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能力问题。环境能力就是环境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自生境能力，它敞开为两个维度，即自然环境能力和社会环境能力。自然环境能力既构成为社会环境能力生成的土壤，更构成国家能力提升的基石和导向力量。当环境的自生境能力一旦弱化或丧失，就会动摇社会的存在根基，并直接削弱国家能力。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现实，其根本的解决之道只能是展开深度的环境治理，全面恢复环境的自生境能力，健康的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国家能力，才可获得坚实的基础和最终的力量源泉。
关键词：环境能力 国家能力 生境化 环境治理能力
在一般论域层面，国家能力即国家实力，它由经济、科技、资源、军事等具有刚性特征的硬实力和由文化、政治价值观、制度等具有柔性特征的软实力构成。但这两个方面的国家能力的生成和提升，都须以环境能力为基石。环境能力，就是环境软实力，它既是国家软实力的基础，更是国家硬实力的基础。尤其是在世界风险、全球生态危机的当代境遇下，国家能力的强弱，最终由其实际的环境能力所决定。
1、"环境能力"概念释义
近年来，因为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环境意识的逐渐社会化，环境能力意识亦开始形成，并在环境适应和环境治理这两个层面得到运用。本文所讲的"环境能力"虽然也包括如上内容，但却不是在这一语义指涉层面立论的。本文所论的"环境能力"是指对"环境生态的生境化能力"的简称，故亦称之为"环境生境能力"。
要理解"环境能力"概念，首先须改变对环境的习惯性看待：在日常意识中，环境不过是人的存在视野中呈静态取向的一种被动状况。因而，当环境因其外力因素而发生了不利于人类的生存需求时，我们首先且最终想到的是"治理"或"保护"环境。治理或保护的环境观，都是一种静态环境观，它最终源于"自然是僵死的"信念。[1]（P21)然而，人为的观念信念往往并不一定符合存在本身，因为客观地讲，环境是动态生成的。
环境的动态生成性，表征为环境本身是生态的。"环境生态"这个概念表明环境是有生命的存在物。这可从两个方面得到理解：第一，环境不是空无的壳，不同视域层面的环境，都其充实的实项内容，比如构成地球环境的实质内容就是动物、植物、微生物，但动物、植物、微生物，却都是其生命物。所以，环境是由生命构成的。第二，由众生命构成的环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就呈现出某种整体的生命朝向与张力。为此需要进一步理解"生态"概念。在西语中，"生态"（Ecology）概念源于古希腊οικοs，原意指生命的"住所"或"栖息地"。概括地讲，生态即是生物的生存状态，它既展现出生物与生命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生成关系，也张扬着生物自身本性及其存在敞开的生存习性。但这些都是"生态"概念的功能语义，要理解此概念的本质语义，有必要从汉语的词源学入手。在汉语中，"生态"一语中的"生"，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它意指生命；作为动词，它意指使之存活而谋求生路、创造生机。所以"生"乃指生命为其良好地保存自身而本能地谋求生路、创造生机。"态"乃位态、姿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状态、进程。整合地看，"生态"概念实际上是对生命存在状态及其朝向的描述：第一，生命一旦诞生，就有其自身的存在姿态，并且这一存在姿态一旦向生存领域敞开，就形成某种或多种种可能性朝向，这就是生命的位态。第二，生命的存在姿态和可能性朝向（即位态）恰恰源于生命的自在本性。生命的自在本性表征生命始终是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断完成的一种敞开可能性和敞开进程。第三，生命敞开自我的进程，却是由生命的自身本性所决定的，但生命不断完成自己的这种进程到底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展开，却不能完全由它本身所能决定的，因为无论是宏观意义上的生命还是微观意义上的生命，它都始终是存在于它者之中并借助于它者才可获得自我彰显或自我实现。由于这一双重的规定性，生命存在的固有姿态以及由此向生存领域敞开所形成的位态（即生命生成自我的朝向），就获得了不同的可能性：或朝向生境的可能性，或朝向死境的可能性。
"生境"（habitat）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它意指生物（包括个体、种群或群落）的栖息地，即生物生存的地域环境。由于生境问题是生物存在繁殖的真实土壤、平台、条件问题，所以它又"成为使用最多的生态学名词之一，也"广泛为非生态学家所了解"。[2](P4)也由此形成"生境"定义的多样性，也形成对"生境"概念理解的较大分歧。芬兰学者Ilkka Hanski在《萎缩的世界：生境丧失的生态学后果》中对Dennis等所整理的8种定义予以综合考察后，认为"生境（habitat）是为动植物提供生长条件的常规自然空间；换句话说，是生物种群的家。．．．．．．在种群和物种的管理和保育工作中，生境是最重要的概念，因为生境是种群和物种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物种能够生存和繁殖的环境条件范围"。所以，种群和物种一旦丧失其生境，就难免"走向濒危乃至灭绝"的死境状态。[2](PP4-6)
综合上述，第一，生境和死境这两个概念都是相对环境而论的，它们是对环境的存在状态和实际生存朝向进行定性描述的两个不同概念：如果种群和物种赖以生存的环境是生境的，那么种群和物种就会生长和繁殖；反之，如果种群和物种生存的环境是非生境的，或者如Hanski所说是"丧失生境"的，种群和物种的生存就会滑向与生长和繁殖相反的死境方向。
第二，生境就是生物种群和物种得以按其自身本性而生长和繁殖的家园。反之，当这个按其本性而生长和繁殖的家园一旦被某种或某些外来的力量所破坏或捣毁，生物种群和物种就因此丧失得以正常生长和繁殖的实际土壤、空间平台、现实条件而沦为死境状态。
第三，在生物世界里，种群、物种以及个体的生存，都是受环境约束的。而环境，无论相对自身论，还是相对构成环境的要素诸如种群、物种或个体生命来讲，却始终呈现其动态生成的生态倾向，并且这种动态生成的生态倾向，既可能呈现出枯萎、死亡、毁灭的朝向、态势，也可能会呈现出生育、生长、生生不息繁殖的朝向、态势。环境朝向前一种可能性敞开，就生成出死境；环境朝向后一种可能性展开，就生成出生境。
第四，环境生境化的真正动力，亦蕴含在环境自身之中，即环境内在地拥有其自生成力、自生长力、自繁殖力。因而，凡是具有自生成力、自生长力、自繁殖力的环境，就是生境，亦或，凡由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力量推动而敞开的生生不息的环境，就是生境。反之，导致环境死境化的真实推动力却来源于外部，即当某种或某些违逆环境的生生本性的外部力量入侵环境，导致其自生成力、自生长力、自繁殖力的弱化、消解或摧毁，该环境就会因此而丧失其内在推动的自生成、自生长和自繁殖功能。导致环境丧失生境功能的外部力量通常有两种：一是比环境更具强力的整体的自然力量；一是人类力量。
第五，环境之所以内在地具有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能力，是因为环境由生命构成并且环境本身就是生命。环境的这一双重存在事实背后，蕴含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内在事实：在生物世界里，环境与种群、物种、个体生命之间以及更大范围的环境与自然、物种与自然之间是内在关联的，即它们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生命与生命之间是亲生命性的。正是这种内在的亲缘关系和亲生命本性，才使环境与种群、物种与自然、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生存是互为体用的，才形成生命与环境之间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
概括地讲，环境能力就是环境本身生生不息地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亦可称之为环境的生境化能力，而不是对环境的治理或保护的能力。
2、"环境能力"的内涵构成
客观论之，环境始终相对人才有意义：没有人的对象性意识能力，就没有关于"环境"的意识、观念，更没有对"环境能力"的发现和思考。所以，当考察"环境能力"的构成内涵时，必须从生物学和生态学的视域中突破出来，使其获得社会学维度：环境不仅指涉自然，也指涉社会。以此来看，环境能力意即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四者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并生生不息的整体性力量。
首先，环境不是空洞的，它具有其实项内容。从宏观讲，没有离开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这四个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而独立存在的环境；从微观论，也没有离开个体事物、个体生命、个体的人等等因素而独立存在的环境。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所谓环境，最终不过是事物、生物、个体或者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相互关联所生成的整体状态。简言之，环境就是事物与事物或事物与生命之间的存在关联状态。以此来审视环境能力，它就是事物与事物或事物与生命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具有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功能的关联力量。
其次，环境能力是一种存在关联意义上的整体能力，并且这种整体能力是由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四者自发整合生成的共生互生的进程状态。进一步讲，在人介入自然的存在世界里，如上四大因素的自整合，才构建起了无论是人或是物种、种群的宏观生存的空间范围与条件，才使人、生物物种、种群获得生境化存在的家园。
其三，作为整体的环境能力是由自然环境能力和社会环境能力构成。并且，自然环境能力从三个维度敞开并构成社会环境能力生成的基础。
在宇观方面，自然环境能力即是气候环境能力，它是由宇宙运行、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性质（比如森林、草原、山脉、江河、湖泊、海洋等存在状况）、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活动等因素自整合生成的关联能力。这种能力构成地球上所有生命、一切物种、全部种群事实上只能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并必须按照某种方式敞开其生存的最终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气候。气候构成了地球的整体环境，气候变化构成了地球的整体环境能力。因为气候按其自身的时空韵律而运作[3](P80)，使地球上所有生命、一切物种、全部种群都获得生生不息的生境化能力；反之，如果气候失律，地球上所有生命、一切物种、全部种群都会滑向逆生态的死境化方向，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地球就会陷入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危机之中，人类亦会陷入各种生存灾难不断的危机之中。
在宏观层面，自然环境能力即是地球环境能力，它是由陆地、海洋、山脉及其生长于其中动物、植物、微生物等整合生成的关联能力。这种关联能力敞开的实际取向，取决于陆地、海洋、山脉与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是否达向动态平衡，如果此三者的竞适始终于动态平衡状态，那么，由陆地、海洋、山脉与动物、植物、微生物所自整合生成的环境能力就体现生境化方向，张扬整体生成、生长、繁殖的生生功能；反之，如果其竞适打破了动态平衡状态而滑向某种偏离轨道的方向运行，那么，由陆地、海洋、山脉与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自整合生成的环境能力，就呈现死境化方向，并从整体上呈现萎缩、枯竭、死亡的灭绝功能。
在微观层面，自然环境能力就是地球生物环境能力，即生物圈中具体的种群、物种、个体生物三者自整合生成的关联能力，这种关联能力究竟是呈生境化朝向，还是呈死境化朝向，主要取决于各种群、物种、个体生物之间是否保持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之张力，如果能保持其共互张力，它就在整体上呈生境化倾向，并不断实现其生生不息的功能；反之，就会从整体上呈现死境化倾向，并发挥出弱化、消解其生的功能。
与自然环境能力相对应的是社会环境能力，它是对人际环境能力、社群环境能力、国家环境能力等等的整合表达。
人际环境能力是社会环境能力的微观形态,它是指由人与人之间相互缔结成的生存关系本身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关联张力，这种关联张力既可以对人的生存、行动、发展起到某种规范、引导、激励作用，也可能对人的生存、行动、发展起到某种制约、压抑、剥夺作用。如若前者，其人际环境能力则发挥出自身的生境功能；如属后者，其人际环境能力就表现出死境功能。
社群环境能力是社会环境能力的中观形态，它是指人与群体（比如团体、组织）、人与政府或政府与群体之间所缔结的实际的生存关联张力。如果这种生存关联张力表现出生境倾向，它就对人、群体、政府的生存行为发挥出某种实际的规范、引导、激励作用；反之，它就可能对人、群体、政府的生存行为起到某种制约、压抑、剥夺作用。
国家环境能力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所缔结起来的某种真实的生存关联张力。这种生存关联张力同样蕴含两种可能性，即既可成为促进、引导、激励国家走向生生不息发展之境的生境能力，也可成为制约、压抑、强迫国家滑向自我沉沦之境的死境能力。一个国家的国家环境能力到底向何种可能性方向敞开，主要取决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自然环境能力的强弱及其敞开的实际朝向；二是（多元）利益力量的博弈。
3、环境能力的双重朝向
通过对"环境能力"概念及其内涵构成的简要分析，可以得出两个初步的结论：
环境能力是环境的内在能力，即环境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它是由构成环境的各要素相互关联所整合生成的一种整体力量。
环境能力不是环境治理能力，也不是环境保护能力。环境治理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是专指人力作用于环境的能力。这种人力作用于环境的能力，是人们以人的意愿方式去改变环境状况或维护环境状况使之不发生改变的那种能力。具体地讲，人们以人的意愿方式去改变现实的环境状况的能力，就叫做环境治理能力；人们以人的意愿方式去维护现实的环境状况使之不改变现状的能力，叫做环境保护能力。与此相反，环境能力却是环境的自生存、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自在能力。
表征人力意愿的环境治理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其得以生成的必须前提是环境本身出现了问题。具体地讲，当环境的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遭受削弱或丧失、并对人类存在和生存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制约、压制、削弱甚至从根本上消解着人类存在安全和生存发展时，人不得不欲求通过治理环境而使之恢复其自身活力的愿望变成现实的行动时，环境治理能力才形成。相应地，环境保护能力是指当环境的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能力出现弱化的可能性或出现不能自我保持其良好自生功能的危机前兆被人们所敏感地捕捉到，并意识到环境的这种自我弱化的前兆一旦变成现实就将严重地危及到人的存在安全和生存发展时，人类就会果断地采取措施帮助环境消解其自弱化的前兆的行动，这种对环境的行动能力，就是环境保护能力。概括地讲，环境保护是指对可能恶化的环境的预防，环境治理是对已经恶化的环境所采取的弥补措施。所以，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是两种不同的人力作用于环境的方式；与此相对应，环境保护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也是两种不同的人力作用于环境的力量：前者是对可能恶化的环境的人为预防能力；后者是对已经恶化的环境的人为拯救能力。
环境保护能力是环境需要保护时才生成出来的一种人为环境能力，环境治理能力是环境需要治理时才生成出来的一种人为环境能力。但此两种能力都是基于环境能力本身出现状况时才产生的。因而，要很好地理解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必须先理解环境能力的弱化或破坏。
如前所述，环境能力是环境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从构成角度看，环境能力作为一种自整合化（各构成要素）的整体关联力量，它始终处于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断完成的生成过程之中的。客观地看，环境生成自身过程性的根本推动力，却来源于环境本身，即构成环境的各要素之间所形成关联朝向、关联冲动、关联整合趋势，成为环境不断敞开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内在动力。但由于环境始终面向更加广阔的他者、世界而存在而敞开自身，所以环境能力的功能发挥又现实地受到自身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比如，社会环境的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的过程化敞开，却是要以宇宙和地球为空间舞台、并以地球生物圈为土壤。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相互关联所整合生成的生物环境，却要接受由宇宙运行、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性质、生物活动等宏观要素整合生成的气候的影响，并且当人已经在事实上无度介入自然界的情况下，生物环境的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运动，也不可能离开由人际环境、社群环境、国家环境三者所共互生成的社会环境。由此不难看出，环境的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运动，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承受自身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样要不可避免地承受自身之外的其他力量的推动，或制约、限制、压抑、阻碍，或激励、导向、引导、规范。
正是因为如上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客观存在，为环境的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的强化或弱化提供了可能性。即环境能力的强化，既得益于环境本身的关联朝向、关联冲动的推动，也得益于该环境的种种关联因素、力量对它的顺应敞开。反之，环境能力的弱化，却更多地源于其外部力量对它的负面影响，即当其外部力量以逆向展开的方式持续指向环境，其所形成的负面影响因子层层积累到某种临界点时，就构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对环境的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冲动持续不断释放出制约、压制、阻碍的功能，其结果就会造成对环境能力的强行消解，使之逐渐丧失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功能。从外部观，这种现象就叫做环境能力的破坏。
客观地讲，无论从哪个层面的环境，当其自身能力一旦遭受破坏，它就必然朝向死境化方向沉沦，这样一来，就会危及到人类的存在安全和生存发展，于是，拯救环境的行动则必然产--环境治理能力应时而生。由此不难发现，环境治理能力（当然也包括环境保护能力）实际上是环境能力的拓展形态。当我们也将环境治理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纳入其中来审视，那么，环境能力的完整构成要素可见如下简图。
→国家环境能力
→社会环境能力→ 社群环境能力 →环境生境恶化
人际环境能力
环境能力→ →环境治理或保护能力
→生物环境能力
自然环境能力→ 地球环境能力 →环境生境丧失
气候环境能力
4、环境能力的奠基功能
任何一个论域，其基本概念的澄清与明晰，都是最基本的，因为一个论域的基本概念始终蕴含着能够指涉和规范该论域的潜在原理与方法，或言之，在一个论域里，其探讨所要接受规范与引导的原理和方法，总是不折不扣地蕴含在基本概念之中。正是因为如此，相对具体的论域而论，"每一个概念、原理和方法都有助于一些问题的解决。"[4](P3)对"环境能力"这个概念的澄清与内涵明晰，恰恰为我们重新审查和思考环境问题，包括环境的伦理问题、政治问题、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法学问题以及环境文化学、教育学等方面的问题，打开新的视野，提供新的思路。
在自然生境的意义上，环境是不需要治理和保护的。当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观念进入了社会的意识领域，并外化构成一种实际的行动能力（即环境治理或环境保护能力）时，那就说明自然生境意义上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从根本上讲，第一，环境始终是以整体的方式呈现自身的，因而，环境的力量相对其构成要素或者说个体存在来讲，始终是强大的。第二，以整体方式呈现自身的环境力量，是按照自身各构成要素的关联方式而存在的，因而环境始终是以自身的方式而运作。这两个方面揭示了环境生态运行的自动力性和独立性，在这种自动力性和独立性面前，个体生命、个体物种，尤其包括人类，只能是适应环境。当环境被纳入治理或保护的日程，这就意味着原本独立地自存在、自生存运行的环境已经丧失了自生境的能力：环境与个体存在物、尤其是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种逆转可表述为：原本顺应环境而谋求存在的人类，却成为了环境得以维持自身存在的依靠者，环境只能在人类的意愿作为中敞开自身。
客观地讲，自然是地球生命之母，也是人类之母。在其自然生境的意义上，自然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土壤、空间范围与条件。当自然环境生态处于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化状态时，它为社会环境生态的生境化运行提供了空间平台、范围和全部的条件。反之，自然环境生态的生境化能力一旦出现自我弱化或丧失时，社会环境生态的生境化能力也随之弱化或丧失。所以，社会环境生态一旦出现其死境化朝向，则必然生发自我拯救的治理行动，但对出现死境化倾向的社会环境生态予以治理的根本所指，只能是治理自然环境生态，使自然环境生态重新恢复其强健新生的且生生不息的自生境能力。这是环境治理的基本理路，也是环境治理的真实目的。因为，第一，自生境化的环境能力在事实上构成人的存在的根基能力，并敞开为人的生存的导向能力。因为人是一个个体生命，人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他（她）必须因生而活、并活而谋求生，且必然要生生不息地展开自己的人生，而且更意味着他（她）为此而必须谋求活路和图强生机，[5](PP85-90)然而，人谋求活路和图强生机的全部行动与作为，都必须且只能在自然世界中展开和实施。自然界不仅构成他（她）得以存在的全部物质资源的源泉，还为她（她）提供空气、阳光、水、土壤。自然环境生态如果处于良好的生境运行状态，人谋求安全存在和更好生存的如上两个方面的来源、条件，则得到充足的供给；反之，如果自然环境生态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而朝着死境方向运行，则谋求安全存在和更好生存的如上两个方面的来源、条件却发生匮乏。不仅自然环境生态状态决定了人的存在和生存，而且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状况也从另一个维度决定着人的存在和生存，这可以从人类的历史与现实中找到这方面的不可胜数的实例，比如，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国家社会，一旦出现战争、动乱、饥饿、暴力至上等情况时，就表明其社会环境生态出现了生境化危机而朝着死境化方向敞开，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人的存在安全和更好生存的愿望只能被无情地破灭。第二，从整体上讲，自生境化的环境能力在事实上构成了国家能力的基石，成为国家能力生成和提升的导向能力。
客观论之，个体的人以其共同的意愿方式缔造出国家，国家却始终优越于个人。因为，个人始终是弱小，是不能单凭自己的能力而求安全存在和更好生存，为了安全存在和更好地生存，个人必须走向他者而共同缔造国家，以获得实现安全存在和更好生存的整体力量、空间平台和根基性的环境条件。所以国家必须优先进化，必须为担负起为它的缔造者安全存在和更好生存提供生境化的生存条件、土壤、平台及其整体动力力量。
国家为其共同体成员人人安全存在和更好生存所提供的这种生存条件、土壤、平台，就是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强弱，所表现出来的可能是科技力量、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但其实质的支撑性力量却是其文化魅力、社会价值观、制度优越性等等所形成的国家向心力、吸引力、发散力和影响力。这些东西才构成生境化的能够促进国家兴旺、社会繁荣、人民幸福的社会环境生态。然而，这种能够全面推动国家兴旺、社会繁荣、人民幸福的社会环境生态得以生生不息的土壤，却是自生境化的自然环境生态。所以，社会环境生态是国家能力的基石，并构成国家能力生成和提升的直接导向能力；而自然环境生态却是社会环境生态的土壤，并构成国家能力生成和提升的终极导向力。
向
导 环
的 境
力 国 家 能 力 能
能 力
家 是
国 国
是 社会环境生态的生境化能力 家
力 能
能 力
境 的
环 自 然 环 境 生 态 的 生 境 化 能 力 基
石
5、恢复环境能力的紧迫要求
克斯托夫·司徒博在为其《环境与发展：一种社会伦理学的考量》"中文版前言"中写道："中国的发展是独一无二和叹为观止的：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国家，它为自己的人民和整个世界提供了商品和劳务，教育制度备受关注，学术成果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中国的全球政治重要性对所有国家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影响。文化传统以及对日常生活、伦理学和社会和谐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被重新发现。这一快速的发展也付出了代价：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污水和不洁的空气对人的健康和动物产生了威胁，土壤退化带来了未来农业生产减产的风险，气候变化引发了洪水和风暴。人的生命、财产和基础结构为此付出的代价更是加倍的。"[6](P1)司徒博这段写于2007年的文字，应该是对中国国家成就和环境代价之间的生态关系状况的真实概括。而今日的中国的经济成就，却在2007年的基础上又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但与此相伴随的环境生态问题，或许同样可以用"飞跃性恶化"这个词来概括。尤其是作为国家能力的最终基石和导向的自然环境生态，已经在整体上滑向死境化方向：突然间备受关注的灰霾，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地区和城市的空中风景；无节制地加速规模建设的城市的内涝，却是越来越多大中城市暴雨之后所突显出来的必然景观。跨越式增长的汽车使跨越式发展的现代交通和城市不堪重负，不仅每条高速公路塞满汽车，而且城市的街道几乎被蠕动的汽车所填充得暴胀，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汽车尾气所包围，它不仅仅无情地透支着每个国民的健康，而且更在无声息地削弱着国家的强健的机体。不仅是空气质量和污染，同样日益恶化的因为毫无节制的城市规模发展和永不止境的房地产开发，以高浪费有限土地资源作为发展的必然代价是耕地越来越少。而且，不断扩张的城市向农村掠夺资源和农村向城市进军人口的双向运动，导致土地的退化和污染、耕地的荒芜和沙漠化更加严重，淡水和水质问题越来越成为使生存和发展变得更为艰难的问题。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加速的气候失律和南北气候的大逆转（即专家们近来所大谈的"北涝南旱"的南北模式），不知将给明天和未来带来怎样更为严重的气象灾难、地质灾难和疫灾。然而，更为严重的却不在于环境恶化本身，而是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忽视，以及为了持续的高经济增长而在实际操作上仍然不顾环境的压力和代际生存，并以环境的死境化和蔑视代际生存为代价来换取现实的经济成就。
正是在这种不断加速恶化的环境危机和生存风险面前，本文提出"环境能力"问题，指出环境能力就是环境生态的自生境能力，希望通过对环境能力的关注和探讨，来揭示人与环境、国家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原理，突显自然环境生态的生境化不能仅是社会环境生态生境化的直接基石与导向力量，而且更是国家能力生成和提升的最终土壤和终极导向力量。呼吁社会不仅要关注发展，关注经济增长，更应该关注环境生态，关注国家的存在安全和社会可持续生存的基石，应将环境能力的社会化培育纳入社会发展的大国策中予以实施。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7](PP304-305)人类不断向自然取得胜利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劳动而掠夺自然，掏空大地，破坏自然生态秩序，使自然环境日益沦为死境。反之，自然报复人类的基本方式，就是自然灾害和瘟疫的频频袭扰。
总之，在全面向"世界风险社会"[8](PP1-5)进军的当代境遇中，作为一个以环境为代价而获得快速发展成就的国家，必须学会冷静和克制，必须在冷静和克制中学会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生态的死境化现实，启动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方式来重新恢复环境能力，应该是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重心所在，更应该是落实党的十八报告所倡导的要"实现民族永续发展"的基础功夫和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