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能否成为当代救世良方，笔者的态度是否定的，儒学担当不起这一重任。两千五百年来，儒学能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思想支柱，并非其理论有什么远见卓识，而是中国的特殊历史进程使儒学获得了超历史性。以孔子仁学为核心的儒学所带来的后果只不过是：君权与父权家长统治相结合的宗法专制主义政权的巩固，和人民大众视君主为臣民之父的奴性与愚昧的增长。
这么说可能会触怒儒学的倡导者，因为他们重构的新儒学据说被赋予了“振兴民族精神”的属性，他们从“孝、悌、忠、恕”中提炼出来的新道德据说可作为救国与治人的良方，可救转型之当代中国于“文明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之中。这些自恋的论调真是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结舌。不过考虑到这些“优秀的儒学研究者和倡导者”居然能从陈腐的“仁学”中嗅出民主法治的气息来的，或许他们真的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绝招。但是很不幸，以普及、弘扬新儒学为已任的郑家栋教授竟涉嫌人口走私。更不幸的是，文笔了得、才华横溢的郑教授写得一手切中时弊的道德文章：“最污秽者乃是以搞政治的手法来搞学术，以‘立言’为‘立功’之曲径——略通文墨的聪明之士，写点什么或主编点什么或找人捉刀点什么，乃招摇过市，登上学术的殿堂，并稳坐‘权威’的宝座，攫得各种学术的、非学术的头衔，声名利禄反大于一般的政客。”多么精辟，此文树立了其“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
以重树国人道德为已任的新儒学家们立刻意识到“郑家栋事件”会给新儒学的重构以重创，连忙发表声明和文章撇清干系，但似乎效果不佳。素与新儒家不合的新自由主义者岂能放过如此大好时机，从道德上封死对手易如反掌，这也是国粹，新自由主义者亦不能免俗，可见国学之历害。以个别研究者的个人道德品质来否定儒学，的确有些胜之不武。但是，儒学就是构建在道德的个体内在化的基础上的，以孔子的仁学为例，他先是把宗法观念溶入亲情之爱，把家族内父权专制的合理性归结为人们的内在心理，通过“忠、恕”把亲情之爱这一家庭支柱，扩大为国家生存的基础，进而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一种效果，即君主的专制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根本上的缺陷，使得儒学没有推陈出新的重构基础，同时，这也是儒学倡导者难以将“郑家栋事件”说成是个人事件的原因所在。
此外，以郑教授的智商，似乎不应犯如此低级错误。上得山多终遇虎，连续重犯6次，除了利欲熏心，应该还有其他原因。以笔者对事件经过的一知半解，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儒学的道德观与当代的法治观的不兼容。郑教授深受儒学浸润，虽常出国，但出国是为了将东方之儒学传播到西方，打破西文中心主义，实现“儒学的普世性”，故无暇研究美国法律。再说美国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多6“妻”又何妨。而且郑教授“人蛇”作得十分人道，不会有沉尸大海的风险，也没有屈嫁老头的无奈。成人之美，顺便赚钱，既符合儒家之“恕”道，又符合主流经济学效益优先的教条，简直就是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可惜触犯了法律，只怪儒学是“有法术而无法治”。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的底线是法律的上线。换言之，犯法之人，自然是无道德之人，可无德之人偏偏以传道为业。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钱钟书先生在《谈教训》中有绝妙解读：“惟有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 真是得儒学之精髓，入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