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柏林“启蒙之友协会”发起“什么是启蒙”的讨论，许多著名学者参与这场讨论，一系列文章在《柏林月刊》上发表，康德“什么是启蒙”的论文是其中最著名一篇。自康德之后，黑格尔、尼采、卡西尔、卢卡奇、阿多诺、哈贝马斯和福柯等西方哲学家，联系西方的现实和传统，对启蒙精神进行持续不断的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吸取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精华，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学说。毫无疑问，西方启蒙及对它的反思总结，对中国人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重提“什么是启蒙”的问题，追问的不是西方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问题;“中国启蒙”也不仅是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现实问题。然而，一提到中国启蒙，很多人本能地想到五四运动，“五四等于中国启蒙运动”已经成为一个思维定势。其实，五四时期的人根本没有使用“启蒙”这个词，充其量只是用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新文化运动。用启蒙的概念来概括五四运动，那是1936年“新启蒙运动”的事情，但那场运动和它的概括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海内外才把五四运动等同于启蒙运动，那时西方对启蒙已是一片讨伐声。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讨论中国启蒙或五四运动，更多的意见是顺应超越启蒙、批判现代性、告别革命的思潮来总结中国启蒙的“失败教训”。
现在我们重提中国启蒙的问题，是不是要重蹈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体用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保守与革命之争的覆辙呢?如果我们不想坐而论道，以致陷入自清末开始的“百年争论”的怪圈，那么就要老老实实地直面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认认真真地思考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时代，仔仔细细地分析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是什么。因此不揣冒昧写此文，请教于关心中国现实与未来的人们。
新民主主义与中国启蒙
“启蒙”的概念与“哲学”不同。中国古代无哲学之名而有哲学之实，中国古代既有启蒙之名又有启蒙之实。汉儒的“祛弊启蒙”是启蒙的命名，17世纪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是启蒙之实。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从17世纪明末清初写到20世纪初的章太炎、王国维，并在附录中评论了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和鲁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明确说新时代“在中国即以五四为起点”。
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在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大家对1840年以来中国所受的帝国主义的欺辱同仇敌忾，大概都会同意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是反帝，虽然各家各派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和所指不尽相同;但要说中国近代史的另一个主题是反封建，那就歧见丛生了。
现在很多人不同意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他们说，“封建”的意义是“封邦裂国”，只适用于中国先秦时期和西方的中世纪，而不适用于秦汉以后的古代社会。其实，无论中西，土地分封和中央集权并行不悖。中世纪诸侯邦国是封建制，他们的政治代表“神圣罗马帝国”有名无实，既不神圣，又不在罗马，也不是帝国。但这不等于说中世纪没有中央集权制，罗马教廷就是中央集权制的神权政治。即使近现代，英法德欧洲“民族国家”的君主集权制或立宪制同贵族封建制也长期并存，就连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保留着大贵族的地产。
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是否意味社会制度没有封建性质呢?毛泽东和党内理论家们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四个特点，前三个特点涉及社会经济制度，包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交高赋税“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还要为封建阶级国家服劳役。最后一个特点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该文接着说，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些论述实事求是地概括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
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这个纲领依据的是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的分析：在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条件下，中国封建势力只有依赖帝国主义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反过来，帝国主义只有勾结封建势力并通过在中国的买办才能在中国攫取最大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直接统治中国，独霸列强瓜分的在华利益，发动野蛮战争侵略中国，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新民主主义的透彻逻辑是：反帝必须反封建，反帝反封建首先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但对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缺乏透彻认识。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背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苏俄帝国主义的恶意输入，把封建制度当作统治的基础，把封建主义当作“中国文化固有的道德价值”和“复兴民族”的立国纲领。1931年蒋介石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毁弃了民族固有伦理、道德、精神、文化”;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抗战胜利后建国纲领的思想基础定位于“四维八德”、“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所谓忠孝，就是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服从，“个人唯在国家民族之中，始可以生存发展”。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混乱不堪，他把苏联等同于帝国主义。他虽然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却没有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因此一面领导抗日战争，一面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对待美国，蒋介石一方面依赖、迎合，另一方面对其限制自己权力及推行美国民主的企图心怀不满。这是一个不懂理论的精神表象、没有战略眼光的军事统帅、不了解国情的政治独裁者，他的失败岂不是历史的必然吗?
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共产党在1927年之后开展“两种革命”即“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在文化战线，针对伪满洲国遗老推行“尊皇王道”的奴才教育，也针对蒋介石营造封建氛围的“新生活运动”，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在1936年发起“新启蒙运动”。旗帜鲜明地把中国启蒙的任务—文化上的理性主义、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救亡压倒启蒙”不符合历史事实。
“新启蒙运动”时间虽短，但意义重大。发起启蒙的共产党理论家陈伯达后来来到延安，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把“新启蒙运动”思想成果发扬光大。该文明确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和“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的追求是中西文化的优秀成分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肯定“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有“优秀的历史遗产”;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追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共产党宣言》说，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晚年说，除这句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概括新时代的特征。
《新民主主义论》是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通过这个广泛团结中国人民的纲领。早在军事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主导了政治合法性的话语权，取得了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难道不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吗?
改革开放和中国启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反帝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建国不久，“新民主主义”迅速被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其后果是忽视甚至取消了尚未完成的反封建的任务，继而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恢复封建主义，对中国现代化事业造成危害，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野蛮愚昧毁灭文化知识，专制取代民主集中制，借“大民主”大搞法西斯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革无产阶级和人民及其先进分子的命。“文化大革命”是五四运动开启的中国启蒙事业的反动，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叛，是封建主义的回潮，是历史的倒退。把“文革”的根源追溯到五四，简直是颠倒黑白，用假社会主义的恶果否定启蒙，完全是混淆是非。
对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危险，老一辈革命家从来不缺乏清醒认识。比如，周恩来在1951年就指出：“由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地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虽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或正在从经济基础上给封建制度以根本的摧毁，而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甚至在不少的干部中，依然留有深固的影响。”再如，刘少奇在1957年深刻地指出：“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要跌跤子。”还如，针对“在农村大批资本主义，天天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做法，万里在1980年提出了“到底怎么估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的问题，他说：“书记处讨论过，封建思想的余毒是不可轻视的，封建主义还影响着我们的各个方面，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有，在经济上也有。”
邓小平在1980年深刻分析了封建余毒得以流行的历史原因：“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痛定思痛，温故知新，中断的中国式启蒙必须重启。启蒙思想向来是社会革命的先声。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为1981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而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又反过来巩固发展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
邓小平在1982年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政治思想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思想上、制度上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改革目标。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深刻分析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广泛存在，包括“社会关系中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于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有极大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邓小平专门以“宗法观念”为例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为派的恶劣作风”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的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
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他号召“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邓小平提出要分清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几个政策界限：既“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为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既要“在制度上做一系列的改革”，广大干部和群众也要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邓小平要求：“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不能片面提“兴无灭资”的口号，不能“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以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对资本主义中哪些需要批判、防止、克服、抵制的思想和倾向，以及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等问题，“有必要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
在纪念邓小平诞生11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令人百感交集、思潮翻滚。32年过去了，邓小平指出的封建主义遗毒的种种弊端非但没有清除，很多弊端甚至愈演愈烈，持续地、严重地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成为阻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顽疾。比如，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作风和特权现象被固化为僵硬的体制，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官商体制、上下级和干群关系的不平等现象发展为“官本位”的等级，成为权钱交易、任人唯亲、贿赂腐败、骄奢淫逸的制度性根源;而文化专制主义作风和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淡漠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虽然现在腐败的贪婪早已超出“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但形形色色腐败现象的根源正如刘少奇1957年所说“我们抄袭了封建等级制”，他说“将来要跌跤子”，不幸预言成真。正如《人民日报》在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后发表的评论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妻荫子、封建依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要出事。”个人身败名裂事小，祸国殃民事大。
邓小平提出把肃清封建遗毒同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合起来也有现实针对性。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已不限于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个人品德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遗毒相结合，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总是要和各地封建主义的落后东西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马克思在揭露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说：“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的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神庙(原编者注：位于孟买北部的庙宇)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可怕。”中国封建社会有官商勾结、买官卖官的固有恶习。在全球化时代，无论国际资本，还是国内资本，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总要千方百计地寻租政治权力来攫取巨额的不法利益。这是普遍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国家的一条政治经济学规律。世界上比较成功的治理经验证明，只有健全的法治、全社会的民主监督才能制止资本和权力相互勾结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权益;相反，不受制约的权力和资本、没有监督的制度和畸形运作的资本市场，则是少数特权人物和不法分子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的天堂。
习近平给全党全国敲起警钟：“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要亡党亡国!我们要警惕啊!”党中央治理腐败坚定不移，步伐稳健，治标也治本，用行之有效的治标手段争取时间，以治本为根本目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直至最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持续不断地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协调和配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启蒙
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启动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航程。应该看到，现在深化改革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迥然不同。当年，党中央一系列政治思想路线，从“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全面改革开放，得到全国上下一致拥护，形成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共识和合力，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为30年发展聚集了人气和精神动力。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始终有封建主义遗毒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假冒、歪曲、否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思潮，始终有企图开历史倒车的主张。由于各种意识形态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多年的对立和博弈，现在思想解放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争议，改革开放每一项重大决策都有阻力，几乎没有社会共识可言。
今年的五四，习近平在北京大学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曲折是非的价值标准。”这就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凝聚全民族、全社会的思想，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共同目标提供团结协作的动力。
党的十八大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24字真言，分为三个层次：在国家的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的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个人的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按照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这三个层次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道德建设。邓小平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更是全方位、深刻的社会变革，不破不立，需要结合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和坚决抵制腐朽的资本主义倾向的“破”，才能把握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立”，首先需要全面地理解这三个层次12种价值取向的历史地位、现实功能和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下分别述之。
第一，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华民族长期不懈追求的目标。在旧民主主义时期，在“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之际，黄宗羲期待“三代之盛”复兴的“大壮”，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大同书”，孙中山“天下大同”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无不寄托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朝向这个理想前进了一大步，《新民主主义论》宣布：“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9]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正在把理想逐步转向现实。邓小平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优秀的人才”;他明确指出，经济是否发达、政治是否民主、文化能否造就优秀人才，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的三条标准，“所以，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20]。经过30多年坚持不懈的奋发努力，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奇迹，“四个现代化”从蓝图变为现实，强国不再是梦想，小康走进千万人家，习近平提出“中国梦”，鼓舞中国人民朝向21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更高理想而奋发努力。
“但是，这些不过是乌托邦啊”，一个声音喧嚣着;另一个声音附和着，“都是西方启蒙的进步主义在作怪呀”;还有一个声音跟着喊，“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普遍的价值嘛”。这些人不懂或假装不懂：人类不能没有乌托邦，人类历史就是按照更真实、更完善、更美好的目标，不断把理想的合理性转变为存在的现实性的进步过程。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公式、数学中的虚数、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自然状态，等等，都是这样的乌托邦。社会进步、科学昌明的每一步，都使人发现并证实了自身的创造力量——建设理想世界的力量。某些人对人类的进步视而不见，他们依据“斗争逻辑”的思维惯式，自以为是地一口咬定：由于西方经济在衰退，就不能通过全球化与各国分享利益的途径来实现国家富强;既然西方人搞民主，就是要反民主;既然西方人讲文明，就是要戳穿西方文明的虚伪性;既然世界上充满矛盾和冲突，就是要阶级斗争天天讲。而我们看到中国启蒙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并正在证明的真理是：实现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国人300多年追求的价值取向，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符合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也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如果在国家层面放弃了这些价值，中国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主义就谈不上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第二，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任何一个文明、健康、有序的现代社会必备的公共价值。这四者承担着彼此有别而又相互联系的社会功能，其中：自由和平等是基本准则，公正和法治是制度保障。这四项社会价值是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即使经过长期的摸索，如何处理它们之间关系至今仍是现代社会的治理难题。
原来，自由和平等既是伙伴也是对头。人类社会是朝着从不平等到平等、从人身依附到人身自由的方向发展的，自由和平等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诉求，当他们争取到平等和自由的权利之后，却发现这两种权利的行使常常造成社会矛盾：或者是多数人以众暴寡，或者是少数人以强凌弱。以平等自由为原则的自由主义于是陷入悖论：或者强调人人平等而牺牲少数人的自由权，或者强调自由权不可侵犯而限制人人平等。由于西方民主制的平等权是公民的普选权，平等与自由的悖论造成西方民主制的困境：一方面，多数人赞成的投票结果不一定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反映社会长远利益的决策往往不能通过;另一方面，少数人意志可以合法地强加给多数人，造成损害社会利益的后果。
中国当然不能盲从自由主义，照搬西方民主制。但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现在仍有活力的东西当作腐朽思想来反对，不能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更不能用封建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来冒充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提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思想，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必须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治理管理办法，值得学习借鉴。中国之所以不采用西方民主制，主要不是因为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是因为它有内在缺陷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它有内在缺陷并不意味它完全腐朽无能，而是说应引以为鉴，避免资本主义的历史错误和现实弊端，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纷争。
中国思想界“姓社”与“姓资”、“左派”与“右派”、“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正是西方意识形态虚假意识的折射，同时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在历史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不能提出行之有效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的纲领，充其量只是一知半解、浮皮潦草地引进西方自由主义和其他政治学说，根本无力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也决定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新民主主义之所以半途而废，除了有封建残余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小农的狭隘意识和平均主义倾向既有反抗剥削的革命性，也有破坏社会秩序的盲目性;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产生了以城市平民为主的小资产阶级;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左派幼稚病的社会根源，多次危害中国革命事业，建国后“宁左勿右”倾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在中国和国际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在分化重组：一方面是大资产阶级顽固地维护既得利益，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和治理方式的变革，他们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的右翼，被称作“新保守主义”和“新右派”;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激烈批判、猛烈冲击资本主义秩序，但满足于在大众媒体上博人眼球，提不出切实可行的社会改革方案，他们中有的是自由主义的左翼，有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一般统称为“新左派”，其思想特征是审美浪漫主义的政治化。激进左派知识分子反对启蒙主义纲领，表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性自信和进步理想。
不错，现代西方仍保留着传统中的一些优秀成分，发展出一些有活力的思想，科学地总结了社会治理的一些成功经验。但是，貌似对立的两派争论是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资产阶级“积极成员”和“消极成员”的意识形态纷争，纷争表面上水火不容，实质上共同反映资产阶级的腐朽性，没有先进性可言。可是，这些腐朽思想和虚假意识被引进中国，便时髦一时，披上中国外衣，就成了可供猎奇的本土化。其实，中国思想界的两派，从术语到理论形式都是对西方思想的效仿，它们流行的秘密在其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小资产阶级具有魅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民主、自由、公正、法治是中国人民的诉求，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中国启蒙思想，并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世界各国思想中的优秀因素。但是，这些价值观的侧重点是“向前看”的引领，而不是“向后看”的历史总结。在改革开放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的情况下，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要不要民主、自由、人权的问题，而是如何巩固和维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承诺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所兑现的、人民已经获得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公益。为了进一步推进四个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因此，在社会的层面，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公正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这是踏踏实实的工作，将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行。
第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不但是个人美德，也是公民义务。每个人都是现代社会中的人，既然享有公民权利和社会公益，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把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片面化为只是提倡传统美德。有人把腐败的根源归咎为“官德失落”和“利益诱惑”，但这两条对封建王朝的官员也适用，封建王朝偶尔用严刑峻法惩处贪腐，同时提倡“官德”修养，但管用吗?挽救了这个王朝的灭亡吗?封建帝王出于“家天下”的自私和偏见，不敢也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只能落入王朝兴亡循环的“周期律”。共产党既然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人既然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就一定有决心、有能力通过深化改革，革除制度上的弊端，建设公正的制度和健全的法治，以从根本上预防腐败，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全社会的公益。
当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并不否定道德的重要作用，生活的富裕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道德的提升，精神文明并不自发地随着物质文明进步，因此要重视道德和精神的反作用。人们早就注意到，社会制度与人的素质之间有一个“循环论证”：一方面，制度是人创造的并由人执行，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另一方面，制度造就人性，坏的制度“逆向淘汰”善人，“优生繁殖”恶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但是，制度的改造和习俗的变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社会历史过程。制度和人的改变的一致性只能被理解为不断改革的社会实践。这就是“实践第一”的观点，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依据“过去—现在—未来”三维一体的社会进程看问题，中国式启蒙是未竟的事业，我们与启蒙同时代。
[写于邓小平110年诞辰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