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了，许多学者对“传播学”有严重的身份危机感：到底传播学在中国走对了路，还是走错了路，下一步何去何从？其实，不仅中国学界对于传播学有认同危机，国际传播学界对这个学科也有认同危机。我提到传播学“引进”中国是很关键的，因为传播学不是继承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而是从外国全新介绍进来的。有学者批评大陆的社会科学一味追求“全盘西化”。我们一方面要“引进”西方学术，一方面又要批评“全盘西化”，怎么办？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先要钻进去学人家，然后要能够跳出来，才能攀登另一个高度，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仿佛是老生常谈，但所有尝过为学甘苦的人都知道需要花费格外的心血。
不管在内地或在台湾，常常有人问我，传播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广义来说，如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那些文化学者认为媒介是社会生活斗争的场域(site of struggle)，里面有各种势力和观点在折冲樽俎，在合作、竞争和对话中建构象征意义。如果每一个学科都有它的边界(boundary)，有一组基本问题，有一套特殊语言乃至看世界的方法，那么这样的“场域”显然企图贯通各领域，算不算是一个性质特殊的“传播学科”呢？
本文无意作地毯式的文献扫描，这里要提供的是一张路线图，首先从字源探索广义的“沟通”与狭义的“传播”之间的关系，叙述早年在“统一科学”运动下建立统摄性“沟通学”的尝试，然后评述美国传播学两大范式及其兴替，从而诊断整个传播领域理论匮乏的原因。
三层意义：沟通，交通，传播
我想借用字源的界说，阐明communication所包涵的三种意义：沟通、交通与传播。communication的原始意义就是中文的“沟通”，它在拉丁文中与community同个字源，都是communi，即是要建立“共同性”(make common)——也就是透过社区内人们面对面的沟通，彼此分享信息和情感，以建立深刻的了解。其中最重要的场域，莫过于家庭。家里面的声息气味都熟悉得不得了，隔壁房间有人走过来，只要听脚步声就晓得是谁。可见“熟悉”是沟通的基本要素。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也是从家庭开始的；人们走出“家庭”的堡垒之后，进入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公共”场域，在那个场域里彼此不熟悉，必须建立一个免于政治压迫和资本污染的情境，使大家透过批判性的理性沟通，求同存异。
沟通最有效的媒介是语言，尽管语言有各种缺陷，科技再发达却绝对无法取代语言的基本功能。到了产业革命以后，communication进入第二个阶段，增加了“交通”的意义。工业社会制造就业机会，大量农民迁徙到城市，拜赐于舟、车、飞机、电话、电报，徙置远处仍可维系感情和意义的共同性。交通工具打破了地理藩篱，延长了人们沟通的能量，但沟通内容的稠密度却大为稀释。以沟通“稠密度”来说，最高的是见面，近距离亲身聆听语言的意义，听其言，观其行，揣摩言外之意或未言之意，甚至察言观色，即是进行“非语言沟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样彼此透过各种直接接触的方式，在反复交涉中建立准确的意义。要是彼此见不到面，退而求其次，只好打电话。为什么生意人当面几杯黄酒下肚，谈不拢的东西也谈得拢了？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以肚子控制脑子”？原因无它，都是为了搞熟以后，拉下面具，大家好说话。又如，白宫和克里姆林宫早就设有“热线”，照说一通电话可以解决的事情，何劳外交官风尘仆仆飞来飞去？因为双方必须坐下来当面谈，察言观色，聆听弦外之音，或步步为营，或互相让步，以避免扩大争端。
晚至五十年代，英文才出现“大众传媒”(mass media)一词，泛指我们所熟知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乃至延伸到今天所谓的“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和社交媒介等载体)，这已经进入communication的第三层意义了。倘若第二层意义指“物质的”交通工具，第三层便是指“心灵的”交通工具。大众传媒无远弗届，超越时空，涵盖面广，由少数的传播者与广大受众建立“共同性”，但这种沟通是单向的，音影稍纵即逝，又都缺乏双向反馈的功能，其内容的稠密度必然更加稀释了。在古典社会学里，mass还意指中文所说的“乌合之众”，形容受众的背景分歧，犹如一盘散沙，受众与受众、受众与传播者之间互不相识。正因为是“乌合之众”，老死不相往来，早期哥伦比亚学派才会假设媒介可以长驱直入，其信息有力“击中”这些“原子化”(atomized)的受众，改变他们的态度与行为，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个假设是无稽的(详下)。照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说法，大众媒介把“外在的世界”转换成为我们“脑中的图像”，而记者居于两者之间，他们必须运用“刻板印象”(stereotypes)捕捉复杂的外在世界，不免挂一漏万，所以李普曼鼓吹由专家精英为公众阐释社会事相。早年芝加哥学派称媒介为“有组织的情报”(organized intelligence)，由记者、编辑等组成的科层组织，有目的地收集、制造和散发各种信息。既然公共舆论代表“理性沟通”，为何又说“乌合之众”的媒介促进公共舆论的“理性沟通”，其中理论的矛盾如何统一？那就必须进一步假设：即使个人是无知愚昧的，众人却是有集体智慧的。关于这个矛盾如何安排，产生许多社会理论的流派，这里无法详说。
这三层意义出现的时间有先后，既独立，又同时存在。任凭现代“传播”科技有多先进，也无法取代面对面的“沟通”，而和“沟通”与“交通”的功能也不完全重叠。西方民主理论的浪漫原型，从希腊的城邦政治，联想到美国新英格兰小镇的议事厅，都假设社区内人人互相熟悉，见多识广，更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实际上，李普曼批评在美国这么幅员广大的国家，这种为小国寡民设计的民主蓝图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明知不可能实现，美国总统候选人还喜欢描绘一幅electronic town hall meeting的愿景——虽然美国人民无法聚合在一个地方亲身接触，还是想象可以透过最新科技进行全民沟通，正是“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可见这个印象如何深植于美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
过去二十年，数码化技术把我们带进一个“新媒体”的崭新纪元。新媒体给旧媒体(特别是报刊)的生存带来极大威胁，而且促进各种新旧媒体的汇流与整合，从九十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普及到现在，接二连三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资讯环境犹如旧貌换新颜，未来的面貌更难预测。当然，世事之理可以“自其变者而观之”，也可以“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何者变，何者不变，新旧媒体如何互动，尤其值得密切关注。研究新媒体现在最为时髦，学界是否以原来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来了解新媒体？新媒体是否产生前所未有的新理论？新媒体研究的历史尚短，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
统摄性的传播科学？
最近我在内地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发现应邀报告的题目繁多而庞杂，有人谈“文化帝国主义”、国家形象，针对的是传媒的角色，但也有人谈祖孙关系，那是涉及第一个意义的“沟通”了。这两方面的知名学者都很认真，但好像在两个世界各说各话，学术关怀和问题意识南辕北辙，完全无法交流。这又回到什么是communication的问题上来了。以学科定位而言，communication research应该以媒介为中心，还是应该泛指各种“沟通”？如果泛指各种“沟通”，一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也应该算在内，因为他们研究社会的人情、关系与权力网络，不啻是广义的社会科学。如果是以媒介为中心，我们纵使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解释一些媒介现象，核心关怀始终是媒介问题，也就是以媒介为主，以其他知识背景为辅。
我的学术兴趣是以媒介为重心，但必须把媒介紧密联系到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里，而不是封闭式兀自关起门来“以媒介看媒介”。这种传播研究关注什么问题？社会学经常提到agency跟structure的互动：行动者有何行使自由意志的能力，其极限何在？行动者采取哪些行动才可以改变结构？而结构又如何一方面保障一方面制约行动者的自由与能力？以此为分析的纲领，媒介研究包括三个层次：一、以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媒介是行动者，社会是结构；媒介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内运作，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复杂的辩证联系；二、在媒介内部，媒介组织(如报馆)是结构，专业人士(如记者、编辑、市场营销者)是行动者；记者可以影响报馆的运作，但报馆的规范反过来制约记者的行动；三、以媒介与受众的关系而言，媒介是行动者，受众就是结构。媒介对受众产生什么影响，而社会大众又如何形塑媒介的品味与内容？抓住这三个纲领，我们自然可以引出很多子题。
在美国，传媒研究之所以有今天，公认以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贡献最大。他多才多艺，高中毕业时，辛辛那提职业棒球队要他去打棒球。他在哈佛大学念硕士时在波士顿一个职业乐团吹长笛。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在爱荷华大学英语系当教授，遇到美国经济大恐慌，他写短篇小说赚外快，还得过著名的欧·亨利奖。他晚年曾告诉我，偶尔还收到那几篇短篇小说的版税。接着他创立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更重要的是他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创立全美乃至全世界第一个传播研究所，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科从此宣布诞生。
五十年代，二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掀起一个野心勃勃的“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施拉姆认为，既然communication是政治学(如民意)、社会学(如社会结构)、心理学(如群众心理与认知)、经济学(如信息经济)等等学科的汇点和中心，何不建立一套独特的communication science，以居高临下的角度俯瞰，足以统摄或整合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视野？这个“沟通”的定义显然是广之又广的。事实上，在伊利诺伊环绕施拉姆身边的学者来自各种不同专业，例如Shannon和Weaver是资讯科学的大家，Charles Osgood是著名的语意学家。施拉姆显然希望聚集一流的头脑，让他们的不同的观点在一起碰撞，以爆发全新的知识火花，叫作communication science。当然，这个“统一科学”运动后来被证明是失败的，施拉姆自己也慨叹道“许多人穿过，很少人逗留”。他终于发现，社会科学的各路英雄好汉，因缘际会，偶尔在边缘处相会，触摸到若干communication的问题，但他们穿过十字路口以后，又向本学科的方向和旨趣直奔。传播研究不但没有成为统摄性的中心理论，而且边缘如故，只能继续拼命争取中心的承认。
后来，施拉姆移师西部的斯坦福大学，创立另外一个举世闻名的传播研究所，更是培养了数代传播研究的领军弟子。此时，他似乎已放弃建立统摄性理论的尝试，目光转而专注于建立狭义的“传媒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跨学科的统摄性理论建不成，传媒研究的理论根基又不足，施拉姆从老资格的社会科学吸取理论养料，以灌溉新兴传媒研究的园地。他褒扬传媒研究有四位“祖师爷”，都来自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以及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和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施拉姆的“点将录”所推崇的传播研究是实证主义的范式，特别是拉扎斯菲尔德与同事莫顿(R. K. Merton)及学生卡茨(E. Katz)等人合作不懈的研究，奠定了美国实证量化传播研究的基础，进而蔚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主流，其长处短处都在这里。等到这个路数变成支配性的主流范式，学术发展逐渐呈现偏枯的趋势，几乎忘记了更早前芝加哥大学社会系还有另一个主要的传统，与欧洲的激进思潮更是南辕北辙。
美国媒介研究的两个范式
美国的传播研究深受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启发，英国的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批评，渊源大为不同。在美国，传播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范式，一个是芝加哥学派，另一个是哥伦比亚学派，它们的崛起、发展和消长各有时代的烙印，也反映了美国社会情境的递嬗。称之为“学派”，是因为它们所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方法对传播研究都有根本性的影响，内部纵有差异，但整体合起来看，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是截然异趣的。
美国版图的拓展史是由东向西移动的，全国第一大城当然是纽约，而第二大城长期而言就是芝加哥。直到后来西部的洛杉矶崛起以后，芝加哥的关键地位才稍有削弱。芝加哥是中西部最大的枢纽和集散地，转运周围农业州的资源到东部，但无论是地位、资源或价值取向，芝加哥也与东部都市平分秋色，甚至分庭抗礼。美国象征人类史上横跨新大陆的第一个民主实验，这个新兴国家历经都市化、工业化和大量移民的洗礼，使得整个社会秩序和核心价值动荡不已，必须重新整合再出发，于是知识界领袖在上个世纪初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政治上，它鼓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好政府主义”，鼓励报刊揭发政客贪腐无能，主张以科学方法促进社会改革；经济上，它反对社会资源与财富寡头垄断，并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文化上，它提倡新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新式艺术和建筑品味以及都市计划。“进步运动”更新了美国的核心价值，孕育了美国社会的“媒介专业主义”。
芝加哥大学是“进步运动”的重镇。芝加哥大学首创全国第一个社会系，该系在一战到二战之间独领风骚。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受到杜威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影响，放弃欧洲式的抽象玄思，而注重学术在社会和政治改革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他们以芝加哥这个城市为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室，有计划地做了大量人类学式的开创性社区研究。他们研究的范围很广，其中一环是把报刊视为社会的有机环节和组成部分，探讨报刊如何促进社会秩序的整合、社区和谐以及种族融合。媒介不是被孤立看待的，而是与整个都市发展、移民过程和社会秩序有相伴相生的关系，研究旨趣充满了自由主义渐进改革的精神。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引起动荡，社会上的道德基础与政治共识失衡，学者探讨如何使用媒介维护社区的整合与共识，以促进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既是经验性的，又是诠释性的。它着重参与式观察，也使用历史和人类学田野方法，以社区研究为主。记得他们曾派出学生在商店门前“站岗”，实地记录交易的种族和阶级情形。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帕克(Robert Park)研究报刊的“自然史”以及移民报纸对融入美国社会的影响，他曾到燕京大学做访问教授，是费孝通的老师。布鲁墨(H. Blumer)是“象征性互动派”的代表，在集体行为和民意研究方面贡献卓著，影响很大。Janowitz研究社区报纸与社区权力结构，以及社区报纸如何促进社区和谐。Lang氏夫妇配合实地观察和电视内容的分析，提出媒介的“社会建构”。这些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力如日中天，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持盈保泰，学界所关注的是维护社会系统的稳定平衡，研究旨趣日趋保守，他们提的问题比芝加哥学派窄化得多。这时，社会学的重心已从芝加哥大学移转到哈佛大学，但帕森斯(T. Parsons)的宏观结构功能论过于抽象艰涩，无法接受经验证据的考验。以传播学而言，其重心又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理论家莫顿提倡“中距”的结构功能论(middle－range theory)，以接通抽象概念与具体经验，使理论能够接受经验证据的检查。理论家莫顿和以量化研究方法见长的拉扎斯菲尔德合作无间，相得益彰，训练了数代社会学(包括传播社会学)的领袖。哥大仰赖企业界(尤其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政府提供大量研究经费，他们使用相当精细的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研究媒介如何改变人们的短期态度与行为，特别是选举与消费购物方面。大公司和政府资助学术界，自然不愿意学术界用这些研究来检验甚至批判它们，因此哥大的学者们几乎冻结了社会制度与结构性问题，把媒介与权力结构的关系视为当然，只以工具的眼光孤立地看媒介产生什么效果。他们原来期望媒介发挥“魔弹式”的强大效果，但各种实证研究却纷纷否定这个假设，反而发现媒介无力改变人们的态度或行为，只能巩固他们固有的预存立场。这个结论使得他们开始怀疑传播研究的价值，以前的乐观期待转变为悲观情绪，以至于哥大的重要成员之一贝勒森(Bernard Berelson)过早地为传播研究发出讣闻。
拉扎斯菲尔德原是来自奥地利的应用数学家，移居美国以后发明了若干重要的量化研究和统计方法。他的panel study当初是为美国农业部设计的，正好碰上美国总统大选，他就把这套方法拿到俄亥俄州的Erie县使用，即在选举过程中每隔段时间就反复回去访问相同的样本，以追踪选民投票意向和行为受媒介影响的方向与程度。研究成果总结在《人们的选择》这本书中，这是开传播研究量化实证研究的先河。该书否定媒介有强大效果，提出“两级传播”的说法，也就是媒介无法直接影响受众的态度与行为，有一群意见领袖先吸收过滤媒介的信息，再传布给广大的受众。后来，他和学生卡茨合作，在《个人的影响》中对“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作了更详实的测试。
现在回顾哥大对于“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的提法，和李普曼早年对于公共舆论所提出的见解，实在不无若合符节之处。前面说过，李普曼认为公共事务复杂万端，新闻媒介需要靠“刻板印象”了解外在世界，新闻报道本身有相当大的内在缺陷，而且为政府和大公司操纵心灵的公关企业又方兴未艾，为此他提倡由专家精英为公众阐释公共事务。李普曼的论敌杜威虽然也承认公共事务复杂，但杜威寄望于公众参与和社区沟通，以凝聚民间智慧，反对精英治国。杜威哲学是芝加哥学派的指南针，从这里我们也看出它和哥大学派在政治立场上的基本差异。
正当哥大学派取代芝加哥学派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之时，美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也在麻省理工学院酝酿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这本书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力言第三世界要现代化，必须利用媒介灌输人们的“移情能力”(empathy)，潜移默化，使他们打破宿命论——如果人人具备这种“移情能力”的现代人格，整个社会必然告别传统，步入现代的门槛。这个理论到现在已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但它曾为国际传播研究定下数十年的基调。施拉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一度被第三世界领袖奉为“圣经”；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的“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也影响深远。两人都以勒纳的学说为范式，鼓吹第三世界以媒介为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触媒剂，以媒介促进民族整合、经济现代化和文化自主。在这里，我要指出一个知识社会学上的吊诡：一方面，在美国国内，哥大学者总结“媒介有限效果论”，媒介只能强化人们固有的立场，无法改变他们“短期”的态度与行为；但另外一方面，在国际上，美国学者凭借有限的证据，却信心十足，以预言式的话语强调，媒介在第三世界社会变迁的“长期”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发展轨迹既合流，又分途，其间关系尚待细致分析。(政治情况和学术见解变化很大，倘以当今左派的观点重新作相反的解读，则哥大学者的发现不再证明媒介的效果“有限”，反而证明媒介具有“强大”的保守效果。假如媒介强固人们的预存立场，维持他们态度和行为的长期稳定，阻碍社会变革，岂不正是权力结构进行社会控制的思想利器？这样说来，反而符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芝大和哥大这两个社会系留下传播研究，早已各自往别的方向走，而传播研究则被各地后来兴起的新闻传播院系接收为版图。但无论从哲学思想、研究旨趣或方法技术来说，哥大因缘际会，逐渐凌驾于芝大之上，仍是影响当今美国传播学的主流范式。七十年代，欧洲激进派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先后输入美国，它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张本，不遗余力地攻击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但美国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学术市场，成为不假外求的体系，欧洲的挑战未能动摇哥大范式在美国的支配地位。欧洲的批评理论原来是对美国提出“敌对的”世界观，但到了美国就被分插到整个学术光谱中成为一支，其批判性当然明显削弱。美国式传播研究的流风余韵更扩散到世界许多国家，中国学界似乎也多在这个影响圈内打转。“全球化”的声音响彻云霄，传播研究却未必更多元或更国际化。
芝大的传播研究范式纵然退隐为暗流，但从未完全失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各种要求变革的势力——反越战运动、妇女运动、种族运动和学生运动等等——风起云涌，改革派学者回到芝大范式寻找血脉，重新发现先驱学者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芝大的范式比哥大更能接通欧洲思潮，提供进一步切磋琢磨的空间：其一，芝大虽然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以后的左派观点立场大相径庭，但两者的主题意识都扣紧了媒介和权力的互动关系。其二，芝大先驱学者米德(G. H. Mead)发展的“象征互动论”，允称美国文化研究的佼佼代表，和欧洲传进来的现象学也有些异曲同工之处。许多美国传播学者知其一不知其二，几乎只知道哥伦比亚学派的工作，而最积极重新发现、诠释芝加哥学派的贡献者，莫过于雄辩滔滔的詹姆斯·凯里。
理论贫乏与“内卷化”
美国新闻院系和传播研究的接轨相当偶然，而新闻院系接收社会学系遗留的传播研究有何得失？新闻教育是美国的特殊产物，欧洲的精英贵族大学和美国的哈佛大学排斥新闻教育，轻视它缺乏知识骨干。一九○八年密苏里大学成立全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四年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相继出现——普利策死后，希望捐赠遗产以成立新闻系，先为哈佛拒收，后来哥大才勉强接纳，乃有现在举世闻名的新闻学院与普利策奖。(按，上述“哥伦比亚学派”指的是社会学应用社会研究，与新闻学院没有什么关系。)但哥大是例外，美国主要的新闻院系都集中在中西部的农业州，因为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拨划联邦土地，成立州立大学，除了追求人文与科学知识，还以“服务社区”为主要使命，一些应用学科(尤其是农学、军技、商学、新闻)因而在高等学府获得正当性。当时一般记者多半桀骜不驯，不乏才华横溢之士，却很少有人念过大学，新闻职业的整体声望不高，所以各州的新闻同业团体纷纷趁机怂恿州立大学成立新闻系。这样凭内外两股力量合流，为美国大学的新闻系接生。
大学有了新闻系是一回事，新闻系在大学里有没有地位是另一回事。美国大学的新闻系一般都是从英文系分支出来的，目的在于培养编采写作实务人才。二战期间，有些老记者征调参加军旅，战后回到大学校园读研究所。但新闻系没有博士班，在研究型的大学里是很难有地位的，幸亏威斯康星大学的William Bleyer独具远见，在政治系里增加新闻辅修，教授新闻和相关的政治学、法律和伦理学、公共舆论等课程。这些老记者获得政治学(或其他传统学科)博士学位以后，相继应聘到各重要大学新闻系任教，逐渐发展新闻学博士课程(早年以威斯康星、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和斯坦福四所大学为重镇)，以至于蔚为学府建制的一部分，而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渐吸收、发展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数十年来，全国新闻学院纷纷改名为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表面上平安无事，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其实新闻与公关广告的学理关系从来没有处理好，内部的新闻实务和传播理论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回顾施拉姆时代，传播学紧密依附其他社会科学，跨学科引进理论、概念和视野。施拉姆和麻省理工的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合编《传播学手册》，厚达一千多页，各章作者多为著名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家，其中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国际传播问题的。十多年后，下一代学者Steven Chaffee和Charles Berger合编《传播科学手册》，作者都来自传播本行，其他学科的作者几乎绝迹。后书的编者自诩传播已经成为“科学”，既是“科学”当然就自给自足了，从此不假外求，不再需要其他学科的奥援。而且，他们对国际传播几乎全然漠视，国际传播仿佛只是国内传播的延长，国界与文化差异俨然都是无关紧要的。Chaffee是施拉姆在斯坦福的得意门生，他比他的老师更强调“科学”，但科学一旦变成“主义”，他的眼光却比老师狭窄得多。Chaffee曾于一九八○年代初撰文辩称，传播科学有自己的博士班建制、学术期刊等等，当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学科。他不仅从外缘的制度面“合理化”传播学，因为以《传播科学手册》的精神看来，他显然也认为传播“科学”在内涵理论上有独立的贡献。Paisley曾形容传播学是一门“横向”学科，链接其他的“纵向”(例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学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Chaffee似乎想把传播学从“横向”扭成“纵向”学科。这到底是福是祸，见仁见智，至少在现阶段我觉得是走向死胡同。
再说一遍：施拉姆时代力求和别的学科接枝，后来从新闻传播建制内产生的文献却力求“独立自主”。早在一九七○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读时，新闻系内部密集出现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认知共同适应(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涵化(cultivation)、框架和铺垫(framing, priming)、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等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有气无力，有的刚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长期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很快呈现疲态。几十年后，我都快退休了，看过各种走马灯似的流行，抓住几个老题目不断再生产，固然资料累积很多，但见解增加几许？何况连这类“内部理论”也长久不见有人提出，而整个学科生态又满于划地自限，不作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瘠的尴尬境况可想而知。坦白说，今天在美国有些大学博士课程，可以狭窄到从上述的“理论”选择一个题目，写一篇不痛不痒的论文，就可以拿到学位了。无论读者是否同意我的判断，都必须面对一个尖锐而严肃的问题：为何我们缺乏深邃的“范式”引导传播学的研究工作？
我认为这个现象是学术发展的“内卷化”(involution)过程。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印尼研究爪哇岛和巴厘岛的农业经济生态，发现爪哇岛天然条件优越，由于荷兰统治者强取豪夺，又有巨大的人口压力，爪哇岛采取的农业发展策略不是更新变革，而只求在现有条件下“杀鸡取卵”。也就是说，爪哇岛没有提升耕作技术和品种，只是不断增加耕作人口，每亩地产量非但没有提高，农地且过度垦殖分割，以致良田变废墟，造成社会、经济和生态上的灾难。格尔茨称这个过程为“内卷化”(亦译“内眷化”)。
我们可以引申“内卷化”的意义，指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墙围，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格尔茨形容这个过程是“技术性的分发丝”(technical hair－splitting)，舍本逐末，纵然把发丝数得分毫不差，也看不到整个头型的全貌。优生学鼓励基因相异的人结婚，反对近亲繁殖。豪门如果只顾分产，不事增产，再多财产也要败家。在我看来，“内卷化”是学术创造力的退化，特别是在当今急功近利的大学奖惩体制内，鼓励放大镜照肚脐眼，抱住一个小题目做到死，不但隔行如隔山，甚至同行如隔山。社会科学的知识一旦丧失“公共性”，便只成为学苑内部的游戏。这是可怕的学术危机，尤以中国的传播边缘学科为然。中国经济发展与学术自信或积淀迥不相侔，自然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感，弄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指标，美其名为国家的“软实力”强力推行，道理在此。
苏钥机曾分析传播主要期刊的引文指数，发现它们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文献愈来愈少，引用传播领域的文献愈来愈多。如果从Chaffee等人的观点来看，这正是象征传播学的成熟，我没有这样盲目的乐观，反而担心这是典型学科“内卷化”的证据。纯粹“从传播看传播”，理论资源如此贫乏，特别是那些从新闻系内部产生的“理论”，通常和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脉络脱节。家底本来就薄，关起门自娱，情形更为不堪，焉能不边缘化？我觉得一九七○年代G. Gerbner主编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虽然文章良莠不齐，但经常激起重要辩论的知识火花；现在篇篇文章在技术上精致得无懈可击，却缺乏知识上的兴奋，有时我称之为“毫无用处的精致研究”(elaborate study of nothing)。我宁愿回去读点老书，分析容或不够成熟，那种开阔的气象却充满生命的跃动。
这三四十年来，很少传播学者在传播领域之外还有影响力的，有活力的传播研究反而多是从外面带来的冲击，且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一是统称为“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突然密集出现，它们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探讨媒介组织内部的科层运作，新闻制作的流程、过程和因素，以及新闻制作与社会运动的互动(例如H. J. Gans, G. Tuchman, T. Gitlin)。即使过了三十多年，这些分析视野还是生机蓬勃，可惜很久没有人提出其他重大的新观点了。我相信社会学也有“内卷化”的情形，可能是整个学术界的“后现代”现象，并以传播这类边缘学科犹然；其二，政治经济学的挑战，使媒介无法孤立看待，而必须分析媒介话语的政治经济基础(例如J. Curran, H. I. Schiller)。拉丁美洲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也曾有重要的贡献，但它与第二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互动不多；其三，文化研究使媒介话语更紧密联系到背后的深层意义以及意识形态的脉络，包括英国的有威廉斯(R. Williams)、侯尔(S. Hall)对美国主流范式的批判，芝加哥学派文化研究的重新发现与诠释(J. Carey, H. Becker)。萨义德(E. W. Said)提出“东方主义”的命题，启发了“后殖民主义”的开创，对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尤具深意。这些理论在美国各新闻传播学院发生的影响甚不均匀，有的学校颇重视它们，但有些以庸俗实证主义挂帅的学校则淡漠视之。中国在引进传播学的过程中，应该以开放的视野取精用宏，而不是出于短视或无知，只局限在简单的层次和粗糙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