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文明及其敌人：历史的下一阶段》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文化战争的中心，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仍然如此。但是文化战争不是这个国家专有的东西。我们不否认在西方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大的文化战争,包括古希腊诡辩家时期出现的战争，以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Aufklärung）为代表的战争,和我们现在的战争。前两场的结果对社会造成灾难, 第三场战争的结果仍然不明朗。
每一场战争都有自己独特的敌人，独特的武器，独特的战场，可是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传统的一系列价值遭到诸如希腊诡辩家，法国启蒙思想家，美国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这些人依靠对抽象概念的熟练掌握，依靠提倡一套全新的革命性的价值观来谋生。这正是人们可以期待那些在辩论和争吵中出类拔萃的人做的事情。
在每一次文化战争中，社会现存的习俗和传统都被知识分子精英看作理性的牢笼而遭到无情质疑和审查。他们怀疑这些传统的公正性，或者只是当作迷信的产物，根本不配有启蒙思想的男女认真考虑。
确实,没有什么比加拿大最高法院在讨论给同性恋婚姻合法地位时更好的例子来表明鄙视传统的态度了。他们清楚地说那些反对最高法院决定的人都是无中生有的，是由于“残留的个人偏见”作祟。 难怪许多保守派包括许多自称为新保守派的人，为了对抗这种指控，试图用他们的反对者的理性武器来和反对传统的人作战。
但是能够依靠理性的帮助捍卫传统吗？传统能够用理性来证明是正确的吗？如果我们的传统观念和理性相冲突怎么办? 我们能够用理性证明我们保存这样的传统是正确的吗?比如我们都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吃饭前要洗手为了朝拜万神殿中的自己的神,比如收获之神, 而且我们也知道饭前洗手在卫生方面的好处。一旦我们了解了科学意义后我们必须保持荒唐的传统吗？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不管是传统和理性发生冲突，还是传统被揭示为掩盖了的理性，都是理性赢传统输。
那么，理性高扬的地方,传统就不再是必要的了。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理性越来越盛行的世界，传统还有未来吗？或者会不会有一天看待传统就像我们现在看待古代社会的神话---古怪有趣好玩，但与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文化相对主义的困境
或许最早、当然也是最杰出的试图理性化传统的人是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他仔细思考旧约利未记（Leviticus）中展示的饮食习惯的规则。遵守这些规定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传统主义者应该按严格规定执行命令，还是因为它们作为谨慎的劝告和建议说明哪些食物对我们健康有好处而必须接受? 本人就是物理学家的迈蒙尼德这样假设。
为了明白迈蒙尼德捍卫继承下来的传统的革命性本质, 我们必须回忆在传统观念强盛的社会，根本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在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英国评论家）描述的原始的、密集的、一体化习惯的社会里---完全吸收某一种传统特质---这样的难题根本就不会提出来。那些遵循多少世纪流传下来的传统的人若发现有人可能采取不同的做法时会觉得不可思议, 更不用说没有人会挑战自己传统的伦理明显性（ethical obviousness）。人们想当然的认为传统不发生任何形式上的改变。如果改变奇迹般出现在社会内部某些人身上，将会遭到这个社会的其余人的质疑或反感。
但是，一旦传统的伦理明显性消失，一旦社会成员意识到别人生活在另外一种传统里，一旦我们被迫想象其他的生活方式，我们忍不住就要问“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我们不一样?” 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在思考不同文化中的经历时注意到每种文化创造出来的神都是自己的形象，因而就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文化相对主义。
如果说一个文化创造适合自己的上帝，那么这个文化同样创造出适合自己的传统观念。果真如此，试图把一个文化的传统观念和另外一个文化的传统观念相比就是没有意义的: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 这就是我们能说的。
这个结论好像暂时让人满意,但是仔细思考，问题就来了。那些可怕的传统如无辜的儿童被焚化向摩洛神献祭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们坚持遵守最初的结论，每个传统对遵循这个传统的人都是合适的，我们就无法谴责其他文化中最血腥残暴的行为了, 因为他们会争辩说他们必须满足这个文化的需要。如果我们觉得不可思议,那只不过因为它们违反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罢了。
更多的时候，文化相对主义者无法超越得出这个结论, 他们以此作为攻击传统主义者的弹药。“你们认为对人类有绝对价值的传统不过是碰巧传承下来的东西，我们盲目的接受了。” 尽管这个反对确实遵循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前提，这个结论同样符合逻辑：如果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传统观念攻击别人的文化，同样的道理，他也没有理由用自己的传统观念来攻击我们。如果我们的文化相对主义者非要原谅牺牲婴儿献给摩洛神的人，他们也必须原谅自己社会中愿意遵循传统的人。文化相对主义者的立场如果连续一贯执行就会陷入反动的蒙昧主义: 所有文化，包括自己的都是无法测量的，因此不可能用比文化本身更高的标准来判断。
诉诸理性的希望是空的，因为如果理性可以指导我们通过提供评判的更高标准来谴责我们自己文化的特点, 同样的标准也可以用来评判别的文化。文化相对主义者必须明确: 要么有更高的标准,要么没有。如果没有，就不可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判断优劣, 正如文化相对主义者说的；如果有，就可能判断甲种文化比乙种文化优越，只要甲满足了更高标准，而乙没有。
开明的理性提供的更高标准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强烈信念是相冲突的，不幸的是，它和传统主义者保卫传统的想法也是冲突的。因为，如果存在更高标准，关于文化传统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个传统是否符合更高标准?” 如果是，传统当然要保存，万一不是呢？我们有两种解决办法：要么放弃这个标准，要么放弃与标准冲突的传统，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两难困境。那些捍卫传统的人不惜一切代价要采纳相对主义者的观点，即不存在判断哪种文化优哪种文化劣的更高标准，因为这是唯一保证传统可能因为不符合标准被推翻的办法。另一方面，那些希望保护传统的人则通过确认传统符合更高标准而将传统的地位贬低为达到某个目标的手段。
这正是迈蒙尼德依靠自己关于食品和营养的专业知识捍卫希伯莱饮食传统的理性特征遇到的问题。如果这个饮食习惯是要为希伯莱人提供有用的知识关于哪些食物危险，哪些食物有营养，那么清楚写明的关于正确饮食习惯的科学食谱将让原始文本显得非常多余。
这样来捍卫传统，让传统成为不如经验科学的原始方法。这里我们遇到两难的困境：如果传统是某种程度的断章取义的理性标准，解释这个标准并通过它的传播扔掉传统。如果不吃猪肉因为旋毛虫病的危险，单单说出这个事实就行了，那些相信科学知识的人和谨慎小心的人将自己判断吃猪肉的风险和好处。
这就是所有反传统的理性主义者的办法，有些人像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法国哲学家）愿意承认传统在人类发展的神话阶段具有教育的功能，就像启示录早先被德国18世纪思想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看作纯粹进步意义的教学功能。 然而，不管你怎么包装这个命题，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一旦人类长大成熟，可以自己进行思考，这些替代的和有缺陷的知识已经不再适用于这个目的。
针对认为传统只是纯粹过渡性功能的观点，有三种努力来证明传统的价值, 每种努力里都有杰出的倡导者，正如我希望显示的， 都悲惨地失败了。
三种辩护
传统为有用的传说(TRADITION AS A “useful fiction) 这个立场为传统辩护，认为传统是有缺陷的知识模式是为那些无法得到真正科学知识的人。 这是真正有用的药品外的糖衣，是为了让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更容易下咽。虽然迈蒙尼德作为医生能够看到利未记中饮食限制的真正原因，这个形式的知识对于缺乏适当训练和智慧的人来说是无法了解的。但是他们的健康和美好生活和科技精英的生活同样重要，因此就需要某些交流的方式以便将精英的高级知识的要点以让群众容易理解的方式传授。还有什么比神圣的戒命和禁令更好的好营养原则体系呢？
把传统看作“有用的传说”的观点建立起首先出现在柏拉图谈论善意的谎言中的外行的区分,在迈蒙尼德和中世纪各样的伊斯兰哲学家中浮上表面，并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其追随者的思考形式回归现代世界。传统是群众必须的支柱和靠山，没有了传统他们将肯定出现混乱和破坏。老百姓需要他们的神话和幻想，但是精英可以摈弃它们,如果他们认真地避免说或做任何扰乱民众认知满足感的事。
怀疑主义的争论
这个对传统的捍卫走向另一个极端。它声称即使我们中最聪明的人也不能被相信理解传统中包含的意义，因为传统中总有些即使最先进的科学思考也无法测定的东西，因为用最先进的科技知识替换继承下来的传统是有危险的。而且，没有哪个知识精英可以被相信来决定什么应该被抛弃，什么应该被保存下来, 因为传统可能包含超越年代的智慧积累，远远超过任何一代的智慧,不管这代人认为自己多么开明和聪明。
最初把传统当作神圣的教规的伯克式（Burkean）信仰已经被许多现代的保守主义者完全地世俗化, 因此原先作为信仰的争论已经变成怀疑主义的争论。这个争论的形成开始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我们考察一个社会的传统时, 我们怎么肯定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是的,我们可能认为没有了传统我们可以对付，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去掉这个传统看看会发生什么。但问题正好出在这里：当我们面对像社会这样一个复杂的东西时,我们怎么能完全肯定废除某种传统不会出现意料不到的结果。
那么，采取谨慎的怀疑主义态度承认我们知识的局限性就是最好的办法。
怀疑主义的论点是有用的，它提醒社会是复杂的，应该非常谨慎的对待，尤其是在20世纪可怕的尝试消解所有现存传统从头创造新的社会秩序,甚至新的人类的情况下。这样笼统的建议的价值在哪里呢? 当你在试图决定某种传统要走还是留呢？没有。
不能指望怀疑主义的观点最后深刻认同任何东西，因为抛弃某个传统可能造成社会动乱，我们不能肯定地知道，同样我们也不能肯定地排除抛弃这个传统不是这个社会最好的事情的可能性。因此，怀疑主义的骑墙态度和拒绝急切进入冲突的立场。
但是怀疑主义的论点有点太怀疑了，因为它只笼统地捍卫传统，它不能理性地捍卫某一个传统。不过“捍卫”这个词味道过于激烈了。该论点真正的意义是改变一种传统是危险的,不是因为首先它是理性的，而是因为可能产生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因此，比如，怀疑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消除奴隶制的传统可能激发最让人讨厌的发意料之外的后果，不是对奴隶制的辩护而是警告废除奴隶制的后果。确实，论点与放任自己最恶毒最讨厌的不合理性相一致，如果废除奴隶制被看作比继续奴隶制更糟糕的灾难而恐惧。
弗里德利克•哈耶克为传统辩护（Friedrich Hayek’s defense of tradition）
20世纪的时候，奥地利哲学家哈耶克试图通过经验主义演化论模型捍卫传统的理性。哈耶克想提供一个尊重传统的理由仅仅因为它们的伯克式崇敬而超出了接受。传统的古老性本身----它历经几个世纪的变幻无常和随这么多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而幸存下来就充分证明了它是合适的，就像一个物种在多变的环境的挑战而幸存下来就可以说它是在演化斗争中是适合的一样。
当然, 哈耶克不是说传统的观念是真实的仅仅因为它被人们信仰了很长时间, 那就等于是他的模型荒谬中的经验主义一部分。他是在说传统适合于那些实践了这个传统很多年的人。或者，用他《自由的组成》[邓正来教授译为《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的确切词语“我们的习惯和技能，我们的感情态度,我们的工具，和体制---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对过去经验的调整,是通过对不那么合适的行为的选择性消除完成的。”
这里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对比是明显的，如“适应” “选择性消除” “ 合适的”等。尤其是最后一个“合适的” 简直就是进化论的“最合适的”---或者考虑到哈耶克的谨慎用词“最不不适合的”。对“合适的”的解释也得到哈耶克在《自由的组成》命题的支持,他说“不是我们行为背后的所有这些非理性的因素(习惯，技能，感情态度)对成功总是有帮助，有些可能早就没有用了，可仍然长期呆在那里。”
也许我们找到了一个证明传统存在价值的方法: 它们仍然对成功有用,仍然保存他们的用途。而且，它是个办法来为消除那些既没有用途也不对成功有帮助的传统清除掉提供了理性的标准。简而言之,它好像为我们提供了在继承的传统中进行挑选和分类的过程。
是真的吗?
卡尔（Karl Popper）的老虎
卡尔（Karl Popper）曾经记述想象中的印度村庄, 那里的人都相信老虎是不伤人的，按照卡尔的说法这个信念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那些不怕老虎的都被老虎吃掉了。卡尔寓言的美妙在于他运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很快的一下子消除了不适合的个体，并表现出不合适的传统的荒谬性并导致它们生理上的灭绝。这好像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正在寻找的做出决定的过程。如果继承一个传统导致遵循传统的人的灭绝，那这个传统就应该在人们遵循它之前就灭绝。
老虎不吃人的传统不仅对遵循它的人没有帮助，而且是有危险的。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解决了传统问题，有些是有理性的， 有些则没有。简单地说就是 “任何导致某个信仰它的人种生理上的灭绝的传统应该明显地被称为非理性的。”
虽然这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标准来决定一个社会是否满足哈耶克所说的“适合”，成功和有用的标准，也就是它的生理灭绝，仍然有个隐藏的困难。很明显这里有很多想象的文化传统----杀死所有新生婴儿,或者禁止任何可能传宗接代的性行为,或者集体自杀行为, 但是为了更明显的原因，人们需要到处寻找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坚持这样短视的、自动种族灭绝的政策。
这是试图把达尔文进化论模型推向极端出现的问题。它的排外的“成功适应”机制是对那些动物和物种宣判死刑或灭绝在它们德拉古严酷法典判决（Draconian bar of judgment）以前。但是只是很少见的，在微小的层次上，这个同等无情的客观标准能用在文化演进中。复活节岛民（The Easter Islanders）发展的习惯和技能甚至机制导致他们彻底砍掉树林，虽然许多人同意这是愚蠢的行为，虽然和Popper的印第安村民的行为差不多，但是这个行为并没有导致复活节岛民的生理灭绝。
再拿一个最极端的例子,美国震颤派教徒（American Shakers）禁止一切导致产生后代的性行为。如果有生理上的自我灭绝窍门，这就是。但是确实有震颤派教徒存在，肯定是他们有能力产生新的一代人。确实，完全有可能想象将来的经济狂躁其中人们发誓决不用更多的人类来污染星球,最终目的是把地球变回原始的，前亚当时代, 完全有可能想象同样的经济狂躁持续几个世纪并不缺乏新的皈依者。
如果经验主义进化途径允许我们指责那些最终导致生理灭绝的传统和体制，它就不像最初表现出来的那样有用。如果这些是非理性的，那么所有的没有导致生理灭绝的传统必须被认为是理性的。如果种族灭绝提供了一个做决定的过程让我们分别好传统和坏传统，那么几乎所有的已知的传统都应该是好传统。
这个两难处境就算重新定义哈耶克说的“有用” “合适”也不可避免。最初它们好像有客观解决办法的希望，因为它们完全被文化上中性的价值定义，社区的生存。注意到社区消失因为遵循自己的传统不是价值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词改变表示“有用，和合适”或“有用的” “合适的”来谈论文化，我们又一次对付主观的价值判断，不管是我们的还是文化的，又被拽进伦理相对主义的无所适从的窘境。
如果我们把“有用的”当作“对我们有用的”当然是真实的，因为那样的话，纯粹不理智的弱化我们敌人的传统将被看作理性的，因为它们对我们的目的有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表示对拥有这个传统的社会有用，那么就完全失去了我们认为可能得到的收获。假如Popper的印第安人没有被老虎本质的所哄骗。假设他们都说“是的,老虎当然危险，傻瓜也知道。但是,你瞧,我们不在乎。我们的传统说, 如果老虎来了，不要阻挡它。这是我们最高的职责, 我们平静地接受老虎吃掉我们的结果。”
在这个情形下，村民并不虚假的命题的被愚弄者: “老虎不危险”, 相反，他们是高贵的英雄，牺牲自己来执行命令“不要阻挡它。” 当一个人因为相信一个经验主义的虚假信号而死亡, 说他拥有这个经验主义信念对达尔文成功不是有用的或有益的,因此说它不理性是有道理的。但是当他因为遵循神圣的义务而死亡时, 你什么也不能说。当有人对你说“不要阻挡老虎”, 他不是给你能够被经验证据和逻辑命题批驳的科学命题, 他是在命令你以某种方式行动，在这个情况下,你所能做的是拒绝。否则，你得声称基督徒殉道者死亡仅仅因为他们不能清楚理解烈火燃烧人体解剖的体质影响。
陈述的错误
我们研究的所有传统理论的共同点是每个理论都把传统看作是一套陈述性命题表达，是用来断定对错的信号。传统是理性的、合理的只有在它表达了真理的情况下。因此，当迈蒙尼德研究利未记的饮食模式并问自己“这个流传下来的传统表达了什么真实的饮食信号?” 他自己的回答对传统非常有利。他争论说里面包含的模式是真正医药价值,但是假定他没有发现任何利未记中饮食真实信号呢?
由于人类思想辨证的、两面的、正常矛盾, 迈蒙尼德为传统辩护的结果是对传统的毁坏。如果传统做的差, 科学做的好，传统对那些有能力得到科技知识的人不再有任何用处。虽然无知的民众仍然需要,但是对知识分子精英就没有用。 因此，遵循迈蒙尼德的辩护逻辑而来的启蒙运动，西方人一直在进行的文化战争。
但是如果传统不能简单化为一套陈述性的句子呢？如果传统表现为“不要阻挡老虎”而不是“老虎不吃人”? 陈述句范式建议传统可以简化成一套能够表明的，基督教《教理问答》式的标准信念如“老虎不吃人” “禁欲比传宗接代好”。但是一旦我们从陈述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我们看到传统总是首先以命令，禁止或指令的形式出现, 随后传统的正式化成为一套陈述性命题为第二阶段---反思和思考的阶段。刚开始,正如歌德的浮士德（Faust）宣称的, 不是词而是行为。或者采用歌德的同时代人黑格尔的现象学框架, 传统最初是命令性行为模式连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本能系统，在它表现为我们思想中的观点之前很久就存在了。
知识分子把传统当作正式的命题库，其真实性引起怀疑的解释在于所有努力的核心来找到一个客观中性的方法在竞争的传统中进行判断。这可以从启蒙运动攻击传统为过时的迷信中体现出来,哈耶克很聪明地驳斥的命题。他指出, 传统很可能被一个社区正确地指责建立在不理性的基础上，但是这本身不需要让遵循该传统的人认为传统无用。如果一个原始的部落用传说中的兄妹乱伦生产中魔鬼般丑陋的蟑螂的神话证明其乱伦禁忌, 但是这个并不会让该传统对社区失去作用。
哈耶克的观察来自他经验主义演化模型的过后思考，很遗憾他没有追求这个，反而转向演化模型的虚假前途。因为这个观察隐含的东西是每个继承的传统都是通过两个层次传达给我们的：首先是行为现象，体现在神经系统和汗腺的实体价值，其次，是能够用话语来分析和讨论攻击和辩护的表达价值。
在传统对乱伦的个案中，在原初阶段表现为戒命，训喻,禁令等保证兄弟姐妹间,父母子女间没有性行为. 它们起作用通过让社会成员自动的本能的避免乱伦的行为发生。它们构成社区的本能模式要求我们做什么不允许我们做什么。
在第二层, 有所谓(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也就是社区用来证明戒命、训喻、禁令正确合理的命题系统。 在岛民个案中，第二层表现为乱伦产生的巨型蟑螂的神话。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被用来争论或辩解, 常常最全面的开发和利用达到这个目的。常常最终表现为巨大的智慧结构《哲学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反对那些挑战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真实性的人。
在判断一个传统是否有用,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区别。因为每当遇到任何一个传统，我们都有两个不同的标准来判断其用途: 一是传统基础的用途，社会结构创造的本能模式，一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用途。
但是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个区别，同一个传统的两个表现间出现冲突甚至激烈冲突立刻就明显表现出来了。实质的和本能的对应表现的和理想的版本。比如，在原始岛民传统的乱伦禁忌中，本能形式的传统通过产生本能厌恶成功地防止岛民亲人间的交配， 但是表现形式，也就是魔鬼般形状的蟑螂的神话以另外一种形式起作用。确实，随着岛民越来越进化，继续使用这个神话实际上使人们更不大可能违反这个本能形式，以非常正确的经验主义的信念既乱伦会产生魔鬼般形状的蟑螂为基础实施乱伦的行为。
这意味着随着人们越来越开化，更不大可能以其透明的神话色彩或寓言起源为基础来挑战传统。这反过来威胁破坏人们的愿望将本能模式再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如果人人都知道乱伦不会产生巨大的昆虫，教给孩子不许乱伦的意义何在呢？
但是一个失去了伦理明显性的传统因此变得难以面对挑战，问题很快就来了：为什么采用这个传统，而不是别人的传统？确实，这就是第一批文化战士希腊诡辩派的主题。他们就像没有家乡的陌生人到处流浪，从一个城邦到另一个城邦破坏他们停留所在的传统观念。不是靠任意的颠覆，而是对传统观念进行质疑。让人们对他们遵循的传统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第一缕阴影，实施一个大得惊人的力量，解释希腊城邦常常激烈的针对通过话语颠覆传统秩序的人的反应，不管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
理性，逻辑，和对知识的无尽的追求都是高贵的事情。但是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同意使用这些来破坏自己的幸福和平静。想象一下你的反应 如果有人迫使你考虑你的配偶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欺骗你，或者训斥你真正知道多少你不看的时候你的十来岁的孩子在干什么。是的，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亲人中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有很多我们愿意盲目相信的东西，有很多也许怀疑主义者很容易提出问题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听这些么？
我们处理个人问题时很容易明白这点，但是处理整个社会问题时就看不到这点了。难道这是允许的吗？让一个社会希望保护自己珍视的习惯不被无休止的怀疑主义的质问，尤其是当质疑者的意图是颠覆体现这些心灵习惯的本能模式的情况时？本能模式就像一个社区的DNA，它告诉我们哪些行为必须通过社会的感情传递下去如羞耻，荣誉，自豪等。它要求我们遵循，它塑造我们，约束我们，就像父母一样，因为父母的行为总是社会行为。这是黑格尔的客观精神，集体思想，不过是通过自动反应来理解的，通过肾上腺素和血涌上面部来操作的。正是那些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谁让我们做出反应的东西构成我们的存在。
我们不能询问本能模式是否对社区有用，当它事实上已经成为社区一部分的情况下，它是社区赖以成立的基础，是组成社区的必要前提之一，因此不适合用是否有用来评价它。并不仅仅是它对塑造诚实的男人女人有用。为了得到某种集体的社会利益，一个社会必须创造人类演员他们能够得到这些。你必须创造勇敢的人如果你希望得到保护社会集体利益的人，你必须创造谨慎的人如果你希望得到保持社会平稳进行的社会利益的人。你必须首先创造愿意控制自己冲动的人为了得到有序社会的集体利益。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社区历史上总是对挑战这些心灵习惯的人反应强烈。这样的挑战的真正危险不是社区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是社会赖以成立的伦理基础---它的继承下来的本能模式。
传统作为食谱
传统作为唯一可能传递社区心灵习惯，它通过提供食谱造就这种人他们能本能地感受和对他们社区所属的心灵习惯做出反应而做到这一点。然而，这些食谱就像烹调秘笈一样，决不要求严格地或机械地遵守。比如要做意大利面食，你需要必须的配料，意大利面条和酱，但是你可以自由地实验。你可以按自己的愿望添加酱，西红柿或奶油，添加蘑菇或黑橄榄，或菠菜，或者你可以用不同形式的面条拌酱，如空心面，龙须面，细面条。但是最后都有同样的本质完成同样实用的目的----一碗让人满意的面食。
这让我们有有趣的新方式评价一个传统。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食谱说“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如果你创造一种社区---这些是你的选择，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个。” 把机制和传统看作食谱立即抓住争辩它是否真实或虚假的没有意义。美国籍瑞士明星厨师朱莉娅•柴尔德的杂鱼汤（Julia Child’s recipe for Bouillabaisse）的食谱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问题很荒谬，因为它确实荒谬。这里我们好像再一次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窘境。创造不同心灵习惯的食谱，就像创造不同文化中真正的菜肴的食谱一样，最终归结为品味问题。印第安人就像许多辛辣的食品，许多美国南方人不喜欢。怎么样设计一个中庸的方法来判断哪个菜或哪个文化在客观上是更好的呢？
让我们假定这是真的，没有人真正能够公正地判断他自己文化中的烹调方式比别的文化中的方式好或者坏。但是有些东西是人人都可以自己判断的----不管是他喜欢老式的肉糕或孟买咖喱或法式杂鱼汤或(or Bombay curry or Bouillabaisse or Pad Thai)或者新式的。
把这抬高一个层次，我们可以问自己作为个人是否喜欢我们现在的自己，或者我们是否喜欢我们的过去。我们集体也可以做同样的事。乡村俱乐部的成员可能更喜欢老的传统，而板球特许经销权可能不再有曾经的团队精神，一个教堂可能突然发现宗教并处于复兴中。更笼统地说，一个社区可以判断自己它是否喜欢现在使用的心灵习惯还是过去的习惯。但是个人和社区的思想能够在他们的过去和将来之间进行对比。经历童年和成年时代，一个人可以从内部判断每个时代的相对优点，这个对孩子来说，不管有多早熟，也没有办法做到，就像经历醉酒的人可能喜欢清醒的价值，甚至可能下决心再也不喝醉了。
一个个人可能尝试了新东西后这么喜欢决定再也不回到旧方式中去了，同样的，一个文化可能也如此。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整个社会放弃或重新复兴了许多的传统为了确保自己的独立和避免成为已经让中国软弱和肢解的猖獗的帝国主义的猎物。日本人，抓住了从西方引进的帝国主义的传统，派遣聪明的年轻人出国留学，在欧美学习和掌握他们第一手的传统。
日本人能够获得西方圈内人的知识，以唯一的获得这种知识的方式，同化自己的本能模式于从西方获得的模式，评价这个调整适应在日本文化中产生的社会。这表明传统的两面派的质量：在产生传统的文化，它是老的，但是在引入的文化，它是全新的。首先，它表明我们祖先的智慧，其二，它代表这些现在活着的人的创造性革新。
因而，传统可以是个被动的、从对现在一代起重要作用的过去继承来的，或者一个积极传播与借来的传统相一致的现代一代传统观念的工具。传统让近乎成为奄奄一息的伦理机制突然焕发新的生机，对待它不是作为过去的遗迹而是将来的蓝图。传统也可能塑造自己的最初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但是继续作为本社区最完美的有效的本能模式起作用。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离经叛道者继续一丝不苟地遵循从孩提时代就受熏陶的本能模式。最后，同样的本能模式可能被证明是对的通过相互竞争的或者矛盾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一个南方的浸会教徒可能以上帝的名义为自己的典范行为辩护，而佛教徒可能通过以启蒙先知的名义来做。确实，不是最频繁的发生的，传统继续成为本能模式的地下存在，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面发生重大的变化。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一个个人或团体完全抛弃自己的本能模式，不管是本质还是枝节，为了它所看到的伦理上更高一级的存在。这个“皈依”经验是理解新的显示的或直觉的模式明显被看作和传统决裂的独特现象的钥匙。
在本能模式层面的集体代谢转移是一个社会能够进行的最深刻的转变----比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变化更加深远和冲击力。如果在庞大的规模上展开，这样的变化形成真正的文化革命。此后，人们不仅思维和争论方式发生改变，他们感情和反应也发生变化。他们现在为自己曾经自豪地拥有的观念感到羞愧，对曾经羞愧的东西感到自豪。在某些情况下，这归功于更高特质的展现，比如希伯莱人出现的，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归功于老式的本能模式的复兴或重新回来，虽然它不再在社会中起作用。现在成为一个有意模仿的物体，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在南方的浸会教徒中未经启蒙的古典主义的复活或复兴。
转换的传统
改变的经验是抓住转换风俗和传统的钥匙。一个坚定的伦理相对主义者可能认为一个伦理模式并不比另一个更高或更低，但是他不能否认别人同样真诚地相信他们认真采取的伦理模式远远优越于他们集体回忆的过去的模式。他可能称为幻想，但是他必须承认幻想的力量能产生深刻和持久的行为区别存在于这些在符咒魔力下的群体中。
清楚了解这个伦理优越性的意识的实验性来源是重要的，它不是来自出生于优越于别人的感觉，而是来自优越于自己从前的形象的感觉。在基督教传统中，这个经验被称作重生，在犹太教传统中，它和出埃及记的故事不一样，从以前的奴隶转变成被选中的人们。在两种情况下，转变经验的结果是相同的：坚定的决心要从一个伦理经验的阶段提升现在被看作低级的，渴望达到的那个伦理经验阶段更高的。
一个转换习惯把我们从比较自然的状态带到不那么自然的状态。因此，对一个社区来说传达采用的转换习惯的批评意义是重要的，确实的，要让它独特的神圣的，因为这是习惯和本能本质的道路差别这么大。没有人需要被教会回击，而是拒绝回击成为我们伦理训练的一部分。
而且，转换的习惯可能被理解为障碍，一个用来防止达到伦理高级阶段的人再滑下来。这样的习惯在本质上是不能容忍的。它可能允许我们改变我们做某些事的方式，它还阻止我们改变体现那些基本价值的方式，没有了这些价值我们就返回老样子。我们决心不再回到形而上的过去，我们建立自己的转换习惯和传统来保证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孙子，也不能这样做。
这里有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对我们已经掌握超越自己低俗本质之前我们什么样子的集体的记忆。如果我们不再明白我们逃脱的是什么，我们就不能体会让我们逃脱的技能的意义。确实，在社会忘记的最大点，有就算最批评性的转换习惯也不再被按真相抓住的危险。不是被当作集体自我掌握的技能的获得，相反，它们被简化成社会习俗，或者用现在开明的理性语言就是“残留的个人偏见。”
传递这些转换习惯有个安全和肯定的方式，以最强制性的方式，通过家庭这个伦理单位来进行。当然，家庭必须首先被提高到伦理阶段，那里父母的首要关心不是强求自己的后代放弃他们最初的本质状态，而采取已经转换了的作为成人的身份。伦理的，对应纯粹生理上的，家庭是从本能支配的猛兽塑造成为文明人的场所。它将男人的动物本能和冲动变成不是仅仅传递碰巧的精液而是有意安排的在不一代人之间转换习惯。在某种意义上，是元习惯---转换习惯负责所有别的转换习惯的存在。你必须首先被培训传递伦理家庭自身然后才能希望伦理家庭认为有价值的，也就是说男人女人获得自我精通的文明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婚姻与生理学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个详细的社会构造过程建立起来对抗人类的本我的无政府主义，不光要防止它造成破坏，而且为了将本我本质改变成最高伦理理想---父亲抚养儿子成为好父亲，这样他的孙子就有个比自己更好的生活，希望更好。母亲也一样。
跨代的稳定性
即使在最简单的对文明有作用的因素的清单中，你可以肯定发现跨代稳定性。一个文明必须有个信得过的文化永久性的记录，也就是说这是个跨代的工程。文明必须被传递下去，里面的核心部分不受影响，从一代传到另一代，这尤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处理文明，他们的文明过程要求严厉的本我的重新统一在所有表现方面的---不能控制的冲动，不受约束的欲望，对别人感情和生活的不体贴，性乱交，对流行风尚的挥霍消费等。简而而言之，一个文明的伦理理想越高尚，它就越难保持这个理想而不会返回到本我状态中去。
但是文明到底是怎么样从一代传递到另一代呢？我们能理解传递传家宝，像漂亮的瓷器，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但是文明不能简化成与之相关的物体上的支撑物：房子，交通体系，机器，工具，金银珠宝。美国的复杂高速公路系统有什么用途如果下一代人根本不学习怎样开车的话？
一个希望重复自己的社会必须认真向下一代传授需要的知识来保持同等程度的文明。知识传递精美瓷器是不够的，你还必须传递家庭食谱来制作火锅烘烤。但是这还不够，你必须找到方法传递烹调技能将写在纸上的食谱转换成一盘火锅烘烤菜。比喻地说，文明必须传递瓷器，食谱和烹调。但是就算这样还是不够，你必须让厨师认识到除了烹调外，他还必须了解如何取代自己，最批评的，他必须感觉到他有义务取代自己。他不仅要教自己的儿子烹调，还必须教他们如何教自己的儿子烹调。如果社会希望找到一个办法确保新出现的和宝贵的技能被传递下去保存下来，它的成员必须有义务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最好的世界。
孙子，远不是碰巧的，是决定性的。文明的保存当现在一代人有个广泛的伦理义务意识为了第三代人他们的孙子辈好。一个社会如果这个感觉不广泛也许作为文明能持续一段时间，甚至一两代时间内能蓬勃发展。但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跨代的义务意识将会从内部腐烂衰败下去。这让我们询问：这个任务如何完成的？你怎么让父母对自己的孙子辈有深层的不可动摇的伦理义务呢？
让传统文明化
我已经建议传统是个食谱。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细化这个概念。毕竟，有制作肥皂盒赛车，纸飞机，煎蛋卷的技术，也有正确地刷牙的方式，但是，明显的是，这些不代表父母感到有义务传授给孙子的传统的核心内容。这意味着我们在寻找的实际上是塑造某种性格和类型的人的食谱。
在古希腊，除了传授制作宝剑和陶器的技能外，男人还得传授培养儿子长大后愿意为了保护称邦战斗到死的决心。一个失去塑造这样男人的城邦也会失去建造公民自由并让城邦面临自由人可以想象的可怕命运：奴役别人。
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东西当我们对比哈耶克的经验主义演化理论开发的传统理论。对哈耶克来说，传统是切实可行的如果它适应社会的过去的环境，按我们现在列举的观点，传统是切实可行的如果它能有效地阻止未来的人堕落成为更低级的伦理和文明状态。对传统的追踪记录是无关的。它可能在过去非常有用，但是如果它在未来年代的人继续表现开始降低社会的文明标准，这个传统必须被抛弃和替换，无论这个传统在过去成功地克服了多少演化的挑战。
这里提出的传统理论是实用的：它是否保持文明的高程度？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也是辨证的。判断传统的好坏不仅要看它成功维持文明过去的标准，而且提供将来文明进步的基础，也就是说不仅在制作东西上进步，而且在个人和集体性格上进步。
简而言之，传统具有价值维持我们的文明状态并提供文明进步的基础。它也是社会构造工程，体现在未来时代人的行为，成为更精巧的或更荒谬的社会构造的基础。我们认为现实的社会构造是想当然的。我们需要开始关注的是在过去成功获得的社会构造现实并传递到现在。我们需要抓住这个事实这个社会构造现实为更进一步的社会构造提供基础，没有了它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客观精神”，其中人类为自己塑造一个社会现实，反过来，在塑造能够构造伦理上优越于之前的社会现实的人类。确实，社会现实被保证决不回到比较低级的伦理层次。
超越自我
这里我们需要偏离话题一会儿。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被听到了：谁有资格说什么伦理层次高些，什么伦理层次低些？难道不是完全相对的么？我们用另外一种形式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任何人怎么决定是否喜欢新的食谱而不是旧的，是否他更喜欢现在的自己还是过去的自己。
在这个情况下，矛盾出现在两个思想之间，而且出现在同一个人之间。这里我们看到同样的原则在起作用。是同一个思想决定哪个层次是伦理上的高或低。这个同一个思想首先通过在世界上的行为，其次通过伦理理论的明显构造。比如，母亲教育孩子不要折叠猫的尾巴，她并不是在宣扬爱护动物立场，而是试图教育孩子不要伤害动物，在这样做的同时，她也帮助塑造了不许虐待动物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和别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
母亲反应的基础是她意识到孩子们很自然地会严厉对待动物，因为她自己小时候做过同样的事。但是现在，判断她过去对待动物的方式和现在对待动物的方式，毫无疑问，她心里明白哪个方式更好。她不是盲目谴责别人做事的方式，她在谴责自己过去的行为，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她对待动物的更高伦理立场，用黑格尔的语言，是辨证理性的胜利：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明白她的方式的可怕，谴责这些方式，然后找个更好的。和不加思考，没有同情心地谴责别人行为方式的人不一样，母亲在没有消除低级真理的时候达到了更高级的真理，而是经历充分看清其缺点的事实。
母亲不需要意识到这些，她也不需要意识到动物受苦问题的哲学难题。实际上，母亲不仅有兴趣让儿子在行为中体现善待动物的善良，而且让它成为他自己的本能模式，这样他不再能想象自己是伤害动物的孩子。
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些哲学旁观者，她在灌输的好像是个美德。对于母亲自己，根本不是这回事，它代表一种体面的绝对最低标准，拥有这个模式得不到赞扬，但是违反了这个原则肯定受到谴责。在任何情况下，她关心的是不是孩子的道德原则，而是他的实际行为。他必须不能拽猫尾巴，一个深入孩子本能系统的命令不管是通过警告，吆喝，尖叫，巴掌，打屁股等方式把她的信号的绝对命令变成孩子的核心性格。这当然不是关于可能让猫受到虐待的行为的危险的迈蒙尼德式的经验主义真理的密码，因而限制抓猫冲动。
是母亲的行为库组成她的社区现实的社会构造。但是在她的喊叫和拍打隐含的是明确的价值判断里面有截然对立的区别在人拒绝虐待动物的伦理层次和喜欢虐待动物的伦理层次。这里不是说你需要考虑你自己有什么巨大差别。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母亲这样的感觉。确实，正是这个对伦理价值的感觉让她这么迈力地让儿子的行为中体现这个原则。这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真实的伦理选择，选择如何教养孩子。
这是个伦理相对主义没有进入的领域。一个前后一致的伦理相对主义者拒绝指责孩子做任何事情。把鬈毛狗砍死？自己砍。把你最喜欢的唱片扔到窗外，谁来判断？放火烧了房子，高兴地在旁边看着它烧掉？全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开始是行为，再次引用歌德的浮士德，是母亲的行为提供了其他所有社会构造赖以存在的最根本的伦理基础。但是在有些社会，不仅仅是这些。是对这个根本伦理基础的坚持，据以赞扬，奖赏和谴责的伦理标准根据人们测量的方式分配下去。这个伦理基础被提高到远远高于过去流行的伦理基础并在现在的人中很大地方继续存在。
因此，对孙子辈的跨代义务可以用简单的概念来解释：每一代人有义务确保自己社会的伦理基础不会移动以这样的方式他们的本能模式马上告诉他们是错的。到底有多少哲学思考参与进来解释这是错的，或挑战它的可靠性等都和现在表现的传统理论无关。
但是，我们再次面对现实问题：一个社会是如何确保伦理基础不计代价的维持下来，即使面临强烈的诱惑要偏离或堕落？是通过自我利益的启蒙呼吁，还是通过讲道启示和哲学小册子？
我们结果如何
在任何社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让孩子变坏：一是做些他被责备的事情，另外就是做些他的父母被责备的事情。这个区分有深刻的原因。我们责备孩子当他淘气的时候，我们责备父母当他恶毒残酷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感觉到父母没有尽到教养义务，也就是说没有灌输给孩子严格的普世原则能够原谅的最低行为准则。
从这个角度看，父母不再是生理意义上培育后代，而是成为社会构造允许社区负责自己生理上的后代的行为。让父母传递最基本的伦理基础成为孩子的本能模式，社区指数地迅速增加了它在维持伦理基础标准的力量。
实际上有许多方式保存一个社会的伦理基础，所有这些和家庭提供的相比，都不那么有效，但更擅自闯入。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精英卫士直接控制孩子的伦理塑造通过减少人口操纵在支配者大师手中的。但是在家庭拥有的所有长处之外的长处是：运行其中的长期的时代框架。小伙伴，好朋友，女朋友，同事，团体成员，都把我们当作一个确定拥有定型性格的人，不管是我们遇见他们在六岁还是六十岁。我们就是他们看到的我们。但是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说，我们决不是固定和永远不变的人。对他们来说，我们不是六英尺高，而是现在六英尺高，在母亲眼里谁知道还要长多少呢，即使我们在50岁时，或在缩短。
对父母来说，孩子是一项工程，孩子的性格是个轨道。这不是一个明显意识到的书中教授的价值或原则: 它是父母的自然的任知模式在看待自己孩子的时候，同时看到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一个真正（sub species aeternatis ）的视野, 而不是完全和上帝的宇宙观念不同的视野,虽然它有点更加偏颇. 别人告诉我们怎样做人，我们的家庭教给我们怎样做人。
我们不能通过模仿我们的朋友，同伴,玩伴来学习的一件事是为我们准备的生活轨道。我们不能了解当我们十多岁的时候老人是什么样子，也不清楚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父亲必须做什么。我们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能掌握结婚的技能,因为我们有限的经验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任何社区的伦理基础将会被看作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共时的，它和个人在任何一个时间发展的阶段的伦理最低限度相关。另外一个是历时的，这调整标准的生活轨道任何人都被期待遵循的.这个轨道建立起某种移动的伦理基础，稳定地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孩子从婴孩到成人的转变中。
家庭作为伦理机构的最基本功能是提供一个男性女性最佳发展期待的时间表，并把这套标准期待进入孩子的本能系统在他或她还年轻的时候。然而这是父母自己的想法吗？不是，一般来说，它们简单的，自动的，做他们的父母教给他们的事情。
当伦理模式被传入我们的本能系统，它形成某种性格类型---根据某种传统抚养张大的人已经被训练感到羞耻或自豪在一种方式让他成为更友好更有思想的人。某种伦理路线对他来说已经关闭，他现在知道沿着这些返回去是丢人的。但是某种平等的或许更重要的东西被显示给他，这是带来称赞的道路。
这是家庭最高的伦理贡献---不仅为孩子提供最低限度的可接受的伦理基础，而且最珍视的伦理理想的促进,以我们发展命运的形式，亚里士多德说的终极目的（telos）。简而言之,我们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一个终极目的（telos）要想成为具体的野心的核心，必须存在于实际的人的形式,他以典范的方式完成这个野心。这样的个人我们称为闪亮的例子。
从真实到抽象
闪亮例子建立了终极目的（telos）能够由真实的人来实现而不仅仅是个虚幻的理想。这个闪亮例子不需要是所有美德的典范，事实上，他必须不是。这是因为让闪亮例子闪亮的不是他对人类脆弱的免疫力，而是在遇到脆弱时能够超越它。想象中的英雄天生不感觉到恐惧在战争前，闪亮例子感觉到恐惧但是能够克服恐惧，实际上正是克服恐惧向别人表明他们同样可以做到这些。同样的，忠实的丈夫或妻子的闪亮例子没必要，而且一定不要超越任何性诱惑。这里，他同样感觉到别人那样的性冲动，只不过他知道怎样把这些感情放在适当的位置。让闪亮例子闪亮的不是他们没有人类的弱点，而是有能力超越这些弱点。他经受考验并总是证明是表里如一的。这种在逆境面前对美德的坚持为那些希望自己也成为闪亮例子的人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闪亮例子的价值就在于任何人如果愿意遵循闪亮例子的脚步就能获得同样的美德。
跟随活生生的人的脚步是完全不同的过程，如果试图根据抽象的原则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果有人告诉孩子怎样尊重别人，孩子可能真诚愿意这样做，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做。他的困境和现代成人的困境一样，他们发现突然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和文化---比如古代巴比伦。自然的，我们时间旅行者想让他周围的人表示尊重，但是他可能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缺乏关于古代巴比伦人的内在知识将严重影响他目标的实现。他不知道怎样和别人打招呼，在街上遇见他们该怎么说，如果人家站在你面前你怎么看，是否需要鞠躬，或单腿擦地在权威面前。在餐桌上用哪只手取食品，在吃饭的时候，到底是坐着，站着还是躺着。他会遇到任何一个小孩子面对的同样问题，负责抚养他的人满足于给他讲很多的抽象原则和空泛的理想。是的，他想成为好孩子，但是小孩子该怎么做当他遇到讨厌人的两难处境或让人困惑的选择时。如果朋友不好，他是否背后讲朋友坏话呢，还是仍然忠实于他？大人和他谈话时，是否要看大人的眼睛呢？在座位上扭动眼睛到处看行吗？
这些都是必须给孩子回答的问题，如果他想完成行为规范教育的话。必须教会孩子一个一个具体的场合什么行为是适当的，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考虑到文化，性别，种族，种性地位，民族，宗教等的“显示尊重”的方式。对所有这些目的，闪亮例子是不可缺少的。在不是很早以前的教师里，老师常常指着一个学生作为示范对别的学生说“你们应该像鲍比那样。观察他是怎么操作的，跟着他学。”同样的，不久前，这个技能真正起作用：别的学生确实按照老师指定的示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种根据别人的行为规范自己行为的方式不应该和简单的模仿（mimetism）混淆。这个词是选自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Gabriel de Tarde）,创造的新词（mimetisme），他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竞争者。这个词描述了人类不加思考地模仿别人的自然倾向。模仿在熟悉环境下的方式和方法，一种自动的复制别人的行为没有任何意识到的企图要得到某种行为特征。模仿行为是简单地拿出来就像人们使用一个新的俗语，或新的打招呼方式比如举手击掌（high-five）。
对碰巧漂浮在个人环境中的行为方式的漫不经心的获得和有意的模仿别人的行为如模仿闪亮例子提供的活的方式是大不一样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有有意识的打算要用闪亮例子的行为取代自己的缺陷行为。换句话说，有明显阐明的愿望改造和重新塑造自我。当一个8岁的男孩反思另一个孩子的行为对自己说“我希望像约翰一样。”他不只是要崇拜英雄，他也是在给自己转换的工程要让自己在尽可能多的方面和约翰一样。
这个相连的线索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在当今美国文化中我们好像并不看好。对我们来说，一个8岁孩子应该有自尊有自己的特性。我们不想让他认为“我希望像约翰一样。”相反，我们要求他这样想“我很好，我不需要模仿任何别人。”但是我们坚持在8岁小孩身上创造自尊付出高昂的代价---通过拒绝鼓励小孩对自我的不满意，我们漫不经心地剥夺了孩子基本的人类改变自己的动机。通过不断灌输自尊，我们剥夺了他为自己设定改变工程和目标的机会。对自己的现状完全满意，他没有任何理由进行改变，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尝试新的自我。
当今对个人自尊的宣扬和人类普遍的传统是相违背的。德国诗人里尔克（Rilke）在写“阿波罗的躯干”（the torso of Apollo）诗的最后一行总结出来的传统：英雄般的完美追求就是挑战自己远非完美的现状。“Du must dein Leben andern”也就是说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
闪亮例子是理想价值的有血有肉的体现，我们只有后来逐渐欣赏通过实现这个美德的人身上发现之后。我们首先崇拜他或她，只有通过滞后的反思过程我们才能归纳出体现在日常存在中的抽象美德。爱和崇拜优先于反思和抽象。这代表了传统的观点和完全不同于这个观点把传统仅仅看作有用的神秘传说。我们社区的闪亮例子不是在那里仅仅作为傀儡和无产者，他们是为了我们所有人。成为好父亲的野心不是保存世界上的傻瓜和社会底层，而且为大学教授和亿万富翁。让本能模式合理化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可能是群众的低级杂志，但是这个模式本身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毫无例外的强制性的规范。还有很好的原因，在闪亮例子不再被人提及的世界，还有什么可追求呢？正如里尔克诗歌告诉我们的你必须改变自己，改变成什么样呢？宽容的人，还是聪明的人，这些是抽象。他们让我们在没有进一步改变的时候说自己上宽容的，正如我们可以宣称自己“有爱心，开明，等”我们可以决心对别人更加体贴，更加尊重别人的感情。我们甚至表现贴在保险杠上的宣传品确认我们和世界深深追求世界和平和人类博爱。
一个社会从闪亮例子看待人类理想变成以抽象概念看待人类理想表明社会已经发生能够想象到的最痛苦和难忘的变化。这个变化这么大那些从另一边来的人根本不理解留在原地的人的立场。这些是你们的闪亮例子，对我们没有意义。他们不是我的英雄，是你们的。
我们一旦让自己去测量自己的进步，我们已经失去了取得进步的最大动力，那就是让我们尽可能接近闪亮例子的机会。只有闪亮例子才有力量让我们从现状超越进入更高境地。单单抽象概念从来也做不到这点。其实，这些抽象概念作为各种各样臭名昭著的自我欺骗的伪装，因为没有哪个抽象概念能防止即使最恣意的滥用。
典范的死亡
在当今文化战争中，一边的代表已经系统地着手摧毁美国中产阶级的闪亮例子。他们好像没有意识到荒诞和最接近的基督教历史上各种反对崇拜偶像运动的有意识的荒诞。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做这些---媒体，当然还有教育体制。他们工作非常全面，非常大胆以惊人的伪善的托词，在此基础上他们要求另一个闪亮例子的牺牲。
在当今关于同性恋婚姻的争论中，这种主张者被戴上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恳求希望他们的到来。确实，整个问题在于用法律和道德权利的词语来对抗，同性恋婚姻的反对者只能用“残留的个人偏见”来再次回顾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的让人记忆的话语。
但是把自动的和非理性的合并起来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自动的和不加思考的反应正是本能模式给我们说话的机制。它启动感情的阀门因为它的设计就是如此。像某些自动装置，如手指碰上火赶紧躲开，本能模式的即刻反应，不能证明是非理性，表现出特别的重要性。尤其在危险和危机的时候，行动之前不思考。如果人面对飞驰而来的汽车还要思考一番在跑开，或者手指碰上火还要思考有多少选择方式的话，理性与其说是我们的帮助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敌人。这些决定最好留给本能反应，不管它们是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是本能系统。
这就是为什么对许多人来说，包括同性恋男女，对同性恋婚姻的直接反应来自基本层面。感觉到有点可笑，错误，过后很长时间才会抽时间考虑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这里的原因是：被问到这个问题本身就够让他们吃惊的了。你怎么解释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地球上竟然有人想过要做的事的反对意见呢？这个邀请平静地思考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产生紧张的本能反应的源泉。让人平静地思考他认为荒谬的事等于是让他承认他不能承认的失败，问题的合理性。
想象一下一个陌生人来到你面前，问能否让他带着你8岁的女儿坐他的新车在城市兜风。显然，不管这个陌生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多么优雅，你肯定会说不。但是假如他开始问你为什么不让他带你女儿兜风，如果他说“听着，告诉我原因。我把手机给她，你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你有什么义务要向陌生人说明原因你不允许带你女儿兜风？
没有。一个没有来由的问题根本就不配得到回答。你一旦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像它是合理的，你就来不及指出你最初的反对了。也就是竭尽全力阻止（Over my dead body）。
直到最近，婚姻好像安全地掌握在结了婚的人手中。它是结了婚的人从事的活动，当然不是一种特权可以延伸到排除别的人。毕竟，谁不结婚啊？你不必要是个异性恋者，你可以同性恋。那又如何？婚姻是人类所知的最自由的形式。它对漂亮和天仙般美丽的人张开双臂，同样也对丑陋和一般的人表示欢迎。它规定了必须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么？是的，但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奶酪煎蛋卷是鸡蛋加奶酪，定义中忽略橘子汁或烤面包并没有侮辱它们的任何意图。橘子汁和烤面包是好东西，只不过你做蛋卷时用不着它们。
那些结了婚的人，那些准备结婚的人或教育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要结婚的人也许都是白痴，没有头脑的跟从小的时候不懂事被灌输进头脑的中的信号。但是他们通过独特的可信赖的本能模式传递跨代的巨大责任假定。不是恳求人们让世界变成更加美好的地方，而是让孩子的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世界而不是更好的抽象理想的世界。
我们都有个人认识的这种人的闪亮例子。就像我们都有人人都知道的平常的父母或绝对可怕的父母。现在假如有人告诉我们，正如同性恋婚姻争论中常说的，婚姻组织已经不像以前的样子了。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美好婚姻的闪亮例子，好父亲，好母亲的例子，幸福家庭的例子已经不再是我们生活中渴望实现的梦想？绝对不是。我们或许比以前离闪亮例子的理想更远了，但是它不能证明我们应该抛弃这个理想。如果船上的水手患上坏血病因为石灰不再时髦，那这是不是理由将石灰扔到船外，或改变时尚的理由？
幸福婚姻的闪亮例子以及它的继承的理想是我们曾经赞同的，但是现在闪亮例子已经面临最糟糕的命运。它已经成为争论的话题，因而也失去了最基本的保护性品质：社区眼中的伦理明显性。一旦词汇“同性恋婚姻”出现在空中，婚姻突然成了它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婚姻中的一种，一种传统的婚姻，或者更恐怖的：异性婚姻。
伦理极端主义
婚姻的庄严性已经被跨代地灌输进我们的本能系统。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庄重地执行。这个“必须”必须成为我们的第二本质。它必须拥有伦理明显性的特征。婚姻不能被取笑和嘲弄。但是婚姻现在能保持其庄重吗？谁来告诉下一代如果他们要获得孙子辈的尊重，该必须满足的生活标准呢？
这就是喜欢抽象推理的人能够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摧毁社会赖以存在的伦理基础。他们提出了争论的话题，在此之前人们根本就不能想象的话题。他们把从远古时代以来任何文化中连接父母和孙子辈的集体的本能模式变成了流行的知识分子唧唧喳喳的讨论话题。
问一下自己我们现在的文明程度的伦理基础安全性在哪里，什么不能被抖出来质疑一番，或者什么深深珍视的生活方式突然成了“残余的个人偏见”。
我们正在经历“新话语”的胜利，其中那些只是希望保存自己生活方式，通过本能方式传授自己的下一代核心价值观念的人不再有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悲哀。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粗略勾画出这样的语言可能的样子，以及如何使用它捍卫这些代表黑格尔说的社区的独立存在的价值――这个阶层代表社会的伦理基础，它的伦理坚固性和缺乏想象力允许思考阶层的高精神的实验不用担心社会彻底崩塌的危险。
如果媒体和学术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思考阶层继续破坏所谓“文化后院”的本能模式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它最终将成功地颠覆甚至摧毁已经建立起来普通美国人的共同伦理基础的本能模式它会所有这些从无理性的观念中实现，认为涉及公正和宽容的抽象原则能够代替人类长期以来文化演化积累起来的本能模式。
知识分子不知道如果美国中产阶级失去对上帝和对同胞的基本信仰会产生的可怕后果。他们的朴素的美德和平凡的观念是我们国家和世界的体面和正直的基石。这些人给自己的孩子捍卫美好，战胜邪恶。如果在他们眼中这个清楚简单的区分被道德相对主义的泛滥和伦理轻浮的审美模糊化了，到哪里寻找愿意和能够保护人类体面的人呢？
即使我们中最有学问的人也能从美国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中学到些什么。因为被夺去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怪异和过时之处，本能模式中有坚实稳固的智慧核心，就是用这些，极端主义者抚养自己的孩子，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同性恋者和我自己都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他们坚定地遵循体面，诚实，正直的价值以及所有平凡简单的原则。如果愿意，你可以不信基督教那一套，但是应该尊重这些人赖以生活的伦理基本规范。这不是智慧的软弱，而是性格的力量。
美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宽容人们生活方式的实验，不是出于愚蠢，而是出于可信赖的宽宏大量，新教徒价值观对我们国家和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到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开始表现宽容的时候了。第一步就是迅速撤退从对婚姻是或应该是多数美国人心底认为神圣的闪亮例子以外的方式的即使最微小的议论，因为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他们让我们想象我们希望的世界，现在是我们让他们想象他们的世界的时候了。
如果同性恋男女想创造他们的闪亮例子，他们必须自己做，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想象。他们必须用自己独特的世界视角塑造自身，通过一个不仅被未来的同性恋男女尊敬甚至得到社会其他成员认可的精神特质。但是对他们来说没有优势，如果他们坚持试图与他们自己已经放弃的伦理传统的闪亮例子合作以便找到在世界上的自己的道路。那样的话，最终只能是自我欺骗和痛苦的失望。
文明的前提之一是有个根本的伦理基础，根本不允许遭到冲击和崩塌。除非大部分人有深层的巨大的不加思考的义务对自己孩子而且是孩子的孩子美好生活的义务，否则保存我们文明的伦理基础的跨代基本义务将会成为不确定的事。虽然可能履行这个义务，但不再是确定无疑要执行的，这个保证来自闪亮例子。
译自：“The Future of Tradition”by Lee Harris
Civilization and Its Enemies: The Next Stage of History (Free Press).
http://www.policyreview.org/jun05/harri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