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林毅夫教授的说法，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杨小凯教授等人的辩论多年来集中在国企改革的争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中国经验的普遍性与如何回归亚当斯密等4个问题上（见林毅夫的《学术界不能只引进》）。

在这些问题上，我比较倾向于林教授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林教授与张教授、杨教授等人的争论之所以可以成为争论，关键还在于他们两边一个说A更好，一个说B更好，没有一个标准可以衡量哪个更好，这也正是发展经济学今天的根本缺陷所在。

国企改革的争论

在国企改革的争论中，林教授强调：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做到，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张教授强调：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

两者都有道理，但是放在不同的大前提下就不一样了。这里的大前提有两个：第一是在讨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不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第二是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国家与西方有两个不同，一是社会对企业的要求不同，再一个是法律和政府对企业的管控能力的不同。

在西方自然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始终无需对职工养老和企业冗员提供保障，政府对企业没有深入管控的必要与能力，而法律始终与企业的发展同步成长，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理念（观念、思想、意识、素质等）基本符合他们所在的社会中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法律环境。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的情况下，企业必须对职工养老和企业冗员提供保障，政府对企业具有深入管控的能力，而法律、条例以及与之配套的标准与规范体系一直对企业的约束十分薄弱。更重要的是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理念基本符合他们原来所在社会的政府管理和法律环境，对于为市场经济新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理念需要很长的适应过程，这个过程在许多方面也许需要一代人才能完成，此外，法律以及与之配套的标准与规范体系自身的完善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最短几十年？），法治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常深入基层一线的经济学者经常会遇到，要么法规粗陋，要么执行阻力巨大，他们都会对此深有体会。近几年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也是最好的说明。在这两大前提下，照搬一种环境下的模式到另外一种环境下很难适应，时间一长消耗非常之大。在法制长期无法健全的条件下，把大型企业卖给企业家，就会产生类似东欧已经发生的情况。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杨教授生前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为了克服“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

林教授认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固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对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做出改革，但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进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克服了后发劣势以后才去发展经济。还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

这两个观点看上去依然是都有道理。但是，杨教授的问题发生在：他忽略了人的观念不可能大范围发生跨越式变化，尤其是全社会的观念不可能发生跨越式的变化。从高度抽象的意义上讲，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惯性体，思维与行为的惯性体，理性对于惯性的修改，只能逐渐小幅修改，无法短期大幅改变，对社会而言就更是这样。法治的前提是要有全社会的广泛认同，要具有能够写法、能够执法和能够守法的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能守法人的群体加上能执法人的群体是全社会所有的人。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制定了很多的法律，结果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诸多法规形同虚设，这类现象十分普遍，中国人都知道。这就是因为我们既缺乏能够守法的人，也缺乏能够执法的人。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并非中国一家是这样，印度广泛也存在“法制超前”的问题，相信这不仅是中印两家发生的偶然现象。

西方的法制环境与人群的关系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磨合，逐渐发展形成的。即使是在西方革命的初期，革命的观念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也只说明了革命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原因很简单，无论是领导革命的人还是跟随革命的人，都是从同一个社会环境中成长出来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某些人从别处抄了一些严重脱离本地现有社会认知的条文，就可以在社会中执行开来的事情，这也是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原因所在。

在全世界学习西方文明的大背景下，社会经济与观念的发展是一个体系的两个进程，两者各自的发展相互促进，你长一节促使我长一节，我长一节再促使你长一节，无法脱节发展，在这样的发展中，观念的发展相对困难与缓慢，一旦观念转变，经济的发展相对轻快。这正是林教授观点相对正确的原因。

中国经验的解读

林教授认为：不能在中国的转型的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相反的观点认为：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

我赞成张五常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县域竞争。什么是县域竞争呢？具体地说，就是在上级政府考核GDP的压力下，市县政府积极引导本地区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只要简单比较西方的地方政府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就会十分清楚了，美国有十几岁的少年当选市长，他们没有可能做中国市长做的事情。中国的市长们几乎每天都在组建一个又一个的开发区，都在招商引资，举办各类大型交易会，没有市县政府的积极引导就不可能产生县域竞争。中国政府对市场的推动作用，连美国的经济学教授都知道。

虽然，“中国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完全不是拉美、东南亚等的模式，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不是他们可以相比的，此模式非彼模式。中国的模式是集中有限资源培育政府官员，由官员带动全社会的企业，自上而下形成全面发展。这一模式成功的原因在于，解决了转型发展中最关键的迟滞因素，自上而下的观念传播模式符合社会传播规律，因而高效率引导了全社会的观念转变，在经济转型的渐进式实践中，逐渐使全社会的观念以相对最快的速度适应市场经济。不同的模式引发不同的结果，中国的模式带来了中国经济的世界奇迹。中国政府引导下的地区竞争模式可以高效率引导社会观念转变，由易而难小步快跑可以有效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

回归亚当.斯密

张教授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林教授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的完整的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实际上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只是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既不一定是经济转型的过程，也不一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最终或者最佳状态。道理很简单在亚当.斯密的那个年代和他所处的环境中只有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最多只是生产力在当时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根本就不存在经济转型问题，政府只要保证了市场所需要的最基本条件，社会就可以获得市场带来的足够快速的发展。

然而，现在各位学者正在讨论的是经济转型的问题。对比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经济转型具有几个不同点：首先，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没有转型这个突变，它的政府、法律、企业与社会观念的整个体系是逐渐适应发展起来的；其次，所谓转型是把当地的社会经济现状转到西方现有的社会经济的状态去，这两种状况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转型就是缩小或消除差距，就意味着巨大转变而不是自然发展；再次，转变是人类所不习惯的，人是惯性体，社会更是惯性体。自然发展与转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亚当.斯密根本没有遇到社会经济转型，想必他也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人面对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都想不明白的事情，非要去已经离开世界几百年的老人那里，寻找他从未见过的问题的答案，未免对古人的要求太高了。

结语

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还只是相对静止地看待经济发展，只能从经济发展时代的某个横截面上去看问题，不能动态的全面的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毫无疑问是经济体中的全体人民的理念认同是否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然而，在任何经济学的原理中都找不到这样的描述，在各类定律和公式中最多仅仅可以看到科技的影子，根本找不到反应社会观念的任何因子，这也许就是当今西方经济学的最大缺陷。

社会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中表现并不突出，这是因为在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中，观念与经济是同步缓慢发展的，是相互不断适应的，西方的市场经济经历了数百年、十几代人的发展至今，每一代人都很难看清缓慢转变的社会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大概也是西方经济学者不易看到社会观念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经济在一代人的眼皮底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任何亲身经历了这场巨变的中国人回首观看，都不难发现，所有的变化都源于思想观念的变化。任何亲身经历了这场巨变的外国人也应该不难发现，三十年前他接触到的中国人和今天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相比，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社会观念的变化放入发展经济学，作为社会经济发展重要因素，大概就是科斯冥冥中意识到的，中国应该对经济学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