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前的超10%降到现在的约7.5%，中国终于开始了再平衡。这是中国的“新常态”吗，或者说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还会更低吗？
中国的再平衡显而易见，首先以及最重要的体现是在出口领域。中国的出口增长从2001-2008年的年均29%降到现在的不足10%，外需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性现在已远不及以往。
甚至，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制造业的就业和产出去年就已开始下降。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那么，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迅速缩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07年超10%这一峰值降到今天的约2%，也就不足为奇。
美国《评论汇编》杂志网站9月18日刊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题为“盛赞中国新常态”（In Praise of China’s New Normal）文章，指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经济再平衡的结果，而因教育红利导致生产率提升抵消了劳工人数净减少带来的影响、以及创新能力及资本存量稳步、合理增长，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徘徊在6.9-7.6%水平，虽然低于1988-2013平均水平，但在全球范围内仍是较高增长水平，如果这是“新常态”，也是令世界其他地区羡慕的新常态。
这种再平衡有助于改善中国的收入再分配。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劳工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成为制造业收缩、服务业扩张的直接反映。
这也意味着更大的区域平衡：对国家出口贡献量达85%的中国沿海省份正经历经济显著放缓，内陆省份则保持着较高经济增长速度。其结果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指数，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从2010年的0.52下降到2012年的0.50。
推动这一转变的是两个因素。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下降，中国被迫比预期更早地调整增长模式。二是中国正面临人口结构转型。中国就业年龄人口（16-65岁）占总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峰值72%开始下降。就业人口的绝对数字也从2012年开始下降。
美国《评论汇编》杂志网站9月18日刊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题为“盛赞中国新常态”（In Praise of China’s New Normal）文章，指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经济再平衡的结果，而因教育红利导致生产率提升抵消了劳工人数净减少带来的影响、以及创新能力及资本存量稳步、合理增长，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徘徊在6.9-7.6%水平，虽然低于1988-2013平均水平，但在全球范围内仍是较高增长水平，如果这是“新常态”，也是令世界其他地区羡慕的新常态。
上图浅黄色曲线为中国2000-2050年就业年龄人口发展趋势，图表来源于联合国
与此同时，中国正经历快速城市化，2001-2008年，约2亿人离开农业领域，就业于城市的制造业岗位。不过，更近一段时间以来，人口迁移步伐开始放缓，令农村地区劳动力人口占中国劳工总人口的比例保持在35%。
所有这些意味着更低的增长速度——虽然可能没像经济学家刘石井（音译）和蔡芳（音译）对未来10年所预测的那样，低到6-7%。事实上，依靠过去的增长纪录预测未来的经济表现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不仅因为劳动力方面的重要变化，也因为中国2008年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中国2010年前就业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对经济产量增长的贡献很可能被高估，从而使随后的就业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对经济表现的负面影响变得不准确。
进而，这种方法忽略了随着年轻劳工取代年老劳工、中国未来20年将享受的教育红利。按当前情况来看，中国50-60岁劳动人口的教育程度调整收益率仅为20-25岁劳动人口的一半。换句话说，中国年轻劳工的生产率将是即将退休劳工的2倍。
的确，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正不断提升。到2020年，18-22岁人口寻求高等教育的比例将达40%，现在则仅为32%。这种人力资本方面的改进，某种程度上，势必与劳动人口净损失造成的影响相互抵消。
其他趋势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发展前景。虽然投资占GDP的比例很可能下降，但要降到40%以下，或许还需要10年——以国际标准衡量依然强劲。与此同时，资本总量能够继续维持合理的增长速率。
最后，中国的创新能力正稳步增长，归因于快速增长的人力资本和上升的研发投资。到明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将达2.2%，接近先进国家水平。
在此趋势——假设劳工参与率恒定——基础上，中国未来1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徘徊在6.9-7.6%水平，平均7.27%。这也许比1988-2013年9.4%的平均增长率低得多，但与全球标准相比，还是远不止差强人意。如果这就是中国的“新常态”，那它仍然是令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艳羡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