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方面的探索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许没有太多精英主义色彩，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毛泽东便开始探索如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即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后来这种探索也被叫作“反修防修”。
1957年，毛泽东提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次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他进一步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那时，他用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是搞整风，搞试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他看来，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 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憧憬的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的扁平化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们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对“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贫宣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等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实现毛泽东理想的途径。
不过，经过八年“文革”后，毛泽东认为，靠一次“文革”还不能实现他的目标。在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也成为他“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毛泽东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又多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一百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革命。
简而言之，由于毛泽东晚年一直致力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用种种方式促进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当然“阶级敌人”除外），中国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旧精英”与解放后形成的“新精英”都受到了抑制。
二、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已形成某种三角同盟，并有刚性化的趋势
然而，改革开放是以反对“平均主义”起步的。30多年过去后，亿万普通工人、农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却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在政治精英的扶持下，原来政治上处于底层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到社会上层，他们也利用手中的资源与知识向政治领域渗透。现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已形成某种三角同盟，并有刚性化的趋势。
各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也反映到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上。在毛泽东激烈主导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革”后期，工农兵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主体，占2/3以上，其中工农代表超过一半。“文革”以后，工农人大代表的比重逐步下滑，从1975年四届人大的51.1%滑落到2003年十届人大的18.46%。在2008年召开十一届全国人大时，据说“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大幅增加”，但工农代表具体占多大比例并不清楚。我们知道的是，各级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代表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的主体，约占2/3。至于全国政协，那更是汇聚了各路“精英”，它的2 237位委员分别代表34个界别。虽然全国政协里也有 “全国总工会”和“农业界”的代表，但他们多为专职工会干部和农业专家，鲜有普通工农的代表。
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精英政体
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精英政体。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多数人统治的理论开始被广泛接受时，加塔诺·莫斯卡就提出了“统治阶级理论”，维弗雷多·帕累托也提出了“精英理论”。他们预料，普选时代会产生一种幻觉，似乎人民成了统治阶级，但实际上，社会还是会由一批精英统治，而这批新精英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分子。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提出“精英理论”，欧美各国后来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都证实了他们的预测。
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民众参与的主要形式是选举。而在选举时，占有不同社会资源的人，参与的可能性非常不一样。大量跨国历年数据表明：占有资源越多，投票率越高；占有资源越少，投票率越低。换句话说，社会精英阶层比下层民众参与选举的频率高出很多。
不仅社会精英阶层投票更积极，绝大多数在选举中胜出的人也来自精英阶层。有关欧美各国政治精英的背景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不少，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影响比较大。60年代以后就比较少了，到当今已是凤毛麟角了，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在美国国会，众议院435个成员里面，至少有123个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说435个里面有将近1/3是百万富翁。在参议院100个人中，至少有50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一半。说这些人是百万富翁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其中不少人是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例如，2004年总统候选人克里，他的家庭资产达3.4亿美元。也许有人会说，美国国会中百万富翁多，那是因为美国百万富翁比较多。美国百万富翁的确是不少，但是百万富翁的数量绝对超不过人群的百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百万富翁是扎堆出现在政坛上。一位研究美国国会的学者Thomas Mann概括得好：美国国会议员绝对不是从一般老百姓里面挑选过来的。他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英团体。
除了积极参与选举，影响决策者的挑选或亲自出马担任公职以外，社会精英阶层也会不遗余力地用游说的方式影响政策决策过程。西方主流的“多元主义”试图说服大家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团体，提出自己的诉求；无数个的团体的存在使它们不仅可以有效制衡政府，而且能互相牵制、避免任何团体独大，从而形成多元政治格局。然而，实际情况是，代表精英阶层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比代表普通民众的团体的能力大不知多少倍。
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导致各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严重不平等：精英阶层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下层民众。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选战正酣时，普林斯顿大学Larry M?Bartels 教授出版了一本题为《不平等的民主》的专著。当时有报道说，奥巴马也读到了这本书。这本书分析了第101、102、103届三届国会期间，参议院决策对不同收入群体诉求的回应性。它发现：参议院对高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最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次之；对低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最低，甚至是负的，意味着对他们的利益是有害的。这种回应性的差异在三届参议院的情况大同小异。
有人也许会说，美国是两党制。如果一个党嫌贫爱富的话，另一个党会平衡这个政策偏向。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虚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党有没有差别呢？的确有。共和党更倾向于富人，但民主党对穷人也不客气，两个党对穷人的回应性都是负的。很显然，这两个党是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太大，都是以代表精英阶层利益为己任。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过于精英主义，这恐怕是它“民意合法性”不高的根本原因。
（本文摘自王绍光教授新著《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