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总将读书看作个人仕途以及家族延续的重要途径，《白鹿原》中“耕读传家”的匾额正是这一传统的典型象征。在市场经济的推波助澜下，金钱法则的普遍化使得读书本身变得不再那么崇高，中国人变得越来越能“务实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旦读书既不能带来仕途，更不能带来财富，那么要它何用？不过这种观念却并非整个社会的共识，越是下层百姓—受制于高昂的学费—越会对“读书无用论”形成心理认同，并且将改革开放以来商业英雄的财富神话作为此观念的强力佐证。然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其中潜藏着被称之为“再生产”的危险或许已悄然而至。“读书无用论”就仿佛古罗马神雅努斯，拥有两副面孔。
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著名的民族志著作《学做工》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英国古老工业区的工人阶级子弟，读书对于他们可有可无，因为他们很明白自己最终会与父辈一样在这个工业区的某个工厂中找一份活计，领着勉强过得去的薪水，结婚生子并且让自己的家族仿佛西西弗一样重复着滚石般的人生。他们被称作“家伙们”，与他们相对立的是，同为工人阶级子弟，但渴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书呆子”。可是，“家伙们”形成的反学校文化从来都将读书看作令人厌恶的事情，学业上接连的失败逐渐让他们形成了严重低估自己智力的习惯，他们典型的说法是：“我知道我很蠢，所以我下半辈子就应该待在汽车厂里把螺母一个个拧到轮子上去，这公平合理。”（《学做工》，1页）学业上的失败会让他们反过来加强自身的反学校文化，于是追求“乐子”成了他们在学校生活的意义所在，他们知道自己未来的严酷生活，于是学校里的那些辉煌经历注定要成为他们未来值得回味的人生财富，正是这种想法变成他们嘲笑“书呆子们”的资本：“他们的学校生活能记住的有什么呀？他们以后回顾现在，有什么东西可回顾呢？坐在教室里，坐到屁股冒汗，而我们可是……我是说看看我们能够回顾的东西，和巴基斯坦佬打架，和牙买加佬打架。还有我们对老师所做的恶作剧，我们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些的时候可是乐事啊。”（《学做工》，18页）
根据威利斯的研究，这种在当下寻找刺激和欢乐，并借此嘲笑那些只知道循规蹈矩的学生的做法，只是工人阶级子弟为了更好地适应父辈工作的一种方式。“家伙们”把“书呆子”看作“娘娘腔”，而将自己看成是具有男子气概的人，因为他们敢于打架，敢于在酒吧里喝个酩酊大醉，敢于在上课时挑战老师的权威，敢于反抗教学体制的压迫。这一切都会成为未来作为工人阶级的他们宝贵的斗争经验，他们将自己看作体力劳动者，但是并不以此为耻，因为这些活儿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跷着腿、从事脑力劳动的“娘娘腔们”干不了的。为了维护这种对于实践以及体力劳动的认同感，他们会鄙视那些看重文凭和理论的人，甚至会在工厂车间打出这样的标语：“一盎司的敏锐直觉可以媲美整座图书馆的学位证书。”正是在父辈这样的观念引导下，“家伙们”把读书看作是做无用功，把文凭看作废纸一张，因为他们所需要掌握的真正的知识都来自在工厂里的实践。
当下的中国正奔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量的农民工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入工厂从事生产。像李嘉诚一样的财富英雄成为他们的偶像，因为他与这些工人一样没有文凭，但是他取得了难以企及的社会地位和成就。这种意识形态让在接受教育阶段的下层百姓的孩子们要么认为自己天赋有限，要么相信不用读书同样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就和地位，又加上连年增长的教育费用和逐年降低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使得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为人处世”、“关系”、“应酬”、“心狠手辣”以及“拼搏”等等因素会给自己带来成功。此时，无论“卖茶叶蛋的”还是“造原子弹的”都意识到：读书与成功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
但是，正当大学生糟糕的就业现状使得“读书无用论”一再受到吹捧时，高考的门槛上仍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血腥厮杀，这群循规蹈矩的孩子们的家长一般位于社会的中层，而处于精英阶层的孩子们尽管同样在学校里属于“反学校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却与威利斯笔下的工人阶级子弟不同，他们会被家里逼着获得某种程度的“文凭”，尤其是海外学历更是备受青睐。这个精英群体多半是富二代和官二代，即便他们同样拥有“读书无用”的意识，因为他们在学校教育中多半是失败者，但是文凭这张用来遮羞的无花果叶他们却舍不得扔开。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状，美国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金的著作《大学潜规则》就揭示了美国的高等教育黑幕，其核心内容就是名校的这一纸文凭。
这本书中所描述的所谓美国精英阶层，一般都有着良好的出身，这意味着其大学教育都集中于所谓的名校，例如美国东北部的常春藤联盟，西部的斯坦福、伯克利、UCLA，或者南部的杜克等等。这些精英们通常以校友的身份将孩子推荐到自己母校，这些名校也都乐于照顾其校友子女，这被称为“世家政策”。某些没有名校经历的有钱人也会得到哈佛、普林斯顿等学校的关注，如果他们愿意捐助一笔可观的资金，其子嗣也能享受优先录取权，这被称为“发展项目”。如果你既非世家，又非大亨，但你是娱乐圈的明星，也会受到诸如布朗大学这样的常春藤盟校的青睐，只要你能参加学校募捐的鸡尾酒会或开一次演讲。若以上都不成，那还有最后的法宝，许多有钱人家的子嗣花费令人咋舌的代价学习某些贵族运动，如高尔夫球、马球、马术、划艇等等，这些名校会冲着所谓的多元化来为这些用金钱堆出了“运动天赋”的孩子们提供宝贵的入学名额。这真是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们为了这一纸文凭使出浑身解数，这无疑是反过来，对“读书无用论”的一种嘲讽。
一旦了解了美国高等教育这“看不见的手”，我们似乎还有必要为尚且未能实现素质教育的中国骄傲一番。虽然，中国高考这台破旧不堪的机器如今屡屡遭人诟病，每当有药家鑫横空出世或者有人重访“钱学森之问”时，这台老迈的意识形态机器就被众人高呼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可是，死记硬背的一刀切式高考同样也是中国许多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第一代精英人士最强大的武器，没有“世家政策”也没有“发展项目政策”，一考定终身的中国高考同样逼着许多有钱但无能的官二代、富二代们操着蹩脚的英语走向大洋彼岸去接受洋教育，即便要通过各种暗门进入名校，也不能像进美国名校那般明目张胆，只得背着阳光干着偷偷摸摸的勾当。这不得不说是其曾经的荣耀，但是这并非说它的历史就那么清清白白。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招生名额与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的招生名额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高考政策中最大的毒瘤，其作用与美国名校的政策没有区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精英向这些发达地区聚集，造成对庞大的教育资源的垄断。可是，随着统一高考的打破和自主命题的省份逐渐增多，不同地域的学生之间已经被“素质教育”的屏障所隔开，发达地区学生被冠以拥有更高“素质”的名号而合理合法地享用那些教育资源。让人齿冷的是中国似乎永远不会冒出一个丹尼尔·金来出版一本属于中国的《大学潜规则》。
其实，下层民众的“读书无用论”与精英阶层对一纸文凭的层层守护都是服务于同一个目的：“阶级秩序再生产。”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也是保罗·威利斯理论主要针对的对象，该理论认为：“教育通过掩饰以技术选择为外衣的社会选择，通过利用把社会等级变为学校等级从而使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合法化，为某些等级提供了这种服务。”（《再生产》，165页）这说的是，学校通过升学毕业等等复杂的系统使得学业上不断失败的下层百姓意识到是自身的天赋不如精英阶层，进而认同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既有秩序。实际上，布尔迪厄认为教育系统“将入学机会伪装为成功的机会”，最终是为了实现“对下层的淘汰”（《再生产》，171页）。具体来说，下层越是相信“读书无用论”，越是嘲笑那些“书呆子们”，越是信仰“反学校文化”，精英阶层将子孙后代保存在同一阶级所要遭受的阻力会越小。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同样是属于学校里信奉“反学校文化”的学生，《学做工》中的工人阶级子弟们会在子孙后代中间永久地复制着对“书呆子”、“文凭”、“知识”等等的嘲笑并且自我安慰地“享受着”体力劳动的荣耀，可《大学潜规则》中的富家子弟们，在消费完了香槟派对、酗酒吸毒等等不堪的人生经历之后，却以“浪子回头”的精神面貌重新拾起父辈的伟业，或挑起企业重担或子承父业活跃在政坛上。对此，名校的招生主管们会颇为欣慰，自己当年的眼光终究不谬。像戈尔三世，高中违犯校规，但凭借父亲是副总统，最终得以进入哈佛。毕业后创办了自己的杂志，跟随父亲倡导环保，可却因超速和藏毒而被捕（《大学潜规则》，371页）。但是，如果他为哈佛捐助一笔可观的费用，其孩子就又能堂而皇之地在哈佛校园里宣称自己之所以进来完全凭借的是实力，只是不知道这实力到底是聪慧还是“戈尔”的姓氏。
这就是“读书无用论”为何像雅努斯的原因所在，对于下层的问题学生它是桎梏人生的枷锁，对于上层的纨绔子弟，它只是一句“人不轻狂枉少年”。中国尚且不是美国，但对于金钱的崇敬有过之而无不及，布尔迪厄的话对今天的中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资产阶级特权的继承人，不能援引他的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拒绝贵族享受的血统权利……也不能援引第一代创业者用自己的业绩说明自己成就的艰苦奋斗美德。今天，他们必须求助于学校的书面证明，这既可说明他的天资，又可证明他的成绩。”（《再生产》，225页）中国目前占据主流的还是第一代创业者，但是众多现象都说明已经无法阻挡他们对第二代秩序的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