖的资源得到了补充，所以产量也很高。我在78年的时候，我是委员会的委员。自从有了《渔业法》，成立了渔业管理局，不仅成立了分局，还有分站，从30个人到300个人，直到现在500个人，收了渔民的钱以后，买车子，买房子，出国旅游，办公现代化，没有钱买鱼苗了。农民负担不了了，就用电捕鱼，一开始罚款，最后干脆一次收费多少钱。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些执行《渔业管理法》的渔业管理局的人员，他们就是靠这些非法捕鱼的人来养活他们，渔业法是破坏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洪湖的法令。这是非常奇怪的。所以对农村出现的一些混乱，我们习惯的思维就是加强管理，这让我想起了很多的事情。比如，农村有了经营管理局，农村的财务就一片混乱；有了义务教育法，民办教师被淘汰了，义务教育的收费一天比一天高，农村的很多孩子上不起学了。法也不行，德也不行，像得了一种不治之症。
第九个问题，私有化是不是灵丹妙药。土地私有化的问题让我很担心。我经常见到一些人，前不久四川一个官员提出私有化可以还多少债。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使私有化问题值得考虑。一个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好像没有土地私有化的要求。第二，农村的集体有几千个亿的债务，债主主要是干部，他们必然先拿土地来还债，那么农民能分到什么东西。第三个，任何一种制度的确立，我们都要考虑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收益大于成本，制度才能确立起来。比如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分地使农民有了积极性，产量增加，但是它也有成本，一家一户不好管理，但是总体来说，他的收益大于他的成本，所以这种制度建立起来。现在搞土地私有化，我们是不是应该仔细的计算一下它的成本和收益呢？我感觉不到这样可以增加什么东西。城边的那些将农业用地改成非农业用地的可能有一些收益，但是广大的落后的农村地区好像没有什么收益。第四，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间，大量的事实证明，富了方丈穷了庙，大多数和尚都下岗了。但是工人是有组织的，有工会，农民是没有组织的，他们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间，到底能得到什么东西呢。第五，土地是一个特殊的蛋糕，蛋糕是可以越做越大，但是土地是不能作大的，而是越来越小。第六，土地一旦集中到少数干部手中去，特别是现在的农民负担过重，土地又不是很值钱，如果城市中有不景气，大量农民返回农村中去，那么怎么办？这里面的基本的矛盾好像和上个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有些相似，有官僚资本主义，有没有专制主义呢？我们唯一不同的是，土地还是公有。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官员，他们都在打土地的主意。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担心这个问题。
第十个方面，我们经常说的是，深化改革。我赞成改革，但是我不知道改革朝既定的轨道下去会怎样？我想以粮价和学费来说明我的担心。1985年以前，农民的粮食就九分五，现在是四毛到五毛，农民的收入大约增长了五倍。学费呢，1985年以前，读小学一年一到二块钱，读初中是两到三块钱，读高中是三到五块钱，我读大学的时候不要钱。那么现在农村农民的孩子是什么情况呢？小学是600，初中1000-1500，高中是3000-5000，考分不够每一分还要加100块钱，读大学就更贵了。农民的收入涨了五倍，但是农民的孩子读书涨了几百倍，上千倍，学费如此，医疗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我这个年龄层次的人80%能读高中，我们的子女80%都不了高中。我在农村工作的时候，大多数人能死在医院里，现在很多人都死在家里，根本进不了医院。改革如果这样改下去，农民还能支撑多久？
第十一个方面，农民真的不懂民主吗？我想讲一点，就是村一级民主搞了十几年，到现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很多人认为农民不会民主，农民的素质很低。我认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要说清楚。我当乡长的时候，我领导村里的选举，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找农民要钱，所以乡里面的一切政治资源就是防止农民自治，政治是为这个经济目标服务的。没有经济上独立，哪有政治上的独立呢？这是我们农村自治搞不好的原因。我们在选乡长和村长的过程中，如果我看到农民推选出来的人不听我的话，我就一定不能让他当选。我有党支部、妇联、共青团等等，找农民谈话，我是合法的。我推举我满意的干部当选。如果选举失败的话，最后我还是公布一个干部。所以农民会觉得这个选举有什么意思，无法把一个最优秀的人选出来。所以民主是一种需求，可能与素质无关。我们的农民很会民主的，分田分地、选族长等，都是民主的。只要没有专制的地方，就一定能够生长出民主。当然素质高的人和素质低的人，在民主的程序中采取的具体方法是有差别的。并不是素质高的就要民主，素质低的就不要民主。中国农村的民主要进行的话，如果要交几千亿的负担，民主是不可能进行的。
下面讲出路问题。这十几年我读学者专家的书，我也收了很多启发。我觉得解决农村的问题，要有大思路，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一次给农民松绑，国民经济和农村都有一次大的发展。比如说，毛主席解放农民，新中国比旧中国好，这我们都知道。邓小平解放农民，分田单干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到1984年，离土不离乡，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大发展，小城镇大发展。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又提出离土又离乡，北京、上海、珠三角的大发展都与此有关。每一次解放农民，都使中国的整个经济和社会大大发展。现在解放农民是不是没有事情可干了呢？不是。如果不解放农民，其他政策都不能找到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
第一，当前有几个问题一定要彻底解决。
第一个问题，彻底取消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现在农民离开农村，要有很多证明都要交钱，每个证少的几十块，多的几百块，而且农民开了证明进了城以后，还要每个季度回来进行计划生育复检，每年三次。还要收取保证金等。农民进了城以后，城里还要交钱。农民做生意的话，还要交黑社会的保护费。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我既然种地不挣钱，我就要休耕，休耕不交费。
第三个问题，要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当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如果一个农民愿意进城，但是白白丢掉他在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和房产，太可惜了。而农民进城以后，还有个保障的问题。就需要开通城乡产权交易的渠道。我建议建立土地经营社保制度。第一，成立国家土地银行或村土地信用合作社；第二，将农业税和费改为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第三，将集体土地使用权股权化以后分给农民，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贷款，可以获得贷款进城，也可以用土地的使用股权换取城市的社保资金。进城农民可以在一定时间以一定价格赎回土地的使用权。
第四个问题，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作主。我相信他们比我们管的好。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比如，学校不公办，他们办得很好，收费低，质量好。很多事情，当我们管不了的时候，一放，就会有人去管，比如说从农村公社到分田单干，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农村小集镇清洁卫生的管理，都作的很好，成本很低。
所以说，给农民松绑就是解放农民，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我们最大的生产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要有一个大思路。
第二，解决农民问题要有一个大前提，给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第一，是给农民同等的民主和真实的权利。第二，是给农民同等的赋税权利。城里人八百块钱起征，但是农村人一出生就要交税。中国100多岁的老人都要承担90多块钱的人头税。第三，要给农民同等的国民财富的占用权。我们的国民财富有10000个亿，农民有多少。城市的一切公用品都是国家安排的，农村的都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并且产权不属于农民，属于国家。并且使用价格比城里都高。所以我们的财政是一个贵族财政，不代表农民的。第四，我们应该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收钱不说，还动不动就要把他们弄回家。民工的子弟不能在城里读书。第五，我们还应该给农民同等的生活财产安全保障权。农民办的粮食加工产，一个命令下来，就得拆，这些都是农民的血汗钱。拆了也不赔。他们的投资和安全没有保障。第六，要给农民同等的发展权。城里人贷款很容易，但是农民贷款很难，利息高，还不一定贷给。如果我们不给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要想让农民富起来是不可能的。
第三，解决三农难题需要新的战略。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应该以社会发展为中心，我不是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战略，但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的投入产出比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加入WTO后，发展乡镇企业的余地越来越窄。我们国家已经形成的以发达地区和城市为经济增长中心，以中西部地区农村为生产要素的供应基地的格局已经形成。如果中西部地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大量资源发展乡镇企业，这样投入下去是很大的，那么今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要提供具有优良文化素质的劳动者，优质的原料，优美的环境，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建设、环保建设，要靠中央的财政的转移支付，维持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保持中西部地区的低度发展情况下，社会指标稳步增长。
第四，要有大量的新战略，新举措。
第一个举措，取消农民负担，国家要逐步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保健。为什么要取消农民负担呢？中国要加入WTO，中国农民要参与世界竞争。我的一个国外回来的同学告诉我，只有越南和中国管农民要钱，法国农民每年得到国家补贴大约4万的人民币，印度的农民不要一分钱的负担，还读书、看病不要钱。参与国际竞争，怎么竞争。我国农业GDP占15%，却要养活70%的人口，还要承担各种负担。很重要的是，我们找农民收100块钱的税，要支付90块钱的成本。所以，不仅要消除农民负担，还要逐步增加义务教育和医疗的投入。
第二个举措，要重构县乡政府。85年我当乡长的时候，我管十来个干部，很有成就感，后来增多了，我管不好了。我在1994年当乡党委书记的时候，我跟部门的人说，你们的钱我不跟你们收，你们放假休息，他们说有这么好的事。我又找工商界的人商量，你们一次性交清各种费，以后不再收，他们也很高兴。这样搞了三年，这里的乡镇企业搞得很好。但是各科局干部对我非常有意见。我觉得各部门都是生产发展的障碍，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应该取消。地方没有必要按照中央的模式建立政府。农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我们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第三个举措，要依靠农民群众来管理政府。首先，官员要农民选。选上了当官，选不上就是农民。其次，财政的钱怎么花应该要有民间组织来讨论，执行的过程应该是公开的。再次，官员违背了民意，农民有权罢免官员。
第四个举措，要政务公开。
第五个举措，党要和农民站在一起。
上面是我的一些想法和我了解的当地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谈的一些情况也非常的片面。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