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姚合（781—855？）应该说是中唐后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在诗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但自近代以来，他的诗史意义似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关于姚合生平和创作，到80年代前期为止仅停留在文学通史的简单叙述上，专门的研究只有王梦鸥、邝健行先生的两篇论文。80年代后期才陆续出现曹方林、徐希平、郭文镐、尹占华等先生的考证，并发表了几篇分析他诗歌创作及与贾岛异同的论文。至于姚合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同学张宏生已通过他对南宋江湖诗派、清代高密诗派的影响作了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著无疑从不同角度为认识姚合的诗史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但我觉得姚合的诗史意义仍留有从主题史的角度去开拓的内容。具体说就是，他的名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丰富了“吏隐”主题的蕴涵，发展了它的表现手法，从而使士大夫诗歌的这一基本主题得到了深化。
自宋代以来，论唐诗者习惯将姚合与贾岛并称，但从诗作的实际水准来看，姚合无论是艺术创造力还是语言功力都较贾岛为逊色。姚合的作品题材比较狭窄，《全唐诗》所收7卷诗中，送行1卷、寄赠1卷、 感怀1卷、题咏1卷、游赏1卷、唱和1卷，已包括其题材范围。姚合的艺术才能也只局限于五言和近体，古来欣赏其诗者称“五律洒脱似不作意，而含蓄不尽，七律亦新脆可喜”（胡寿芝《东目馆诗见》卷1）， 然而更多的人如方回、胡震亨、纪昀等还是予以“格卑”、“尖小”、“纤仄”的评价，纪晓岚直谓“语僻意浅，大有伧气”（《瀛奎律髓刊误》卷6姚合《武功县中》批语）。我觉得， 这些风格上问题在贾岛也不能避免，但贾岛决没有姚合那艺术表现的平庸和遣词造句的呆滞。像《寄陆浑县尉李景先》“月色生松里，泉声在石间”，简直是王维诗的点金成铁手。又如《送雍陶游蜀》“相如何物在，应只有琴台”，《送崔约下第归扬州》“江边道路多苔藓，尘土无由得上衣”，虚字衬幅，造句颇为冗蔓。据姚合自己说，当时往来的朋友嫌他诗僻（《武功县中作》其十七），而他本人好像也不太满意自己的作品，曾说：“寻常自怪诗无味，虽被人吟不喜闻。”（《寄李干》）说实在的，他的诗要说魅力，恐怕只有真挚率性一点，比如《闲居遣怀十首》其八：“野性多疏惰，幽栖更称情。独行看影笑，闲坐弄琴声。懒拜腰肢硬，慵趋礼乐生。诗文随日遣，不是为求名。”但这样的作品在唐诗中实在不能说有什么独创性，若严格地说，姚合无论在哪方面都不能算是优秀诗人。他在诗史上的地位，我认为与他在诗中给自己留下的独特形象，具体说就是《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所自我塑造的吏隐形象有关。
二
我们都知道，姚合习惯被称为姚武功，起码从宋代即已如此。方回《瀛奎律髓》卷10有云：“妙少监合，初为武功尉，有诗声，世称为姚武功。”“姚武功”这个称呼很耐人寻味：姚合释褐校书郎，历官武功主簿、富平和万年尉、监察御史、殿中侍御诗、侍御史、户部员外郎、金州刺史、刑户二部郎中、杭州刺史、右谏议大夫、给事中、陕虢观察使，终于秘书少监，历官可谓夥矣。可是除他的诗集称《姚少监集》外，后世一般都以他的初仕之职称他姚武功，这在习惯以最高、最荣耀的官职或谥称人（如王右丞、杜工部、韦苏州、韩文公）的古代是很奇怪的现象。由此也可见，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与武功是多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如韦应物与苏州、白居易与杭州、柳宗元与柳州。不用说，这种联系正是《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下文简称《武功作》）造成的，方回所谓“有诗声”即指此。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王颐将这组诗刻石，次序和文字都与今传有异，（注：毛晋《汲古阁书跋》云：“余向藏宋治平王颐石刻《武功县中诗》三十首，诠次不同。县去京城远一，方拙天然性二，微官如马足三，县僻仍寥落四，薄书多不会五，晓钟惊睡觉六，自下青山路七，性疏常爱卧八，日出方能起九，客至皆相笑十，一日看除目十一，作吏荒城里十二，谁念东山客十三，邻里皆相爱十四，穷达天应与十五，闭门风雨里十六，朝夕眉不展十七，簿籍谁能问十八，腥膻都不食十九，宦名浑不计二十，假日都无事二十一，一官无限日二十二，朝朝门不闭二十三，欲依循循术二十四，漫作容身计二十五，文印三年坐二十六，长忆青山下二十七，自知狂僻性二十八，作吏浑无思二十九，门外青山路三十。其字句差池，夹注行间。石本今已失去，每咏表圣亡书久似忆良朋之句，为之泫然。”）可见当时传本非一。到南宋赵师秀编《二妙集》，又多选其中篇章，与贾岛诗并奉为“四灵派”楷模。这都是《武功作》在宋代受到重视的证明。辛文房《唐才子传》卷6论姚合诗云：
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澹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敝之间，最工模写也。
按：《全唐诗》收姚合诗435题，531首，富平、万年所作难以确举一二，所谓“官况萧条，山县荒凉”者，其实仅仅是武功之作制造的印象。故清代李怀民《中晚唐诗主客图》说姚合“佳篇美不胜收，然无逾《县居》诗者”，并由此断言“君以武功得名，未必不由此诗起也”。《四库提要》也说“（姚合）诗家皆谓之姚武功，其诗派亦称武功体，以其早作《武功县诗》三十首，为世传诵，故相习而不能改也”。康熙三十五年（1696）王渔洋告祭西岳，于陇州县头镇见元代吴山县令丁带所题十诗，爱其似姚合武功作，恐岁久湮没，特为赋诗表扬之。（《秦蜀驿程后记》卷上）这更属于爱屋及乌的雅谈了。从后人对姚合的印象来看，他的诗名的确常与《武功作》联系在一起。如清代高密派诗人鹿林松《寄怀李矞云长安》诗有云：“遥知武功后，别有县居诗。”而谭宗浚则说：“自古循吏罕能诗，陶潜在彭泽，姚合在武功，诗工矣，而政绩不传。”（《石麟士大令诗序》）这不明显告诉我们，“姚武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只是《武功作》30首吗？这组诗究竟有什么魅力，引无数读者竞相倾慕？
三
据郭文镐先生考，姚合任武功县主簿是在长庆元年（821 ）春至三年春间，当时诗人年过四十。（注：从郭文镐先生说。陶敏先生则认为姚合官武功在元和十五年至长庆二年，见《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姚合条。）此前他的经历是元和十一年（816）进士及第， 元和十二年至十五年间曾入田弘正魏博节度使幕为从事。之后一度归隐长安近郊山中，到长庆元年春赴武功县主簿任。从《送任畹评事赴沂海》“丈夫贵功勋，不贵爵禄饶”，《送独孤焕评事赴丰州》“须凿燕然山上石，登科记里是闲名”等句来看，他投军是有立功报效之志的，在魏博幕中曾有《寄狄拾遗时为魏州从事》诗抒发意气：“主人树勋名，欲灭天下贼。愚虽乏智谋，愿陈一夫力。”可是后来他显然未得重用，所以到元和十五年十月田弘正移镇成德时，便决意还归。“何路免为客，无门卖得诗”（《送费骧》），“谁能买仁义，令子无寒饥”，“士人甚商贾，终日须东西”（《送张宗原》）。在看透了斯文于斯世终无可售的命运后，他遂把一腔热血都换作冷吟闲唱。来到武功上任，尽管是荒郊小县，毕竟初仕，换了别人，或当锐意进取，但姚合却似已心灰意懒，不图有所作为，只想得过且过地打发日子了。《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的第一首可以说是组诗的总纲，开卷就阐明了自己居官的态度：
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绕舍唯藤架，侵阶是药畦。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
诗中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县远地僻、居官似隐、种药养生、生活懒散四点。这四点正是组诗的核心内容，以此为纲，姚合散漫地编织出了他的武功诗章。从第十二首“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绿衣”两句看，该诗应作于任期的第三年，由此可以断定，这组诗写作的时间跨度相当大，内容包括了他在武功主簿任三年间的日常生活和感受。
《武功县中作》本义是在武功任职期间所作，这题目看似很普通，然而在现存唐诗中也并不多见。显然，“武功县”在此并不是地理的概念，而是行政的概念，指诗人任武功主簿一职的经历，形式上相类似的作品我只想到高适《封丘作》。这类作品通常写地方官案牍簿书的日常生活，无论持肯定或否定，“作吏”的情景都应在诗中占有中心位置。但姚合诗却不是这样，他笔下的仕宦生活明显有着非吏化的倾向。首先是县城和县衙的景观，在他的笔下呈现出朴野的色彩。除第一首对衙居的具体描述外，他在别的诗里还写到山县的荒凉气氛：
微官长似客，远县岂胜村。竟日多无食，连宵不闭门。（其十）
县僻仍牢落，游人到便回。路当边地去，村入郭门来。（其十一）
僻野荒寒也许真是武功县的实情，但说县城不如村庄，未免太夸张了些。姚合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不像县的县，一个不像官的官。他笔下的主簿生活，没有励精图治，没有一心在公，只见耽诗、好酒、贪睡、养生，而这些都直接与吏事相对立。比如他写耽诗：
客至皆相笑，诗书满卧床。爱闲求病假，因醉弃官方。（其七）
一日看除目，终年损道心。山宜冲雪上，诗好带风吟。（其八）
在这里，耽诗已经与吏务与功名相抵触——诗人因诗而求闲告假、冷淡功名，但他还是感到受了拘束，懊悔不已：“自嫌多检束，不似旧来狂。”“只应随分过，已是错弥深。”这既为吏隐的态度解释了理由，又为后面解官归田的理想作了铺垫。姚合的健康状况显然不是很好，所以诗中多次写到种药、修道和养生：
方拙天然性，为官世事疏。唯寻向山路，不寄入城书。因病多收药，缘餐学钓鱼。养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虚。（其二）
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病多唯识药，年老渐亲僧。（其十四）
至于贪睡，更成了将养生和逃避吏务统一起来的妙方，诗中屡屡着笔。或云不顾案牍而早睡：
簿籍谁能问，风寒趁早眠。（其十七）
或云慵理公务而懒起：
簿书多不会，薄俸亦难销。醉卧慵开眼，闲行懒系腰。（其四）
月出方能起，庭前看种莎。（其十三）
第二十一首写假日里营造假山之乐，起言“假日多无事，谁知我独忙”，点出自己居官则倦怠、假日则活跃的习性；末结以“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说明自己不耐烦上堂理政的心情。明明得便宜无限，还作出一付委屈不堪的神情，这样一种居官态度，当然是于人于己都不会满意的，结果只好将眼前的仕宦视为暂时的委屈，以“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其二十二）自解，更以日后的解官归田来自慰。这种心情集中地记录在组诗的第二十六首中，成为武功主簿生活的完整总结：
漫作容生计，今知拙有余。青衫迎驿使，白发忆山居。道友怜蔬食，吏人嫌草书。须为长久事，归去自耕锄。
仕宦的不适，折腰的屈辱，怀归的渴望，加上颈联对生计困乏的婉曲暗示和惰于案牍的细节补充，如此等等，准确地说已不属于吏隐主题的表现。因为吏隐的前提是兼得享受吏的富足和隐的自在，为官而依旧贫困，懒散而遭吏嫌怨，终究两不得宜。于是诗的主题就只能归结于退隐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归宿——吏隐向来就是作为归隐的过渡阶段存在的，历来吟咏吏隐者莫不以归隐为终极理想。姚合的贡献在于将这过渡阶段作了放大，使隐逸母题在吏隐这一阶段的内涵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四
从姚合现存作品来看，他对吏隐有相当自觉的意识，并经常与友人交流这种经验。在入仕的早年，他有《寄陆浑县尉李景先》诗写道：“微俸还同请，唯君独自闲。地偏无驿路，药贱管仙山。月色生松里，泉声在石间。吟诗复饮酒，何事更相关。”又有《寄永乐长官殷尧藩》诗云：“故人为吏隐，高卧簿书间。绕院唯栽竹，逢僧只说山。”白居易分司东都，作《中隐》诗，姚合无疑是个大知音，说“海内嫌官只一人”，“宾客分司真是隐”。（《寄东都分司白宾客》）通览姚合诗，经常可以看到对友人吏隐生活的欣赏，这正是他自己生活态度的反映。由于这些作品篇幅有限，主题的展开尚未越出前人的藩篱，唯有《武功作》30首篇幅庞大，集中展示了他对吏隐主题的开掘，从而成为诗史的话题。
对中唐诗来说，吏隐早已不是新鲜的主题。自谢朓以来，经王维、大历诗人尤其是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的演绎和发展，这一主题的内涵已相当丰富。而吏隐的含义，也诚如日本学者赤井益久教授所指出的，由“隐于吏中”进而“兼吏隐”，进而演变为“以吏为隐”，其内核愈益向隐的方向倾斜。置身于元和诗坛的姚合，不可能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功作》其十三“吏来山鸟散，酒熟野人过”一联，即暗合于戴叔伦《张评事涉秦居士系见访郡斋即同赋中字》的“遣吏山禽在，开樽野客同”。但姚合《武功作》的立意决不是吏隐主题的沿袭，而是它的拓展。在我看来，《武功作》起码在三个方面赋予吏隐主题的表现以新内容。
首先是吏隐生活图景的具体化。从上文征引的作品已可看出，姚合笔下的吏隐生活涉及面之广，是无与伦比的。饮酒垂钓，寻山野游，固为吏隐传统应有之义；而常时的贪睡养生，采药种莎，假日的营造山石，更为吏隐主题增添了具体而丰富的生活图景。清代诗论家贺裳很欣赏姚合善于形容山色荒凉，官况萧条，称赞“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一联“刻画而不伤雅”（《载酒园诗话》卷1）， 我以为下列诗句所描绘的日常生活情景，也是在前人诗中不曾看到的：
小市柴薪贵，贫家砧杵闲。读书多旋忘，赊酒数空还。（其五）
纵出多携枕，因衙始裹头。（其六）
爱闲求病假，因醉弃官方。（其七）
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钱。（其十七）
净爱山僧饭，闲披野客衣。（其二十二）
尽管这里出现坐衙、乞假、支俸等官人生活的细节，但相比其他有吏隐倾向的诗人来，《武功作》的官宦色彩仍要少得多，更富于庶民气息。其十八写道：“闭门风雨里，落叶与阶齐。野客嫌杯小，山翁喜枕低。听琴知道性，寻药得诗题。谁能更骑马，闲行只杖藜。”结尾两句，比照丰应物诗里不经意地提到的游山排场，很能显出姚合的平易和本色（当然，两人地位的差异也可能是一个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提到的“野客”是《武功作》里经常出现的重要角色：“吏来山鸟散，酒熟野人过”，“野客嫌知印”，“野客教长醉”，“野客嫌杯小”，“闲披野客衣”。这些“野客”不仅是吏隐生活的共享者或助成者，而且在趣味上直接构成对吏的否定。有了他的参与，加上周围诗人的作品的映衬，姚合的吏隐生活就更具体而鲜明了。朱庆余《夏日题武功姚主簿斋》有云：“亭午无公事，垂帘树色间。僧来茶灶动，吏去印床闲。傍竹行寻巷，当门立看山。吟诗老不倦，未省话官班。”这是友人眼中的武功主簿姚合，与他笔下的自我形象如出一手：“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只是看山立，无嫌出县居。”（其二十九）
回顾一下吏隐主题的表现史，我们就会发现，姚合给自己画了一幅古典诗歌中前所未有的、也是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懒吏的自画像。从谢朓、王维、戴叔伦到韦应物、白居易，吏隐的主题一脉相承，但通常只写如何在退政之暇放松自己，为政则决不敢懈怠，更没有写到玩忽职守，不理案牍。戴叔伦虽然有“文案日成堆，愁眉拽不开”（《答崔载华》）之叹，但诗中更多地流露出的是励治爱民的责任感，为“智力苦不足，黎甿殊未安”（《将赴湖南留别东阳旧僚兼示吏人》）而惭愧；韦应物典郡日多放浪于山水之间，那也只是休沐闲暇，他的名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明白袒露他克尽职守的心情。姚合于筮仕之初，敢于坦言“簿籍谁能问”、“簿书多不会”，显得尤为大胆，予人深刻印象。当然，这也就在初仕，后来官做大了，他便不再放肆。初入朝为御史时，犹有“乌府偶为吏，沧江长在心”（《洛下夜会寄贾岛》）之句，及官金州、杭州刺史，虽有《题金州西园九首》、《杭州郡斋南亭》、《杭州官舍偶书》、《杭州官舍即事》等诗写吏隐的心情，却已没有那种肆无忌惮的笔墨。如《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虽说“买酒终朝饮，吟诗一室空”，可用了更多的笔墨写政通人和的气象，而且末尾还不无得意地说“林下无相笑，男儿五马雄”。《杭州官舍偶书》则云：“闲吟山际邀僧上，暮入林中看鹤归。无术理人人自理，朝朝渐觉簿书稀。”口气甚是自夸。
如果《武功作》为吏隐主题所增添的仅仅是生活图景，那么它就只是普通的隐逸诗或像秦系之类的隐士诗而已。这组作品之所以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觉得就在于它发掘出了吏隐生活中特别富有诗意的细节：
移花兼蝶至，买石得云饶。（其四）
就架题书目，寻栏记药窠。（其九）
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其二十一）
扫舍惊巢燕，寻方落壁鱼。（其二十三）
印朱沾墨砚，户籍杂经书。（其二十九）
这些生活细节都是唐诗中很少见的，出现在《武功作》中更引人注目。第一联无论放在谁的集中都是不可多得的佳句，非耽于莳花玩石者不能道。尤其是后句，雅有谐趣，一个口语化的“饶”字把作者的愉快心情写得格外生动。第二联为藏书题签的情形也很特别，是唐诗中少见的生活场景。第三联对营造园林的叙述较为一般，但后两句体物却十分精致，与第四联两句同为姚贾体的典型代表。第五联乃是懒吏文案的写照，属于姚主簿日常生活的特殊细节，取材给人以新鲜感。这些新异的景象不仅为吏隐主题、也为整个唐诗增添了新的艺术表现。
应该说，上述对吏隐生活中的诗意的发掘，实际上是与诗本身成为姚合吏隐生活的有机构成相关的。中唐以后，诗人们对诗歌的人生意义的体认愈益深刻，作诗本身越来越经常成为诗歌观照和咏歌的对象，在这方面，姚合是个有代表性的诗人，而《武功作》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其十六写道：“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远通涧，叠山高过城。秋灯照树色，寒雨落池声。好是吟诗夜，披衣坐到明。”诗人多病生愁，深居简出，唯以营造园林、堆砌山石消遣，但真正让他忘却愁烦的乃是秋灯听寒雨，吟诗消永夜。通观《武功作》30首，诗在各种场合都充任了超越吏、隐，使二者达成同一并升华到艺术境地的媒介。游山时它挟裹着豪情：“山宜冲雪上，诗带好风吟”（其八）；静夜里它深寄相思：“秋凉送客远，夜静咏诗多”（其九）；愁闷中它缠绵蕴积：“酒户愁偏长，诗情病不开”（其十一），“饮酒多成病，吟诗易长愁”（其二十七）；梦回之际它低徊成章：“梦觉空堂月，诗成满砚冰”（其十四）；虽则廉抑自持：“新诗久不写，自算少人看”（其二十五），依旧高标品格，暗自期许：“作吏无能事，为文旧致功。诗标八病外，心落百忧中。”（其三十）这就是吏隐生活中的诗，超越世俗的诗。参照《送刘禹锡郎中赴苏州》“太守吟诗人自理，小斋闲卧白蘋风”，《送洛阳张员外》“藓庭公事少，应只独吟行”，《寄送卢拱秘书游魏州》“官闲身自在，诗逸语纵横”，我们看到诗与吏的并峙，诗对吏的包举和超越。
清代江开《继雅堂诗集序》曾就吏务与文学的关系作过论断：“声音之道与政通焉。顾或于簿书旁午而性耽吟咏。自谓大远于俗吏，而时事之废失已多；若因案牍之繁焚弃笔砚，不暇自适其性情，亦未免绌于才而疏于学耳。”基于这种看法，诗与吏两者的理想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两不相妨，既不荒废吏务，又不耽误吟咏。事实上也是如此，因诗废务的诗人古来无闻。前辈诗人孟郊在溧阳县尉任有耽诗废务而求分俸的传说，但他的诗中没有写怠政的情形，不似姚合坦率无忌。从这一点来说，《武功作》在吏隐主题的表现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画出作者懒吏形象的同时，也为他留下了诗吏的形象，使吏隐与诗愈益密切地联系起来，使得吏隐愈益诗意化，以至于成为一个与诗人形象相联系的概念。只要一说到吏隐，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诗人和诗人生活的印象，套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也可以说——
人，诗意地栖居在吏隐中。
五
《武功作》这30首诗，如果孤立地零星地看，与一般隐逸诗的趣味似乎差别不大。但作为组诗来看，它以连章的形式对吏隐主题进行集中的演绎，实具有鲜明的特色。回顾吏隐主题的发展，我们虽可以举出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始之宣城郡》、《冬日晚郡事隙》，戴叔伦《赠韦评事儹》，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再游西山》、《秋景诣琅琊精舍》，白居易《中隐》等典型作品，但像《武功作》这样集中地表现吏隐主题的组诗尚未见。就这点而言，也可以说《武功作》是吏隐主题真正定型的标志，姚合是使吏隐主题的艺术表现产生飞跃的诗人。“武功体”的诗史意义正在这里，它不仅囊括前作，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以至于形成“衙斋诗”的系谱。如清代张修府《衙斋杂咏》（《小琅环园诗录》卷3 ）之类，分咏“判牍”、“放衙”、“劝农”、“课桑”、“校士”、“练丁”、“绝炊”、“注考”，遍及地方官吏政务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更加丰富。为此，我们在研究吏隐主题的发展时，应该给姚合“武功体”留下一个特殊的位置，并对《武功作》予以特别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