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这一古老的思想传统，在历史上总是不断获得新的理论形态，总是不断演变为一代又一代的新儒学，儒学在当代也依然会找到适宜的出场路径，从而获得儒学的新形态，将儒家的义理、价值和原则，合理转化为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
相对于先秦的经典儒学，其后每一代的儒学都是新儒学。一种完善的新儒学，必然是按照孔子所重视的“仁”与“礼”两个方面展开：前者要对作为儒家核心义理的“仁”作出新的论证，使新儒学表现为阐释和论证儒家仁义思想的新仁学；后者要对实现“仁”的社会方式给出安排，使新儒学表现为落实于现实生活的新礼学。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相较传统有了巨大的改变，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需要思考和理解儒家仁爱的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创新提供传统的价值观和人文基础。
构建当代儒学新形态之新仁学
通过对仁爱本身的论证以形成新仁学。我们都熟悉《三字经》开篇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两句。人性善是孟子的观点，“性相近，习相远”是孔子的话，《三字经》的作者把孟子的观点放在孔子说的话前面，可见性善论在儒学理论上相当重要。如何论证“人之初，性本善”呢？孟子举了一个“乍见孺子将入井”的典型情境来论证“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或称作“不忍人之心”。宋代理学则讲“性即理”，人之性善以其禀受了“天理”，而所谓“天理”，是在气化的宇宙中主导、制宰着万物生生不已的必然之理，人性来自于天地之性、宇宙之性，是生生的本性。时至近代，西学传入，在气化的世界观被取代之后，如何对儒家所讲的“仁”给出论证，始终是没有解决好的最根本的理论难题。谭嗣同曾用当时流行于科学界的“以太”、“电子”诸说来论证“仁”，他的论证在今天看来更像是哲学爱好者的做法。但他很早就认识到，随着中国人自然观、世界观的变化，对于儒家“仁”也应当给出符合时代认识的新论证。今天，在我们不假思索地把“仁爱”或“仁义”当作既定的前提而由此出发的时候，如何论证“仁”本身实际上成了儒学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难题，其重要性就如同基督教把对上帝存在的论证看作是基础性、根本性的神学理论问题一样。试想，在一个生活中被高新技术和网络信息所包裹的时代，如果人们连儒学所说的“仁爱”本身都不信奉，树立其上的种种理论学说如何能打动人心呢。在我们这个时代，给出令人信服的关于“仁”本身的论证，才能奠定当代儒学理论的基础。
构建当代儒学新形态之新人学
由仁义出发，通过对人性的研究，形成新人学。儒家在人性问题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逐渐成为被后世认可的主流。在“天下之无道也久矣”的时代，时人认为孔子这样的人存在之意义，就相当于警醒世人的“木铎”（警钟），告诉人们生活的常道、正道何在。在更为混乱的战国时代，孟子在一个最难以做人的时代，告诫和勉励人们要努力去做一个人。孟子将儒学理解为寻求人与生俱来、上天所赐的“天爵”、“良能”、“良贵”、“本心”，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荀子将儒学理解为“成人之教”，即儒学是使人如何成为人的教化系统。宋儒一扫汉唐儒学迷雾，重读先秦儒学经典，其结论也不过是这样一句话，“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如何做人”。《易传》这样表述了儒家对人为什么要做一个人的逻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道即天道，天生万物，万物各有其性，人有人性，物有物性，各依其性。人有人性，人自然要按人的本性生活。失却人性，人就堕落为禽兽。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区别于禽兽的高贵本性，教育或教化之道就在于培养、扩充这些本性，从而教化也就是“成人之教”，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可见，儒家的仁学是一种从人性上发现人的高贵品质，并致力于培养和扩充这一高贵品质的人生哲学和生命哲学。可以说，新仁学亦是一种新人学。我们要接续先贤从人的本性，从仁爱的思想和学说出发去阐释伦理价值，以儒家认为“须臾不可离”的仁义礼智信之常德常道，作为人文学所传承的价值核心，把这些古老而又恒常的人类美德与价值，传递于每一代人的心灵。引导人们以儒学的视角对人自身重新加以认识，发现人性高贵的品质，激励人以人性的光辉来克服现实世界的沉沦与诱惑，摆脱人生的困境，让仁爱成为重建和调理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根基。
构建当代儒学新形态之新礼学
由仁义出发，引申出种种社会价值观，渗透于社会科学，形成新礼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儒学家张载留下的经典名句。在宋代理学家看来，儒学的特质表现为具有人伦日用之实的实学。与儒家实学相对的“虚学”有“三虚”，一为应付科考的科举之文，二为堆砌文藻、空洞无物的六朝文字，三为玄而又玄的远离人伦日常的佛老之学。到了明代，儒家学者批评理学空谈性理之虚，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儒学要讲求实践、实用、实功。以至近代，在康有为看来，儒学必须通过解决中华民族的危机来解决自身的危机。儒学不是空谈，而是实学，讲究“正德、利用、厚生”。儒学不离人伦日用，其价值观应用于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如儒学的理论根基“仁爱”具体落实于人际关系，则体现为“父子有亲，兄弟有爱，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君臣有义”。
每一代的新儒学，每一次儒学的复兴都从仁义之道出发，试图重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追寻符合仁义之道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形式。在孔子那里，实现仁义之道的最佳方式是复周礼，恢复文武之道和礼乐文明；在孟子那里，表现为行王道与仁政；在荀子那里，则是隆礼尊贤、重法爱民；在董仲舒、周敦颐那里，则是礼乐刑政。当代新儒学也必须从重树仁义之道开始，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仁义之道在当代最佳展开方式。作为新儒学，不仅需要为当代生活中必须接纳的价值观和体现这些价值观的规则和制度寻找传统的根基，以使这些价值观和相应的制度具有亲和性和稳定性，同时也需要将儒家文化遗产中所体现的美德与智慧充实到这些价值观中去并落实在行动中。由此，可以看出当代儒学作为实学的一个新的趋向，即当代儒学研究已然超越以往哲学史、思想史的范围，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和空洞的说教，已经向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弥漫、渗透，广泛涉及当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道德、国民教育、文明对话、生态文明等诸多问题。在当代中国，面对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制假贩假等，需要将儒家仁义、民本、王道、仁政与善政的种种思想渗透于社会科学，规范和约束其工具理性和功利性色彩，使针对社会各领域的社会政策的制定更加合情合理、合乎人性、合乎仁义。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孔子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