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察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时，一个最常用的指标，是当前的成功（其衡量标准无非是财富、权力、身份和影响力）人士中，有多少是出身寒微者，假如这个比例相当高，就说明出身寒微的孩子凭借天赋、努力和运气，很有希望跻身于比他父母所在的更高阶层，这样的社会就是富有流动性的。
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观察流动性，看看上一代的高地位人群中，其子女有多少跌落到了比他们父母更低的地位，正如向上爬升的机会是一种激励，向下跌落的风险同样也是一种激励，它激励身居高位者做出种种努力，设法让后代和自己一样享有优越条件和高地位。实际上，在许多传统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后一种。
在《A Farewell to Alms》一书（中信出版社遗憾地将中文版书名定为《应该学点经济史》）中，经济史家格列高利·克拉克通过研究保存于教堂的数千份遗嘱，发现中世纪英格兰社会的主要流动方式正是第二种，立遗嘱者的幸存子女数量与遗产数额高度相关，遗产最多的那组的子女数（4个）两倍于遗产最少的两组（1.8个），后者明显低于人口替代水平。从土地拥有状况看，1270年代拥有土地的人，70多年后，其中最富裕者后代全部继续保有土地，而最贫穷者后代仍保有土地的比例只有1/3。
这些数字意味着，中古英格兰社会的流动结构是瀑布式的，贵族子弟一部分（通常是长子）继承了父辈的地位和主要财产，另一部分只继承少量财产和相应较低身份，逐级向下流动，最底层的家系则逐渐消亡，其地位被跌落下来的上层子弟所取代。在克拉克看来，这一模式主导着工业革命前的古代农业国家的社会流动。
然而，那些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并实现人口转型的社会，流动结构已完全颠倒了过来，在当今欧美国家，收入与社会地位越高、受教育越多，生育率却越低，而且这一差距近年来仍在迅速扩大。2000年，美国最高收入组的生育率是最低组的69%，到2010年已降至56%；在不少发达国家，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中，一半以上完全不生孩子。
这样一来，这些社会的上层成了一个人口黑洞，而与此同时，人们努力向上爬的动机并没有削弱，于是社会流动结构变成了汲泵式的，其长期效果是，上层不断将下层中的精英分子筛选泵吸出来，随后又在遗传意义上加以消灭。这样的局面在人类历史乃至整个生物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完全逆转了对遗传特性的选择压力。
这样的逆转，对于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氛围和制度发展，意味着什么呢？通过消除原先那个稳定的顶层，它或许会削弱了社会的保守倾向，因为顶层原本只有流出很少流入。而逆转之后，积淀将发生在底层，这将导致一个死气沉沉、规模却在不断膨胀的底层吗？
这一逆转，也意味着社会失去了一个财富的自动再分配机制，原先上层的向下流动也伴随着财产的分割，即便长子继承制也不能完全阻止财富向下流动，而逆转之后，上层所积聚的财富不再随继承分割而扩散了，相反，财富会越来越多地堆积到上层，但同时，越来越多的富人不再将全部遗产留给子女。这样，积淀在顶层的财富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各种信托基金和法人机构的控制之下。
这些只是容易看见的，更多更重大的变化，恐怕只能等待时间慢慢将它揭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