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尼布楚条约》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内容，曾用满文、汉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五种文字刻成了界碑。这个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西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沙俄同意把入侵雅克萨的军队撤回，满清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土地让给俄国。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是双方经过平等谈判、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结果。条约的订立为中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宁。本文的重点不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前因后果的过程性问题，而在军事力量的总背景上检讨清初热兵器发展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既同近现代中国的百年屈辱高度相关，又同工业革命（产业革命）高度相关，并可引出当代中国的国防军事发展战略问题。
清初，包括入关之前，从努尔哈赤开始至康熙，能够列入重大级别的战争有：1619年萨尔浒（今辽宁抚顺）战役、1626年宁远之战、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1644年山海关战役、1645年“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673年始历经8年平定三藩、1685年始雅克萨之战、1690年始康熙征讨噶尔丹至1696年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南宗英德)之战。
在前述重大级别的战争中，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与1685年始雅克萨之战属于中外军事冲突。在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中国和西方国家曾发生过数次不同规模的军事冲突，结果都是中方占优势。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企图在今日香港的屯门建立一个基地，但在1521年和1522年，先后被明朝海道副使汪宏和备倭指挥柯荣等率水师驱逐，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发生第一次军事冲突。葡萄牙人要到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才获明廷批准在澳门通商和定居，并需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和关税。1622年（明天启二年），荷兰驻巴达维亚（今日雅加达）总督派遣800多名士兵进攻澳门失败，随即派遣1000多名士兵攻占澎湖，两年后被福建巡抚南居益的水兵驱逐，但荷兰人不久又进占台湾。1622年（康熙元年），正在抗清的郑成功把荷兰人逐出台湾（以上资料转引自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第11页，中信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清朝在雅克萨之战中占有军事优势的情况下签署的。
雅克萨（今牙克石）位于黑龙江省漠河县以东黑龙江北岸(今俄罗斯阿尔巴金诺)。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从唐到明的历代朝廷，都在这里设置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17世纪上半叶，沙俄由于国力迅速增强，急剧向外扩张。自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起，沙俄远征军曾多次入侵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四处蚕食。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沙俄利用清廷忙于国家统一和平定三藩之乱，侵占了中国领土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和雅克萨等地，并在那里构筑寨堡，设置工事。还以此为据点，不断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进行骚扰和掠夺。雅克萨之战的过程用不着在此多费笔墨，重要的是双方都用热兵器——大炮与枪支作战。在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根据先期前来侦察的达斡尔人提供的关于雅克萨城防的重要情报，制定了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案。即先在雅克萨城南筑起土垅，布置弓弩，佯作攻城，暗地在城东西两侧，架起红夷大炮。康熙二十四年二十五日晨，清军开始攻城，大炮向城里一齐轰击。由于城池是木质结构，沙俄军又无防火设备，炮火击中的地方烈火熊熊。清军又在城周围堆起预先准备的干柴，准备点火焚城。托尔布津见所部伤亡甚重，势不能支，只好请降，并要求在允其保留武装的条件下撤离雅克萨。在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中，俄军将近1000人，大炮11门，武器精良，粮食充足。清军2000人进攻雅克萨，又命令林兴珠率福建藤牌兵400人参战。清军进抵雅克萨，并将该城围困起来。萨布素勒令俄军投降，遭拒绝。郎坦在城北用红夷大炮不断向城内轰击，副都统班达尔沙领步骑兵从南面攻城。激战数日，击毙托布尔津以下百余人。沙俄军由皮尔顿代为指挥。萨布素见强攻无效，就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在城南、北、东三面挖壕围困；在壕沟外设置木桩和鹿角，修筑堡垒，实行分段防御；并派战船在江面巡逻，切断守敌的外援。经过一年的围困，沙俄军战死病死的很多，将近1000人侵略军，只剩下66人。《尼布楚条约》是俄国大使戈洛文在尼布楚城被清朝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率领的清军包围的情况下，才与清廷签下的城下之盟。
上述表明，从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与1685年始雅克萨之战，这段时期，无论是明朝遗留的反清力量，还是清朝的军事力量足以抵御“劳师以远”的西方侵略者。我们可以把明清之际的热兵器发展水平界定为红夷大炮水平。所谓“红夷”者，红毛荷兰也。因此很多人认为红夷大炮是从荷兰进口的，其实当时明朝将所有从西方进口的前装滑膛加农炮都称为红夷大炮，明朝官员往往在这些巨炮上盖以红布，所以讹为“红衣”。 据考证，当时明朝进口的红夷大炮只有少量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后来因台湾问题与荷兰人交恶，大多数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得来的，明朝当时的需求量巨大，葡萄牙人还做中间商将英国的舰载加农炮卖给中国。经中国人仿制后，种类多达百种。红夷大炮铸造精良，威力不凡。相对于中国的传统火器，从红夷炮铸造所遵循的“模数”、施放时的“炮表”化、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射程的远近(射程可达2-4公里不等)、爆炸力的高强度中可看出，其威力着实惊人。
明朝前期的自制大口径火铳在原理上与这些红夷大炮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前装滑膛火门点火式的，但是具体做出来就大有区别了。明朝前期火铳多以铜为原料，内膛呈喇叭型，炮管显得单薄，以其口径而言炮管显得太短，其外型基本上与现存最早的元代“碗口铳”相同。这种火铳与红夷大炮相比火药填装量少，火药气体密封不好，因此射程近，此外容易过热，射速也慢，以铜为材质虽然不易炸膛，但是费用教高（铜是铸造货币的金属），而且铜太软，每次射击都会造成炮膛扩张，射击精度和射程下降非常快，作为武器而言寿命太短，唯一的优点是重量轻。在动辄重数千斤的红夷大炮面前，明朝前期的火铳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明朝自制铁火铳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而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十里相当于现代五公里多，相当远了。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而红夷大炮的局限性也不小，如长于攻城，拙于野战，更别提守城了。装填发射的速率不高。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在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对方情势发生逆转，则往往无法机动反应。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今辽宁抚顺）战役中，配备热兵器的明军因战术错误，被只配备冷兵器的后金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后，明朝随即聘请澳门的葡人协助铸造更精良的大炮，传授操作技术，并从广东沿岸欧洲沉船中打捞出多门先进的红夷炮，运到北方前线。这些大炮在天启六年（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宁远大战中，袁崇焕在宁远城上，实施“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的部署。他在宁远城设置红夷大炮为葡萄牙制造的早期加农炮，具有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的特点，是击杀密集骑兵的强力火炮。先是从澳门先后购进红夷大炮4门、又购进26门，共30门，其中留都城18门、炸毁1门、解往山海关11门。后金兵逼临，袁崇焕采用茅元仪、王喇嘛等建议，将西洋大炮11门入城，制作炮车，挽设城上，备足弹药，训练炮手。由在京营中受过葡萄牙人训练的孙元化、彭簪古等官员，培训炮手，加以使用。这11门西洋大炮架设在宁远城上，成为袁崇焕凭城用炮退敌的最新式的强大武器。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铁骑的最强武器。宁远之战，明朝大捷，后金大败。从单纯的军事视角，后金在最近几年，没有大的野战，额真怠惰，兵无斗志，器械不利；忙于整顿内务，未作军事准备；明朝袁崇焕却在积极备战，修筑坚城，整械备炮，训练士马——组成关宁防线；后金打了一场最为兵家所忌的无准备之仗。《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宁远之败时说：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在宁远大战中，努尔哈赤被炸伤。红夷大炮在其后的锦州和滦州等战役中也立下大功。很长时间内，后金骑兵不敢进攻装备有红夷大炮的宁远、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
宁远大战之后，努尔哈赤也开始积极仿制红夷大炮，在掳获的明朝工匠的协助下，成功铸造了 “天佑助威大将军”大炮，后来又从明降将孔有德处获得多门明朝红夷炮及大炮操作技术；入关之前，他们又把这些火炮改良，利用明朝的冶铸技术和西欧的热兵器知识，制成比明朝火炮更威猛的“神威大将军”大炮。1639一1642年，明清双方展开松锦大战，双方均使用了红夷大炮，明军在关内加紧造炮，清军把红夷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清军仅松山一役，就调运了炮弹万颗，红夷炮37门，炸药万斤，到阵前备用。松锦战前，清军由于火炮量有限，质量低劣，攻城时，每每不下，因而攻坚战往往被视为畏途。松锦一降，清军再攻坚城，往往炸毁城墙近百米，这在以前明清战争史上是绝无先例的。从此清军成了重视建立据点和攻克城池的一个新式热兵器可以发挥作用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松锦战后，明军关外火炮大多落人清军之手，只有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门红夷大炮，而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公元1642年，皇太极命汉八旗诸头领率所部炮匠到锦州铸神威大将军炮，1643年又派人赴锦州督造红夷炮，像这样一批批地遣官造炮，说明当时的锦州已成为清军火器的制造基地。清军于1644年人关后，农民军虽还能利用原有的不成规模的火炮和新制火炮与精于骑射、擅长野战和炮战的清军抗衡，但他们再也无法阻挡以先进的红夷炮群装备为主的清军。清顺治年间，出于镇压农民军和消灭南明抵抗政权的需要，火器生产的势头有增无减。清廷在北京设立炮厂、火药厂，由兵仗局统一管理，由此导致了清代第二次火器生产的高潮。而红夷大炮在中国的发展顶峰是在清康熙朝，此时所造的905门火炮中，重量在250公斤以上者有201门，其余为250公斤以下的轻炮。
按照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一书中的观点，在明末清初，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为止，这段时期中国的热兵器技术已接近西欧国家的水平。这便是为什么郑成功的水师有能力赶走盘踞台湾的荷兰人，及康熙时期的清军能够击退入侵黑龙江的俄国士兵、强迫俄国签署《尼布楚条约》的原因。
此后二百余年，清朝进行了大量的仿制，盛极一时，可说红夷大炮的式样已经成为军队火炮的制式。另外，俄国也是有能力制造超过红衣大炮的国家，当年后金以北满的土地换取了俄国人在火器方面的支援，而当清朝在中原的统治稳固后，便将俄国人赶出了北满，只给了额尔古纳河以西的一块土地。从整体上说，清朝对红夷大炮没有进行过任何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火炮的制造工艺远远落后于西方。直至鸦片战争前夕，还是停留在“三藩之乱”时期的技术水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实际上射程还不如明朝进口的那些红夷大炮，加之开花弹的失传造成与英军对抗时吃亏不小。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线膛炮和后装炮也开始装备军队；火炮射击的理论与战术在拿破仑的实践中新的发展；同时因化学的进步，苦味酸炸药、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反观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准心照门不复存在，开花弹也失传，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比不上明朝！两百年前让明朝的先进武器红夷大炮在两百年后已经风光不再，老态龙钟，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了。鸦片战争时，英国只需几艘战舰便能够强迫清政府就范。这段历史中国的情形和日本很相似，内战期间，日本大量使用热兵器；战乱结束后，枪支便不再受重视。德川时代的日本和18世纪的中国一样，都是太平时代，没有发展热兵器的必要，热兵器技术因此没有进步。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Commodore Perry）率战船强迫日本打开国门，日本军队的热兵器基本上还是200多年前的枪炮，所以毫无招架之力。
最近，即2014年09月07日人民网发布了戴旭先生的《铁血500年：中国痛失“热兵器”革命良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戴旭先生认为，作为火药发明的母国，中国在目光短浅地放弃海权的同时，也整个错过了“热兵器”革命的关键机遇。他还认为，经过康雍乾盛世的四处征伐，天下大定，后来的历任皇帝雄心懈怠，不再有新的拓展的目标，清朝整个军事体系日渐松弛；到鸦片战争前夕，清军的火炮技术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出现巨大的倒退；无论是火炮的铸造，炮弹的种类，还是火炮的使用，不仅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甚至还不如康熙朝的时候。
对于中国痛失“热兵器”革命良机的问题有许多不同版本的解释。如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一书中的观点，当中国境内出现长时期大规模军事对峙的局面，如宋元时代或明末清初之际，热兵器便会不断演进。但在明清时期的500多年里，境内很长时间没有重要战事，在西北大漠草原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枪炮又未能发挥大作用，因此热兵器的发展速度便不及西方。长期的军事对垒令各方都需要不断改良热兵器的功能，这便是西欧的火枪在二三百年间，从类似元明的手铳演变成为火绳枪、短射程的簧轮手枪及后来的燧发枪的原因；大炮的威力和功能也不断地改进。到15世纪末，西欧的热兵器技术已明显比明朝的先进。此外，西欧列强的争霸还延伸到海外，各国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霸占殖民地而发展海军。由于大炮很适合在战船上使用，因此也成为西欧列强海军的重要武器。东欧的情形和西欧稍有不同。因为东欧和草原接壤，东欧国家需要同时对付西方农业国家的步兵及东方鞑靼的骑兵。此外，东欧国家也没有参与海上争霸。这便是为何俄国热兵器的发展比西欧国家稍微慢些的原因。
笔者以为，无论是戴旭先生的观点，还是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的观点，从历史逻辑上都说得通，但对当代中国的国防军事战略并无多少实质性的警示意义！？往前进一步会成为一种替古人与今人开脱历史责任的观点！？
500年来的世界第一次军事革命——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革命，发生在欧洲，那时候的中国还是明朝时期。对此，中外已无异义。中国的军事科技自15世纪后期（明朝中期）开始已落后于西方。对此，中外也已无异义。但这些都不是注定明清热兵器落后于西方的决定性因素。毋庸置疑，18世纪后半期在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直到18世纪后半期以前，西方国家仍然未能依靠其军事力量在亚洲称霸。印度是在18世纪后期才被英国征服。当时，西方列强能够控制的只有印度洋的航道和一些人烟稀少的地，像西伯利亚、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的摩洛加群岛等，以及一些海外贸易集散运转站，像印度的孟买、中国的澳门、马来亚的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等。也就是说，直到18世纪末以前，中国与西方的军事科技水平相差还不是太大，因此，清嘉庆以前，中国的军事力量仍足以抵御“劳师以袭远”的西方侵略者。工业革命前夕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差距也不是很大。工业革命前夕中国的江南工业化程度可与英格兰相比，只不过江南以轻工业为主，英格兰却是重工业比较重要。工业革命前夕，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技术仍然比西方优越。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曾于1675年聘请中国工程师建筑桥梁；法国路易十四于1685年派遣六名传教士到中国，搜集有关中国科技、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资料；1765年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又派遣二名传教士到中国搜集有关资料。令人惊异的是，1845年，美国工业家威廉-凯利仍然需要向中国专家学习炼钢技术。此外，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钻盐井和油井的方法也是仿效中国的。因此，中西重大差距应该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
当今，中西差距仍然客观存在。而在历史领域的如同物理学和经济学上所谓的“路径依赖”也是一个客观存在。除了充分关注一个再现了古典时代有过的繁荣景象的当代——就是一个活着的传统的历史现象以外，还应充分关注顺着历史上的“路径依赖”复又陷于失败的深渊。当代中国的国防军事战略的目标之一是防止类似19世纪出现的中西重大差距的历史现象。不要忘记，近现代中国从全球“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 走来。1820年，GDP（1990年国际元）中国占世界之比为32.9%,同年, 全欧洲占26.6%、印度占16%、俄国占5.4%、日本占3%、美囯占1.8%。人囗，中国3.8亿、全欧1.69亿、印度2.09亿、俄国0.55亿、美囯0.1亿。这时的中国是－个保存着传统的固有文化在现存国家中年龄最高的中国。GDP与人口排在第二位的印度在这时已被英国控制了数＋年，并成为其在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地（傅军，《富国之道》的统计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笔者以为，对清代热兵器发展水平的检讨与思考，可以从以下三条途径找到对当代中国的国防军事战略具有实质性的警示意义。
第一，重新思考在《马关条約》之前，有一个30来年的内外合作求自强的洋务运动。在这期间，曰本明治维新走向成功。俄国的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资本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司法体系，加快了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此，俄国开始从农奴制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在改革后逐渐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期间，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強了美国的统一了。这些国家统一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外行帝国主义的，主要是英、俄、法三国。之后添加了美、德、意三国。日本后来居上，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威协着中国。要知道，热兵器发展的历史中国和日本都曾经走过一段很相似的路程，日本为什么会成功？中国为什么会陷于失败的深渊！？这里面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
第二，重新思考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以及与此相应的国防军事战略。西洋产业革命，其顺序是：一科学的进步与机器的发明；二生产进步工商业的发达；三国外贸易的发达，帝国主义的形成。中国近代则相反，最初一步，是整军经武；中间一步，是产业界的变化；末了一步是学术的提倡。为什么最初一步是整军经武？因为受外力压迫，不得不整军经武。为什么继整军经武后是产业界的变化？因为自己经过二三十年的武器装备，始终抵不住外侮；大家发现兵战不如商战，遂相提倡发达产业。为什么末了一步是学术的提倡？因为中国要发达产业，既无机器，又无人才，大家又发现商战不如学战。于是又相率开设新学堂，提倡新学术。这无形之中造成一个错觉：中国落后的总根源在于科学技术落后及帝王将相雄心懈怠，不再有新的拓展的目标。但实际上，科学技术有可能加快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出现，但却不是先决条件。中外崛起道路，都是同一条伴随着“黑火药革命”所带来的全新的军事征服道路。不同的是西方国家以武力开道的动机是夺取资源和市场，但中国的武力开道的动机是战略和国家安全。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发展的战略打击能力与贸易、开发和掠夺殖民地相辅相成。西方国家以武力开道的夺取资源和市场的动机无疑地成为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以武力开道的夺取资源和市场为出发点，通过科学的进步与机器的发明、生产进步工商业的发达、国外贸易的发达等等环节，最终形成帝国主义。明正德十年（1516）开始与葡萄牙通商；明万历三年（1575）开始与西班牙通商；明崇祯十年（1637）开始与英国通商；清顺治十一年（1654）开始与俄国通商；十三年（1656）开始与荷兰通商；十七年（1660）开始与法国通商；乾隆四十九年（1784）开始与美国通商。伴随着中外通商西方的热兵器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欧洲火绳枪就是在明正德开始与葡萄牙通商期间传入的。从学术层面去考察，也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西方的热兵器将对国家的战略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如以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为代表的明廷革新派人士，曾准备系统翻译数千部西学著作，并大规模推动新军的编练。可惜，由于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及明朝很快覆灭，这一雄心勃勃的工程来不及付诸实践。在一个具有万里长城的国度里，国家的战略和国家安全始终是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的“雄心”。从国家的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视角，意识不到西方的热兵器将对国家的战略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是一个比放弃海权还更为严重的重大的战略失误——以为万里海岸线就是万里天然屏障，从而错失通过发展热兵器构筑万里海防的历史机遇。当代中国的未来将主要通过贸易和金融实现国家的全球战略，不能走西方国家以武力开道的夺取资源和市场的道路，但通过新的战略打击能力实现国家的战略和国家安全仍然是一条必经的途径。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海权制控问题，还有一个空权制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战略安排问题。
第三，从国家的财政战略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军事战略的视角，思考新的军事战略。不能走西方国家以武力开道的夺取资源和市场的道路，但必须走国防军事战略服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道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先生曾经说过，大英帝国正是被丘吉尔先生的无敌舰队摧毁的。言下之意是不能盲目进行军费扩张。传统的陆军、海军、空军将不再是战争决定性因素，维持庞大的陆军、海军、空军将耗损国家实力。在当代，对国家的战略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是一个比海权更为重要的空权制控问题。应该从清代热兵器发展史上，意识不到西方的热兵器将对国家的战略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是一个比放弃海权还更为严重的重大的战略失误中接受教训，并合理安排国防军事的最佳结构和合理规模。
2014-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