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社区的松解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总体性社会结构的改变、单位制的消解、住房商品化的施行，以及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基层社区正在经历由街坊社区、单位社区等熟人社区向陌生人社区转变的过程，并逐步显现出松解迹象，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空间基础的松解

首先，社区边界由封闭化转为开放化，使社区成员的异质性和流动性大大增强。异质性使不同身份、地位、职业、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的社区成员之间难于形成较为一致的社区理念；流动性使社区成员之间难以发展出长期、稳定、互信、互惠的社会关联，流动人口对社区的认同感、融入感、附着感缺乏。第二，是工作空间对生活空间的挤压，使社区不再必然成为人们的首属群体。单位制时期，人们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高度重叠，日常生活是对单位生活的延伸。而在现代社会中，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往往相互剥离，较大的工作压力和较快生活节奏更使人们无暇顾及社区参与。第三，是社会分工的细化，使人们的资源获取渠道不再局限于社区内部。虚拟的互联网空间的发展，更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满足自身的物质、情感需求。“面对面、近距离”不再成为人际交往的必要条件。这些都弱化了城市社区的邻里互动以及人们对社区公共空间的渴望。

2.组织基础的松解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居委会这一城市居民自治组织的边缘化。居委会曾是城市社区进行社区动员和社区服务赖以实现的重要组织基础。然而，伴随着居委会由生活化向行政化转向，其服务力、威信力、协调力、动员力、约束力、凝聚力已然大不如前。这既与城市居民利益和需求的多元化有关，也与居委会自身面临的发展瓶颈有关。第一，居委会辖区与居民生活小区在空间、功能与情感上并不一定完全重合。第二，居委会承担了过多的政府行政性事务而冲淡了其居民自治的本意。居委会组织的社区活动常常被认为是完成上级行政指令，居民的参与热情不高。第三，从人员构成上看，居委会成员的职业化、专业化、年轻化，把一些非本社区居民引入居委会。他们与社区缺乏共同的利益、价值和情感关联，很多年轻人只把社区作为自己的工作场所，把社区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跳板，上班来下班走，缺乏对社区工作的奉献精神以及对社区事务的深度了解和全面把握。第四，以往，居委会常常扮演邻里纠纷调解人和利益关系协调人的角色，有时还会参与协助社区居民的婚丧嫁娶等私人事务。虽然现代人对个人生活私密性要求更高，但总的说来，居委会对私人生活的关注、介入程度大大降低，社区社会控制能力也有所减弱。第五，单位制时期居委会的主要工作在于拾遗补缺，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由单位承担的各项社区服务功能逐渐被释放出来，但居委会本身并不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社会资源来承接相应的服务，因而难以满足社区主流群体的主流诉求。第六，居委会与工作站相互分离的“议行分设”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发生制度走形，导致居站“两张皮”。这些都使城市基层社区的组织基础进一步松解。

3.文化基础的松解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上看，伴随着熟人社区向陌生人社区的转化，过去人际交往过程中守望相助、克己复礼、亲密信任、互助互惠的邻里关系，逐渐被冷漠疏离、理性计算、小心提防、莫管闲事的邻里关系取代。人际交往距离拉大，人际交往成本增加。表现在社区意识上：一是对社区邻里的熟识度和认可度不高，对社区公共空间的争夺时有发生，社区内部矛盾增加；二是对于社区共同体的亲密感、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乏；三是难于形成同一的、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社区规范、行为准则、社区意识和社区文化。表现在社区行动上：一是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参与热情和参与意愿的缺乏；二是社区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频次、深度和广度都有所下降。

城市基层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基层社区的凝聚力如何将关系到城市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对于城市基层社区的松解现象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城市基层社区重构的必要性：国家与市场并非万能

从社区服务的角度看，城市基层社区的重构同样有其必要性，因为国家与市场并非万能。

在这里，日本在老年福利和养老服务领域中正在面临的发展困境对于我们来说将是一个有益的启示。日本早在1970年就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几十年来，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养老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和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市场体系。大部分老年人需求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服务得到满足。2000年起介护保险体系的推行，也是为了让全体国民在高龄或是失能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独自生存”。这些使日本社会在养老服务领域似乎成为一个可以“万事不求人”的社会。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近年来，日本在老年福利和养老服务领域正面临三重困境。其一，政府的养老财政压力增大，日益不堪重负。其二，发达的养老服务市场体系仍不能充分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细小需求，比如更换灯泡和纸拉门等。其三，“脱亚入欧”理念的推行，导致了日本个体主义盛行和家族、社区文化衰落。一方面，国民的家庭观念淡漠，代际间互惠减少。孙子女从4个月起就可以送到专门的育儿机构照看，老年人失能时也会首先求助于专业的介护保险机构。另一方面，社区邻里关系冷漠，社区成员原子化程度严重。独立、自助、个体责任、隐私等观念深入人心，邻里交往反倒成为一种负担，老年人“孤独死”事件时有发生。

家族、社区文化的衰落和基层社区的松解，使日本基层社会在社区服务领域既无力分担政府的财政压力，也无力填补市场的服务空隙。在社区社会支持网络和多元化社区服务体系构筑方面也是难上加难。

可见，城市基层社区的自我组织，不仅是城市社会发展稳定的基石，也是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以社区服务为切入点构建城市“新熟人社区”

从实践经验上看，社区服务很有可能成为城市基层社区重构最为适合的切入点。

1.以社区服务作为切入点的原因

其一，社区服务涉及的社区人员范围最广，在社区服务领域最容易寻找到社区的公共议题。当今社会的社区服务，正由普惠福利型转向全面综合型。因而，社区服务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民政扶助对象。社区服务已然成为同每一位社区成员的利益都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而公共性是社区邻里关系的基础。社区邻里通过长时段、经常性的互动才能发展出稳定的社会关联、社区情感和社区意识。以社区服务为切入点，最容易引发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和持续关注。

其二，社区服务需要整合国家、市场、社会三方资源，共同满足社区成员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它不是国家、市场、社会任何一方可以独自解决的问题，需要各方通力合作。每一个社区成员都既是社区服务的服务对象，又是社区服务最积极的策划者、组织者和供给者。现阶段社区服务的重点，不在于如何把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继续向基层社区延伸，而在于如何在基层社区层面形成一个基于社区居民自组织的、扁平化的社区服务平台，使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可以与之对接，提高供需双方的可及性，进而解决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其三，把社区服务作为切入点重构城市基层社区，有利于巩固城市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有赖于其在基层社会的合法性。合法性又分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因而，以关系到百姓利益和国计民生的社区服务作为切入点重构城市基层社区，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

2.现阶段的主要着手点

第一，要想改变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居委会作为“政府的腿”的刻板印象，首先要转变居委会的工作方式。即改变居委会事事亲力亲为、一厢情愿的行政性动员方式和活动组织方式，改为通过居委会的服务来帮助社区居民自治，通过社区居民的自治来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服务。也就是说，“通过服务来自治，通过自治来服务”。将居委会由社区自治的执行者转变为社区自治的服务者。一方面要在社区开展广泛的需求调研，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居民的利益和诉求，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要鼓励居民自己策划、组织社区活动，居委会负责协助、监督和评比，并给予一定资金支持，使居委会真正成为处处为民着想的“居民的头”。

第二，鼓励企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多种形式协力社区重构，并探索发展社区社会企业。鼓励企业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不仅能为社区自组织等提供人力、物力、资金、智力等方面的支持，还有利于企业以最直接的方式接触到潜在的消费者，了解他们的需求动向和对产品服务的评价，进行品牌推广，达到双赢。未来，社区社会企业更有希望成为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的新平台。

第三，大力支持社区“内生性社会组织”开展的居民自我服务，注重社区内部资源的自我循环。在此，北京市西城区汽南社区建设协会开展的“网络化养老”服务和宁波市海曙区白云庄社区开展的“家庭资源置换”服务，都是值得借鉴的实践案例。汽南社区建设协会作为社区内生性社会组织，在熟人间信任、互惠关系的基础上，不仅建立起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的“志愿服务网络”，还建立起邻里间的“爱心服务网络”，解决老年人下楼、就医、请保姆等生活难题。白云庄社区则通过建立“家庭资源调剂中心”，登记社区不同家庭可为其他家庭提供的志愿服务内容，比如紧急出车、代接小孩放学等，进行服务置换。不仅激活了社区内部资源，满足了社区成员需求，还通过社区互助增进了居民参与、改善了邻里关系、提升了社区凝聚力。

第四，建立起社区志愿服务的常态化机制，促进社区志愿服务的信息化。社区志愿服务本是促进社区融合的重要途径，但当前的社区志愿服务表现出较强的非常态化特点。其一，志愿服务内容多以完成行政指令为主；其二，登记在册的志愿者人数多，但每次真正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数有限且较为固定；其三，志愿服务存在一定的利益趋向，有纪念品发放则会有更多人参与；其四，志愿服务多随特定事件（比如奥运会）的开展出现“井喷”。为促进社区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应首先实现社区志愿服务管理的信息化。详细登记每个人提供志愿服务的时间、地点和具体内容，使志愿服务情况从即时起成为可以动态记录、保存、积累和查询的个人标签，将来也可根据个人累积的志愿服务时长获得相应的精神奖励或服务优惠。同时，要建立起志愿服务的供需对接系统。还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在个人征信系统和志愿服务之间建立关联，从而促进居民社区参与。

第五，注重培育社区自组织的核心骨干人物。比如，日本八王子市就曾经推出过旨在培养地方社区社团骨干的“志民塾”。之所以叫“志民塾”，一来是因为“志民”和“市民”谐音，二来也有培养社区服务有志之人的意思。志民塾选择50岁以上有意愿为社区建设做贡献的居民，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前期是对社区基础知识的讲解，后期是对社区实务的具体操作。通过培养地方社团骨干人物，带动社区居民参与，促进邻里关系重构。因而，发掘、培训、培养一批社区意见领袖和社区社团骨干，也可以作为城市基层社区重构的着力点之一。

第六，注重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特别是虚拟空间的营造。社区公共空间是汇聚社区公共议题、整合多元主体、发表各方观点、进行集体协商、形成社区共识、解决社区问题的重要场域。实践经验表明，在城市新建商品房小区中，社区居民间的相互熟识，往往始于社区居民借助社区论坛、SNS网站、QQ群等进行的互动交流。很多网络空间中的利益群体、趣缘群体后来都将线上互动转向线下，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智能手机的推广应用和相关APP的开发（比如邻里app、物业app等），使信息技术对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作用更加显著。因而，必须重新审视社区居民线上、线下互动的相互转化机制。

第七，老年服务和儿童服务将是引发最多关注度和最广泛参与度的两大议题。因而，一方面要帮助老年群体构筑其社区社会网络，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施展自身所长的机会和平台。另一方面，可以从孕期交流、儿童养育、儿童志愿精神及社区责任感培育等角度出发，策划社区活动，进而撬动社区中、青年群体的参与。

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我们要逐步构筑起中国城市社会的“新熟人社区”。新熟人社区要在尊重法律和契约精神的基础上，重拾传统社区共同体中的互信、互惠和守望相助，发展出现代社区的交往规则和社区文化，进而实现对城市基层社区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