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迅速向华北出动，撒豆为兵，力量扩散至整个华北。中共的这一决策，为其日后在华北站稳脚跟、获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抗战初期中共向华北广大地区的积极出动，是改变其此前局处西北一隅，资源、地域、影响力均受限制，发展陷于困境的关键一步。
中共向华北出动后获得的快速发展，和华北地区战前的特殊局面，战争初期战场形势，中共成功的统一战线、群众政策密切相关，也和华北战前、战争中的社会生态不无关联。由于战前华北半独立于南京中央，决定了华北诸省不同的政治军事态势，中共进入华北后，在不同省份，针对不同的形势，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鉴于此，本文采用和以往研究略有不同的考察方式，选取河北、山西、河南等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并突出展示中共进入各省后最具特点的生存、发展路径，希望由此以点及面，贴近当时当地的实态，动态呈现当年中共在坚持抗战同时寻求生存发展的具体路径。至于中共与社会力量(诸如枪会)间的互动，因为牵涉甚广，尚难纳入一并处理。
一
战前的华北，国民政府表面上拥有行政权，实际控制有限。中央直辖力量，除刘峙曾经于中原大战后至1935年底出任河南省主席外，其他各省基本都在地方势力控制之中。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牢牢控制其辖区，国民政府难以插手。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逼迫南京中央力量出华北，河南省主席易为商震(1935年12月至1938年1月)，商的力量开始壮大，河南形成中央和地方多种力量并存的状态。河北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长期处于冯系、晋系、奉系争夺之下，政治生态异常复杂，既有宋哲元的西北军老系统，也有原晋系残余，还有原东北军旧部，以及在常年军事力量角逐中幸存下来的小实力派人物，如石友三等。华北的这种状况，朱德在抗战前夕答记者问时曾有描述：“北方的部队及其领导人根本不行。他们作出的跟南京方面的统一行动计划，几乎没有开始执行。像宋哲元将军这样的人物指挥的北方部队，一方面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我们活动的影响。下级军官很抗日，但他们的上级指挥根本没有行动的计划。一旦打起来这些部队就会接二连三地被消灭。”①
中日全面开战后，华北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经历剧烈的洗牌。因为二十九军的迅速溃败，河北的宋哲元基本失去原有地位;山东在韩复榘1938年初被枪决后，群龙无首;河南省政基本是南京中央和地方实力派共治，其下又有各种力量犬牙交错。面对华北军政的混乱局面，国民政府对华北防御明显缺乏信心。早在战前，国民政府拟定的防御计划中就写道：“若就全盘论之，则防御河北北部，可专由现驻北方之部队担任。”②战争爆发后，随着中方主动开辟淞沪战场，中国军队重心投入上海，在华北的正面抵抗力度明显不如华东，华北抵抗主要依赖地方军政力量。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中共有一个判断：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士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③
正如中共所看到的，华北的危急局面对于和其仅有一河之隔的中共党人，既构成威胁，也提供了机遇。抗战开始后，中共部队接受改编，开赴前线，担负保卫华北的责任。此时，许多地区的权力真空局面为中共的进入及迅速生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37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武装力量确定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④尽管这一方针的执行和贯彻并非没有波折，但其基本思路还是得到落实，八路军分散成各个支队出动到华北的四面八方，和中共地方党及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结合，通过武装与民众的互动，在华北慢慢扎下脚跟。
总起来看，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在各根据地的发展，武装仍然是大部分地区发展的绝对要素，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则是中共辅助武力进取的利器。由于各地状况、条件不同，力量也不一样，中共在各地的发展同中有异。1937年9月，刘少奇提出中共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存在、发展方式：“第一、在一切被日寇占领地域，共产党与八路军应公开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去动员与组织群众。第二、在山西我军的后方，应努力争取我党的公开，争取共产党与八路军应有自己公开的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并领导群众运动。”⑤
河北是抗战前线，八路军应国民政府要求到达该地区时，大片国土已经沦陷。依靠武装力量，迅速在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是坚持抗战同时也是寻求生存发展的必要路径。八路军进入河北后，和地方党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结合，通过武装与民众的互动，逐渐扎住脚跟，冀西就是这样的案例。首先是武装的发展：“冀西是从非常混乱的局面澄清出来，各地有进步武装及工作同志，如邢台有东北游击纵队一部同志，临内有冀西民训处及冀西游击队，赞皇有一批老同志，低声下气的利用公开合法来进行工作，后来有骑兵团，这些对于冀西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力量。”⑥在武装的基础上，中共不断向下深植，通过群众运动制造声势，发展组织，逐步建立并稳固根据地，冀西的赞皇是中共当时工作的先进县，其继续发展的路径是：“赞皇过去有斗争历史，群众条件很好，党与八路军有很高信仰，工作也较有基础，地区适中，形势好，创造一个新的局面是可能的。所以重新配备了干部，决定以农会作为中心，掀起了广大的农民运动。从农运中大量发展党。”⑦中共这样的发展态势，国民党方面后来报告中曾描述为：冀西唐县“多山为奸伪盘踞之地，组织极严密”。⑧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中央及地方力量在河北节节退却，日军迅速自北向南推进。在河北民众惶惶不安背景下，八路军却主动进入河北，登高一呼，契合着民众的民族主义和自保需求，受到欢迎应在预料之中。聂荣臻报告八路军在平汉线主动出击后民众的反应：“此间群众抗战情绪极好。经过之地都欢迎，沿途老幼男女对我之热烈，喜形于色。自卫队已全组成步哨，前出到铁路沿线，并且协同游击队破坏道路。”⑨应该说，八路军挺进河北，抱有与日军艰苦奋战的决心，但当时的特殊局面，意外造成了河北广袤地区的真空状态。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推进十分迅速，顾不上整理后方，占据地区异常空虚，中国方面的情报显示，1938年9月日军在华兵力部署状况是：华北、华中总计28个师团中，用于华中的达到18个师团，华北10个师团，其中部署在平汉北段的仅两个师团。⑩平北地区有平津两大城市，加之要保护铁路线的安全，两个师团兵力之单薄可以想见。(11)对此，日方自己也承认：“当时，方面军占据地区的状况，由于兵力不足及治安之实情，实际上日本势力所能到达之地方，仅限于重要城市周边及铁路沿线地区之窄狭的所谓‘点与线’，其他大部分都仍然属于游击地带。”(12)
华北地区这种稍瞬即逝的机会，彭真在总结晋察冀的经验时曾谈到：“敌在战略进攻阶段疯狂地前进，尚未照顾到其后方，在各重要点线之间空隙很大。旧统治崩溃了，敌后新的统治十分松懈，或尚未建立。”(13)毛泽东也观察到：“由于日本占领军人数很少，日本人不能掌握所占领的土地。他们的部队通常只部署在铁路沿线的居民点和城市中。而农村几乎全部掌握在我们的手中。”(14)日军后方空虚的现实，为中共的生根发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八路军的出击常常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聂荣臻具体描述了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状况，大致情形可见一斑：“一、平汉线日军九日被我袭击后，极为恐慌。被我破坏之铁轨与电线至今未敢动修。昨派往望都之侦察汇报：该城时起谣风，一日数惊，日兵守在工事里不敢出。二、我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外，仍有小部在铁路附近游击，继续不断破坏铁路。三、此次战斗经验，我感觉敌各处守兵都较薄弱，正因为薄弱，所以敌不重守城市，只守城内几个支点，甚至弃城而固守工事……故此对城市猛袭，夜克平汉线三城：望都、定县、新乐，均以接梯攀入。同时敌警戒亦甚疏忽。”(15)八路军这一时期的发展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和冀西一样，冀中根据地也是依靠武装推动，同时运用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寻求生根、发展的案例。冀中的武力来自原东北军旧部。1937年10月，53军691团团长、抗战前刚刚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吕正操率部脱离退却中的原部队，留在冀中当地坚持抗日，所部改称人民自卫军，部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1937年底，自卫军主力开到平汉路西整训，1938年春节前后返回。随后，自卫军大举编并各类武装，包括地方游击队、联庄武装、会道门武装，吕正操回忆：“截至一九三八年底。我军在冀中争取改造了大部分联庄武装，编入我军的共约两万余人。”(16)到1938年底，整个冀中根据地人口达到800万，部队“号称十万人”。(17)
吕正操所言对民间武装的改编，是中共当时求取发展的捷径。民国以来，华北地区常年战乱，散落民间枪支众多，以河南为例，中共文件曾详尽分析其枪支来源：“(1)本地自造枪：手工业造枪方式几乎各县都有。县政当局办的，地主绅士的私厂，或作枪出卖。个人私枪厂多半隐藏于乡村”;“(2)内战遗留下来的枪枝”;“(3)土匪、道门活动转运到民间的枪支”，“富农以上的阶层从各方买保家枪”。(18)河南的状况大体反映着整个华北的实态。众多的枪支，长期战争历练出的强悍民风，自幼耳濡目染、口耳相传的民族情怀，保家生存的要求，战争初期中央政府退出、日军力量又暂难覆盖形成的短期统治真空，催生了一大批占山为王的民间武装：“游击军就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共为五十三部之多，当时有句流行的话‘精诚团结主任遍天下，长期抗战司令赛牛毛’。”(19)对这些民军，刘少奇估计，其主要成分是：“(一)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队伍;(二)原在华北抗战的各派军队之一部;(三)以前在地主指导下的民团;(四)人民中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五)土匪会门中抗日的队伍。”(20)这些自发的抗日武装，膨胀极易，陈再道回忆中提到，葛桂斋建立民军后，面对快速拉起的数千武装，感慨地说：“‘不知怎的，你们一下子就把我弄的这么大!’‘干这玩艺儿，比卖梨卖枣强多了。’”(21)根据1938年夏出任河北省主席的鹿钟麟的说法：“职入冀之日，河北杂色军队不下二十余万。”(22)
八路军进入河北后，制定积极吸收民间武装的政策：“大量发展我党所领导的地方武装，争取与帮助一切可能抗日的武装，打击最危险最坏的已经投敌的或准备反动的汉奸武装，以及抗日为名的土匪武装。”(23)中共在华北系属偏师，武装力量有限。陈再道的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1938年1月进入冀南时，只有500多人，但八路军既有正规军的武装、素质、威慑力，又有严密的组织宣传，对其他民间武装具有威慑和虹吸效应。陈再道形象描述其慑服巨鹿保安团的经过：“骑兵连拉长距离，绕城半圈向东南奔驰而去。这里是一片沙土地，又值冬季干旱季节，只见尘土飞扬，万马奔腾。”(24)这样的力量展示，已足以让民军战战兢兢，屈膝而就。东进纵队很快吸收、改编金庆江、李景隆、邱庆福、刘磨头、高士举、杨玉昆、段海洲、葛桂斋等大股民团、会匪武装，短短几个月里，“部队由五百多人发展到一万余人”。(25)1938年4月，国民党方面报告称中共在华北武装已扩大到10万人(26)，而朱德、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则证实了这一观察：“在华北我军现实有人数十二万以上。”(27)
当然，八路军的发展也不是没有遇到国民党方面的争夺。尽管战争爆发后，中央军的力量迅速退出河北，但原有的在河北发展起来的地方力量还是得到中央政府鼓励留驻河北，一方面通过他们接收、发展地方武装，为日军控制河北制造障碍，保持中国在华北地区的持久抵抗力;另一方面也不无控扼中共方面在华北发展势头之意。不过，面对中共的精锐，这些国民政府系统本处边缘的力量，在与中共的争夺中，有类下驷对上驷，无论军事、政治、民众关系上都几无与中共抗衡的余地。即便后来国民党中央着手重建河北军政力量，其派出的鹿钟麟、朱怀冰、石友三，实际都仍属地方武装，实力有限。鹿钟麟后来说：“职至南宫之日，河北政权早为共党把持，职仅自卫步骑三连，何能与共军作政权之争。”(28)如果拿吕正操、陈再道的发展做对比，鹿的这一辩解或不免无力，不过以国民党尤其是其地方力量的动员和组织能力，鹿的抱怨也不是没有根据。国共在河北的争夺，国民党方面先天不足，后天又失养，国民党将领分析：“八路军过去困难，而能延续维持者，一为政治，一为经济，又能上下相见以诚，政治组织较大……公暇上下同乐，如打球或晚会戏剧，不分等级，精神生活颇活跃。凡军队将到之处，即派政治人员前往组织民众，调查敌情，以至筹集粮秣，所到之处，均不感困难。”(29)而国民党的状况则是：“河北民心中之阎冯张系一丘之貉，印象皆甚恶劣。况阎冯张之部下乎，中央以为彼等在河北有办法，河北民众则以为中央用彼辈是对河北无办法。结果造成汉奸、共产党在河北皆有办法，而本党反在河北无办法矣。”(30)国民党方面之被动跃然纸上。其实，对华北这些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中央也未必认为他们真有办法，起初不过是聊胜于无，后来又不得不以之充当抵消中共发展的力量，捉襟见肘，势所难免。国共的差距，作为对手方的日军十分敏感，他们察觉：“国民党系游击队，在鹿钟麟北上时稍有整顿，以散兵为基干，收容为‘CC民众动员会’工作的土匪，因而编成十个团。但指挥官非土匪头目，即系旧军阀军官，较之经历一定之主义与政治训练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游击队，其战斗力有天壤之别。”(31)
客观而言，由于河北大部分地区几乎是在陷于日军之手后再被八路军收复，中共对河北心理上有种舍我其谁之感。国民党方面报告，在国共围绕着河北的商谈中，朱德、刘伯承明确表示：“以河北为生命，谓在敌手所取得。”(32)这应该是中共真实想法的体现。周恩来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曾要求中央政府“原则上承认十八集团军为河北作战主力，应负冀察战区指挥作战之责”。(33)实际上，由于中共处身西北，挺进华北，处处棋先一着，抗战之初，中共在河北的确已经形成先入为主的态势。国民党重回河北部署力量时，即倍感掣肘，所谓：“迨本党北上恢复组织，而各项工作已为他人先鞭早着，工作无进展，时受牵制与摧残。”(34)1938年底，国民党方面控制的河北省政府报告：“目前冀省八十五县，实际遵奉政令者，不过省府委放县长故城、衡水、冀县、新河四县，而衡、新两县，实有彼党组织之战委会作梗。”(35)对此，省主席鹿钟麟不能不哀叹：“冀省军政实权旁落，第以孑然一身，真有进退维谷之感。”(36)中共方面获得的战略主动灼然可见。
二
抗战初期和此前的苏维埃时期的最大不同，就是国共两党结成联合抵抗日本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中共此时期的发展和统一战线的旗帜不能分开。由于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及对外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共在国内政治中获得了更加自由的活动空间，发展方式更为多元，除武装的直接推动外，统一战线及统一战线形式下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是其扎根、发展的另一重要途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构成中共发展互为促进的三要素，此即毛泽东所表述的：“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37)
抗战爆发后，根据坚持华北抗战、拱卫西北根据地的方针，中共迅速向华北地区做全面的武装和政治渗透。由于初期武装力量弱小，政治方式是这种渗透的必要路径。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尽可能地与各地实力领袖结合，既在政治上取得地位，也藉此获得活动空间，在各地广泛发展群众组织，扩大党的组织和影响力，一步步实现武装力量的壮大和党的意志的贯彻。
抗日统一战线，就全国而言，主体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不过，在华北，事实并非那么简单。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华北的控制有限。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军政力量被进一步压缩，地方力量则出于自己的生存需要多选择留在当地，因此，中共向华北的伸展，其实更多面对的还是和这些地方势力间的纵横捭阖。
抗战初期，几乎在华北所有省份，都可以看到中共对当地政治军事力量开展统一战线的实例，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应该是山西。山西的阎锡山和蒋介石长期周旋，保有对山西的控制权。1936年红军东征，中央军在援助山西的目标下，大举入晋。中共回撤黄河以西后，中央军仍然留驻晋南，而晋南“历来是反阎派的中心，有反阎的传统，阎锡山的银行发行的票子就过不了韩信岭”。(38)中央军和晋南反阎力量眉来眼去，使阎深感戒惧。在此背景下，作为对南京潜在威胁的抗衡，阎锡山和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一样，选择与中共来往，试图通过共产党力量的引入，抵消南京中央的影响。
1936年5月和8月，阎锡山两度与有中共背景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见面，同意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与中共合作，“成立一个以抗日为宗旨的山西自己的独立的群众团体”。(39)9月，薄一波等中共党人由北平监狱释放后，参加由阎锡山任会长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实际主持会务，有效实现对山西政治、社会、地方民众的影响。(40)由于有来自阎锡山方面的支持，加上中共党人的大力推动，牺盟会迅速覆盖整个山西，成为山西最大的一个群众团体，如报告所言：“牺盟是二战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全山西所有的民众救亡团体——农救、工救、妇救、青救、文救——统统是在牺盟的支持之下，牺盟的活动，象一根红线似的贯穿在各个救亡团体中间。”(41)牺盟横的发展可以牵起山西各团体和组织，纵向则直接扎进县乡基层：“全山西每个县牺盟的民运干部至少有30至50人，从牺盟的特派员以至各种群众组织的干部。”(42)薄一波后来回忆，1939年夏，牺盟会在山西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时，“以牺盟会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农救会会员发展到170万人，工救会会员发展到20万人，妇救会会员发展到30万人，青救会会员发展到30万人。这时，包括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的全体会员总数已经发展到300万人左右。”(43)尽管由于战时统计困难等原因，这一数据或不无夸大，但牺盟会组织群众的能力毋庸置疑。实际上，地方牺盟会显示力量的方式甚至遭到薄一波的批评，他举出的几个被认为是过于急躁的例子，侧面证明牺盟会一言九鼎的威势：“某县的群众运动，亦算十分开展，革命势力抬头，该县县长、区长及其他公务员，有些不合该县群众运动领导者的口味，据云并不算坏，但还不如他们革命。在武汉失守后的一个紧急大会上，对动员工作没有十分讨论，也有些急躁，沉不住气，暴跳如雷的样子，要压迫县长及一切公务员减薪……过不了几天，县长、区长辞职，专员公署照准。”“某县群众运动亦相当开展，革命势力抬头，其领导者硬要开玩笑似的让一个相当有声望的人，白天送信，晚上放哨，以示今天的力量比他大。”(44)不过，当薄一波批评下属的时候，他自己的行为也颇大胆，杨尚昆报告：“续济川是旧派的人物，在晋城一带对牺盟工作颇多阻挠，薄对他完全采取一种打击的态度。在决死一纵队随东路军恢复的县份内，虽然不属薄之行政范围，据说薄都已委了县长，并向阎、梁报告说：‘他(指续)不派人负责我已经派了。’在我看来这似乎还太过一些，可以增加冲突，但听说阎、梁反颇赞薄能干，似乎很满意的。薄一波仍不失为阎、梁之第一个干部!”(45)
牺盟会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但强烈的政权推动性质，使其群众运动的开展，直接指向政权建设：“牺盟是军政民化合的伟大力量。牺盟不单纯是一个民运的团体，它已在民运工作深入开展的基础上，改造政权，创造革命武装，形成战胜敌人、复兴中国的一部分力量的雏形，这就是军政民的化合力量。”(46)这在相当程度上点出了抗战初期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方向，即群众运动、政权建设、武装缔造相需并进，群众运动最终服务于壮大力量、抗战求存这一目标。正因此，在牺盟会逐渐扎下脚跟后，适应抗战爆发的形势，顺势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即山西新军。新军包括4个纵队。各纵队政治委员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均为中共党员。1939年夏，全部山西新军共计50个团，主力部队约5万多人。至此，中共在阎锡山的旗号下，通过牺盟会、政权、新军，在各个层面上实现了对山西的渗透。1939年，山西全省105个县，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特派员或新军干部担任，而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员”。(47)在中共控制区内，已经形成这样的舆论：“群众认为阎锡山投降了共产党，薄一波是个大共产党，年月快变了。”(48)
阎锡山支持牺盟会的发展，以之对抗南京中央的渗透自是重要原因。在和中共合作同时，阎对国民党中央力量介入山西一直高度警惕，中央军入晋，被严格限制不得插手山西省政。统率山西地区中央军的卫立煌曾向蒋介石报告：“我中央部队，入晋以来，在特殊情形下，对政治工作及组织民众，向不过问。惟今见收复各县，民困日深，如不速谋以政治力量，把握民众，确立根据地，将来中央部队前途，势将日趋危殆。”(49)为此，他曾在山西省政府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中央军亦参加各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以统一战线，加强救亡工作”的要求。对此，“当时各专员各县长均未置可否。迨闭会后，各专员即纷纷电阎锡山请示……阎复电谓：不可任中央军参加各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并饬各县迅速加紧动员工作，勿贻口实，乘机加入。”(50)可见，抵制国民党中央在政治上渗透山西，是阎的重中之重，牺盟会通过对中共力量的借重，帮助阎更好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客观上为阎消除了中央插手山西地方的借口。
阎锡山借重中共发展牺盟会，某种程度上还是其借力打力、抵御中共的一个办法：“八路军之开入晋省，山西首当其冲。初时，阎氏应付办法一变过去作风，提出新的做法，组训民众，创办民大，建立新军，目的在加强统制力量，不留有空机会为共党活动余地。”(51)在当时的状况下，阎锡山和中共两方面都不无借鸡下蛋之意。中共可以通过支持阎锡山抗战维持华北抵抗局面，在山西生根并经由此向外伸展，获得生存发展的更好空间;而阎锡山则预估到在日军和国民党中央挤压下，其继续独霸山西殆无可能，希望借重中共既帮助抵抗日本，又以其组织和宣传巩固自己对山西的控制。对这一合作的走向，任弼时曾在共产国际谈到，阎锡山有一个隐秘的判断：“阎锡山：‘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山西像点燃了十支蜡烛，晋绥军只点燃了一支蜡烛。中央政府军只是像点了一盏油灯。但共产党有一个弱点，它没有故乡，因此1932年德国共产党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还是被希特勒镇压下去了’。接着他说，‘山西省的政权掌握在我手里，还可以做点事’。”(52)阎锡山清楚中共的力量，却以德国共产党为鉴，认为外来的和尚很难真正念好中国的经，幻想中共最终会被其本身消化。阎锡山的如意算盘中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即中共不是德共，中共的武装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正因此，随着中共的不断成长，双方初期统一战线中的双赢局面逐渐难以为继，破局几难避免。
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邻省，中共武装力量出动，山西也是首要的目的地。政治上与中共合作同时，阎锡山在日军进攻山西背景下，欢迎八路军入晋，协同坚守山西。中共报告对阎锡山坚守山西有一个精当的判断：“阎表示他决定留在山西打游击。他说：‘宁愿抗战死在山西，不愿流亡他省’。他说不能离开山西，意思大概是说：如他离开山西，山西就不会再是他的了。”(53)1937年9月，周恩来与阎锡山面商，达成多项谅解，周报告，双方同意“成立绥察及晋北战地各级动员委员会，争取民主集中制，在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给人民权力与利益，以实施战争全部动员及组织游击战争，各级政府不得干涉。我们拟出工作纲领，阎同意后，即由八路军出面与晋绥合作。”(54)随后，八路军陆续开入山西，平型关大捷就是八路军在山西战场的成功战例。当然，八路军的出动，从来不是作为正面战场的补充，而是以执行自己的战略方针为目标。在正面战场连遭败绩，华北乃至山西的局面日益严峻时，毛泽东冷静地估计到：“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即游击战争亦恐不能好好支持。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55)在此形势下，毛要求：“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一二○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56)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准备在山西持久抵抗的姿态。按照这一部署，中共武装力量持续挺进到山西东南西北的各个角落，夺占交通线，占据要点，逐步建立根据地的雏形。刘伯承曾谈到：“拿山西来说，共有一百零五个县，只有二十个县才有日本军队。除晋南不计外，也空出不少的地面。这已成为发展游击战，组织民众，遂行运动战的好场所。”(57)11月1日，刘少奇和周恩来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成立晋察边、晋绥边、晋东、晋西、晋东南等军区，并计划成立各军区军政委员会，由聂荣臻、关向应、徐向前、邓小平等分任主席。这一计划初步构成日后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根据地的雏形，并成为日后中共背靠陕甘宁地区、进出华北平原的重要根据。
向山西的武装出动及统一战线模式下牺盟会的支持，对中共在华北的扩展功不可没。牺盟会的模式代价小，发展快，堪称壮大自身的捷径。由于其打下的扎实基础，尽管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中共与阎锡山的合作破裂，但山西事实上成为整个抗战时期，中共进出华北平原的走廊和基地。晋察冀、晋绥、晋冀豫这几个抗战时期中共最主要的根据地，作为积聚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坚固中心，或是主体即在山西，或是依托山西建立，不仅是抗战中中共的堡垒，也为战后中共的夺取政权储备了人才和各种资源。
三
相对山西牺盟会的大刀阔斧，中共在河南不可能取得像阎锡山这样来自省级层面的直接支持，也鲜见八路军直接进入展开武装发动，而是通过小步前进、逐渐积累的方式，壮大力量。中共在河南的发展，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是其主要形式，具体到省内不同地区又各异其趣，可谓各逞机锋。
河南是战前南京中央政府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地区，中央力量相对强盛，同时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地方力量和外来势力的争斗从未止歇：“在军队方面有所谓中央系……有所谓老西北系，如庞炳勋之一部，商震的一部及孙连仲之一部，以及最近开去的所谓东北系……在以上各系之间都有矛盾冲突，而最近厉害的恐怕还是东北军与中央军之间。”(58)相对而言，战前中共在这里只有党员百名左右，是冀鲁豫三省中党员人数最少的。力量的弱小及外来支持有限，中共只能尽其所能，寻找在这里相对可能的生存发展方式。
抗战初期，国共合组统一战线，中国的政治光谱变幻不定，国民党内部对中共的态度错杂分歧，尤其像河南这样本就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的地区，各派力量更是各取所需：“一般的说，接近敌人的区域，国民党要开放些，在后方统治得要严密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省方与地方、政府与党部、CC与复兴社)、政府与民众特别是与会门、民众与土匪、党派之间(如国共、第三党)的矛盾，都相当激烈。”(59)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正好给了中共见缝插针的机会。比如，抗战初期两任省主席商震、程潜出于自身的非中央嫡系身份，对各方力量采取开放态度，就予中共活动以很大便利。中共发展方式是，发起成立群众组织，宣传、动员抗战，取得社会乃至政权方面同情，为自身争取保护伞。当时报告总结：“组织民众最好是能取得当局委任的名义，取得它的保护，而且取得行政权力的帮助(例如西华的群众组织的发展)。如不可能，至少在组织起来之后，在工作上表现这个组织是拥护当局进行抗日工作的。这样，当局至少不会来破坏你，有时顽固派向你进攻，它会来掩护你。”(60)报告中提到的河南西华县，根据当时的材料，组织发展相当迅速：“在党领导下，全县3000民众，分别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老少指导团、妇女姐妹团等……该县4个区长3个是同志，一区长及其县长均同情我们。”(61)更详细的材料显示，中共在西华甚至成了实际上的执政者：“在那里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并且因为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王际平的贪污，我们曾发动群众给以揭发与控告，押解到天水行营，再没人敢在敌人威胁下到西华办国民党，国民党部从此撤销。财政机关也从此时转入我们掌握。只有教育机关还保留在一部分国民党(员)的手中。其所以如此，由于地方同志缺乏教育人才，且在敌情紧张下忽略了教育在抗战中的作用使然也。”(62)
西华的经验显示，面对一个控制力十分有限的执政党，在国共合作环境下，中共的竞争力的确非寻常可比。对于如何在统一战线中利用国民党政权的软弱及内部争斗，发展自身力量，当时报告有精当分析：“国民党统治表面上虽是很严厉，但是因为它统治本身的散漫与混乱，所以我们独立自主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它不许我们做，但我们做了它也不管，并且还想借我们力量以自重。”(63)正因此，中共在河南的党组织初期“多半是通过了统一战线的关系发展起来，所以是和平发展的。它不像华北各地的党之在游击战争的战斗环境中发展起来，也不是从罢工罢课抗捐抗税的斗争中吸收的。”(64)在河南，中共统战对象相当广泛：“第一战区政训处，洛阳、淮阳、郑州三个专员区的专员，以及好些县长，统一战线已建立好，并有一些同志和群众做县长与区长。对于河南省政府及省党部部分的统一战线亦是有了一些。”(65)中共在实践中还总结出一套争取同情力量的具体步骤：“1、估计对方进步程度，对我方关系的深浅和缺点。2、找出每时期对方要求，帮助他解决困难。3、对畏缩的进步分子，从侧面加深其困难，挤他靠近左边，再从正面去解决他的困难。”(66)
在中共报告中，曾经谈到争取信阳县长的过程，可以窥见中共统战工作具体操作之一斑。信阳沦陷时，县长李德纯被认为是“富于民族意识，充满英雄欲望的人，不甘心落荒而逃”(67)，这正符合中共选择统战对象的目标：“不要管对方抗日的目的如何，我们可以利用升官主义及英雄主义来和他建立统一战线，使他向抗日的道路前进。”(68)因此，中共迅速与其在抗战的旗帜下接近，李接受中共方面的建议，和中共共同开展信阳之游击战争，中共地方武装与李的部队会合，统一实施改编。随后，中共的强大组织力迅速显现，整个部队逐渐被引向中共既定的轨道：“利用合法名义，创造实质的新四军。这一计划迅速实现，我们干部取得县府第一科长、挺进队副司令、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李县长是名义司令，一切工作均由我们主持，干部配备妥当，按计划进入战区。”同时，对李及其下的干部，中共严格执行统战工作的方式，尽力扶持并加以影响、转变：“对李县长方面，第一，解决他的困难，特别是在经济上，开始打汉奸收集来的资财，交他统一分配;第二，一切意见得到他的同意，然后执行，或者作后的事情也报告他;第三，在行动中，群众中拥护他;第四，不放松的设法教育他，给他各书籍看，从各方面表现我们诚意、有办法……对待中下层武装小领袖，主要采取友好态度，为了达到归服我们，压制一下也可以。”(69)这种经由利害—思想—组织的争取上层的统战模式，在中共的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
河南的统一战线路径，决定了中共在这里的发展，群众运动是重要推进环节。通过对上层的争取，中共可以获得发动群众的条件与机会，使其擅长的群众动员有用武之地，此即中共曾针对绥蒙统一战线工作表述的：“无论蒙人汉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均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必须上层工作弄的好下层工作方易开展。”(70)这一判断放在河南同样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统一战线既是中共联络上层的策略，更是通向下层的便道。深入并依靠群众，本身就是中共理论和原则的基本要求，面对日军的直接侵略威胁，又是复杂严酷环境下谋求生存发展的现实道路。中共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群众工作作为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工作”(71);“群众运动的任务，主要为动员参战与支持战争”。(72)实际上，在中共开展统一战线成功的地区，往往也是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在豫西，由于中共的动员及这里特殊的民情，造成了民众带枪投奔中共武装的状况，彭雪枫在给毛泽东、陈绍禹、周恩来等的报告中写道：“目前豫西各县民众每天总有三五十人，由远方来，连人带枪参加我军，尽量收容。经费无着，弃之不忍，且太可惜，世界上带着枪自动来当兵的事是很少的。”(73)而受到民众运动声势的鼓舞，晋冀豫区委在1939年初发出的文件中提出宏大计划：“全区至本年‘五卅’应组织群众实数达三百万左近，培养干部百分之一，约二万至三万左近，注意培植群众领袖。动员群众参加各抗日部队至少二万至三万。”(74)
群众运动中，青年运动有其特殊性，中共在河南的统一战线工作，巧妙地把青年运动和统一战线相结合，充分体现中共统一战线的灵活性。一般而言，青年有理想、热情和冲动，投身青年运动者一般都出身知识分子，具有较为厚实的家庭背景，因此，青年既可以是统一战线的对象，也可以做统一战线的桥梁，此即中共报告谈到的：“一般的说，计划一个地方的群众工作，在河南是先组织青年团体，经过它来开创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因为，他们可以有地位来创立地方的上层统一战线，同时也有地位来做下层工农工作。”(75)通过青年及其家庭背景展开统一战线，相对安全，成功概率也高。1938年秋，活动在河南的朱理治报告，“在我们领导之下的青年组织已有74个(游击区除外)，有17万多会员，其中44个团体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包括有1万多会员。除此之外，在豫东几个县，有广泛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单在西华一县，至少有2万多人。这些青年组织，分散到河南各个县，成为当地救亡运动的推动者。他们一面能够帮助地方建立上层统一战线，一面掩蔽下层工农工作，他们自己每每即成为当地地方长官抗日工作的最忠实的帮助者。”(76)这应该是青年在统一战线中特殊作用的真实写照。
中共在河南的发展，善用力量，居然在表面一统天下的国民党内部，寻找出生存发展的巨大缝隙，于中共而言，实属力量的正常发挥，然在国民党中央眼里，却倍感威胁：“豫西民风强悍，素为匪薮……好乱者众。共党企图以豫西为根据地，其党羽分布各地活动甚力。”(77)他们描述的中共发展模式是：“先秘密进行民运工作，离间军民感情，使我感受困难，自动退出。如有少数游击队，则利用民众解决之，以引起民众与我斗争。”(78)国民党方面被动应付的窘境跃然纸上。尽管河南的中共党人相当活跃，在河南竹沟、西华、桐柏等地，也有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建立，不过相比华北其他地区，由于没有八路军的直接开进，及河南国民党军政力量的相对较强，中共在河南的发展更多还是依赖统一战线的和平方式。因此，当国民党方面1939年逐渐改变政策，加紧与中共争夺时，中共在河南的生存迅速遭遇困难。此前统治层不少人与中共来往，本就出于利害关系，一旦形势有变，难免随波逐流。1938年6月，中共曾报告：“统战工作在豫省开展，程潜、李世璋、戴民权、孙殿英、何基沣及各区行政专员，均与我有联系。豫西之别廷芳在南阳、镇平、内乡、淅川(为我于陇海路断后入陕大道)有武装近十万，已派代表与之见面，别表示只有共产党不逃，将来只有共产党天下。”(79)报告中提到的别廷芳，此时信誓旦旦，但在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后，就迅速与中共拉开距离，甚至兵戎相见。同样的例子在河南各地报告中都可以看到：1939年随着国民党反共空气的浓厚，统一战线在灵宝地区的“陕州是一蹶不振，上层统战呈现着停顿状态。卢氏上层亦如此”。(80)密县的国民党特派员抗战之初一直对中共亲善，此时不得不改弦易辙，动摇起来：“自己则不坚决同顽固派作斗争，反而怪我们在密县扩大革命势力。他要求我们不要在密县发展党员，只做农会工作。”(81)
河南的状况如果联系国民革命时代国共合作的历史，颇富趣味，某种程度上，20年代国共间风云变幻的一幕似乎又在河南重新上演：中共在统一战线旗帜下风起云涌，但一旦国民党积极反共，中共力量即迅速消沉。之所以如此，力量的对比应该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根本原因，在中共全党都高度重视武装的抗战时期，河南偏于统一战线的现象既非政策问题，也不是执行错误，而是中共在这里可以着力的程度使然。这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被历史创造的实例，也是近代中国政治中，武装才具真正发言权的又一证明。
四
很难有资料证实，抗战初期中共财政状况和其在华北境遇存在的逻辑关系。不过，作为政治力量的基础性支持，财政的重要性应无疑义。讨论抗战初期中共的发展，对这一阶段的财政状况稍加辨析，或尚非画蛇添足。
抗战爆发后，中共的财政困难有了很大纾解。当时，中共收入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国民政府的拨款。这笔款项早在抗战开始前即已确定，1937年6月，何应钦呈报蒋介石：“第三者经费每月三十万元，二十六年度军务费总预算并未列入，除造送追加预算外，拟恳电饬财政部，以后按月如数照拨，以凭转汇。”对此蒋介石批示：“如拟。”(82)抗战爆发后，经费不定期有所增加，根据国民政府1940年的报告，前几年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经费经常部分为：八路军1937年月发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1939年8月份起加发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元，合计月发65.5万元。新四军1938年1月核定四个支队月各发经费1.5万元，军部6000元，共6.6万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发经费2万元，共8.6万元。6月份重新核定该军经费每月11万元。1939年加发战临费每月2.2万元，每月为13.2万元。(83)此外，两军还有些临时经费，如1938年发遣散老弱10万元。1939年拨发八路军医治负伤将士款十万元。(84)
对国民政府发放经费，政府方面公布的数据和中共财政部门数据，两者出入甚大。中共统计的1937至1939年国民政府核发经费(法币)具体数据为：1937年7月至12月共拨发1527672.84元，1938年为4480157.16元;1939年为5000436.10元;1940年1—10月为4997074.11元。(85)国民政府宣称发给的数据几乎倍于中共财政部门的统计。之所以如此，或和中共对经费的处理有关。抗战初期任边区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回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按月拨付一定数额的军饷，此款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取，一半送交延安，一半买成商品，作为光华商店进货，由光华商店供应给机关、部队和群众。”(86)也就是说，这笔经费中的一半很可能没有进入财政账目，而是留在西安办事处，用于采购物资。有关回忆材料显示，西安办事处处理经费的确数额不菲。办事处经理科人员回忆，抗战前期，他一次购买武器的经费就达“2万元”。(87)另曾一次购买汽油几万斤，“分批向延安运去，直到四六年北关仓库还存放了一些汽油”;“棉花一次就买过几千包”。(88)为了运输物资，办事处“租用了商车四十部”，“买过各类物资……市场公开出售的物资我们买，国民党控制的物资我们也想办法买。”(89)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侧面证实经费状况。1938年2月，张闻天谈到：“我们每月从蒋介石那里总共得到50万墨西哥元。这些钱是这样使用的：25万元用于前线需要，其余25万元用于后方需要、党务工作、报纸和杂志的经费，等等。”(90)考虑到墨西哥元的价值要略高于中国银元，50万墨西哥元和前述国民政府提供的经费发放数字显然更为接近。另外，彭德怀在1939年初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提到，八路军“以核发之五十万元，暂供八万五千人之用，旋蒙委座体念艰困，加发米津十万元”。(91)这一数字和前述国民政府报告中的数据基本吻合。
除国民政府发放的薪饷外，中共的另一经费来源即为对控制地区的征发。抗战初期，中共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则，一般状况下，将钱粮征发对象锁定为富裕阶层。这一政策改变此前按照田亩纳税的惯例，减轻大部分普通农民负担，受到民众欢迎。不过，战争状态下，这一政策的执行效果难以完全保证，中共方面承认：我们从老百姓那里得到的钱也有限。因为第一，老百姓深受敌人掠夺之害，而第二，现在我们不能继续使用没收地主和富农财产的老办法，因为这会违背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92)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6年全年的没收款达到602858元，1938年则下降到39500元，1939年继续下降，只有10700元。(93)另外，由于抗战初期中共为争取民众支持，采取轻徭薄赋政策，税收等征收相当有限，陕甘宁边区1939年的税收收入仅有658213元，仅占财政收入8847427元的7.4%。(94)征发还很难成为根据地财政重要的来源。
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是中共抗战之初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期待。1938年初，康生与苏俄代表谈话时强调：“在我们动身来这里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答应拨给我们150万美元，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也答应我们拨款3万美元用于治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95)他同时表示：“我们需要资金用来扩充我们的军队，购买武器装备，建设我们的国防工业，支付政府和中央的开支以及办报的经费。”(96)康生特别提到：“在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和日本人半占领的地区，老百姓拥有足够数量的武器，他们很愿意把这些武器以不太贵的价格出售。无论如何，我们确实已经知道并经过验证，我们所需要的武器只要有钱就能够迅速买到。”(97)康生向苏俄要求的这笔资助，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可以找到下文，1938年2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98)这应该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兑现诺言的一部分。另外，曹菊如曾报告其经手中共中央特别经费的经过：“我经手管理特费收支账目，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开始。在这以前，曾经从外面来了大约几十万元。”(99)这笔巨大的款额，不清楚是否和苏俄的经费支持有关系。
1939年初，中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继续提出财政援助的要求：“你们为我们募集的钱都用光了。兑换时没有遇到困难，也没有引起怀疑……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大量工作，需要大量开支……上述困难的一部分我们将自己解决。请您提供资金上的援助。”(100)7月，中共中央将这一援助要求的数额具体化：“请你们尽快在财政方面帮助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不止一次的大数额——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101)当然，这样的数字似乎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102)稍后，中共中央在一份关于收到款项的报告中称：“我们应从你们那里得到规定给我党的300000万美元”。(103)由于资料的零碎不全，很难对每年的援助额给出准确数字，但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援助款的一系列电文看，中共每年都从共产国际得到援助，1938年初得到的那50万美元，以当时比值计算，约合法币200万元。除此之外，苏俄方面还间歇性地予中共以物资援助。
苏俄的财政援助，在抗战之初，当中共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地域和武装力量有限时，可谓雪中送炭。以当时中共主要控制区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财政收入526302.45元，财政支出497882.74元;1938年，财政收入907943.31元，财政支出814563.49元;两年相加，收入、支出分别为1434245.76元、1312446.23元。(104)与之相较，苏俄数百万元的资金援助超出整个边区财政支出，援助的份量可见一斑。
抗战时期各方面的援助，是支持中共财政的主要力量，这一点，由中共中央付给陕甘宁边区的外援收入中，可直观见出。1937—1940年，中共中央从外援资金中拨付陕甘宁边区的数额分别为：1937年10—12月为406391.01元，1938年为468500元;1939年为5666667.34元;1940年为7550855.04元。外援收入占边区财政收入比重分别是：1937年占77.2%，1938年占51.6%，1939年占85.8%，1940年占74.7%。(105)外援成为抗战前期边区财政的主要依靠对象。所以，当时中共文件明确写道：“中央及边区党尽量争取外援，减轻民负，外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106)外援使中共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边区公粮负担显示，1938年边区共征公粮14197石，占收获量的1.32%;1939年15955石，占2.98%;到1940年由于通货膨胀，外援收入贬值，征收量才有明显的上升态势，占6.37%。1941年后继续上升到10%左右。(107)抗战初期的数年间，粮食不足部分由财政拨款对外购粮，购粮款达整个财政支出的10%左右。(108)
客观而言，由于有国民政府发放的堪称丰厚的军饷(109)及苏俄援助、海内外捐款，抗战初期中共的财政来源比较充足，财政负担不重，陕甘宁边区在战争之初的几年里，财政一直节余。山西方面，阎锡山曾报告：“敌人以怀柔为政策，某部又以免粮免税为号召，不得已亦将各种捐税宣布豁免”(110)，此所谓“某部”，就是指的八路军。山西方面中共的免粮免税号召，当然首先是由于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克制的财政支出，来自中共中央的财政支持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事实上，从中共河南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种支持的线索。(111)由于资料限制，要准确还原当年资金在各个根据地的具体运用状况，恐怕已经很难做到(112)，但总体资金的相对充裕，对中共减轻民众负担、争取民众支持，应该会有相当的作用，这或许是观察中共抗战初期发展也应照顾到的一个侧面。
抗战初期，中共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形势，审慎估计各方力量变化，因势利导，在日军、国民政府和地方力量问求取自己的有利生存空间，实现政治、军事目标的利益最大化，堪称政治力量谋求发展的成功范例。无论武装出动，还是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中共在华北都放在具体情境中灵活运用，原则和策略不断调整，中心则不离力量对比这一核心要素。中共在华北的出动，将一支最初仅三两万人的偏师，在一年时间内，即打造成华北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力量，为日后华北日、共、国鼎足而三的局面打下坚实的基础。(113)这样的成功，称之为奇迹亦不为过。客观而言，中共的发展，无疑极大地增进着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但以统治者自居的国民党却不免芒刺在背，国共围绕着华北的争夺初现端倪。这一点，在周恩来给蒋介石围绕着国共摩擦的电文中有非常中肯的表述：“中共更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以示让步，但最基本之保证，还在一方面中共决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之意图，另一方面国民党在钧座领导之下，突飞猛进，必然日益巩固其政权领导，则对中共之部分发展又何足惧。”(114)可惜，这种意愿并不总能成为现实。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共在华北既受到返身巩固后方的日军巨大压力，还须与国民党方面在华北的力量角逐，要在国、共、日的连环斗争中站稳脚跟，寻求继续生存发展之路，困难和挑战正未有穷期。
【作者简介】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注释：
①[美]T·A·彼森：《访问朱德》(193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②《与日本发生战争时中国北方防御方案并附图》，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102007001。
③《毛泽东致彭雪枫转周恩来电》(1937年9月4日)，《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④《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1937年9月21日)，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资料丛书·文献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⑤刘少奇：《为发动华北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193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⑥《十七个月来的晋冀豫区委工作》(193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太行抗日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⑦《十七个月来的晋冀豫区委工作》(1939年3月)，《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第71页。
⑧《第九至第十六督导区(缺十一区)工作情况向省党部的报告》(1942年3月至1943年4月6日)，河北档案馆藏，611/1/9卷，第34页;转引自王英维《1935—1945年的河北省国民党》，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第10页。
⑨聂荣臻：《在平汉线袭击敌人的战斗报告》(1938年2月12日)，《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⑩《军令部第二厅呈蒋中正敌军在华作战兵力配置判断表》(1938年9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02027。
(11)薄一波在1939年曾经谈到：“截至现在为止，敌侵占我铁道线约1万里以上，主要大城市在25座以上，估计敌人保持后方联络交通办法，每里需要一个碉堡，每一碉堡至少需一班人(以14人计)轮流守卫，即需14万人在铁道线上站岗。每一大城市亦至少需要5000人守卫，即需12万人。再加上警戒矿山、工厂及汽车路线，总计亦需三四十万人，这是胶着在站岗放哨守卫的工作上，如再深入，这样站岗的警察，将需更多的人来充当。”薄一波：《在第三行政区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6月7日)，《论牺盟会和决死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1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廖运潘译：《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第200页。
(13)《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4)《安德里阿诺夫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1938年2月3日)，黄修荣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15)聂荣臻：《在平汉线袭击敌人的战斗报告》(1938年2月12日)，《聂荣臻军事文选》，第40页。
(16)《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17)《吕正操回忆录》，第122页。
(18)危拱之：《关于豫南武装工作补充报告》(1940年6月17日)，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19)《三年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关于战术问题的思考》，第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部1940年编印，第7页。
(20)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1937年10月16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21)《陈再道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
(22)《鹿钟麟电蒋中正入冀后军政不能发展之症结与共党阴谋防御之计》(1940年2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49060。
(23)《三年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关于战术问题的思考》，第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部1940年编印，第7页。
(24)《陈再道回忆录》上，第348页。
(25)《陈再道回忆录》上，第362页。
(26)《曾万钟等呈蒋中正观察第八路军上下以诚相待政治经济指挥得宜兵力已扩大到十万》(1938年4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496073。
(27)《朱德、彭德怀关于解决财经困难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28)《鹿钟麟电蒋中正入冀后军政不能发展之症结与共党阴谋防御之计》(1940年2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49060。
(29)《曾万钟等呈蒋中正观察第八路军上下以诚相待政治经济指挥得宜兵力已扩大到十万》(1938年4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496073。
(30)《徐希真呈蒋中正十一年来在河北所得革命经验及管见河北民众认中央用鹿张石诸人是对河北无办法结果造成汉奸共党在河北皆有办法等文电》(1939年4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15043。
(3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173—174页。
(32)《程潜电蒋中正与朱德刘英(伯承，原标注有误)商谈以华北为禁区谓我抗战二年所得以河北为生命谓在敌手所取得》(1939年1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300205124。
(33)《周恩来呈蒋中正陇东关中所发生之纠纷与陕甘两省报告内容出入甚大情形及解决边区与河北问题意见》(1939年6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104009006。
(34)《国民党河北省党部1938年1939年两年党务工作总结，第二十六督导区所属清丰县党务工作计划向省党部的报告，1938年1月—1943年2月》，河北档案馆藏，611/1/3卷，第16页;转引自王英维《1935—1945年的河北省国民党》，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第8页。
(35)《程潜电蒋中正鹿钟麟克复南宫经过及八路军在冀部队曲造事实》(1938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05026。
(36)《鹿钟麟电贺耀组查第八路军在河北各地对本党同志领导之游击部队胁迫冲突确有此事刻正交涉中惟目前冀省军政实权旁落实有进退维谷之感》(1938年10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300204153。
(37)《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38)张稼夫：《庚申忆逝(之一)》，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39)田酉如：《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创建根据地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40)对于阎锡山而言，薄一波等根据中共指示，刊登反共声明、履行出狱手续可谓天赐良机，此正如薄一波所解释的，他可以找到“不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而是以山西抗敌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面貌出现，采取共产党的进步措施和主张，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话’，组织上戴阎锡山的‘帽子’即官办团体的‘帽子’;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做法，但又打看山西的旗号——这样来扩充实力，应付危机，渡过难关”;“这样既可以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赢得爱国的名誉，又可为将来与日本谈判增加筹码;既可顶住蒋介石吞并他的企图，又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既可同共产党搞好关系，又可在合作中交一些共产党朋友，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关于牺盟会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包括：[日]内田知行著，田酉如译：《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众动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曹雁行、王朝美、杨超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性》，《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赵丹：《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历史系，2013年。本文研究重点不在牺盟会本身，而在于其与阎锡山的关系，及中共经由这种关系获得的自身发展。
(41)薄一波：《牺盟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1938年)，《论牺盟会和决死队》，第118页。
(42)薄一波：《论牺牲救国同盟会》(1939年9月)，《论牺盟会和决死队》，第281页。
(43)薄一波：《牺盟会、新军历史回顾》(1986年10月14日)，《薄一波论新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
(44)薄一波：《克服错误，树立统一战线的新工作方式》，《薄一波论新军》，第93—194页。
(45)《杨尚昆关于晋西南党的工作及山西一般情况向刘少奇的报告》(193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第108页。
(46)薄一波：《论牺牲救国同盟会》(1939年9月)，《论牺盟会和决死队》，第259—260页。
(47)薄一波：《牺盟会、新军历史回顾》(1986年10月14日)，《薄一波论新军》，第399页。
(48)《武乡党的简史》，《太行党史资料辑存》第2编，中共太行区党委1945年编印，第6页。
(49)《卫立煌电蒋中正晋省游击部队若不速以政治力量建立根据地将来中央部队势趋危殆》(1938年6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498165。
(50)《贺耀组等电蒋中正日军由上海增援安徽与阎锡山拒绝中央军参加各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1938年9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12020。
(51)《黄树芬呈蒋中正共党在山西之活动及其势力阎锡山态度及其应付方法》(1939年12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49048。
(52)《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报告〈中国的抗战形势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5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58页。
(53)《刘少奇、杨尚昆关于山西工作情况向张闻天的报告》(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第83页。
(54)《与阎锡山谈判情形和作战建议》(193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
(55)《太原失守后华北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56)《太原失守后华北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1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12页。
(57)刘伯承：《论游击战与运动战》(1938年3月)，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刘伯承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58)《赵振声关于河南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的意见》(1937年5月11日)，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刘子久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59)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60)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纪念朱理治文集》，第145页。应该指出的是，1938年大部分时期中，中共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后来被作为“右倾错误”受到批评，本文不拟探究这种批评的正误，只是想强调，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统一战线政策应动态变化，在河南这样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地区，中共放软身段未始不是上策。1938年4月，彭雪枫曾报告：“豫南在过去党的基础很薄弱，又因与中央隔离太久，对统一战线的了解和运用更不用谈……后经我们抓紧上层统战工作，并对党员深入传达党的新策略路线，现上、中层统战工作大有开展……我们对当地政府态度完全站在协助地位，颇获谅解。各县党的工作亦已打下基础。”[彭雪枫：《豫南党近已打下基础》(1938年4月25日)，《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这应该是中共在河南寻求发展的现实态度。
(61)《河南省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情况和发展该省工作意见——彭雪枫致滕代远并转报前总电》(1938年6月9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62)《刘道生关于豫东武装工作的报告》(1940年5月29日)，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63)《王岗(朱理治)关于河南政治形势、党的工作及组织问题给长江局的报告》(1938年1月3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第38页。
(64)《刘子久关于河南工作报告》(1940年5月28日)，《刘子久纪念文集》，第135页。
(65)《河南省委致长江局综合报告》(1938年5月)，中共河南省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竹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66)危拱之：《关于豫南武装工作补充报告》(1940年6月17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上，第95页。
(67)危拱之：《关于豫南武装工作补充报告》(1940年6月17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上，第113页。
(68)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纪念朱理治文集》，第137页。
(69)危拱之：《关于豫南武装工作补充报告》(1940年6月17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上，第113—114页。
(70)《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1938年11月22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卷，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71)《中共冀豫晋省委关于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1938年6月)，《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第20页。
(72)《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1939年1月)，《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第60页。
(73)《应以豫西陕南作我军后方》(1938年3月1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62页。
(74)《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1939年1月)，《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第60页。
(75)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纪念朱理治文集》，第146页。
(76)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纪念朱理治文集》，第142页。
(77)《程潜呈蒋中正摘呈河南军政情形文电日报表》(1938年8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01259。
(78)《高桂滋电蒋中正最近共党建立边区特区速选有力部队分派未赤化边区》(1939年1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01259。
(79)《河南省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情况和发展该省工作意见——彭雪枫致滕代远并转报前总电》(1938年6月9日)，《抗战时期的竹沟》，第29页。
(80)《苗树棠关于灵宝地委工作综合报告及补充报告》(1940年5月17—23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第242页。
(81)《纪西关于密县地委工作的综合报告》(1940年)，《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第497页。
(82)《军政部长何应钦呈蒋介石为第三者经费每月三十万元》(1937年6月29日)，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306页。
(83)《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编制经费情形报告表》(1941年3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15—316页。
(84)《朱德、彭德怀呈蒋介石请拨发子弹》(1939年1月2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10页。
(85)《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1946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页。
(86)曹菊如：《陕甘宁边区银行(1937—1945年9月)》，《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87)《王政忆经理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资料汇编》(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1979年编印，第70页。
(88)《王政忆经理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资料汇编》(一)，第70—71页。
(89)《王政忆经理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资料汇编》(一)，第69、71页。
(90)《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26页。
(91)《朱德、彭德怀呈蒋介石报告困难情形》(1939年4月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11页。
(92)《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29页。
(93)分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6年度收支分类统计表》、《1937年至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分类百分数比较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西北财经办事处1948年铅印本，第1部分第2、3页。
(94)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95)《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29页。
(96)《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29页。
(97)《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30页。
(98)《季米特洛夫日记》，1938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7—1943)》第20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当时中国法币与英镑挂钩，1938年，1英镑约合法币16.6元，英镑和美元的比值在1比4—5左右，以此计算，1美元约相当于法币4元。
(99)曹菊如：《两年来经管中央特费收支的报告》(1940年11月1日)，《曹菊如文稿》，第50页。
(100)《邓发和斯克沃尔佐夫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转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1939年3月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123页。
(101)《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7月1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卷，第242页。
(102)《季米特洛夫关于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给斯大林的信》(1940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103)《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0年8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9卷，第80—81页。
(104)《陕甘宁边区历年财政岁入分类统计表》、《陕甘宁边区历年财政岁出分类统计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第1部分第21页附表。
(105)《1937年至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分类百分数比较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第1部分第3页。外援包括海外来款、国内捐助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拨款。
(106)《1937年至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分类百分数比较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第1部分第4页。
(107)《历年粮食产量与征收公粮比较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第2部分第13页。与此对应，1947年内战爆发后，公粮征收量达到收获量的30.75%。
(108)《1937年至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分类百分数比较表》，《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第1部分第5页。
(109)1939年初，阎锡山在致蒋介石函中报告，国民政府每月补充山西部队的经费共为1600700元。山西部队包括已整编88个团、正整编12个团、保安队30个团，游击队191个中队及第二司令长官部，数量为改编后的中共部队的五六倍，经费则为1倍多，由此看，发给中共部队的经费的确不能算少。《阎锡山函蒋中正目前惟经济问题最感困难》(1939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15145。
(110)《阎锡山函蒋中正目前惟经济问题最感困难》(1939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515145。
(111)1938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报告：“现在省委经费，豫东等地新增加的开支，原有豫西需要增加，豫南原来不津贴，现需月津贴二百元。故经费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请求长江局每月至少再增加二百元。”[《李逊关于武装斗争、地方党及统战工作给长江局的报告》(1938年4月26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册，第64页]8月，他再次提出：“请将八月份经费予以通过，九月经费再增加三百元。”[《煌岗关于经费等问题致长江局的信》(1938年8月14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下，第107页]应该说，抗战初期，中共给河南的经费支出并不是很大，每月在两三千元左右，这可能和河南武装开展有限相关。相信在山西、河北这些武装斗争开展顺利的地区，支持要远远超过此数。
(112)就逻辑而言，对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地区财政基础的讨论，应该建立在华北根据地财政数据之上。不过由于当时根据地处于初创时期，从现有材料看，完整的财政数据付诸阙如，未来也应该很难出现，所以本文的考察是建立在侧面印证的基础上。历史研究应该以直接材料为基础，但对这样一种特殊时期特殊问题的考察，或许这样不得已的论证方式也有其必要性。
(113)早在1937年底，刘少奇已经判断：“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八路军具有游击战争的特长，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就自然落在我党身上。”[刘少奇：《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1月15日)，《刘少奇选集》上，第94页]这一判断放在1937年底，或许稍显夸张，但在一年之后，已经相当程度上成为事实。1939年初，第一战区程潜鉴于难于控制八路军，转嫁难题，要求将之归还第二战区。第二战区的阎锡山马上反驳：“两个月前朱总司令来告，面交该部人马枪弹表，人数共有二十三万余。查其现在陕北及在晋绥境内者，不过三万人，其余分布各省。令其集结二区，非文字问题，事实上恐难有效。”阎的报告，道出了八路军实力激增的具体数据，而程、阎围绕着八路军作战地域的相互推诿，也侧面体现中共武装壮大的声势。最终，程潜一厢情愿地计划：“暂划定天津保定曲阳井陉之线(含)以北区域为八路军在冀察战区内活动区，现在此线以南及鲁豫等省之该路军部队，一律调往该线以北。”[《程潜呈蒋中正拟具纠正第八路军行动办法三案》(1939年1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49032]程企图将八路军驱往日军牢固控制区。
(114)《周恩来呈蒋中正国共两党关系进一步做法意见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摩擦贯彻合作到底》(1939年1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104009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