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曾断言，小说家与诗人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他把诗人的理想主义看作是造作的“刻奇”，在《生活在别处》中描写了许多诗人的悲剧，这些悲剧不是来自诗人的孤独，而是来自诗人的绝对价值观。实际上，昆德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雪莱所谓诗人是世界立法者的说法是可疑的，就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而言，今天的诗人与从前一样，需要为诗歌作出辩护，证明自己有正当的存在理由。

现代文学的基本属性来自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即价值源于主观自身，文学家在作品中创造意义世界，探索人性、人心的奥秘。在文学繁荣的时代，文学家往往被视为时代的英雄。但是，文学本身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结构，它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一样，有着自身的限度。在巴尔扎克眼里，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充满了金钱的罪恶，而在一个历史学家眼里，那个世纪恰恰是最繁荣和安定的时代。

将文学混同于现实，并以此美学模式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这是文学正当性在今天面对的最大质疑。文学家被赋予建构意义世界的特权，但人们却试图将此意义扩大至生活的日常性，为此许多诗人或有诗人气质的作家曾高度认同极权，他们放弃了诗人自我的特权，赞美对人性的改造，把世界的美看得比真还要重要。

因此，在昆德拉看来，诗人的思维与极权是同构的，二者都蔑视凡庸的生活，追求崇高的人生意义，这些意义对他们来说是确定性的、不容怀疑的。有鉴于此，昆德拉在作品中常常运用反讽来消解政治、爱情等价值，以此抗拒极权思维，其作品也愈益表现出后现代的平面化、碎片化特色，从而耗尽了自身，显得愈益干枯。

现代人的意义危机实际上是主观思维的危机。在昆德拉的祖国捷克，哈维尔等作家面对这一危机，试图回到前笛卡尔的世界图景，即将意义建立在超验的、绝对的基础上。这与布洛赫、索尔仁尼琴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现代人的道德贬值源于宗教衰落后普适价值的消亡。但问题是，奉行整一价值与消解一切价值一样，都会取消文学的本质属性，即文学体现了人类追求意义世界的必要性和多元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抒情性。

作为对此意义危机的另一种回应，波兰诗人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等则是坚持浪漫主义的美学自律，维护文学对意义世界的追求，相信诗歌能抵抗邪恶，抵御世界无意义的趋势。尽管许多诗人或作家曾出于理想主义，对前苏联制度充满幻想，但恰恰也是由于诗人最重视的自我与人性，使米沃什、扎加朱斯基能深刻洞察将人与蟑螂等同起来的极权制度，同时又意识到：“没有诗歌，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

仿佛是针对昆德拉贬低诗歌的言论，扎加耶夫斯基写了《为激情辩护》。诗人曾生活在斯大林体制下，通过萨米亚特写作反抗压制，因而他明白，西方文化对终极意义无止境的追求既产生了现代诗歌，也产生了现代极权。当时，许多东欧诗人都将反讽作为对极权的绝望反抗，但在扎加耶夫斯基看来，反讽毕竟没有救赎的功能。在这篇散文中，他提出一个关于诗歌的新见解，用柏拉图的“在中间”来定义存在，即人永远处在实在物质与超验神秘之间的行走状态。

“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居于超验之所。我们甚至不可能完全懂得它的意义。狄奥提玛正确地敦促我们朝向美好，朝向更高的事物，但没有人会永远定居在阿尔卑斯山顶，我们将每天回到山下。经历了对事物真谛的顿悟，写下了一首诗歌之后，我们会去厨房，决定晚饭吃什么；然后我们会拆开附有电话帐单的信封。我们将不断从灵感的柏拉图转到明智的亚里斯多德，否则等在上面的会是疯狂，等在下面的会是厌倦。”

诗歌使人变得崇高，但我们的想象力也不能蔑视无法融入到艺术中的现实世界。此番见解颇类中国文化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对西方文化的绝对性的一个修正。扎加耶夫斯基还进一步指出：“向高处的征程应当在一种个人诚实的状态下进行。”即是说，追求诗意的栖居是个人性的，也是需要真诚的，群体的诗性追求往往会导致思想专制。

在扎加耶夫斯基看来，今天的诗人应当像米沃什一样，既包含智慧又富有诗性，米沃什先是写了《被浮获的心灵》，后来又写了《乌罗的土地》。这是两部完全不同领域的作品，前者是对现实生活的冷静观察，后者则是对形而上问题的激情关怀。这种从社会领域转到形而上范围的能力，赋予米沃什一种今天很少遇到的伟大的诗性能量。“这源于他从‘在中间’状态转换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富有生气的朝圣之旅的能力，一种道路漫长的艺术家的工作的能力。”

因为存在的“在中间”状态，诗歌仍走在路上，而不会消亡。它需要反思的是，真善美三者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