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哈里斯 著 吴万伟 译

占领华尔街运动在2011年开始的时候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99%。”一年后，占领运动开始显示出它不过是另一个1%而已，当然不同于运动旨在攻击的1%最富裕的美国人，但他们也并不必比尔•盖茨（Bill Gates）或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能更多代表普通美国人。

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从来没有接近代表99%美国人的观点，但他们最初确实引起大部分美国人的同情，因为多数人把美国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归咎于华尔街流氓的贪婪和自私。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很久，许多温和的甚至非常保守的美国人已经对美国存在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越来越警惕，担忧中产阶级的萎缩可能破坏民主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如果在这些相对主流的美国人之外添加大群认为经济正义本身就是目的的充满激情的自由派，你能很容易算出美国人的比例虽然达不到99%，但肯定是美国选民中可敬的庞大比例。

如果占领华尔街运动能够激发这些群体的支持，那是因为它处于对当权者发起强大政治挑战的有利地位。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占领运动或许渴望最起码在民主党中发挥像茶叶党在共和党中发挥的那种作用，成为需要认真对待或至少需要迎合的力量。但是，从今天的情况看，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民主党可能与占领运动试图重新占领公园和广场的活动保持距离，现在春意盎然正是春游的好时候。但是，占领运动已经在他们试图团结的民众中变得并不受人欢迎，任何一个政客如果附和其追求的目标就等于政治自杀。

华尔街金融家突然受到民众欢迎了吗？没有。民众对这些靠欺骗和违法行为使其损失数十亿美元的家伙的怨恨仍然非常强烈。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是多数美国人开始对占领华尔街运动感到怨恨，怨恨的程度不亚于对行为糟糕而贪婪、不讲道德大发横财的人。

暴力和“99%”

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缺乏聪明人。这场运动的早期鼓吹者中最著名人物之一是聪明的经济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人们常说“我们是99%”的口号就是他提出的。被描述为“占领华尔街的反领袖”的格雷伯认为，该运动是新时代的黎明。在一次采访中，格雷伯说他在2011年有三个目标。第一个是学会开车，第二个是看到新书出版，第三个目标是发动一场世界革命。

我不知道格雷伯学开车了没有，但是就目前来看，他发动一场世界革命的前景非常黯淡。到了2012年三月，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被驱逐出最初的根据地祖科蒂公园，他早先曾经把它比作推翻国家政权的阿拉伯之春，如今只剩下40个死硬支持者在联合广场（Union Square）坚守，其中一个宣称“我们现在要从头开始。”

这解释了为什么占领运动的很多人渴望五一节，希望能重新点燃曾经在2011年激发出的那种热情。真实的情况是虽然五一节的大部分抗议者是和平示威，但是有人采取了不同的途径。

在旧金山的米申区（the Mission District），一群自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五一节活动中砸轿车窗户，破坏商店门面，甚至攻击警察局。一个试图维修当地公司大门的手艺人遭到“抗议者”的棍棒袭击，但仍然能保护商店橱窗免受破坏。幸运的是，维修工受伤不重，但袭击体力工作者在国际劳动节前夕作为庆祝的实质确实不可思议。在过去的五一节庆祝活动中，工人也常常遭到攻击，但往往是遭到警察而不是本来要解放他们的人的攻击。

西雅图在第二天出现了更糟糕的事，大约75名示威者采用了黑衣军团（the black bloc）战略。他们身着现代的忍者夜行服，使用通常的砸窗或给车胎放气伎俩，随后脱掉外衣，消失在人群中。

暴力和打砸抢最初不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议程的一部分。运动中的有些人已经谴责了五一节的打砸抢活动，把它归咎于混入运动中的外人。但这种反应有点不能自圆其说，谁有权威决定运动中什么人是外人呢？从一开始，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拒绝等级观念。权威，一切权威都是敌人，人人都可以自由定义运动的目的，只要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直接采取自己认为合适的行动。街区打砸抢和（米申区的打砸抢和西雅图的黑衣军团）不过是做自己的事。他们得到了渴望的东西---媒体关注。

这两个场景仅仅是令人遗憾的偏离还是指向占领运动发展的新阶段，即暴力成为既有战略的组成部分？当然，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但我们有理由担忧最坏情况的出现。

第一，革命运动吸引愈来愈多的暴力追随者参与是其本质。想想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和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党。

第二，指导占领运动的最初战略证明是彻底的失败。旨在吸引媒体广泛关注，公园和广场的群众占领使人自食其果，最终引发美国政治光谱从纽特•金立奇（Newt Gingrich）到比尔•马赫（Bill Maher）等各方的敌视。

在2012年重新再来一次2011年的情况已经基本不可能了。因为占领运动不会像一股烟似的消失，该运动很可能被暴力和打砸抢的支持者劫持或破坏。

但是，本来不需要这么做的。还有另外一种道路：即反思占领运动最开始在哪里出问题了。这么做的最好地方是大卫•格雷伯的书《债务：第一个五千年》，我们可以肯定大卫•格雷伯在2011年成功地做的一件事。

我们都已经是共产主义者吗？

格雷伯的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他认为共产主义不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替代品，而是已经存在的社会生活模式，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都存在的生活事实。用格雷伯的话说，我们都已经是共产主义者了。

格雷伯承认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挑衅性，他毕竟是无政府主义者，人们可能期待他会说一些出格的言论，但格雷伯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在我们理解其有趣观点之前，我们必须简要回顾一下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人类最初生活在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和平状态，这是人人平等占有所有资源的田园诗般的世界，当然不是工人的天堂而是幸福的猎人和采集者的天堂。

原始共产主义神话不仅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历史猜测，它对整个社会主义工程来说都是最根本内容。因为人们曾经居住在人人都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生活的世界，在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组织天才释放了人类的智慧和劳动潜力之后，他们肯定能按同样方式生活，虽然必须出现在资本主义被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取代之后。

简而言之，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天性。正如嘎嘎夫人（Lady Gaga）可能说的，我们天生如此。多亏了资本主义的转型阶段，只有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从前的情况很容易再次出现。

作为研究所谓的原始社会如何真正运作的人类学家，格雷伯驳斥了猎人采集者天堂的神话，实际上，格雷伯在书中阐明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自人类诞生以来，暴力就普遍存在，一直就是弱肉强食。

这是重要的纠正，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把人类看作一种天生喜欢易货贸易的动物，不同于倾向砸别人的头并偷走人家东西的动物。在人类历史故事中排除掠夺者和抢劫者就是打开了所有多愁善感的人性善的废话的大门，格雷伯应该受到称赞，因为他强调了这个令人悲哀的真相的永久相关性。

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

除了易货贸易，相互砸对方的头，格雷伯认为，人类也从事完全不同的经济活动：我们常常与他人分享东西。当格雷伯说我们已经是共产主义者时，他指的是人们熟悉的真的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生活的场景。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有文化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在与家人和亲密朋友交往时都毫无例外地遵循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母亲不会期待孩子支付她照看孩子的服务费。哥哥不会按小时计算把棒球手套借给弟弟用的租金。如果朋友得病需要某种东西，我们直接到商店里替他购买，从来不会要求她支付汽油费。

正如格雷伯指出的，这种行为在危机时表现得最明显，如自然灾害。这时候，人们愿意甚至愉快地向最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不那么戏剧性的是，同样原则也起作用，当我们看到商店柜台上有个箱子，上面写着“留下一个便士，拿走一便士”，这是为了帮助没有多余零钱的顾客。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都能看到共产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发运用。

格雷伯注意到在不怎么发达的社会里，在没有成熟的市场的情况下，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是整个社群的基本组织原则。在此情况下，社群各种成员都将保留一个牵涉很多人的信贷账户。

而且，存在隐含的互助对称概念，每个人都同意如果甲给了乙一头健康的牛，乙不能期待通过给甲一只臭鼬就算回报了甲的好意。这并不是说乙必须在事先决定好的日期之前返还相当于一头牛的确切价值的东西作为回报，这显然是标准的市场交换原则，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奶牛，但它确实意味着将来某个时候，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乙必须愿意做些在社群成员看来相当于奶牛价值的事。这大约类似于我们的礼尚往来概念。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优惠是什么或什么时候会还回来，我们只是承认需要这么做，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回报他人的好意。

社会和搭便车问题

相互对称的隐含概念同样出现在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中，但引人注目的事实是，除非有人破坏了这个基本法则，否则我们都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高兴地把割草机和吹叶机免费借给邻居弗兰克使用，如果他拒绝我们使用他的轮胎气压表，除非我们支付使用费的话，我们会感到吃惊和厌恶。

请注意如果弗兰克从来没有借过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在此情况下，或许认为弗兰克不怎么讲究邻里关系，但没有人会指责他是个让人瞧不起和厌恶的家伙---即一个搭便车者。

袭击头部并抢走我们东西的抢劫者显然是罪犯，这种行为是对社群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要组织起来保护自身免受暴力侵犯的危害。但是，搭便车者对任何人都不造成人身危险，也没有对付这种人的法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实际上违反任何法律。他们破坏的只是群体生活的精神。

实际上，任何一个在名副其实的公社生活过的人很可能遭遇过这种现象的至少一个例子。虽然其他人都愿意为公社尽自己的力量，但搭便车者总是尽可能地少付出，几乎毫无例外地总要不停谈论自己的需要。

但是，搭便车者也存在于普通社会中，多数人都遭遇过这种人。他们加入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以便成为他人慷慨行为的受益者，同时从来不回报别人的付出。他们拒绝在行动上遵循相互对称的隐含法则。简而言之，搭便车者总是从箱子里拿一个便士，但从来没有想过往里面放一个便士。

因为搭便车者通常都没有廉耻，试图通过遵循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原则而让他们感到羞耻的做法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从定义上说，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是非正式制度，法律没有办法约束搭便车者。（法律对付不了只从盒子里拿便士而从不往里面放便士的人）实际上，任何人都很难阻止搭便车者，除非把他们撵走。这恰恰成为他们令人感到怨恨的理由。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不然就会破坏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基础。

小偷只是偷走了一件东西，搭便车者则破坏了人人都能获益的社会安排。他毒化了在亲友甚至陌生人之间存的互助本性。搭便车者迫使我们询问“我是否被人利用了？”因为搭便车者不遵守基本法则，其他人也就失去了对法则的信心，直到整个制度崩溃为止。让搭便车者不能拿走所有便士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本就不设便士箱。

不幸的是，格雷伯的书根本没有涉及搭便车者的概念，也没有考察他们对日常生活中共产主义活力产生的破坏。如果他这样做了，或许就能预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给绝大多数美国人产生的最终影响，他们终于看到这些抗议者是一帮搭便车者，从定义上说，搭便车者是糟糕的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者。

搭便车者的指控很难回避。在占领运动内部，毫无疑问有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者的例子，相互借贷，相互帮助，根本不担心哪个东西是谁的。但占领者绝对没有关心其他人为运动的正常运行必须支付的成本。

正如美国各地城市成为新的反华尔街抗议者的场地，这些抗议者用帐篷和临时厨房占据公园，很快就很明显的是占领运动花费了纳税人数百万美元。运动本来要为辛苦工作的美国纳税人代言的，结果却发现占据公园和广场的人中几乎没有人有正经职业。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他们怎么就赖在那里不动呢？

共产主义原则“各尽所能”的前提是有能力的人愿意为共同利益做事，而不是整天占据一个地方什么事也不做，这里本来可以作为很好的野炊场所至少是令人愉快的风景。

从这个角度看，占领运动的抗议者是非常糟糕的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如果和抗议活动期间仍然继续工作养家糊口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相比的话。

暴力、共产主义和宗教

但是，格雷伯的思维中还存在更深刻的矛盾。我们许多人欢迎推动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即使我们不使用格雷伯的术语，也都认识到人人相互帮助的共同体价值观。这当然是与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有些变化的新鲜观点，因为正统思想认为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但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一致的，其行为与理论是吻合的。他们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革命，即暴力革命。

但是，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不同，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不能通过武力强制实施。人们必须自愿选择这么做。他们的自发行为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的宗教或文化传统，但任何政治革命都不能指望在并不存在日常生活共产主义的社会中灌输这种精神。相反，因为革命破坏传统结构和日常生活的联系，更更可能毒化这种精神。简而言之，格雷伯如果真的渴望推动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就必须抛弃世界革命的浪漫主义狂热。

对于格雷伯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来说，有一个解放办法。格雷伯实际上是非常独特的人，他是罕见的对宗教持友好态度的激进思想家。毕竟，宗教成功地做了政治革命没有做成的事，正如格雷伯在书中注意到的，鼓励和推动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宗教运动是如何做到政治运动无法做到的事呢？最重要的是，他们依靠按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原则生活的个人，并通过自己光辉的榜样力量感染他人。

当然，对有些人来说，这条道路不像砸轿车车窗或者扎破轮胎那样刺激，但更容易赢得追随者。

译自：“The Occupy Movement and the Communism of Everyday Life” by Lee Harris

http://www.lee-harris.org/11651/occupy-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