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自舒马赫《小即是美》
自有历史以来人类几乎在地球上各处生存繁衍，并创造出某种形式的文化。无论在那个地方，人总能找出生存之道，也总能在糊口之外行有余力一番。我们看到文明的出现与昌盛，而在大多数情形下，又衰微、覆亡。这里并不是讨论何以这些文明会衰亡，不过倒是可以说：一定是有些什么资源方面的失败造成的。在絶大多数情形下，我们看到新文明在相同的基础上崛起。因此如果之前的文明只是单纯因为物质资源的不足而衰亡，就有些说不通了。那么这些资源又是怎么重新组合的呢？
所有的历史以及所有当前的经验都指出这项事实：提供最主要资源的是人，而不是大自然（Itisman,notnature,whoprovidestheprimaryresource.）。所有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人的思想（themindofman）。突然间，处处都涌现了大胆的、新创的、新发明的、有建设性的活动，而且不只限于某一地区。可能没有一个人能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不过我们倒是很明白的看出这类活动如何持续甚至强化下去——经由各式各样的学校。换句话说，经由教育。因此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说：教育是所有资源里最根本的一项（Educationisthemostvitalofallresources.）。
如果说西方文明已陷入永恒的危机（inastateofpermanentcrisis），那么认为它的教育出了问题大概也不是离谱之说。我敢确信，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曾投注如许精力与资源在有组织的教育上。而且就算我们再也不相信任何事物，我们也仍然确信教育是，或应该是，一切的答案（Educationis,orshouldbe,thekeytoeverything.）。事实上对教育的信念是如是之坚强，以致于任何无法归根的问题都算到它的帐上。如果核子世纪带来新的危险，如果基因工程之进展也启开了新的滥用之门，如果商业挂帅带来新的诱惑，那么解决之道一定是更多、更好的教育。现代生活是越来越复杂了，也就是说你我都必须要有更多的教育。最近有人说到：「到一九八四年时，必须要连最最平凡的小老百姓都不至于对使用对数表、或是微积分的基本概念、或是电子、库伦(测量电量的单位)、伏特等字眼的涵义与运用一窍不通。他更应当能运用不只是文具、直尺，还懂得使用磁带、真空管、晶体管。人与人或团体之间沟通的改进得靠这样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国际情势看来是非要有大量的教育努力不可。对这一点的经典之言是在几年前由史诺爵士(CharlesSnow，现在已晋封为勋爵)在他的「忠言演讲」里说的：「如果说我们不重视教育就完蛋是有些太惊世骇俗了些。但是如果说我们不重视教育就会有现世报，那倒是不假。」照史诺勋爵的说法，俄国人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谁都好，而且「除非等到美国人和我们都能以说理的、带想象力的方式教育我们自己为止」否则他们将会「占了上风」。
我们可以回想到史诺勋爵当时谈的是「两种文化以及科学革命」，并表达了他对下列事项的关切：「整个西方世界的知性生活正越来越被分为南辕北辙的两个极端．．．．．一边是人文知识分子．．．．另一边则是科学人士。」他深为这两个团体间「彼此互无了解的鸿沟」而惋叹，并希望此鸿沟能被跨越。他的「沟通作法」倒是很清楚。他的教育政策方针将是：一、罗致国内顶尖科学头脑，务求一个不漏；二、训练一批专做支持头一批人的研发、高阶设计工作的「一流专业人员，人数较上一阶层的人要多得多」；三、再训练「数以千计」的其它层级的的科学家、工程师；最后，还要再训练「政治人物、管理人员，以及整个社会，让他们具备足够的科技知识，能听得懂科学家在说什么」。照史诺勋爵的说法，如果这第四批，也就是最后一批，能被教育到至少还「听得懂」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说什么，那么这「两种文化」间彼此互不了解的鸿沟就可以被跨越。
这类对教育的看法(顺带一句，抱此看法的在当今之世并不少见)给人一种不适的感受，觉得包括政治人物、管理人员等等在内的一般人士．．．．．实在派不上什么用场，他们被「当」掉了；不过他们至少也应该被教育到足以了解周遭事物，而且在科学家高谈阔论——引用史诺勋爵所举的例子——热力学第二定律时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这种感受着实令人不适，因为科学家从不厌于谆谆提示我们：他们努力的成果是「中性」的，是造福人类或为祸四方端看怎么应用。那么又是谁来决定怎么使用呢？对科学家或工程师的训练里可没有那一项让他们有做此决定的能力，不然的话，科学又怎么能是中性的？
如果今天我们要对教育赋予如许重任，使一般人能应付得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那么教育的内容就应该要比史诺勋爵所想象的还要多一些。科学和工程产生「技术知识(know-how)」，但是「技术知识」本身毫无意义，它只是个没有目标的手段，一个可能性而已。它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句子。正如钢琴之于音乐，技术知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亦然。教育能不能帮助我们完成句子，化可能为实际以造福人类？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目标就应该是传递价值信念，让我们知道活着要做什么（Thetaskofeducationwouldbe,firstandforemost,thetransmissionofideasofvalueofwhattodowithourlives.）。毫无疑问的，我们当然也要传播技术知识，但这一定只能居于次位，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如果不先弄清楚，承受权力的人有无合理的观念来使用权力，就贸然赋以重任，那可真是不用大脑，太鲁莽了。全人类眼下就有致命的危险，原因并非是我们对科技的知识不足，而是因为我们不以慧心（withoutwisdom）运用这些知识，反而以破坏性的方式使用他们。只有当教育能产生更多智慧的时候，更多的教育才真能帮得了我们。
我认为教育的本质乃是在传递价值（Theessenceofeducationisthetransmissionofvalues.），但是除非价值体系已变成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体系，成为我们心灵的一部分（apartofourmentalmake-up），否则就无法在生命历程中协助我们指引迷津。这就是说它们并不只是一堆公式或教条，而是伴着我们一起思考，一起感受，并经由它们来观察、诠释、体验这个世界的那一套工具。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并不单单只是思考而已，我们是有想法的（thinkwithideas）。我们的心灵并非一片空白，不着一相(atabularasa)。当我们开始思考的时候，我们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心灵里早已充满了各式各样可凭之以思考的想法。我们从孩提到青春期，早在我们的意识与批判性思考尚未发生，以把关检查之前，各式各样的想法就已经渗透了我们的心灵。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年是我们的黑暗时代。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只会照单全收，一直要到长大之后我们才渐渐学会如何去芜存菁（tosortoutourinheritance）。
首先就是语言。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观念。如果在我们的黑暗时代里渗进来的语文是英文的话，那么送进我们心灵的一套想法就会和中文、俄文、德文，甚至美式英文所送进来的那一套观念大不相同。字词之后，接下来就是组合文字的规则：文法。这又是另一套观念。有些当代哲学家对文法的研习着迷到甚至认为整套哲学不过是在研究文法而已。
所有的哲学家——还有一些其它的人——都对思考与观察（thoughtandobservation）之结果所形成的观念（ideas）极为重视，但是在现世里对于让思考与观察得以进行的这种工具，也就是观念本身的研究却鲜有人加以注意。根据经验或意识性的思考，一些无足轻重的观念很容易就被一脚踢掉，但是碰上了较大、较具普世性、较微妙的观念时，改变想法就不是这么容易。事实上由于这类观念往往是我们用以思考的工具而非思考的结果，我们往往很难体认到它们的存在——正如你能够看见外面的东西，但却不容易看见用来看东西的眼睛本身。而且，即使我们察觉到这类观念，但我们却无法根据一般经验来对这些观念加以判断。
我们常注意到别人心中多少都有定见，也就是他们据以思考的准则——虽则他们自己并不自知。我们于是称此为偏见，就逻辑而言如此称呼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想法只是点点滴滴渗入他们的心智，而絶非是经过判定取舍的结果。但是偏见这个名词一般是指那些除了心怀偏见的人以外，其它任何人都可一眼看出明显谬误的想法。我们用以思考的观念絶大多数都没有落入此一范畴。其中有些观念，比如夹含在字词或文法中的，甚至连断定它是对或错都说不上。另外有些观念则絶对算不上是偏见，但的确是经判断之后所采纳的。还有一些则是隠含的假设，或是很难被意到的前提。
因此我要这么说：我们是随着或透过观念思考，而我们所谓的思考一般而言，可以说是将一些早已有的观念应用在某一特定状况或某一套现实情况的过程。比方说，当我们思考政治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在将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多多少少有系统的应用到这个政治情况，并希望借助这一堆看法使得政治情况可以让我们「理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它地方。这些看法有些属于价值取舍，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些价值取舍的观念来评断状况。
我们体验并诠释世界的方式，很明显的在极大程度上是要看充塞在我们心灵的观念究竟属那一类别而定。如果这套法只重枝节，易受人左右，肤浅皮相，前后矛盾，日子就会显得暮气沉沉、乏善可陈、鸡毛蒜皮、一团混乱。要承受这样日子所带来的空虚感极为不易，而我们空虚的心灵就极易被一些突然间似乎可以解释万相，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意义，指出目标的宏大口号所填满——不论这口号是政治口号或其它口号。不必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危险之一。
当人们要求受教育时，一般而言他们不单是只要受些训练，或是一些事实的相关知识，或是多学些娱乐消遣之道而已。他们自己或许无法明确指出他们究竟要的是什么，不过我想他们真正要求的是一些观念，能让这个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生命，变得可理解（Ideasthatwouldmaketheworld,andtheirownlives,intelligibletothem.）。一件事可以被理解的时候，你就会有参与感（asenseofparticipation）。一件事如果无法理解，你就会觉得很疏离（asenseofestrangement）。当人们面对的世界是无法理解的时候，你听到他们以「哎呀，我不晓得吔」作为有气无力的抗议。心灵如果无法常有一套强有力的思想——或是我们应该说，一套工具——来面对世界，那么对心灵而言这个世界就会是一团混乱，一堆夹七杂八毫不相干的现象，一群毫不无意义的事件。这样的一个人就像是一个处在陌生地方的人，手里却没有地图或路标或任何指标，没有一件事对他有任何意义，没有一件事值得他生死相与，也没有任何一样凭借，也找不到任何文明迹象，可以使得任何一件事可资理解。
所有传统哲学都试着要创造一套可赖以维生，并用以诠释世界的有秩序的系统思想。孔恩(Ｋuhn)教授这样写到：「希腊人把哲学看成是人类心灵用以诠释各种征象（thesystemofsigns）的努力，以使得人与世界之关系有一井然之序，并在其中就其应有之位。」中世纪晚期之古典基督教文化为人类提供了一套非常完整，而且前后一致得让人吃惊的诠释征象（interpretationofsigns）的说法，也就是一套核心的想法（asystemofvitalideas），将人类、宇宙，以及人在宇宙间之地位措述得巨细靡遗。但是这套体系已经被撼碎崩析、结果造成不知所措，不知所终。这个情形没有比十九世纪齐克果(Ｋierkegaard)所形容的更生动：
「人插一只手指到土壤里，闻闻味道才知道他在什么土地上。所以我一指插进存在／现世(existence)——结果却什么都没闻到。我在那里？我是谁？我怎么来到这里的？这个叫做世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谁把我诱进到这里，然后又一走了之？．．．．．我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咨询？．．．．．我是被一个灵魂贩卖者拐买来丢入芸芸众生群中吗？我对所谓真实存在这个大玩意的兴趣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要对它有兴趣？是不是自发兴趣？如果我是被迫要插上一脚的话，那个发号施令的人／导演（thedirector）在那里？．．．．．我要向谁诉苦？」
也许根本就没有发号施令的人。罗素(ＢertrandRussell)说过，整个宇宙不过是「原子意外排列的结果」，并声称导致这样的结论的科学理论「如果不是几乎无可争议，至少也能确定，没有一种拒絶这个理论的哲学能站得住脚．．．．．只有在全然絶望的基础上才能安穏的搭建起心灵的居所」。天文学家豪尔爵士(ＳirFredHoyle)谈及「我们发现自己所身处的可怕情境。此时此刻我们身处花花大千世界，却没有一丝一毫线索告诉我们，究竟我们的存在有无任何真正意义」。
疏离感孕育了孤独与絶望、「凡事空无」（the“encounterwithnothingness”）、犬儒遁世，空洞的反抗姿态，就如我们在今日大部分存在主义哲学或一般文学中所见到的。不然就如我之前所提到的，突然转向热切接受一种狂热的教导，而这种教导将现实可怕的精简化约（simplification）到让它以为回答了所有的问题。那么，什么是造成疏离感的缘由？科学从未如此占了上风，人类对付环境的力量从未如此完善，进步也从未如此快速。造成不仅是像齐克果之类的宗教思想家，还有领袖群伦的数学家如罗素及豪尔等絶望的原因絶不是技术知识的不足。我们知道怎么去做（howtodo）许多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要去做些什么（whattodo）吗？奥特加（OrtegayGasset）说得很简单扼要：「活在人类这层次上，我们不能没有想法（ideas）。我们做些什么全靠这些想法。生活不过就是：如果不做这样事就做那样事，如此而已」那么，教育又是什么？它就是传播理念，让人得以有所抉择（Educationisthetransmissionofideaswhichenablemantochoosebetweenonethingandanother.）或者再引一次奥特加的话：「过一个比无意义的悲剧或内在的羞辱要高一等的生活」。
例如：像热力学第二定律之类的知识怎么可能在这点上帮得上忙？史诺勋爵告诉我们说，有知识的人看不起「文艺气息不足的科学家」时，他有时会问：「这些人里有几个能叙说热力学第二定律？他提到：响应通常是冷场无言。「但是」，他说道「我等于是在问科学界的人：你读过莎士比亚著作了没有？」这样的说法简直是在向我们文明的整个基础挑战。我们用以、藉由它来体会、诠释世界的那一套想法才是真是要注意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不过是适用于一些不同型态的科学研究的一个可用假说罢了。而在另一端的莎翁著作却：充满了人类内心发展的各种最重要的想法，展现了人类生命中全盘的华相与悲苦（teemingwiththemostvitalideasabouttheinnerdevelopmentofman,showingthewholegrandeurandmiseryofhumanexistence.）。两者怎可相提并论？作为一个人，我如果从未听过热力学第二定律，我错过了什么？答案是，什么也没错过。那么如果从未知悉莎翁著作，我又错过什么？除非我从其它来源得以知悉，否则我就是错失了我的生命。这里是一些物理知识，那边则是一些文学知识——我们应该跟孩子说，这一边的跟那一头的一样好吗？如果我们这么做，那么身为父亲所犯的过错要到第三代第四代的孩子身上才显现出来，因为一个想法由誔生到完全成熟到填满新一代的心灵，并使他们据此思考，一般而言就要这么久的时间。
科学无法产生让我们可据以生活的想法。就算是伟大的科学想法也只不过是些适用于特殊研究的可用假说，但却完全无能指引我们的生活。也不能用以诠释世界。所以如果一个人因为觉得疏离、生活空虚、没有意义，而寻求教育，透过学习自然科学，也就是学习、「技术知识」，是学不到他想要的。那种研习有它本身的价值，我也没打算小觑它。它能告诉人们在大自然或工程学上事物是怎么运作的，但是若完全无法告诉人生命的意义，也就无法疗治他的疏离感和隠藏的絶望。
既然如此，他该转向何方怀抱？也许虽然在听了这么多科学革命啦，我们是身处科学时代啦之类的话后，他转向了所谓的人文科学。如果他运气够好的话，他在这里真的能找到可用来思考，可藉以理解世界、社会，以及他自己生命伟大而又核心的观念（greatandvitalideas），来填满他的心灵。让我们看看在今天他可能找到的观念主要有那些。这里我只列举六个主理念，这些理念都起自十九世纪，而且就我所知，到今天仍然主宰了「有教养」的民众的思想（themindsof“educated”people）：
1.进化的理念：更高一级的型态不断的以自然、自动的方式自较低一级的型态中发展上来。过去这百年来我们在真实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都看到这个观念有系统的被一再运用，毫无例外。
2.竞争、天择、适者生存的看法。这个看法说明了进化与发展之自然发生、自动发生过程。
3.认为人类生活的所有高层次表现，例如宗教、哲学、艺术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大脑里的花花大千世界——不过是『物质生活过程中的必需补助品罢了』」。这些都只不过是用来掩饰并增进经济利益而建造起来的上层结构而已。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4.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生活高层次层面之诠释相竞争的看法，则是第四种理念，也就是弗洛依德的诠释。他把这些简约成潜意识的阴暗悸动，主要是由于孩童时期和青春早期未能满足之「乱伦愿望」(incest-wishes)的结果。
5.一般性的相对主义看法，排拒了所有的絶对意识，溶销了所有的规范或标准，结果导致了实用主义里，真理这个理念完成无法判定的结果。这个看法甚至波及数学，而照罗素的意义，变成了「一门我们永远晓得我们在说些什么，或是我们所说是否为真的学问」。
6.最后则是耀武扬威的实证哲学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只有透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得到有价值的知识，因此任何非经一般可见之事实而来的知识都不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实证哲学完完全全只对「技术知识」有兴趣，而不接受任何一类有关意涵或目的之类的客观知识存在之可能。
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否定这六个「大」观念（six“large”ideas）席卷了天下，力道万钧。它们可不是任何狭隘经验主义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件事实的探究能验证其中任何一个看法。它们代表想象力一脚跨进未知及不可知的巨跃。这个跃进当然是由一件小小的可观察的事实跳板起跳的。这些想法如果不包含重要的真理因子的话，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扎实的扎根人的心智里。但是它们最基本的特色乃是它们所称的放诸四海皆准的适用性。进化说不但适用于自太空星云至人类的各种物质现象，也适用于比如宗教或语言的各种心灵现象，真是普天下无所不适。竞争、天择、适者生存不并不被看成是诸多观察结果之一，而是一套通用准则。马克思可不是说历史中有一部分是由阶级斗争构成的。没那回事。这个并不怎么科学的「科学的唯物主义」把观察到的部分结果推广适用到整个「有史以来的所有社会」。弗洛依德也一样不以若干临床发现为满足，而是提出了一个人类动机的通用学说，例如，声称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只是入了魔的神经衰弱症。相对主义与实证主义当然也纯然只是些形而上学的教条，特别不同于其它的是，它们非常讽刺的否定了所有形而上事物的正当性，包括它们自己。
除了它们的非实证性、形而上的本质之外，这六「大」观念还有什么共通之处呢？它们都指称以前所谓较高层面的事物，其实都只不过是较低层面事物的更精巧显现而已——当然了，除非连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差异也一并被否定。因此人跟这个宇宙的其它芸芸众生并无二致，也只是一堆原子无意间形成的配置罢了。一个人和一粒石头之间的差异不过是外表上的假象而已。人类文化上的最高成就其实只是糊了一层伪装的经济贪婪或性沮丧的发泄而已。不管怎么说，要说人应该取法乎「上」而非取法乎「下」本身就毫无意义，因为对于像「上」或「下」之类纯然主观的语符本来就不具任何可理解的意义，而「应该」这个字眼正好是极权夸大症状的迹象。
十九世纪父祖辈们的理念正被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探索着。对这些始创者而言，这些理念只是他们心智活动过程的产物。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手里，这些理念变成他们用以体验并诠释这个世界的工具与仪器。带来新理念的人鲜少被这些理念支配。但是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时，这些理念在人的「黑暗时代」时一起与大量其它理念，包括语言，渗入了他的心灵，而掌控了支配权。
这些十九世纪的看法，牢牢的盘据在几乎每一个西方世界人类的心中，不管他有没有受过教育。在未受教育者的心目中它们仍然是混沌朦朦，微弱到无法用以辨识世界。因此才会渴望接受教育，渴望指引，将我们从混沌无知的黑森林引出，奔向了解的光明之地。
我早已说过，纯粹的科学教育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只教导技术知识，而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却是为什么万事万物是这个样子，而我们又要如何对待我们的生命。我们对任何一种特定科学的研习不管从那一方面来讲，对我们更广阔的目的而言都太过专精。所以我们就转向人文学科，以求能对我们身处时代的重大想法有一较清晰的了解。就算是在人文学科里，我们的心灵也可能被大把大把各式各样的专业领域，塞进一堆枝节细微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正如我们可能从自然科学领域中所习得的观点一样不合用。但是我们也可能碰巧(如果这算碰巧的话)找到一个能「拭亮我们心镜／澄清我们的思想（clearourminds）」并厘清观点（clarifytheideas）的明师，那些已经充斥在我们心灵中的「庞大」与普世性的看法——并因而使得我们能理解这个世界。
这样的一个过程才真正够资格被称作「教育」。但是我们今天得到的教育是什么？把世界看成是一片蛮荒，其中不存在意义也没有目标，人的意识只是宇宙一次不幸的意外，痛苦与絶望才是最终仅存的真实。如果经由真正的教育，一个人爬到了奥特加所说的「我们时代的高峰」或是「我们时代各种观点的巓峰」，他会发现他其实是身处在虚无飘渺的无底深渊。那时他也许想覆诵拜伦(Ｂyron)所说的：知识就是悲伤；最最饱学之士
一定会因这最终的真理而发出最深沈的悲叹：知识之树并不是生命之树。
换句话说，即使是一个能将我们提升到我们当代所有理念之巅峰的人文教育也无法拯救好人（cannot“deliverthegoods”），因为人理直气壮要求的是一个丰盛的生活（lookingforlifemoreabundant），而不是一个更悲伤的生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可能有这种是发生？
号称抛弃了形而上学的十九世纪各个优势理念，本身就是邪恶败坏、摧毁生命的形而上学。我们身受其害，犹如罹患絶症。说知识带来悲伤是不对的。但是有毒害的错误却为第三代及第第四代带来无止境的悲伤。错误并不出自科学，而是来自以科学为名的哲学。正如吉尔生(ＥtienneGilson)二十几年前就说过的：
这样的发展并非不可避免，但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使得这种发展越来越可能。人们对科学实用结果之兴趣越来越高，这不但很自然，也很合理，然而却让他们忘了科学就是知识，而实用结果只是它的副产品．．．．．早在人未曾预料到能在物质世界中成功的找到决定性的解释之前，人们就已经鄙视所有不能在物质世界找到决定性解释的学科，或是将这些学科按照物理科学的方式重建。结果是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若不是被忽视，就是至少也要被实证科学所取代。不管是那一种情形，结果都会是它们的沦亡。这的确是极危险的变动，而这也正是造成今天西方文化处境危殆的原因。
甚至连说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将会沦亡都不正确。恰恰相反，我们所得到的都只是糟透了的形而上学和令人震惊的伦理学。
历史学家知道，形而上学的错误会导致覆亡。柯林伍(R.G.Collingwood)写道：
初期基督教著作中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衰败归咎于形而上学上的病状．．．．．摧毁希腊罗马世界的并不是蛮族的侵袭．．．．．原因是形而上学上的理由。「异教徒」(译注：非基督教的)世界不再能保住它的基本信念于不灭。他们(那些初期基督教著作的作者)说，由于形而上学在分析上所产生的错误，使大家对这些信念到底是什么起了困惑．．．．．如果形而上学只是单纯的心灵奢侈享受，这件事就不会有什么大不了。
这段话可以一字不易的适用于今日的文明。我们也开始对我们的信念到底是什么感到困惑。十九世纪的伟大理念也许能以各种方式充塞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并不打真心完全相信他们。思想和心灵（mindandheart）的交战并不是如一般所说的理性和信仰（reasonandfaith）的交战。我们的理性已被承袭自十九世纪的一套摧毁生活的怪誔理念所形成的异常、盲目、不理性的信仰蒙蔽了。我们理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寻回较这个更为真实的信仰（Itistheforemosttaskofourreasontorecoveratruerfaiththanthat.）
教育如果不给形而上学任何位置，它就对我们无所裨益。不管教导的是科学科目或人文科目，如果教化无法导致形而上学上的澄清，也就是说，对我们基本信念（ourfundamentalideas）的澄清，它就不能教育一个人，因此也就不能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
我们常常声称由于专业分类过细，教育已经分崩离析了。但这只是见树不见林，误导人的诊断。分工本身并不是个错误的教育原则，不然难道要反其道而行之——样样通样样松吗？还是冗长的通才教育，让人埋首于他们无意钻研的科目，而不能去碰触他们真正有兴趣的？这可不会是正确的答案，因为这只会造成纽曼枢机主教(Ｎewman)所责斥的那种有知识的人——「一名照这个世界看来属有知识的人．．．．一名对哲学的所有主题，对当今世界的每一件事，都有『看法』的人。」这样的「有看法」与其说是知识的表征，倒不如说是无知的征象。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不是专业分工的错，是在教导这些科目时深度不足（thelackofdeath），而且又欠缺对形而上学方面的知觉（theabsenceofmetaphysicalawaremess）。科学的讲授是在对科学的前提、科学定律的意义及重要性，以及自然科学在整个人类思想体系所占之地位没有一丝一毫认知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就是科学的前提通常都被误认为是它的发现。讲授经济学时完全没有认知到当代经济理论所根据的对人类本质的看法。事实上许多经济学者本身都不知不觉的把这类看法隠含在他们所传授的东西里，而且如果这些看法改变，几乎他们讲授的所有理论都随之改变。政治学如果不将所有问题都追溯到其形而上学根源的话，这门学科的讲授怎么会有理性可言？如果继续拒絶认真研究相关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问题的话，政治思想一定会引起混淆，结果是沦为「说反话」。困惑的程度已经大到足以让我们理直气壮的质疑，研习许多所谓的人文学科的教育价值了。我说「所谓」，是因为一个无法点出它对人类本质看法的学科，简直不能被称作人文学科（Asubjectthatdoesnotmakeexplicititsviewofhumannaturecanhardlybecalledhumanistic.）。
无论分类到多么精细，所有的学科，都连到一个中心，就像从太阳四射出来的光线。这个中心是由我们最基本的信念（basicideas），那些真正具有能力感动我们的理念（ideas）所组成的。换句话说，这个中心是由——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那些超越事实世界的理念，也就是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所构成的。因为它们超脱了事实的世界，所以也就不能用通常的科学方法来证明或否定。但这并不表示它们就纯粹是「主观的」或「相对的」或完全是人为的俗例。虽然它们超越了事实的世界（transcendtheworldoffact），但是它们必须合乎真实（truetoreality）——对我们的实证主义思想家来说，这可是非常明显的多盾。如果它们不合乎真实，执着于如此一套理念就无可避免的一定会导致大灾难。
只有当教育能产生「全人」（wholeman）时，它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真正有教养的人不是一个每样都懂一点的通才，他甚至不是一个对每样事物都了解到巨细靡遗的全才(如果这种事可能发生的话)，「全人」事实上可能对事实和理论的细节所知无几，他会珍视大英百科全书，因为「它懂我不懂」，但是他一定会真正碰触到核心所在（trulyintouchwiththecenter）。他不会怀疑他的基本信念，亦即对他生活意义与目标的看法。他也许无法以言语表达这些东西，可是他的生命行径会显现出由于内心清明而形之于外的行事若定（Theconductofhislifewillshowacertainsurenessoftouchwhichstemsfromhisinnerclarity.）。
我会试着更进一步说明什么叫做「中心」（center）。所有人类活动都是在苦苦追求被认为是好的东西。这并不只是无谓的重复，不过我们不妨这么问问：「对谁是好的？」，对那个苦苦追求的人。所以除非那个人能区分并协调他多种多样的鞭策、冲动、欲望（urges,impulses,anddesires），否则他的苦苦追寻很可能会有困顿、矛盾、自我摧毁，而且呈高度毁灭性，这个中心很明显的是他自创一套对他自己及这个世界之理念秩序系统。这套理念能调整他各种追求行为的方向。如果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因为总是有更重要的事让他忙碌，或者是因为他很以「谦卑的」认为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为荣)，这个中心也絶不会是空空洞洞：它会装满所有那些在他「黑暗时代」时期以各种各样方式渗入他心灵的重要观念。我已经试着告诉大家这些观念在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对人类存活于世上的意义及目的的全然否定，使得任何一位真正信仰它们的人都会完全絶望。幸运的是心感常常比心智更聪慧些（theheartisoftenmoreintelligentthanthemind），对这些并不会照单全收。所以人从絶望（despair）中逃生，但却落入困惑（confusion）之中。他的基本信念（fundamentalconvictions）混淆了，所以他的行动也就困顿不定（confusedanduncertain）。他只要让意识之光照落中心，面对他基本信念的问题，他就会在杂乱无序中创造出秩序来（Ifhewouldonlyallowthelightofconsciousnesstofallonthecenterandfacethequestionofhisfundamentalconvictions,hecouldcreateorderwherethereisdisorder.）。这个过程会「教育」他，并将他由形而上学困惑的黑暗中引导出来。
但是除非他很有意识的接受——甚至只是暂时的——与已盘据在他心中的(起源于十九世纪的)理念完全相反的看法，我不以为这件事会办得到。我会举三个例子。
十九世纪的理念否定或删去了宇宙各层面之层级，但是层级秩序的概念却是认知时不可或缺的工具。如果不能体认「各个层级」或「各种层次的重要性」（”levelsofbeing”or“gradesofsignificance”），我们既无法认识这个世界，也絶无可能为我们——人——在世界的位置定位。只有当我们把世界看成一层一层，而且也能看到人在那一层，我们才能为人世上的生活体认到一个有意义的任务。也许人的任务或人的幸福，就是让他的潜能得到更高一层的实现，达到较「自然送上门」的更高一层的存在或「重要性」。如果我们没有认知到层级结构的存在，我们甚至于连这种可能性都无法探究。我们如果按照十九世纪伟大、重要的理念来诠释这个世界，我们就无法看到各个层级的区别，因为我们被蒙蔽了。
但是一旦我们接受了「各个层级」的存在，我们马上就可以了解，比方说，为什么物理学的方法不能用来研讨政治学或经济学，或正如爱因斯坦所承认的，物理学上的发现没有任何哲学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分为存在本体论（ontology）和认识论（epistemology）两部分的作法，那么各个层级存在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存在本体论的命题。我现在再加上一个认识论的命题：我们思考的本质就是会让我们来思考对立的那一面（Thenatureofourthinkingissuchthatwecannothelpthinkinginopposite.）。
我们很容易就可看出，在我们生命的历程中我们总是面临要调和就逻辑思考而言不可能调和的鼎鼐。生命中各种典型的问题在我们所发现己身所处的层级中根本无从解决。一个人怎么可能将对自由的需求与教育所要求的规范冶于一炉？事实上无以计数的教师与母亲都在这么做，只是没有一个能写下一份解决方案来。他们以引进更高一层次的超越对立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爱的力量。
泰瑞尔(G.N.M.Tyrell)引进「散发性的」(divergent)和「聚合性的」(convergent)两个词语来区分不可以用逻辑推理解决的问题和可以解决的问题。生命是由散发性的问题维系着，这些问题必须被「活过来」，只有死亡才能提供解决（Lifeisbeingkeptgoingbydivergentproblemswhichhavetobe“lived”andaresolvedonlyindeath.）。但在另一方面，聚合性的的问题却是人类最有用的发明。作为一种发明，它们并不真正存在，而是经由一种抽象的过程创造出来。一旦问题得以解，解决方案就可以被写下来并传授给他人，接受的人不须再重蹈要找到这种解决方案的心路历程就可以立刻运用。如果人际关系——无论是家庭生活、经济、政治、教育等等——也适用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可还真不晓得怎么给它画上句点。这么一来，不再有什么人际关系了，有的只是机械式的反应，生命就会是行尸走肉。散发性的问题，以其所在之形式，迫使人竭力提升自已的层次。这些问题要求（demand）来自更高层次的力量，因此也就产生了相应的供给（supply），结果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真、善、美和爱，只有借着这些高层次的力量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化解参商（Itisonlywiththehelpofthesehigherforcesthattheoppositescanbereconciledinthelivingsituation.）。
物理和数学只管聚合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可以不断的进步，每个新的一代都能承先人之遗绪而百尺竿头有所增进。但是代价可真沉重。只跟聚合性的问题打交道不会融入生活，只会远离生活。
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写道：「直至三十岁为止，或者更久一点，很多种诗词给予我极大的乐趣。甚至于当我还是个小学童的时候我就非常沈醉于莎翁著作，尤其是他的历史剧。我以前也说过画作给我颇大的喜悦，而音乐给我的喜悦则更多。但是现在我已经有多年无法忍受读诵即使只是一行的诗词。最近我试着一读莎翁诗作，结果却发现它无比沈闷到令我作呕。我对音乐和绘画也几乎毫无胃口……我的心灵似乎变成了一个只会从大量事实中榨出通用法则的机器，但是为什么这会造成大脑中主管较高层次嗜好的那一部分萎缩，我可就搞不懂了……这嗜好的消逝也就是快乐的消逝，而且可能损伤智性，更由于衰减了我们天性中的情感部分，而可能也损害了我们的道德性格」。
如果我们容忍吉卜生（Gibson）所称「将实证科学推衍到社会事实」这个当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达尔文所描述令人动容的这种失落就会淹没我们的整个文明。只要经过「化约」的程序（aprocessof“reduction”），所有散发性问题都可以转化成聚合性问题。但是结果就会是所有提升人类生活层次力量（allhigherforcestoennoblehumanlife）的丧失，以及我们天性中情感部分（emotionalpartofournature）的沦落。甚至，正如达尔文所感受到的，我们的智性与道德性格部分（ourintellectandmoralcharter）也跟着一并堕落了。这种迹象在今日处处可见。
生活的真正问题——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婚姻的或其它的方面的——总是超越或调和对立矛盾的问题（Thetrueproblemoflivingarealwaysproblemsofovercomingorreconcilingopposites.）。这些都是散发性的问题，因此就一般字面意义而言，是没有解答的。它们不只要求一个人用他的理性能力（theemploymentofhisreasoningpowers），而是要他投注所有整个人格（thecommitmentofhiswholepersonality）。错误的解决方案由于拥有聪明的解决方法，因此自然会先被采用，但是效果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它们总是忽视了矛盾中的一方，结果就失去了人类生活的真正本质。在经济学里，提供的解决方案如果带来自由，那么就无法适用于规划统制，反之亦然。在产业组织里，这些方案也许能带来规范纪律，但是如此就不可能也让劳工参与经营管理，反之亦然。在政治领域里，方案如果能产生领袖，那么就不会有民主，否则就是只有民主没有领袖。
被逼对付散发性问题会令人精疲力竭、烦恼不堪、厌烦不已。因此人们总想避免它、躲开它。一个整天都在处理散发性问题的忙碌企业主管会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侦探小说或是填填字谜。他整天都在绞脑汁了，为什么他还要用脑？答案是因为侦探小说或是填字游戏都是聚合性问题，而这就是放松。它们会要头脑做做体操，其至是高难度体操，但是它们并没有要拼了老命，竭尽所能提升到更高层次这类属于散发性问题特有的挑战，因为散发性的问题就是要调和对峙的两端（irreconcilableoppositeshavetobereconciled）。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生命现实（therealstuffoflife）。
最后，我再转到第三类来，事实上它属于形而上学。虽然这一类通常会被分开处理，那就是——伦理学。
我们已经知道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些理念否定了或至少是隠讳了整个「层级观念」，以及有些事物的层次比别的事物高的看法。而这当然就意味着伦理的斲丧，因为伦理就是植基于区别善恶，并宣称善是高过恶（Ethicsisbasedonthedistinctionofgoodandevil,claimingthatgoodishigherthanevil.）。父祖辈的过错再一次要到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才显现出来，他们现在发现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道指导。想出「道德根本就是胡址」这个想法的人，脑子里可是装满了各种道德观念后才想出来的。但是第三、四代后裔的心灵可不再是装满了这些观念了，它们所装的乃是这些源自十九世纪看法，也就是说，「道德根本就是胡址」，任何看来「高尚」的实际上都低俗卑劣不堪。
结果所导致的混淆简直无法形容。什么是德国人所说的榜样(leitbild)，也就是可以让年轻人效法，教育他们自己的导引形象？没有，或者这么说吧，各种形象是如此混淆紊乱，简直不可能从其中理出有用的指引来。负责为此理出头绪的知识分子，把时间花在指称所有事物都是相对的——或是诸如此类的说法。不然他们就是以毫不在意人嘲讽的犬儒方式处理道德问题。
我要举一个已经提过的例子。这个例证意义特殊，因为它来自我们这一代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已故的凯因斯勋爵。他写道：「至少在未来一百年里，我们必须勉强自己以及所有其它人，相信公平即是犯规，犯规才算公平（fairisfoulandfoulisfair），因为犯规有用，而公平没用。贪婪，重利盘剥，以及斤斤计较（avariceandusuryandprecaution），在未来一段日子里还仍是我们的神明。」
当伟大而又聪慧的人都这样讲话的时候，大家对公平与犯规之分有了某种程度的混淆就不令人讶异了。这样的结果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只不过是造成说反话，但是在场面有点热闹的时候就会导致犯罪了。认为贪婪、重利盘剥、及斤斤计较(也就是经济上的安全)应当是我们所崇信的神明的说法只是来自凯因斯的一个亮丽点子。他当然另有更高贵的神明。但是理念是世界上最强而有力的东西（Ideasarethemostpowerfulthingsonearth.），而要说他所推荐的神明在今日已登上了神座絶不算是夸张。
我们在伦理学里也一如在许多其它领域里一样，卤莾而又任性的抛弃了我们伟大的古典基督教传承。我们甚至于贬抑了像美德、爱情、自制之类的字眼，而少了这些字眼，伦理论述根本就无法进行。结果是我们对所有能想象得到的科目里最最重要的一科全然无知，完全没有被教导到。我们没有一个可藉以思考的理念，因此就迫不及待的相信伦理学是一门不需要思考的领域。今天有谁知道什么是七大死罪（theSevenDeadlySins），或是四大基本美德（theFourCardinalVirtues）？有那个还能说得出这些项目？而如果这些古老可敬的理念都被认为不值一顾的话，又有些什么样的新理念取代了它们？
我们要以什么来取代承袭自十九世纪摧残灵魂、摧残生命的形而上学？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形而上学，对于这一点我毫我无疑问。我们并不是得新创出些什么东西，但是与此同时，如果只是回到过去的老教条倒也不够。我们的任务——这也是所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了解当今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休戚与共的世界，并要在其中做抉择（Ourtask—andthetaskofalleducation—istounderstandthepresentworld,theworldinwhichweliveandmakeourchoices.）。
教育的问题只是反应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thedeepestproblemsofourage）。它们不能靠组织、管理，或花钱来解决——虽然我们都不能否认这几项的重要性。我们正罹患形而上学之症（ametaphysicaldisease），因此对症之药（thecure）也必须来自形而上学。无能澄清我们中心信念的教育就只是训练，不然就是放纵。因为失序的是我们的中心信念（Itisourcentralconvictionsthatareindisorder.），而只要我们今天这种反形而上学的气氛持续存在，失序的状况只会每下愈况。如此一来，教育不但不会是人类最伟大的资源，反而循着腐烂的丁香花比杂草还难闻(译注：corruptiooptimipessina，意指堕落的天使比魔鬼还糟糕)的原则，成为毁灭的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