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摆脱过度的外向依赖并实现向消费转型的自我平衡，既是世界经济危机的被动选择，更应是主动的战略调整。为此，政府需抓住时机、创造条件、积极稳步地推进各项改革，加快这一事关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转变。
实现消费的稳步增长是一项系统、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共同配合才能顺利实现。个人以为，持续提高全民消费水平，以下五点是必不可少的，即：国家适当放权让利、持续提高国民收入、系统改善社会保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物价适度上涨，其中持续增加国民收入是未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政策。
国家适当放权让利
现阶段改革的大背景是什么？在国家、企业和居民间造成的初次分配体制不合理，致使“国富民不强”，因此国民消费水平也严重落后。以2007年为例，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4%，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比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约17个百分点。还是2007年，GDP增长11%，财政收入却增长了30%。也有数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表明，包括土地和国有企业在内，约3/4的资产性财富集中在国家手中，只有1/4在民间。
政府和国企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资源，他们或是长期积累、或是持续扩大再生产，导致巨大的社会财富在所谓的上层长期空转，像一家从不分红也从不注重改善员工福利的上市公司，害苦了辛苦劳作的企业职工和一样拥有所有权但没有支配权的中小股东。为此，民营中小企业虽有发展但始终遭受融资和政策歧视，可谓举步维艰、自生自灭；大众福利改善速度也因此一直远远落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水平。这一切直接导致了全民消费的缓慢增长。如果说这是前30年谋求快速稳定发展所不可回避的结果，那么目前，尤其是危机前后，国企规模、外汇储备、财政收入与支出等都达到了超常规的历史最高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财富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严重失衡到了不能不变革的时候。
究其根源，就是过于强调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过于强调了国家、企业和政府，却严重忽视了劳动者个人及民生问题。盲目地追求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牺牲了多数民众的利益，造就了少数人的特权和暴富，这在减轻政府负担的同时，却弱化了社会公正和民生主旨，导致如今公平问题正在损害效率的现实。
所以说，经济要转型，社会先转型；所以说，转型必须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国家的放权让利是经济转型的首要保障。
这里的放权有两层主要含义：一是从“大政府”转变为“小政府”，这就需要简政放权、大幅压缩目前庞大的政府开支，政府应放手让市场自行调节，包括现在看似非常难解的“结构性调整”。二是加快“国退民进”，逐步减少非必要的国有经济成分，坚决削弱国有垄断，打破高度垄断行业的民营禁入，消除明里暗里的竞争壁垒。
国家让利的含义主要是减税，但还不仅仅是减税，还包括更为鲜明地区分公权与私权，在诸多领域“不与民争利”，也包括政府逐渐减少对社会财富资源的掌握和垄断，努力做到“还富于民”。就税费负担而言，我国企业的税费负担率约为31%，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一直偏重。2007年GDP总值25万亿元，而政府全部收入为9万亿元，占36.8%，排名世界第三位。2008年我国年度财政收入超过了6万亿元，是10年前的六倍多。
放权让利的同时，政府完全可以加大目前偏低的负债水平，以政府信用承担未来责任，为当代民众谋求应有的福利。
持续提高国民收入
国家放权让利是提高国民收入、扩大民众消费水平的基础，是调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力的重要条件，是居民财富增量的主要来源。同时，国家减税让利是企业提高职工待遇的一个重要前提。
提高国民收入应是一个普适概念，但重点还是逐步提高城乡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问题。按照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国际标准，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可能会达到800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非常重视，今年五月底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已经将有关事项纳入计划之中，《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也有望在不久出台。
在操作上，建议要讲究结构调整、缩小收入差距：以2008年统计公报为例，城乡之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3；地区之间，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西部的贵州与东部的浙江之比为1:3.3；行业之间，最高的金融业收入水平达40312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二倍，其29.6%的增速也居各行业之首，比全国平均增幅高11.3个百分点。不过收入改革很特殊，总体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阶层都应有合理的增量，而不是简单地“劫富济贫”。
资料表明：从1997年到2007年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1992年居民收入的GDP占比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迫切需要提高日益下降的劳动者收入比例。
建议逐步提高群众的财产性收入比例。这需要不断扩大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保持股市、商品和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稳定，不断拓宽适合普通群众和民营经济的投资渠道。
在收入改革方面，利用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财富的合理均衡化。据人民网报道，中国约占总人口20％的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全部所得税收入的10％；而在美国，将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1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多。
在资源行业，建议继续加征资源税和暴利税，强化社会责任，消除暴利和过度开发，避免资源浪费。对垄断行业要显著提高利润上缴水平，作为弥补政府减税损失的重要来源；对国企高管的工资和福利，要进一步区分管理者的真实能力和实质性贡献因素做出合理限制，严堵灰色收入漏洞，维护社会公平。对于房地产市场，政府应注重税收调节，目前热议的物业税应可慎重考量推行，以打击房产炒卖和囤积行为，防止房价快速上涨，减轻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消费压力。
在股市，针对自然人发起股东，要坚决开征“原始股收入个人所得税”；要强制上市公司分红；努力保持市场的稳定性，避免大起大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过度融资和高价融资，消除股市掠夺行为，扎扎实实地培养起一个广大的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塑造成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坚群体。
对于公务员队伍的收入调节，要重点考虑经济快速发展和强势政府对公务员财富心理的影响，坚持奉行和实施“高薪养廉”的同时，坚决加大腐败查处力度，从根源上消除腐败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诱因，改善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稳定。
农民收入提高的主要保障恐怕还是稳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因为经济危机已经导致农民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并且，在连续五年农业大丰收后，单纯靠增产增收是不现实的。如果未来数年粮食价格持续下降，农民增收问题就会相当严峻，很多社会改革将因此难以推行。在国民收入普遍提高的预期之下，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走势很难想象，千万不能因此打击广大农民的生产消费积极性。
只有收入预期的稳定和提高，才能激发人们的消费诉求，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提升多数国民的幸福指数。
系统改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亟须在老龄化到来之前充实和完善。社会保障问题改善后，居民的后顾之忧才会消除，消费自然也就增加起来了。
今年6月19日，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国有股转持是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按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预计这项政策安排会较快地充实社保基金，这是国有资产向居民社会福利转移的一个重大英明的举措。随着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权的不断增加，这些资金有望逐渐间接转化成社会居民的消费能力。
农村的社会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也必须快步跟进，农民的社会福利和自主创业应该受到重视和鼓励，应进一步鼓励土地流转，逐步消除户籍制度，最终缩小城乡差别。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我国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按照国际同等标准，一般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服务业可创造60%的生产总值，容纳60%的就业。
在一定意义上，经济转型就是产业转型，产业转型可能改变财富结构，还会催生新的经济和消费热点，带动居民个人的消费能力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服务业不但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而且会逐步改变工业生产盲目增长的局面，减少资源的消耗并提高居民生活舒适度。
初步预计，未来的消费热点将诞生在生活服务业、物联网、新能源、娱乐业、教育产业等。生产制造及其制成品有可能逐步弱化。随着消费增长带来的储蓄率下降，进而将导致投资在GDP的比重，随着绿色经济概念的深入人心，未来GDP崇拜和盲目发展将会得到一定的遏制。
保持物价适度上涨
传统观念来看，物价上涨似乎总是万恶不赦的，为传统经济学者和政府人士所深恶痛绝，一向采取严防死守的政策。然而，在通货膨胀已经看似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应该考虑善加利用。
物价下跌会遏制消费增长，相反，适当的物价上涨会刺激社会消费需求。笔者认为，根据消费者消费习惯，甚至可以说，源自世界各国超级经济刺激计划并很有可能持续3-5年时间的通货膨胀，其实为中国的消费增长及转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历史契机。物价上涨既是消费增长之因，也是消费增长之果。没有物价快速上涨相伴随的消费增长，自然是好事情，只怕难以实现。不过，我国多年的重农政策，已经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产能和丰富的粮食储备，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粮食短缺危机和物价飞涨。尽管如此，粮食价格也要保持基本稳定甚至是小步上涨，否则也会继续拉大城乡差别并有可能埋下粮食危机的种子。
短期来看，刺激消费需求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过剩的矛盾；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倒逼下的消费增长，会让先行消费的个体获得优势，从而产生带动效应，进而适度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观念，对经济转型是难能可贵的，值得善加利用。
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客观上需要一个或许应该秘而不宣的宽松货币政策期，这有利于减弱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和恢复大有裨益。果真如此，意味着适度的通胀预期越来越现实和有利。
综上所述，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取向是明确的，群众普遍寄予厚望，应该成为未来的政策轴心。笔者认为，这一政策执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必须采取法律、市场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综合推进，至于未来究竟力度如何，则是对各级官员“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政”的一项综合考核，是决定2020年和谐社会是否能够顺利实现的问题。无论如何，一定要认识到，国民有权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结构矛盾及社会公平问题必须解决，未来持续增加居民收入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物价是否上涨已经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能因小失大。同时，这项长期政策一旦铺开和推行，对未来经济各个领域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趁现在国家财力雄厚、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尚未走出低谷并且通胀尚未来临，应尽早启动有关改革，万万不可像过去的很多政策一样，错过了最佳时机而导致长期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