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50多年来仍具有争议，许多批评者猛烈抨击她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描述，她说他是“平庸的恶”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几乎没有思想的官员，“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

这个星期，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 Knopf)出版社出版了《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大屠杀者未被仔细审视的人生》(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的英译本。该书作者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无意加入那些批评家的行列。斯坦尼思是汉堡的一位独立哲学家，她感兴趣的是谎言的本质。2000年左右，根据近几十年出现的资料，她开始撰写关于1961年在以色列接受审判的艾希曼的著作，艾希曼是第三帝国犹太事务主管。

艾希曼战后在阿根廷藏身时写了大量回忆录和其他文件。斯坦尼思在通读这些资料时发现了他写的一大段笔记，这段笔记驳斥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道德哲学，与阿伦特所谓的“没有思考能力”的艾希曼形象截然相反。

“我在书桌前坐了三天，思考这个问题，”斯坦尼思在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完全震惊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斯坦尼思在书中引用了那个文件以及其他大量资料，证明了一些学者们心目中最为关键的一点：1962年被绞刑处死的艾希曼绝不像他自己在审讯中所声称的那样，只是一名服从命令的公务员，而是一个狂热献身纳粹事业的纳粹党人。

埃默里大学的历史学家黛博拉•E•利普斯塔特(Deborah E. Lipstadt)说，如果说之前的研究者们严重削弱了阿伦特的论据，那么斯坦尼思“粉碎”了它。利普斯塔特201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书。

利普斯塔特博士说，艾希曼在阿根廷的一些真相已经陆续传开了，“但她写得生动具体”，“这家伙不是碰巧干了一份肮脏的工作，而是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全身心投入”。

斯坦尼思认为阿伦特是被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演愚弄了，但她不认为阿伦特不重要，而认为她是个不可或缺的智慧伙伴。阿伦特于1975年去世。

“我没打算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写一本书，只是想用史实与阿伦特辩论，”斯坦尼思说，“想了解艾希曼这样的人，你必须坐下来，从他的角度思考。那是哲学家的工作。”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是在研究了30多个档案馆的资料后撰写的，其中当然有很多令人瞠目的事实，比如，1956年艾希曼曾起草过一份致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公开信，提议让自己回国受审。那封信是斯坦尼思在德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艾希曼文件里找到的。

斯坦尼思还提到，战后情报关系网的公开程度有时令人惊讶，这保护了艾希曼；西德官员不太愿意将艾希曼和其他前纳粹分子绳之以法。根据德国小报《图片报》(Bild)2011年公布的机密文件，西德官员早在1952年就知道艾希曼的藏身之处。

2011年是艾希曼审判50周年，斯坦尼思的书也于这一年在德国出版，她揭露出来的这些事很快成为报纸头条，再次引发关于战后德国政府是否与过去一刀两断的争论（德国情报机构联邦情报局[BND]仍未公布关于艾希曼的3400页的完整文件）。

但是《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英译者露丝•马丁[Ruth Martin]）的核心是详细描述艾希曼在阿根廷时的情况，以及当时围绕在他身边的前纳粹分子和纳粹支持者。它的主要依据是学者们之前就能看到，但是（据斯坦尼思说）从未被完整或系统挖掘过的资料。

“我们浪费很多时间等待惊人的新资料，”她说，“而没有坐下来仔细查看已有的资料。”

那些材料真的能够堆积成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证词包括成千上万页笔录、笔记和手写文本，包括他在审判后写的1200页的回忆录。

斯坦尼思以他人的研究为基础，同时也把所谓的阿根廷文件拼凑到了一起，它包括1300多页手写回忆录、笔记以及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荷兰记者、前纳粹分子威廉•扎森(Willem Sassen)1957年对艾希曼的秘密采访的笔录。

扎森的笔录分散存放在德国的三个档案馆，残缺不全，页码混乱。学者们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些笔录，其中一小部分作为证据被提交到艾希曼的审判中，他把那些笔录斥为不可靠的“酒吧胡言”（其中两段经过编辑的剪短节选曾刊登在《生活》[Life]杂志上）。

斯坦尼思在贴错标签的文档中发现了几百页之前不为人知的笔录。她还发现有些学者也在扎森的圈子里，而之前人们并不知道，比如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前助手鲁道夫•冯•阿尔文斯莱本(Ludolf von Alvensleben)。斯坦尼思说，之前人们没有察觉他也参与了其中一些采访。

根据斯坦尼思的描述，这些人组成了一种堕落的读书俱乐部，几乎每周都在扎森的家中会面，阅读公众对犹太大屠杀的最新描述，讨论他们能找到的每一本书和每一篇文章，包括“敌方”作者所写的内容。他们的目标是收集资料，写一本书，揭露大屠杀是犹太人的夸张，是“600万人的谎言”（阿根廷一本战后纳粹出版物的说法）。但是艾希曼有另一个相反的目标：确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艾希曼叙述自己所谓的“杀手工作”（斯坦尼思指出这绝不是讽刺）的严酷时，他也在提供无数能证实屠杀规模的确凿事实。斯坦尼思引用了艾希曼描述自己“天生使命”的长文——“如果真有1030万敌人（他指的是犹太人）被杀，那我们也算完成了使命”——这让同情他的听众们感到不安。

“别的我无可奉告，因为这就是事实！”艾希曼说，“我为什么要否认它呢？”

斯坦尼思写道，对扎森的圈子来说，这篇长文标志着幻想的破灭，他们不再指望艾希曼会帮助他们为“纯粹的纳粹主义”辩护，帮助他们否认敌人的诽谤中伤。对艾希曼来说，扎森的采访只是应对耶路撒冷的极佳演练。斯坦尼思写道，以色列审讯者发现艾希曼在回答史实问题时得心应手，不过这次是为了给自己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有些史学家说，如果阿伦特像其他很多人那样被蒙骗了，那么他的表演仍让她洞察到很多当时在现场执行屠杀的人们的心态，这很有价值。

“她说的那类人的确存在，但他不是那类人，”史学家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说。他1992年的著作《普通人》(Ordinary Men)很有影响力，该书调查了波兰的一个德国警营，成千上万犹太人在这里被害。“艾希曼所假装的那种人的确存在，各种各样的人都是那样的。所以他的策略才能奏效。”

听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陈述，阿伦特看到了一个“不能思考的”人。听着艾希曼在赴耶路撒冷之前的讲述，斯坦尼思看到了一个非常擅长操纵的大师，擅长让理性来反对它自身，而理性原本是敌人的武器。

“作为一名哲学家，你想维护思考，认为它是一种美丽的东西，”她说，“你不愿认为一个有能力思考的人不喜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