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78级的大学毕业生，严格讲，是没有择业这回事的，当时毕业还是统一分配，分你去做的工作，无论跟你所学的专业有关还是无关，都是革命工作，没有多少还价的余地。当年毕业时流行的一个不够革命的顺口溜：“我是党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放在大厦不骄傲，搁在茅厕不悲观。”尽管不可能真的不骄傲和悲观，但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个人的选择余地，实在很小。1982年夏天，作为一个地处北大荒，文革时全国唯一一个“不见鬼”的农业大学(文革时，毛泽东有过这样的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机械专业的毕业生，出路基本上就是去各个农场做机务技术员，只有个别人才能去机关，去农业机械厂和农机学校。我原本就是从农场出来的，当然清楚农场的农机技术员是怎么回事，只比拖拉机手地位稍高点，一样也得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严格讲，还是修地球。
虽说，在1982年的时候，中国大学毕业生并不多，几万人里都未必有一个。但是，当年的分配政策还是过去那一套，面向基层，面向第一线，知识分子，还是需要经受锻炼，向工农兵学习。所以，我们学校那届的毕业生，70%左右都直接分到了农场的基层连队。四年大学，结果是这个样子，同学们心都很灰，连散伙饭都没心思吃。但是大吵大闹，大哭大叫的也没有。写到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我本科的学校。这所大学，是文革前农垦部在黑龙江垦区办的一所农业学院，名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垦区，是是1958年大批专业官兵过来开荒，才形成规模的。垦区的大发展，到底是大跃进的产物，还仅仅是时间的巧合，跟大跃进没有多少关系，我说不清楚。但这所大学，恰也是垦区大发展的一个副产品。我们知道，1958年的全面跃进，高校大跃进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了无数的大学。1958年办的大学，后来几乎都垮了。惟独这所大学，却活了下来。由于接受了一大批北京各高校的右派，创办之后，居然办的有模有样。这所大学，办学的时候，利用的是当年关东军的一机械化师团的营地，所以，直到我们进校，好些房舍，还是鬼子兵营的模样。这样的兵营，有的农场是直接用来养牛的，但我们学校却用来做教室。当年的兵营位于黑龙江密山县的裴德镇，原来的裴德公社旁边的一个山洼里，在老乡的印象中，像是裴德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有畜牧系的同学家长给儿子写信，地址写的是，密山县裴德公社八一大队牲口系，某某收，信居然还就是收到了。这所大学，周围不是山，就是农田，的确符合毛泽东对农业大学的设想。想要种地，十分方便，但就是留不住人。我们入学之后，随着右派的逐步平反，一个又一个像点样的教师离开了学校，给我们讲课的老师，档次越来越低，可是我们的课业负担，却没有因此而减轻，老师不好，反而负担更重，越是讲不明白的老师，留的作业就越是多。好在这样的大学也有好处，就是学生虽然有地方谈恋爱，甚至放肆做爱都不用到宾馆开房，但的确没有什么地方去玩，即使有钱，也没地方花。那年月，谈恋爱还是被学校禁止的，地下运动当然可以，但如果谈的过了火，只要有人怀孕，一开除，就是一对儿。因此，还真是没有多少人敢于冒险一试。尤其我所在的农机系，课业负担奇重，同学们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要想出去玩，也还是有地方可去，也能玩出点别致来。记得大学期间，我们宿舍的人唯一的一次出去野餐，同学们真的现场钓到了鱼，野生的鱼，当场用脸盆煮了，再到田里弄好些毛豆，烧了吃，那个美味，迄今想起来，都馋的慌。这样名副其实的野餐，这辈子，再也没有过。只可惜，那时大家都没有时间，只餐了那么一次。
当年77、78级的大学生，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年龄参差不齐，特别是78级，年纪大的30多岁，年纪小的才15、6岁，所有人都经过文革，而且都是文革中多少有点喜欢看书想事的年轻人。作为改革开放头两届的大学生，当年的我们，的确有天之骄子的自我感觉。好大学的人，骄子的感觉等级高些，像我们这种在别人眼里烂大学的学生，骄子的等级低些，但也是一个“骄”字，都是骄子。看不起一般人，更看不比我们年长些的工农兵学员，记得刚入学的时候，工农兵学员的师兄们来看我们，进了宿舍嘘寒问暖，我们根本就不搭理人家。师兄们给我们介绍学习经验，我们嘴上不说，每个人鼻子里都暗中哼着气，脸上写着不屑。只有那些没经过本科，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人，才让我们肃然起敬。可惜，我们那个大学，这样的高人一个也没有。
当年的农机专业，基本上按照普通工科的规模来安排课程的，课业重的吓人。每天8节课，晚上还有制图和实验课。每两节课下来，都是一堆的作业，几十道题。聪明一点或者程度好的学生，还能把当天作业做完，差一点的，一天拖一天。在我的印象里，同学们似乎没有半夜12点之前睡觉的。那时候的大学生，政治觉悟都很高，憋着劲儿，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十年文革给抢回来，学习极其卖力。整个年级，只有我和一个北京老知青是个另类，不大用功。我是因为根本不喜欢这个专业，77年原本是考文科的，因为政审不合格，被涮了下来，白考。78年误听人言，改考理科，又没有时间复习，有时间也没有用，因为连课本都没有。像我们这种小学就赶上文革的人，数理化基本上就是白薯。之所以第二年还要考，是觉得怎么也得从农场出来。加上刚刚遭遇一场恋爱失败，感觉周围的景物，哪儿都不对劲。考一下，报低点，自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当时我正在做兽医，就报个畜牧兽医专业，自己感觉，也算是专业对口。结果，考完之后，凭着语文和政治分比较高，居然成绩还不错。可是，第一志愿东北农学院(今天的东北农业大学)突然不招生了，第二志愿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又只招一个农机专业，于是，我就不得不学农机了。我从小就不喜欢冷冰冰的机械，不然的话，在农场的时候，早就开拖拉机了。所以，一上手，心里就烦。但是，烦也得学，我们那一代人，很少有这个勇气，做自己的选择。当时规定，如果考上了不去上，以后就不许再考了，从情势上，也逼得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学。硬着头皮学，成绩就好不了，幸好不久就让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虽然每次课都留几十道作业，但其实只要做其中的一两道题，本节所学的内容，也就掌握了。好在，那个时代，会舞文弄墨的人，走到哪里都占便宜。由于我经常出板报，而且还给学校宣传队写东西，老师不知怎地，都会高看我一眼，别人作业不做完，是要扣平时作业分的，我就没事。英语课，不管是平时的小考，还是期末的大考，老师都放我一马，单词错误，不扣分。英语等于没学过。害得我后来要考研的时候，补习班的老师，每次上课都很鄙视地看着我。逼得我奋发图强，加倍玩命，最后竟然考上了，吓了他好大一跳。
总之，当年的我很幸运，上课投机取巧，每门课都能混过去，有的时候，成绩还不赖。而跟我同样混的北京知青，很快就退学了，课挂的太多。在别人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我还能抽出点时间看看小说，看点其他感兴趣的书。一部中华版的《资治通鉴》，就是那时候看完的，还记了一大本的笔记——就是把里面我感觉好玩的内容，用白话写下来。临毕业前一年，上头不知道那根筋搭错了，要求大学生学近代史，而且要学生自己讲。我们那个学校虽然也有个文科系，农业经济专业，但论起来，还就是我这个在中学就读过范文澜通史以及近代史的人，知道的多些，较量的结果，学校宣传部选了我这个农机专业的人在全校各个系宣讲近代史。稀里糊涂讲了一轮之后，就该毕业了。其实，当时我的口才很可疑，发挥时好时坏，有领导听课的时候，肯定一塌糊涂，磕磕巴巴，没有领导在，则一定超常发挥，讲的眉飞色舞，听众反应也不错。
大学四年，很少有人想到毕业会怎样，那时候，社会上还没有改革后的大学生，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即使学校不怎么样，毕业出路肯定也坏不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如此，一提到大学生，就是天之骄子，不捧杀不罢休。但是，临到毕业时，困扰就来了。各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出路很糟，绝大多数人，是要下基层的。当年我们系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一小部分来自农场，还有一些则来自小城市和县城。严格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乐意去农场做技术员的，即使是农村来的同学也十二分不乐意。让他们干这个，虽然名曰技术人员，但户口依旧是农村的，而且当时的农场大多都在边境，还有边防证，出来进去，都不方便。这样的分配，对于多数非农场出身的同学来说，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对于我而言，虽然来自农场，但也不大想回去，当初参加高考，就是想脱离农场，现在回去，不等于蚂蚁搬家，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当时毕业，基本上按成绩分配，我的成绩，在全系排在中上等，以这样的成绩，最大可能，是去一个农机学校教书，如果不想去，那就只能下农场做农机技术员了。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跟那一堆堆的铁块块打交道，都离不开农场，真是想起来就烦。幸亏，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留校教党史。也不知是我上党史课(当年的三门政治课之一)的时候，太喜欢发言了，经常把老师的气势都压下去了，还是我讲近代史的时候，触动了谁的神经。反正，我们学校的马列教研室已经发话，要求留我了。为此，他们还把我读《资治通鉴》的笔记找去，研究了半晌。在我还差半年毕业，正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他们就要求把我留下，提前毕业。
可是，当年的党史，属于政治课。在我毕业的时候，政治是种臭大街的买卖，经过了30年过度政治化的历史，中国人集体患了政治讨厌症，如果谁要是教政治，讲政治，在亲朋好友中都抬不起头来。我虽然在党史课上比较活跃，那是因为当时老师讲的偏于历史，而恰巧我肚子里的历史知识还比较多。其实心里一样讨厌政治，不喜欢沾政治的边。不仅如此，我所在的农机系老师，几乎个个都讨厌政治，对政治课的老师没有好感。开始的时候，马列教研室跟系里交涉，一下子就被顶了回去。管教学的系副主任，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不能同意让我提前毕业。这样的氛围，也让我感到有压力。一边是我不喜欢，也不熟悉的农机事业，一边是我同样不喜欢的政治课老师的职业。选起来好难。
按道理说，我们这代大学生，民族国家概念，是相当强的。多年的集体主义灌输，决不能说毫无作用。尽管经过文革，经过所谓的理想破灭。但过去的那套政治说教，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得人心。我们学校地处北大荒的山沟里，消息闭塞。虽然这四年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人们思想变得很快，但我们却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外面大城市里大学生闹的那些个热闹，办的那些刊物，我们一无所知。在上学期间，中青报发起的潘晓讨论，我们学校几乎没有人参与，唯一的例外是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报社，但其实我写了那么多的字，也没有说清楚到底人生应该为自己活呢，还是为国家。多少年后，我先后见到了当年的一男一女两个潘晓的原型，想笑都笑不出来了。但是，尽管如此，人面临就业抉择的时候，想的最多的，还是自己。马列教研室讲的学校的大局(那些年文科生太少，我们学校根本分不来好学生)打动不了我，系里老师讲的国家利益，垦区的利益，我也无动于衷。满脑子，都是自己。
考虑再三，觉得回农场无疑是绝不可行的，如果像农机系老师期待的那样，不改行，只能去技校教书，但真要是做了农机这行，我已经糊弄了四年学的玩意，恐怕都得露陷，绝对没办法讲给学生听，想要干好，非重新回炉不可。这样的话，还得受两次苦，遭二茬罪。想想都累，算了，还是找个方便省事的职业吧。于是，我同意留校。从此，这个地球上多了一个不靠谱的马列教师，少了一个同样不靠谱的助理工程师(当时我们毕业后的职称)。
其实，直到留校之日，我当初的职业设计，一直还是作家。也就是说，养过猪，当过兽医，又学了农业机械的我，居然还在做我的南柯大槐树下的作家梦。当初能接受学不喜欢的农机，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反正要当作家的，多一种生活体验，岂不是更好?现在说服自己的理由，依旧如此，多一种生活体验，接着当作家。现在看来，所谓当作家，不过是我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因为，在此后的生活中，我并没有开始写作。但实实在在地说，作家梦一直都没有完全破灭，真正不再想当作家，是考上研究生，进了北京，发现历史也可以做学问之后。
毕业留校之后，一点都没有想过要继续深造，考研，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事。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留校之后，同事们都看不起我这个学农机的。形势逼得我只有一条路可走，考个研究生，证实自己的实力。于是，我一咬牙一跺脚，考。查了一下目录，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才招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就胡乱报了人大。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研究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一赌气，最终把我的作家梦给赌没了。从此，踏上了一条所谓学术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