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现象。说它复杂，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有关贫困的涵义及其衡量标准的确定，在学者中间仍然争论不休，而且这种争论似乎越来越复杂化。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贫困现象又很简单，因为你无论在定义上进行怎样的争论，贫困都以一种朴素而客观的方式存在着。
因此我们可以说，贫困首先是一种物质生活的状态，但贫困又绝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生活状态。贫困同时是一种社会结构现象。
实际上，当我们用“穷人”这个概念来指称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这是在指一个人群。而在社会结构中，这个人群往往成为特定社会分层结构中的构成要素。尽管任何社会中都会有“穷人”的存在，但在不同的社会中，“穷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含义却会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中，低微的收入、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世代间的传承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穷人”不仅有着极易辨认的外部特征，而且与富人在许多方面都有对照鲜明的反差。而在现代社会中，身份的、世袭的、先天注定的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下降，而社会地位的变动越来越频繁。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将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分层，看作是一些与个人没有固定联系的位置，或者说是社会中的一些“格子”，今天你符合这个格子的标准，你就进入这个格子，明天你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就从这个格子中出来而进入另一个格子。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的分层或人们的社会地位，往往是与社会流动联系在一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作为社会分层结构要素的“穷人”，就可以看出，“穷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贫困的程度不同、贫困的内容不同，甚至也不在于社会为穷人做了什么，而是在于穷人改变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难易程度的不同，在于穷人改变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方式和机制是什么。
从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发达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两种不同途径。一种途径是针对已经处于贫困状态的这一代人的，包括刺激经济发展、改善就业状况、实施福利救济等。事实上，这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对于已经处于贫困状态的这一代人来说，当然可以通过种种努力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但要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很困难的。而要真正实现“穷人”社会地位的改善，就涉及到另外的一种途径，这就是通过教育的机制，使得他们的子女有可能向更高的社会地位流动。也就是通过代际之间的流动，改变穷人这个人群中某些人的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流动影响着贫困的性质。在社会流动比较频繁的社会中，尽管贫困也具有社会分层的含义，但这样的贫困具有较强的可变性，而不至于成为一种僵硬的结构。而在社会流动不易发生的社会中，由贫困形成的结构因素则具有较强的僵硬性，它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排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贫困的复制或再生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国近几十年来不同时期贫困的状况，就不难发现这其中的涵义。在改革前的再分配体制中，我国的贫困现象主要存在于农村，而城市中只存在个别由于残疾、疾病以及其他一些个人因素而导致的贫困。按有关部门的数字，在1978年的时候，我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为2．5亿，贫困发生率达到30％。而且，那时的贫困往往意味着饥饿甚至死亡。但由于当时的贫困具有一种很强的"集体性"或地区性，空间的隔离使得与富裕形成对照的"贫困感"并不强烈，似乎生活理所当然就是那样子。在此后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在改善，从而使得贫困的发生率开始降低；另一方面，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分化开始加剧，个体贫富差别日益凸现。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少将当时贫困的人口当作一个社会阶层来看待。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无论自己生活状况或社会地位如何，似乎都有改变的可能。但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社会出现了开始凝固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之中，不仅贫困在定型为社会分层的结构，而且在80年代被社会流动掩盖住的一些制度或结构开始浮现出来。
在静态的方面，这些因素表现为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是在世界性反贫困行动中经常被人们所强调的一个概念。“社会排斥”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已经在世界上获得高度共识。尽管社会排斥的内容涉及到很广泛的方面，但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这种社会排斥更直接地是表现为体制性排斥。比如，城乡的制度性分割仍然是造成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的重要原因；社会资源的二元化再分配使得资源更多地向富裕的城市社会倾斜；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是高度选择性的，覆盖的是社会中一部分富裕人口；正式就业市场的相对封闭性阻塞了部分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等。
在动态的方面，这些因素则表现为贫困的再生产。当社会分层结构相对凝固之后，结构的再生产倾向会更加强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贫困群体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封闭的状态。如果这种封闭状态持续较长时间，就会形成一种特有的生活世界，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有的制度和文化，其结果必然是这个贫困群体自身的不断复制。
贫困的绝对与相对
全球扶贫大会于5月26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这是就全球减少贫困问题召开的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国际性会议。这让人不得不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基础的问题：什么是贫困？贫困的原因是什么？
在社会学中，贫困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当然，相对于复杂的生活现实来说，理论上的定义往往显得过于简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诸多的分歧和争议。其实，贫困如同世界上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样，过于细致的标准的确立可能确实是困难的，但这不能妨碍一些最基本判断的成立。
为了解决这些歧义，学者们又提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概念。所谓绝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相对贫困则是相对于正常的生活水平而言，一般地说，如果一个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低于全国中等水平的一半，我们就可以说他或他们是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绝对意义上的贫困与相对意义上的贫困之间的区别，使得人们可以更好地对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包括它的成因、特征和社会后果进行判断。
绝对贫困往往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绝对贫困往往是与缺吃少穿、露宿街头、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乞讨甚至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根据有关的资料，目前世界上还有28亿人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占发展中国家人口一半以上，其中12亿人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
而相对贫困的问题则远不像绝对贫困那样触目惊心。上世纪90年代末《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了超过3000万"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人的生活。文章问到：今天这些穷人有多穷呢？在1995年，41％的贫穷家庭拥有他们自己的住宅。平均每个穷人家庭拥有三间睡房，1．5个卫生间，一个停车间，一个阳台或者一个院子；超过75万的穷人所拥有的住宅价值超过15万美元，其中接近20万的穷人拥有的住房价值超过30万美元；七成的贫穷家庭有自己的汽车，其中27％有两辆以上；97％的贫穷家庭有彩色电视机，其中接近一半家庭有两台以上；美国的穷人比中产阶级更肥胖，因为穷人家孩子实际上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吃更多肉类，而对蛋白质的摄入，则两者都比正常的标准超出了一倍。这位作者据此指责，美国人口调查局关于美国贫困问题的报告夸大了美国的贫困并由此对人们形成误导。
在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贫困是如何在一种“很富裕”的状态下发生的。实际上，上述文章所体现的是一种对贫困的简单化理解。这种简单化体现在，他是将一种特定的生活状况与其所处的情境完全剥离开来。事实上，人们对生活的判断，对生活的感受，甚至在客观上一种特定的生活条件是否能够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都是与特定的情境相联系的。一个拥有上述生活状态的人，在某个贫困的非洲国家可能是一个富翁，而在美国则可能是一个穷人；在那个贫困的非洲国家，他可能感受的是一种人上人的优越感，而在美国他可能感受到的是一种失败的挫折感。
相对贫困往往形成一种人们称之为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心态。相对剥夺感（relation deprivation）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1949）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是一种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形成的心理感受。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种以与周围的邻人比较形成的感受，可能更强烈地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而人们由于贫困问题形成的不满情绪，与其说主要是来自绝对贫困，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相对贫困，即来自与他人相比较而言自己的劣势地位。
包括亨廷顿在内的一些发展政治学家曾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伴随着比此前的贫困时期更多的社会动荡。这种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出现过。亨廷顿对此的解释是，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人们的期望值也会迅速提高，这样在迅速增长的期望值与实际的满足程度之间就会形成一种落差，并由此形成一种挫折感。正是这种挫折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源泉。这个解释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在同样的背景之下，还有两个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这里所说的相对剥夺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经济社会条件变化快，社会分化也会不断加剧，特别是原来属于同一阶层或彼此地位差不多的人可能在这种分化的过程中拉开很大的距离。这样一来，对比会更为强烈，形成的相对剥夺感也会更强；第二个因素是，尽管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大多数人的收入会增加，但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韩国的具海根教授的《韩国工人》一书被美国社会学会评为“2001－2003年亚洲问题最佳著作"，他在这本书中研究这样一种现象：在韩国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工人的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但也恰恰是在这时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原因何在？具海根教授的解释是，在经济增长期间，工厂中的劳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工人在工作场所中形成的是一种"悲愤感"和强烈的不公平意识。正是这种"悲愤感"和不公平意识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动力。尽管这层意义上的意识和心态不是直接来自于贫困，但在现实性上，却会与由贫困产生的社会意识融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