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缘起与内涵

自二十世纪末以降，随着「联大热」的兴起，对晚近大学教育的研究渐成显学；加之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的继续升温，「清华学派」亦渐为人所关注。陈平原、赵敦恒、黄延复、齐家莹、徐葆耕诸先生在其大作中均已提及此点[1]，且都强调了其重要性，但大多是一笔带过，未及深究。究其缘由，也可理解：一是时间跨度大，史料太多；二是人物谱系庞杂多变，牵涉到的院校甚多，不易把握；此二点为直接的、学理上的原因，而第三点则为隐在的学理之外的原因，特别是涉及到某些政治历史的因素（如「清华学派」的最后嬗变就很难从文化层面获得完全合理的解释）。

但是，要研究晚近学术史和教育史，这又确实绕不过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因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变迁、政治文化嬗变的一个特写和缩影，这不仅与清华有关，而且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学者。而没有相当的史料爬梳、史实考辩，要知其大略已属不易，要有所创获更是难上加难。笔者对此关注有时，略有陋见，现就教于方家。

有学者认为，所谓「清华学派」是指清华文科的教学和学术风格[2]，此一说法自有其道理；但若质言之，它可能有着更丰富多义的内涵。笔者以为，所谓「清华学派」，至少涵盖了如下层面：一、一个特定的学术（文化）流派；二、一种治学为文的风格（取向）和文化气质；三、一种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在「老清华」中，许多理工科学者亦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如华罗庚之擅诗文、顾毓秀之精文理），善文科、有人文精神者绝不限于文科专业者，那么，所谓「文科」也就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范畴，而是一种素养、识见意义上的标尺。因此「清华学派」确以文科为主，但又不绝然限于文科。就此而言，「清华学派」也就隐然标示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念（精英培养）。

二　脉络与谱系

鄙意以为，「清华学派」不是一个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思想（知识）上的谱系。此派人物也就不止于清华师生，还包括与之有关联的一大批人，比如某些北大人士，以及西南联大的人物。如胡适虽是长期执教于北大，却是清华出身，且与清华研究院深有缘源；周一良虽是燕京出身，却常在一墙之隔的清华听课，受教于陈寅恪，且日后亦曾受陈及胡适之指教，归国后更是就任于清华，自是跻身此中；汤用彤先生长期就职于北大，但早年为清华留美生，也与清华深有渊源；浦江清等虽出身于他校，后来也结缘于清华。──因此，对此派的外延也就不能仅从学籍教职层面去理解和框定。

在「清华学派」的发展历程中有几个重大事件，与之相应的则是几个关键性的年份：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创立，吴宓亲主其事，王、梁、赵、陈四大导师先后登台，清华研究院开始运作；同年，朱自清离浙北上，落户清华。朱于五四前后（1920年）在北大毕业，仅有本科学历，且主事新文学创作，而无突出学术成果。朱以中学教员身份出任清华教授（年仅二十七），足见清华不以门户、学历为限，勇于吸收新鲜血液，接受新文化的熏陶。自此，「儒林」与「文苑」开始携手，并存于清华。

1928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力行「四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清华脱离外交部而直属国府管辖，扩大了办学自主权。至此，清华初具现代综合性大学的格局，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此后，大批文科名师持续涌入清华，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教职，如杨振声、蒋廷黻、潘光旦，黄节等等。其中多数是甫入清华便径评为教授。而按惯例，教授受聘他校后最初只能是副教授。其气魄之大，冠居全国[3]。

1937年，日寇横行，抗日军兴，众校西迁，清华与北大、南开三强合一，组成西南联大。

1952，全国院系大调整，地处天子脚下的清华首当其冲，由一个综合性大学改造成一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建制的根本性嬗变，极大地紊乱了其文化生态；失去学科支撑的「清华学派」元气大伤，颓势日显。

文革期间，「清华学派」不仅学科建制荡然无存，且一大批「老清华」大受冲击，离开文化岗位，或老死或病逝，或被边缘化或被卷入政治，如陈梦家自杀（1966）、李广田去世（1968）、吴晗自尽、陈寅恪逝世（皆在1969年）；冯友兰、周一良等加入「梁效」，等等。

90年代前后，大批「老清华」年事渐高，政界、文界的「老清华」大都渐然淡出历史舞台，如政界之姚依林、蒋南翔和文界之王瑶、俞平伯、吴祖缃、曹禺、季镇淮、钱钟书、韦君宜等均告去世，「清华学派」走向终结。

大致而言，「清华学派」始于20年代中叶，终于90年代末叶，时间跨度达七十年余年。其最主要的载体乃是清华国学院和清华文学院；文学院中，尤以文史哲诸系为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清华学派」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谱系，而这一谱系又以特定的学思传承而形成了精密的网络。只是，在既有的研究中，对这一谱系的代际界分尚不明朗；而没有对基本谱系的把握，就无法对其脉络有基本的了解。因此，出于研究需要，笔者对此做了初步的梳理。

一般认为，朱自清先生的入教清华揭开了「清华学派」的序幕。只是朱氏「但开风气不为师」，入得清华后才开始学术起步。因此，「清华学派」的开创并不始于朱，而是肇始于国学院的建立，其第一代掌门人当为王、梁、陈、赵四子。四人年龄相差甚大，年岁最长者为梁（1873年生），最少者为赵（1892）。其时，王、梁年约知命，而陈、赵均逾而立──这在一般学人当是治学起步期，而早慧的陈、赵二子则已进入学术丰收期（陈虽述而未作，但已然是气象煌煌）。细言之，四人大致出生在1870-1890年前后，在清季度过了至少约二十年时间，而这二十年，一般就构成其学思的启蒙期。他们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完成了各自的「童子功」训练。这样一个成长背景，决定了其无一例外地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国学训练，具有相当的国学根柢。此外，四子均有游学经历，广读西书，识见甚广，这就奠定了其西学造诣。这样，学贯古今、才兼中西的一个文化格局，就在晚近的中国标举了一种全新的治学路向，从而基本奠定了「清学派」的文化格局和学思境界。

这些学者虽然为数甚少，但影响极大，在1925－29年的数年中，又熏陶了一批优秀学子，从而为清华（乃至中国）后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其中，王力、吴其昌、浦江清、赵万里、蒋天枢、罗根泽、刘节、姜亮夫等，均在后一时期成为「清华学派」的悍将。

至于其时的李济、吴宓则在学术上也已初具气象，其学术上的大丰收将于后一阶段到来。

如果说「清华学派」第一代成员寥寥，那么紧随其后的第二代则声势颇壮。此时，吴宓、李济等人已硕果迭出。另有众多极具水准的名师，在1930年前后都已云集清华，且大都处于学术上的丰收阶段，「清华学派」的学术丰收也就此开始。其中代表人物极多，中外文的有杨振声、杨树达、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黄节、吴宓、钱端升等；历史学中有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等；哲学方面则有金岳麟，冯友兰、邓以蜇等，甚至梁漱溟等人也被邀来兼课[4]；社会学则以陈达、吴景超、史禄国为翘楚（稍后有潘光旦、李景汉等）。这些学人，学术成型于1930年前后，而其出生时期则约为1890-1900年（黄节、刘文典略长，生于分别生于1873、1889年，学术成熟亦稍早，但调入清华时间较晚，因此，尚未跻身第一批队）[5]。这代人大都在「五四」前后完成了大学的基本训练，学术的奠基、思想的取向也在这一阶段初具雏形。「五四」前后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转型时期：武昌首义，清廷崩溃；民元之后，社会文化基本处于激进化的转型中，在这向左转的过程中，青年群体尤为激进，大都体认出「激烈的反传统」取向。在此背景中，他们接受了国内的学术训练，获得初步启蒙后，又负笈海外（多为欧西）接受系统训练。经数年之酝酿，学术已开始起步。因此，他们大都专心治学，有相当的专业素养，亦不乏公共关怀，其中一些人构成了二三十年代「新月派」的骨干[6]。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基本的年龄段限，并不排除年青后生的崛起。此中，有一个异数，便是张荫麟（1905年生）。此公属于早慧的天才，年仅十六便入清华，此后几年中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清华学报》、《学衡》等一流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并于1925年前后初露大家气象，开始了其学术丰收期。在「清华学派」的谱系上，他也与冯、金、朱、闻诸子同属第二代。可惜的是，此君家境贫弱，用力过勤，不善惜身，为情所伤[7]，天不假年，在第四代学人硕果渐丰之时，不幸病殁[8]。

其时，曹云祥、罗家伦、梅诒琦等相继主事清华，从全国名校网罗名师（多为全职），并吸纳大量归国留学生。此等气魄，在南北各国立、私立名校中，绝无出其右者。

以年度计，主要有：

1922：梁启超、陆懋德

1924：钱端升、吴宓

1925：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1928：杨振声、刘文典、俞平伯、陈福田、钱稻荪、冯友兰、邓以蛰、马衡[9]

1929：黄节、蒋廷黻、叶公超[10]

1930：傅增湘（沅叔）、溥侗[11]、罗常培、徐耀辰、杨宗翰、许地山、张崧年（申府）、商承祚、顾颉刚[12]

1932：闻一多、雷海宗、许维遹[13]

1935：潘光旦[14]、李景汉[15]

以学校计，则为：

北京大学：梁漱溟、刘文典、邓以蛰 燕京大学：杨振声、冯友兰[16]、顾颉刚

南开大学：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李济[17]

北师大：杨树达[18]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吴宓、叶企孙[19]、顾毓琇[20]

这表明，其文、哲二系主要借师于北大、燕京诸校；史学系班底主要「搬」自南开，而理工科则假手于东大。在此后二十来年中，吴宓为清华培养了万千英才，而叶企孙则为清华栽培了近百名院士（学部委员、外籍院士），开创了中国数理学界的半壁江山，这定然冠绝中国[21]。

至此，大批中坚人物悉数到场，清华文科的基本格局基本奠定，其特征为：大师办学，名师执教，文理兼顾；国学与西学并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举。「清华学派」的气象日渐呈现出来。

此后的第三代人则在1935年前后起步，他们大都生于1900-1910年（集中于1905年前后），20年代就读于清华，多为清一色的清华留洋归国生，如王力（1900年生）、贺麟（1902年生）、雷海宗（1902年生）、陈铨（1905年生）等。另，俞平伯、萧涤非、余冠英等也与清华深具渊源。此代人年岁略近前代（如俞与朱自清素有交谊，且仅小二岁），但仍属后一批队，主要是因其学术成熟稍晚，且受教于前二批队，与之有师承关系。此时身为陈寅恪门生的浦江清、吴其昌等人开始学术丰收，受教于赵元任的王力、吴宓门下的贺麟、陈铨已学有所长。同属清华出身的林同济（1906年生）此时尚在海外，但后来也与贺、雷、陈构成「战国策」派四骁将。与之相应的，在文学方面，则有「清华四子」（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22]、李健吾[23]和曹葆华等[24]。

稍后的第四代则为全新的一代，他们大都于30年代在清华园受教育，如文学院「四才子」之三钱钟书（1933届）、夏鼐（1934届）、吴晗（1934届），以及「清华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吴组缃，另有曹禺、杨绛、杨联升、费孝通、王瑶、冯契、史国衡、赵俪生、何炳棣，另有出身他校的吴于廑、张岱年、陈梦家等[25]。清华资深教授吴宓的「龙虎豹」之二（钱钟书、曹禺）都涌现于此时，共和国史上鼎鼎有名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也出现于此时。此派人物，大多生于1910－1915年间，成长于一个急遽变革的时期，但受过极好的训练，并未荒废学业。其学术多起步于40年代，正逢动乱。此后数十年社会不稳定，这对其研究不免有负面影响，多少滞缓了其学术收获期。[26]所幸其中不少学人，天假其年，得享高寿，因此在晚年仍梅开二度，重焕「学术第二春」，如钱钟书、季羡林、费孝通、王瑶等[27]。这批学人对此后新中国数十年的学术产生重大影响，1978年后最初的一大批学界领袖、资深教授，多是这批人（80年代最初的一批「新生代」学人也多为其门生）。这也是清华历史上大家涌现最多的时期之一。此后，学术界在数十年中专家甚多，但再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原创性（有开创性和总结性）的大家，此后数十年都再未走出「后大家时代」。

其间有一批人深受「新启蒙」影响，在「一二五」前后走上了社会政治革命的道路，成为数十年后中国政坛的明星，如「二乔」、姚依林、蒋南翔、于光远等。当然，以学－政二分的眼光看，这与规范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已有距离。

紧接此后的是西南联大。联大八年，三强合璧，傲视海内，人才出炉率亦奇高。有一大批生力军为日后跻身「清华学派」做好了必要的训练，学术中有殷福生（海光）、邹谠、王浩、季镇淮、任继愈、黄楠森、王永兴、张世英，以及朱德熙、王栻、袁方、罗荣渠、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王佐良等；而文学一途，亦有卞之琳、汪曾琪、马识途、穆旦、郑敏等，他们都已先后完成了其学术或文学上的准备，正走向成名成家之路[28]。此代人大致生于1915－1925年间，但是，天不遂人愿：1949年，他们年约而立，而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1957年他们多近不惑，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丰收时期；1978年后，他们已渐入暮年，这是文科研究的成熟期，却是个体生命的衰老期。幸有一批人堪称顽健，在1978年后再度出山，与前一代连手，演绎「夕阳红」（文人如汪曾祺等亦如此）。

此为末代「老清华人」，他们与前一代共同构成了三十年后中国知识界的元老。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囿于时势，命运多舛，接受过最好的「童子功」训练，但极少有缘留学深造[29]，且在生命中的几乎每个重要关头都未逢其时，屡遭磨难，蹉跎岁月。执是之故，此代学者后天不足，专业造诣略逊前代，基本上难以出现真正的大家，且在此后基本上长期被「改造」，其成长困难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仍有一大批人经过卓绝努力而有所建树，实属至为不易。细言之，此「末代人」有几大特点：

一、在学思境界上，一般都多专家而少大家。原因如前所述。

二、在学科分布上，基本集中在人文学科（与文史哲、语言学），而社会学科则寥寥无几，鲜有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人才，相对而言，作为法学家的肖蔚云与作为社会学家的袁方，当为其中有数的社科名家。其原因不在联大之培养，而在50年代社会科学的被取消，使年青学人学无所用，久费成荒。作为资深学者的陶孟和、陈达、费孝通（社会学人类学）、钱端升、楼邦彦（法学）、罗隆基、王造时（政治学）、陈序经、陈岱孙（经济学）等人（多为清华人），大都处境不佳，或被边缘化（相当一部分沦为「右派」）。这与出身延安的红色文化人的境遇适成反差[30]。相反，虽为民主人士却转事左翼的马寅初（经济学）则境域颇佳。

三、此代学人中留在大陆者与留学海外者差别甚大，如王浩、邹谠，以及此前的杨联升、何炳棣等，大都较多地发挥了各自的学术个性和专长，而留在大陆的学者则一度困于时势。同是主事哲学的联大人，殷海光与何兆武、黄楠森就差别甚大；极具诗才、颇具气象的穆旦也沧桑历尽，最后英年早逝。

四、此批学人中为以后培养和保留了一大批外语人才，如王佐良、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等。这为三十多年后中国西语人才的培养保存了火种。

三　源流与变迁

如人所言，老清华的美化程度甚高，海归派占相当比重[31]。清华学派确乎深有西学背景，但与国内其它名校关系亦颇密，其中主要是北大、南开及东大南高（中央大学）及私立的无锡国专。清华与北大、南开关系之深自不必说；与东大亦较有瓜葛，领导如罗家伦、顾毓琇、吴有训，教授如吴宓、梁实秋、浦江清、陈梦家等均结缘二者。清华与中山大学也关系甚密，如王力兼长中大文学院，从而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语言学系；后来陈寅恪亦南下转事中大。

因此，所谓「清华学派」，就不只是「清华的学派」，而是中国大学体系（知识界）中的「清华学派」。

既然「清华学派」不完全是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呢？这要对其谱系做一细察。从其谱系来看，该派成员来源主要有三：

一、出身清华的文人学者。此中多为「老清华」，少数是在他校读完本科（或同等学力）后转考清华研究院（特别是东大、北大和无锡国专的毕业生），[32] 但这为数甚少，因国学研究院前后四年仅七十多名毕业生[33]，仅半数于其时清华每年所招本科生；也有极少者为他校转学到清华读本科的（如在北大预科毕业后考清华）。

二、在清华（含联大）供职的文人学者。事实上，这一批教师约有半数出身于清华；另有一些是他校毕业后任教于清华的，如北大、南开、东大（南高）等。其中，有一部分外籍教师也可跻身此列，如吴可读（Pollard）温德（Winter）、噶邦福（Gapanovitch）等。

三、与清华学人私交较密、因缘较深的其它学者。此一部分只占极少数。

因此，「清华学派」成员的主体仍是清华学生与教师，易言之，清华本身即是「清华学派」的人才基地，而北大、南开、东大、无锡国专等则构成其基本的预流。如是一来，「清华学派」便有源有流，有「派」可「流」。

抗战以后，三校虽言北还，但局势日乱，1949年大批人员南下，多少削弱了清华的力量。三年后，局势骤变。院系大调整中，国立大学一家独大，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渐告终结。地处京师的名校首当其冲：燕大、辅仁等被撤并；清华、燕京的文科被归并至北大；燕京、辅仁已付阕如，清华成为巨型的纯工科大学，北大则为老牌的文理大学。外界强力以其锐不可挡之势，冲击了文化生态，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格局。是时，颇有渊源的「中国人民大学」已破土而出，成为社会主义的红色圣地[34]。京城高校出现了「人北清师」的格局[35]。

文科编制的撤销，基本消除了「清华学派」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清华学派」气脉大乱，乱相频生，五代而衰。此后的清华文科凋零殆尽，面临着重生之大任。

四　内涵及其表征

以上的谱系梳理，可以见出「清华学派」之内在实质与精髓乃在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是陈寅恪颂王国维之语，但又何尝不是夫子之道或「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呢？第一代掌门人开创的学风在此后得到了贯彻，清华学派由是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上述分析，折射出该学派的基本特征：

1 谱系极完整，延续性极好

这与老清华特有的人才机制有关：领导求贤若渴，教师爱才如命；一方面「培养优秀人才」（学生），另方面「留住一流人才，吸引杰出人才」（教师）。因此，师生共进，人才辈出。但这有赖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清华学生凝聚力强，有共同气质；二是清华教师重视教学，队伍稳定──这在教师流动性极大的民国时期，其稳定性可能是独有的。20年代中叶，五四落潮后的北大有大量名师南下沪宁穗汉诸地[36]，而清华文科建制日进，规模日壮，处于上升阶段，大量名师涌入清华，极少有人舍清华而取他处[37]。而且，这种「有进无出」的态势一直维持了数十年，直到后来才横生逆转。

名师的云集，使其学派极为完善。陈寅恪等人影响了几代学人，特别是国学院的几乎每一届学生，且对此后的钱钟书、季羡林与周一良影响亦深；身为国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更是重视教学[38]，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指导了萧涤非、王瑶诸人；闻一多不仅培育了季镇淮，还提携了此后的朱德熙等；吴宓、陈福田门下除了二三十年代的「龙虎豹」而外，还直接培养出李赋宁等人，而李氏又为数十年后中国外语教学的发展贡献巨大[39]。

当然，该特点的深层原因乃是老清华的体制优势。一是选拔机制上，常规与破格相结合。老清华素以择才极严著称，但对特别优秀的人才，也可「不拘一格选人才」。如钱钟书数学仅得十五分，而中英文特优，清华予以破格录取；华罗庚亦无正规学历，但熊庆来慨然允其入学；吴晗也被胡适推荐至清华；钱伟长英语考试不佳，未被北大录取，而由其叔父钱穆推荐到清华。二是晋升制度上，不惟资历、唯才是举。本国教师与外国教师、本校出身与外校出身平等对待，对优秀教师敢于直升教授。三是福利制度极为优渥。按清华制度，本校教授每五年可有一次定期带薪休假出国进修（如朱自清于1931年开始的「欧游」即是如此）；这在其时亦是绝无仅有。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学派」中相当多人出身清华，但基本上克服了「近亲繁殖」的锢弊，这也与其用人机制有关。一般说来，教师的延聘途径主要有：一、清华毕业后留校助教，渐次晋升（如吴其昌、李健吾、林庚、王瑶、季镇淮、朱德熙）；这只占一小部分。二、清华毕业后放洋深造，然后回校供职，如「庚款留学生」赵元任、胡适等，以及吴宓、闻一多、贺麟、张荫麟、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陈省身等；这一部分比重最大，大多成为三十来岁的少壮教授，事实上构成了后期的中坚。三、本校毕业生在外校任教（任职）后返聘回清华，如罗隆基等。四、从它校（包括国外）延聘。其中，北大出身者最多，如朱自清、俞平伯、刘文典、冯友兰等；另，南开、东大出身者也相对较多；长期服务于清华的外教亦不鲜见。

2 以年龄言之，具有年轻化趋势

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清华，学生入校时多为十五岁左右，七八年后二十出头即放洋深造；数年后即获得硕博学位，学有所成后即回国，此时仍年未而立。一流的本土教育，一流的欧美训练，造就了一流的学人。因此，他们大都成为年约三十的教授，如早年放洋的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这批人皆为人杰，属学界一时之选。在改行新制的清华大学，学生入学时多为十七八岁，但学制仅四年，多数毕业生仍可在二十出头就留洋，「海归」后也不过三十来岁，很快可以晋身教授。如：李济二十七岁始任教授；叶公超1929年初抵清华就任教授，年仅二十五；贺麟归国后任北大教授，年仅三十出头；张荫麟归国后为清华教授，年仅三秩晋一；沈有鼎与张荫麟同时晋为教授，年仅二十八[40]；陈铨升为教授时，年仅而立[41]；「本土派」张清常升任教授时，年仅二十九[42]；至于钱钟书，更是在二十八岁就受聘为教授；邵循正、任华等人也都在三十岁左右升为教授。甚至「本土派」的余冠英、萧涤非也在三十多岁就获得了教授。对外校出身的也一视同仁。出身东大的陈梦家号曰「史学天才」，也在三十出头荣升为教授[43]。及至联大时期，占半壁江山的清华学人，也多是留美博士出身。清华北还之后，李赋宁、与杨绛（季康）均被聘为教授，李仅三十二，杨亦年方三十八，实属相当年轻的女教授。至此，钱氏夫妇均为清华少壮教授。[44]既便是1952的院系调整后，王瑶也以其卓异的成果而被评为北大教授，年仅三十八。一旦评上教授，学者便无太多职称、生计之忧，便于专心教研。毫无疑问，这样一批三十来岁的教授确保了「清华学派」持续强劲的后劲。

不仅如此，「清华学派」在外校亦影响甚巨。例如，抗战期间，成都燕京大学有所谓「四大名旦」，即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无一不是此派中人[45]。其时，清华出身的端木蕻梁，1938年就任复旦大学教授时，年方二十六。

因此，在全国范围来说，「清华学派」拥有一批最年轻、敬业的实力派教授，这就类于「五四」前后的北大，拥有一批年轻才高（平均三十来岁、有留洋背景）的教授，当是最有活力的。所不同者，只是当时北大的「五四青年」热衷于「谈政治」，「读书不忘救国」；而清华少壮派则是安心于「做学问」，「救国不忘读书」。而此时，清华的年轻教授、外籍教师的比例，均为全国之首。

3 以学风论，兼顾文理；兼修文（化）体（育）；兼资人文社科；兼通古今中外。要求既严，素质亦全

这在清华的课程设置上就可得到反映[46]。清华极重文理的交融和文（化）体（育）的兼顾（如梁实秋就因体育未及格而推迟一年毕业，钱伟长也因体弱而差点被拒收）[47]。文科学人多才多艺，如闻一多的擅书法和金石篆刻；不少以理科为业的学人也兼擅文史，如华罗庚、顾毓秀等，这也并非罕见。

清华重新学而不轻旧学，兴西学而不废国学。重西学，首先是重外语。早年清华教育中极重外语，其对外语要求之严，是素享盛誉的；加之早年只招一二百人，所以往往只有极少数外语极好的学生才能入读清华。清华研究院也以其极高的外语和国学的要求让人叹服[48]。后来，大学部只还一度力倡学生们兼修第二外语。及至联大时期，清华文科研究所毕业生均须通过第二外国语考试[49]。这样的一种氛围，催生了大批通晓多种外语的奇才：老一辈的陈寅恪、赵元任、汤用彤，稍后的梁实秋、更年青的邵循正、钱钟书、季羡林（甚至周一良）等人，都兼通六七门甚至二十余门外语。这种现象，作为个案的出现可能有其偶然性，但作为普遍的现象，也许就有其体制上的必然性。当然，重西学（洋化程度高）的同时，也不轻「国学」。这种文化氛围和办学（教学）模式铸就了一大批通才和大家。执教清华的教师中，横跨数学科的人亦不为少，如陈寅恪长期兼跨国文系与历史学系，还曾一度兼课于哲学系；钱端升二十五岁则兼事外文与历史学两系[50]；张荫麟二十九岁就兼任哲学系与历史学系教师[51]。「本土派」本科毕业的李长之，二十余岁就在一流名校中承担了文史哲艺、中外文的教学；[52]吴泽霖亦曾兼任社会学与人类学两系教授[53]。于今而言，兼通文理，精通外语，几乎是成就大家的必备条件。这就可以解释，为甚么此后数十年中，成就卓异大家中，几近半数都出自老清华。

4 兼盛文艺与学术

清华国学院草创之初，即强调要「研究高深学术」[54]，此与北大（「研究高深学问」）相近[55]。如果说最初的（留美）预备部还多有「预备」性质的话，那么稍后创立的大学部（本科及大学院）则贯彻了这一宗旨。大学之要乃是研究学问（学术），但多才多艺的「清华学派」成员，却并不以「学术」自封。他们不仅是精于学思，而且是才学兼胜；既精于学问，亦长于诗文。事实上，清华研究院及清华文学院的多数人物都盛产诗文，且品质不低。此中自以中文系最盛，数十年中历任系主任几乎皆为文章大家，吴宓、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李广田大都如此。吴学兼中西，文章亦好；朱一直专事创作，在五四前后已是新文学名家，创作实绩斐然；刘既是文史大家，亦是古文高手；闻早年已是清华才子，后为新诗名手、「新月」派悍将。日后出长清华的李广田虽说学历略浅，创作、评论却是成就颇丰，散文尤工。国文系的教师们亦复如此：俞平伯不仅以古典文学研究见长，年方弱冠即为知堂门下之才俊，与废名等人并为「四弟子」，与朱自清同为新文学名手；放洋欧西、复又任教清华的王力亦是随笔名家，曾同时为数刊物开专栏[56]；陈梦家与张荫麟并称「史学天才」，早年即与闻一多同为「新月派」巨子，二十岁便出诗选，后又以古文字学名世。出身清华、供职别处的曹葆华、端木蕻梁亦是此中代表，不仅长于创作，亦颇有研究。身兼文史二系教授的陈寅恪，则尤善古诗；张荫麟治史极有创获，早年已是与钱钟书齐名的文论奇才；年青才俊的吴晗深研明史亦工于杂文。外文系陈铨精于德文，却于翻译、文论、政论无不擅长；卞之琳等更是年岁轻轻而久享文名。当年「清华四剑客」（季羡林等），在数十年后都成为有数的才学兼胜的大家。吴宓门下的弟子多有通才，不仅长于创作、亦精于翻译。当然，更令人称奇的是那文学院的「才子」钱钟书，作为一代大家的钱钟书，更是罕有的奇才。

「清华学派」才学之全，造诣之高，影响之大，都是极为罕见的。当然，上述诸特点的形成，其基础乃是清华本身的精英教育优势。这与其说是人为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天赋地利的硕果。以20年代前期而论，清华每年招生数不过一二百，而报考者则在万人以上[57]，这种约百分之一的录取率，从根本上保证了清华的生源品质。而保持低录取率，正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基础之一。若无一流生源，再多名师巨匠也徒叹奈何。惟有名师育英才，才可保障这种教育模式的运作；没有低录取率，何来高成才率？

5 专业精神与公共关怀

清华学派虽崛起于「五四」之后，但仍秉承了五四精神。学人们治学甚勤著述极丰，却并未藏身书斋、埋首故纸堆，在专业之外，他们也关心民瘼。虽然其政治观点可以商榷，但其公共情怀不可抹煞。如果说五四前后是北大独领风骚，那么三十年代前后则是清华不甘人后。五四以降，学（文）人问政者甚蘩，其中北大最是活跃，先后有过「新青年」、「新潮」、「独立评论」等派；相应的「新月派」及「战国策」派则是清华学人的动作。二十年代的「好人政府」基本上是北大学人的政治实践，而后来的政治实践就多了清华的身影。其时，在「谈政治」或「干政治」中，胡适、张君劢、王世杰、王宠惠、丁文江、罗隆基、蒋廷黻、吴景超、翁文灏、陶希圣、顾毓琇、何廉等都曾涉足，这其中就有不少与「清华学派」素有渊源。

此外，「清华学派」也有「兼容并包」之气度。这不仅表现在内部的宽容上，而且重要的一点是善于聘请外校教师来兼课。如梁漱溟自不必言，就职于北大的钱穆等人也常被邀为讲座[58]或授课[59]。1936－1937年度，清华历史学系出于学科建构的需要而设「中国地理沿革史」，但本校并无史地研究的专门家，因此特从校外聘来谭其骧（燕京毕业），此时谭仅二十六岁[60]。──我们知道，五四前后的北大，浙、皖两派势力奇大，乃至于让极具能量的蔡元培也不易制衡；特别是其时的国文系，马氏兄弟、沈氏兄弟、周氏兄弟等章（太炎）门友徒几乎左右了全系，让外人极难入足[61]。

由此可见，如此稳定的名师队伍，如此年轻的教授团队，如此优质的精英培养，如此宽松的文化氛围（教授治校），为「清华学派」的发展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基础。

五　尾声：嬗变与终结

长期战乱，导致基础教育薄弱；加之扩招，大学生源亦受影响。清华亦不例外。1947年，「教师人数减少，学生人数激增」，「学生程度比战前稍差，此为全国学生普遍现象，任何学系皆然」[62]。时势对教研影响日增，正常教研安排极受影响。五年后，清华、燕京文科并入北大。「清华学派」的学（文）人不复如初，悉数肢解到北大、科学院等处，学派之「流」被腰斩。

如果说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只是在学科建制上根除了「清华学派」的根基，铲除了其文化土壤，那么，此后数十年的人事代谢，则在人脉上消解了「清华学派」的传承。从此，「清华学派」渐成历史，但见故人去，未见新人来。嬗变既已开始，终结可岂避免？

1949年，一批资深教授远走海外（如胡适、罗家伦、萧公权、李方桂等），亦有青年学子游学欧美，从此再未归国（如杨联升、何炳棣等）。尽管如此，其在谱系上仍属「清华学派」，且基本上贯彻了「独立、自由」之精神。因此，「清华学派」在海外犹有余脉，薪火残存。但是，时光流逝，作为正宗「清华学派」传人的那几代人年岁渐长，先后离世。虽然他们大都学有传人，如萧公权之传汪荣祖、杨联升之传余英时、殷海光之传陈鼓应，海外学界亦有数「小虎」[63]，说来，虽与「老清华」不无渊源，但离真正的「清华学派」已太过遥远了。及至今日，真正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在海外已是余脉渐绝，薪尽火未传。

1949年，原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远赴北美；1969年，另一导师陈寅恪病殁广州，国学院导师尽去，「清华二龙」仅余其一；1978年，原国学院主任吴宓病逝。至此，清华研究院故人俱尽。四年后，吴宓门之「虎」（李健吾）病故；十四年后，吴门之「豹」（曹禺）西归；又二年，吴门之「龙」（钱钟书）驾鹤西归。「二龙」俱失，「雏龙」安在？！国学院已成往事，文学院亦然归尘。

1984年，金岳霖去世；1988年，梁漱溟去世；1990年，俞平伯去世，老清华「首席院长」冯友兰去世；至1994年，「清华四剑客」已折其半。2001年，周一良去世。至于学派的其它传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昏黄。作为个体的某些老清华人仍然存在，只是，作为「学派」的硕学鸿儒「老清华」，已然不复存在。

事实上，早在1998年钱钟书先生的逝世，便已宣告了「清华学派」的终结。

注释

1 分别参见以下资料：陈平原《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2000年版）；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水木清华》）；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年谱》）；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紫色清华》（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谢泳《大学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

2 见「朱自清的文学活动」，《水木清华》页401。

3 当然，这与清华独特的晋升、福利制度和选才机制有关，而且也有赖于必要的客观条件。其时北京有「师大穷，北大老，清华燕京可通融」之谓，足见清华财力之颇厚。

4 1927年1月18日，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七次教务会议，会上，梁启超提议请「对于儒家哲学研究颇深，现正研究『人心与人生』问题的梁漱溟」来校做长期演讲，于是，聘梁为专任讲师，任教一学期。而我们知道，梁不仅三十出头，亦无正规学历。见《年谱》页45。

5 《年谱》页90、69。

6 需注意的是，十余年后的「新月派」中胡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罗隆基、潘光旦、余上沅等干将无一不是清华人。他们都在「五四」前后数年中完成各自的思想启蒙和训练。因此，其中可能有一个潜在早期启蒙背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者，在后来「谈政治」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姿态，显然有「五四」「新青年」这样一个远在而潜伏的背景，这可以说是其早期思想的余脉和回响。

7 关于张早逝的原因，一般学者只归诸身体因素；刘梦溪先生在考辩贺麟先生的著作时，则指出：张早年单恋十来年，心受巨创；婚后又生婚外恋，因此，张氏以情伤身。见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页384，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年谱》页14。

9 《年谱》页68及69下注。

10 《年谱》页87、89下注及页90。

11 《水木清华》页120-121。

12 《年谱》页97-99。

13 《年谱》页121、122。

14 《年谱》页155。

15 《年谱》页170。

16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67-68，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 《年谱》页11。

18 《年谱》页37。

19 「叶企孙──清华物理系的缔造者、理学院的奠基人」，《水木清华》页79-86。

20 「顾毓琇──广识博通的工学院院长」，《水木清华》页86-92。

21 同上注15。

22 见「清华新诗歌」，《水木清华》页433。

23 《水木清华》页420。

24 《水木清华》页446

25 其时清华其它方面亦是人才辈出，如「二乔」、「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何泽慧、华罗庚等，蒋南翔、姚依林、于光远等日后亦成为重要人物，文学方面则有端木蕻梁、韦君宜等。

26 当然，这也是因人而易。社会动荡对那些事业早成者（如钱钟书）或移居海外者（如杨联升）则影响较小，但大多数学人尚无此幸。

27 当然，此时再度出山者并不仅止于「清华学派」，亦有一批与北大渊源甚深的人物，如张中行、金克木、邓广铭、程千帆等。另有其它学人如周谷城、钟敬文、施蛰存、钱仲联、徐复、周予同、何兹全等等。 　

28 与文科相应的则是大批理工人才的涌现，特别是「物理四杰」（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尤为引人瞩目。

29 笔者在查阅原始资料时，发现此间出国深造主要是理工科学人。而此前的清华「三钱」、联大「物理四杰」无一例外都赴美接受过一流训练。域外的训练对学者成长的意义于此可见一斑。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0 同为经济学人的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诸子的境遇，与前者适成比照；号称「学者」的陈伯达更是一度大红大紫炙手可热。此中况味，自可体味。

31 见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页6，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另可参见谢着《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及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丁东等人的有关著作。

32 以1925、1926年计，共取学生60人（含备取6人），以母校计（不含1926年度备取生4人），东大毕业生8人，北大2人，无锡国专2人。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页145。其时，清华大学部年招本科生约为150人。其中，1925年为132人（报到93人）。见《年谱》页11。 　

33 见赵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载《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页340。

34 有关情况，参见周成旺《使命：中国人民大学的世纪传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5 见阮宏林等着《我崇仰 我批判──穿行在人大的岁月里》页4，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36 如1919年陈独秀去京回沪，1926年胡适、鲁迅均离开北大；1927年李大钊被捕牺牲。足见新文化领袖此时大都风流云散。1925年前后数年中，其它学人亦纷纷南下，以文科诸系论，则有梁漱溟（1924）、吴梅、黄侃、黄节、林语堂、徐志摩、陈源、顾颉刚等硕学名师。名师之流失，无异于大学之「失血」。因此，廿年代中后期京城氛围一度低迷，而此时清华却开始崛起。

37 当然，这并不排除极少的例外，如1936年7月2日清华的评议会就决定解除张申府的聘约，原因乃是张对「时事」介入太深。1940年，张荫麟嫌清华待他不公而去浙大。分别见《年谱》页188、14。

38 1942年下半年，朱授新课「文辞研究」，虽只一二人选课，但他从不缺席、迟到，且认真为学生改笔记。他极不同意教师只「研」不「教」，认为：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为下一代人着想，如果都不肯为青年人服务，下一代怎么办？见《年谱》页267。

39 见辜正坤《于无声处悼李赋宁先生》，《北京大学校报》2005年1月5日。另，可见《松竹气韵 星月心境──林庚先生喜过九十五岁生日》，《北京大学校报》2005年3月5日。

40 《年谱》页186。

41 《年谱》页10、175。

42 《年谱》页156、303。

43 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名册」，上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页134、181。

44 《年谱》373。 　

45 见智效民《想起萧公权》，《胡适和他的朋友们》页166，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6 老清华素来注重总结办学得失。早在1931年，朱自清在《中国文学系概况》中说：「我们只定英文为必修，似乎不够用。下年度想增设第二外国语……」蒋廷黻在《历史学的概况》众说：「清华的历史学系向来是合中外历史为一系的，并且是中外历史兼重的。」「清华历史系，处理兼重中外史以外，还有一种特别：要学生多读外国语文及其它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多识一种文字就是多识一个世界』。」这不止是空喊口号，而是力行贯彻，后来清华史学奇才的涌现就印证了这一点。见《年谱》页106、107。 　　

及至1936年6月27日，冯友兰在《清华周刊》向导专号上载有《文学院概况》一文。内中说：「本院各系……于课程中，除各系专门课程外，尚有各学院一年级公共必修课程。在此公共必修课程中，有自然科学及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等课程。」仅此可见一斑。见《年谱》页187。

47 详见各期《清华校友通讯》（清华大学出版社），其作者多为老清华校友。

48 关于此点，可参见桑兵「陈寅恪与清华国学院」，《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页136-16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另，欲深究其源，可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的「国学」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

49 《年谱》页311。

50 《年谱》页4。

51 《年谱》页14、186。 　

52 李长之本科毕业后即从事教学，历任云南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教师，年仅二十余岁。所授课程有中文、英文、美术史、哲学概论、文学批评、西洋美术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逻辑、伦理学。以一人之力而横跨文、史、哲、艺诸领域，其才学可见一斑。需指出的是，这样的例子，在「清华学派」中亦非鲜见。见《水木清华》页469。

53 《年谱》页368。

54 《年谱》页8。

55 有趣的是，1930年代创办的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则旨在「培养国学师资，造就高深人才」，见徐雁平《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述考》，《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页586，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可见，对「国学」与「高深」的诉求，成为民国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主题，亦折射出其时学术研究的基本去向。

56 主要刊物有《星期评论》、《中央周刊》及《生活导报》，王氏后来所出《龙虫并雕斋琐笔》即由此而来。见《年谱》271-272。

57 半世纪后，清华留美生李方桂（1902-1987）对此仍记忆犹新。详见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8 《年谱》页149。

59 从《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4-1935）》中可见其历史学系的课表，内有钱穆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正是其时钱穆的主研课题之一，足见其时教（学）研（究）相长之况。《年谱》页151。

60 《年谱》页183。

61 关于早期北大的详情，详见萧超然等着《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其氏国文系教师除上述诸兄弟外，还有陈汉章、黄侃、刘师培、黄节、邓实、陈去病、钱玄同、刘半农等，几乎皆为章太炎之故旧门人。

62 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载《清华通讯》复员后第二期，转引自《年谱》页332。

63 如余英时、林毓生、杜维明、许倬云、汪荣祖、张灏、张光直等。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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