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增长潜力的确发生了变化，再回复到以前接近两位数高增长的因素已经不再具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后发优势的消失和追赶进程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后发优势性质、结构和程度的变化和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因此，尚不会使我国的潜在增速滑落至低速水平。今后大约十到十五年之内，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在9月13日举行的“国研智库论坛2014”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军扩如是说。
国研中心去年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涉及六大领域
在论坛上，张军扩首先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2014年重点研究成果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4”做了总体介绍。
他说，从2010年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选取当年的一部分重要研究成果，集结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让过去主要为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服务的智库成果直接为经济研究和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迄今已连续出版五年，共66种。今年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4”包括16部著作，都脱胎于国研中心2013—2014年度的重点研究成果。其中，重大研究课题一项，重点研究课题十项，还有五项是优秀招标课题。
据张军扩介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4”主要展现了国研中心在六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一，增长问题。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大研究课题“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的成果——《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主要探讨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问题；以及《新时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新时期我国消费新增长点研究》。
第二，“三农”和城镇化问题。包括《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突出矛盾与未来走向》、《内需增长的支撑：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特点及发展趋势》、《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目标、路径与可选方案》。
第三，创新问题。包括《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产业的历史性机遇》、《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度与政策》、《中国企业国际化及全球竞争力》、《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与政策创新》。
第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问题。即《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第五，生态文明及资源环境问题。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科学评价与政府考核体系研究》、《中国多尺度区域碳减排：格局、机理及路径》。
第六，国家治理问题。包括《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运行机制研究》、《构建新型国有土地经营体系》。
为何要把增长阶段转换作为重大研究课题？
张军扩重点介绍了他所领衔的重大研究课题——“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的主要成果。该课题由张军扩负责，余斌、吴振宇担任协调人，王忠宏、宋紫峰等多名研究人员参加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的重大研究课题多则三五个，少则仅一两个。为什么要把对增长阶段转换问题列为2013年的重大研究课题？
张军扩说，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需要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前景和增长潜力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把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增长前景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经过一个时期的讨论，学术界和政策界已经形成一个重要共识——这一次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不仅是受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而且是我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增长阶段正在转换、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的结果。因此，再回到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高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究竟是多大、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前景究竟如何，还是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高增长之后还有中长期的高增速增长，有的人认为会很快滑落到低速增长。即便是认为还会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人，对于中高速增长到底是多高、会持续多长时间、对我们的宏观政策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也还是众说纷纭。
国研中心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把增长阶段转换作为重大课题来进行研究。
理论进展：对追赶型增长内在规律的研究取得三项成果
尽管这项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但目前已经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据张军扩介绍，成果主要表现在理论进展和政策研判两大方面。
理论上的进展是，对追赶型增长规律的研究有了一些新进展。课题组首先着力于从国际视野对追赶型增长的内在规律做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三项成果。
第一，明确区分了二战后国际上的两大类增长。
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典型的像过去的英国、当今的美国等；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成功者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
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尽管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也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比如，据研究，美国过去约180年时间里长期平均增长率大约为3%-4%，其中一半是人口增长所带来，一半是技术创新所带来。这种增长也可以形象地叫做“蜗牛爬行式增长”。
后一种增长则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或者换个角度讲，常常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前沿国家在较长时间内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和增长任务。这种增长也被称为“压缩式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增长显然是后一种增长。
第二，提出了追赶型增长的两个显著特征。
落后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压缩式高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拥有后发优势。因此，后发优势的大小决定压缩式增长潜力的大小，后发优势减弱，高增长潜力也会变小；后发优势消失了，高增长的潜力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因为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的这种变化，使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体现出两个显著特征：
一个是增速变化的生命周期特征。后发国家在追赶型增长启动之前，一般都会体现为传统状态下的低速增长，其增速可能比前沿国家的增速还低。追赶型增长进程启动之后，增速迅速提高，达到远高于前沿国家的水平，并会持续一定时期。而当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发展差距和后发优势消失，增速就会回落到前沿国家的水平。不难看出，由后发国家增长的追赶性质所决定，增速的生命周期特征是内生的，是必然会发生的。只要实现成功追赶，增长速度就必然会收敛于前沿国家的增长水平。当然，也可能追赶不成功，在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前沿国家水平前增速掉下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落入了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在内的增长陷阱了。
另一个特征，是增长速度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从国际经验来看，追赶过程中发展水平不可能一下子接近前沿国家，后发优势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而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而发生变化，并由此带来增长动力和增长潜力的变化。根据经验数据分析，后发国家追赶型高增长之后一般并不会马上转入低速增长，而是会呈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的阶段性变化。
第三，研究分析了追赶型经济体增速阶段性变化的内在动因、机理及其对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意义。
根据对国际、国内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追赶进程与后发优势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并根据追赶进程中发展水平提升、增长环境和后发优势变化、效率改进方式和增长动力转换等影响关系，概括总结了追赶型增长进程中与增长阶段转换相联系的三种动力机制和增长形态，即：数量扩张型高增长、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创新引领型中低增长。
追赶型增长阶段的转换，内在是由于增长动力的转变，核心是发展模式的变化。
早期的经济高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的增加，效率的提高则主要是通过要素从闲置状态或低效部门转向高效部门实现。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可称为TFP1。实现TFP1，企业和社会所支付的成本低，有更多经济剩余投入积累，从而形成高投资、高增速相互增强的局面。
经过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经济环境会发生一些重要变化。过去那种以简单的数量扩张型粗放增长为主的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将需要转向主要依靠质量的提升和效率的提高来推动，而效率的提高除继续来自于资源要素从闲置状态或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TFP1）外，将会越来越多地依靠行业内部企业之间和不同技术产能之间的优胜劣汰（TFP2）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增长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优胜劣汰，新的企业、新的产能的出现往往会导致旧的企业、产能被淘汰而退出市场，而不像追赶初期那样新产能的出现并不需要大量淘汰旧的产能。
到了追赶进程的后期，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增长环境也会随之出现新的变化。在继续进行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的同时，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试图通过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和技术路线获取高额利润（TFP3）。实现TFP3需要企业投入更多资金，面临更高市场和技术路线的风险；也需要经济体投入更多社会先行资本，建设完备的教育、科研、金融体系。该阶段追赶难度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潜力回落到更低水平。
政策研判：十到十五年内我国仍有6%-8%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张军扩说，课题组取得的另一方面成果，是根据上述这些理论研究，提出三个层面的政策含义，对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的性质和增长潜力做出了判断。
首先，是得出重要判断——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属于追赶型增长过程中不同增长阶段之间的转换，而不是追赶型增长结束的转换。
其二，根据追赶型增长阶段转换的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认为在今后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国还具有争取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这个结论参照了对国际经验的实证研究：我国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结束之后维持了将近20年的7.3%-7.5%的中高速增长；日本、韩国，只实现了10年左右的4%-6%的中低速增长。课题组分析，中国有条件取得比较长期的中高速增长。这个问题研究起来很难，追赶型国家真正成功的并不多，可以参考的国际样本、国际经验非常少。
其三，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并不能在延续旧的增长模式下自动实现，需要通过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调整去争取。
由后发优势所决定的潜在增速，只是就中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言，并不等于现实增速，它的实现还需要适宜的体制、政策环境、正确的发展战略等其他因素的结合。换句话说，潜在增速只是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根据需求潜力、创新优势等各方面来分析，我国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都是巨大的，但这些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目前还受到体制弊端的制约，很难充分发挥出来。比如说，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比较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都高于美国。这就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制约了我国应有的要素供给的比较优势和增长潜力。
张军扩举例说，现阶段我国依然具有巨大的需求空间，想象一下，要将现在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要使我国广大农村具备基本的基础设施，包括基本的硬化道路、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设施，需要多大的投资？要使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等得到基本有效的控制，需要多大的投资？如此等等。问题在于，与先前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的投资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们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的空间，是我们面临的巨大的改革挑战。
张军扩强调，创新方面的潜力很大，制度制约的因素也很大。因此，关键还是要在保持经济形势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切实地推进各项改革。如果不能真正建立起适应增长阶段变化、适应体制机制转变的环境，不仅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不会变为现实，经济增长还可能很快滑落至低速水平。
另外，张军扩提醒，在分析我国增长潜力和增长前景时，还需要把握好中长期增长潜力与短期增速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处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是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旧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新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形成，还需要防范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这种情况下，经济实际增速可能比较低。
“中高速增长潜力不能要求每一年都实现中高速增长，同时也不能因为短期实际增速较低而对中长期增长的潜力进行误判。”张军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