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好听点，叫百里侯，不好听的，就是七品芝麻官。多数朝代，政权不下县，作为亲民之官，知县就是王朝政府的神经末梢。严格地说，一个王朝整个的吃穿度用，全要靠县这一级的官吏收刮上来。百姓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知县升堂，就两件事，打理诉讼和征粮征税。说起来，都是烦死人的活儿，虽说操办起来有好处，即使不贪，每年顺指头缝留下的油水就不少。但一要应付胥吏，二要亲民理政，三要打点上司，天天都是钱进钱出，鬼哭狼嚎的俗事。诗人不清高的少，做知县，如果贪心不大，没有几个能耐下心来的。陶潜，陶渊明做了彭泽令，才几天功夫，就因为不肯束带见督邮，挂冠而去，去了之后还赋诗“归去来”。这让后来做知县的诗人们，念兹念兹，到了清朝郑板桥这里，忍了十几年，最终还是“一官归去来”，跑到扬州，卖画为生去也。

郑板桥在中进士之前，就是知名的书画家兼诗人，人称诗、书、画三绝，并非浪得虚名。这样的人，理应留在京城皇帝身边，做个翰林，伺候皇帝吟诗作画。但是，郑板桥考试的名次不高，而乾隆皇帝，自命风流，对于真风流的才子，一向不怎么欣赏，所以，袁枚袁才子留不下，郑才子当然也留不下。于是，郑燮，郑板桥，就成了七品郑知县，郑大令(大令是清人对知县的尊称)。

郑板桥做知县，在山东从范县做到潍县，跟别的知县就是不太一样。陶潜上任，下令彭泽官地，一律种糜子，好酿酒。郑板桥酒量不大，清朝的知县，也没有官地，但也有非常之举，据说上任之初，未进县衙之前，下令把墙凿上若干个窟窿，说是要透透气，把前任的俗气放一放。别的知县出行，四抬官轿，照例前面一排衙役，扛着回避肃静，还有七品正堂，某年进士之类的虎头牌，敲着锣，一路吆喝着，威风八面，地动山摇。但是郑知县出门，就一乘小轿，前面两个随从，打着两个灯笼，每个灯笼上是他自己写的“板桥”俩字，没有任何头衔。

这样的风流知县，也得打理官司。一日，县里一座寺庙里的和尚和邻居尼姑庵里的尼姑偷情，被人拿住，送到官里。这样的事儿，犯了教里的戒律，按道理处罚是庙里自己的事，但周围的闲人，也恨的牙根痒痒，于是群情激奋，多管了闲事。可是，到了大堂之上，郑板桥见这两人年齿相当，且又情投意合，遂判他们还俗成婚，成就了一桩风流雅事。这样的判决，自然令县里的卫道士们感到愤愤，传到郑板桥的上司那里，也直是摇头。

如果说，这样的风流断案，还只是给当地和上司以及同僚添了一点谈资，那么，后来的案子，则让当地的有钱人感到相当的不舒服。说是有一天，当地盐店的盐商，送了一个私盐贩子来，要求惩处。当年食盐官卖，贩私盐就是犯罪，卖私盐的人，多半强悍，经常跟官府对抗，官府也对私盐贩子严厉打击。当然，如果盐商抓了卖私盐的，送官纠治，官员非办不可。可郑板桥见这私盐贩子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不像一个强徒，起了怜悯之心。对盐商说，你要求我责打他，我给他枷号示众如何?盐商答应了。于是，郑板桥把个芦席剪成一丈长，宽八尺的特大号的“枷”，上面贴满了他亲手画的竹和兰，然后派人把私盐贩子押到盐商的店前，枷号示众，实则为郑板桥小型画展。潍县的市民，何时见过这样的新鲜事儿?扶老携幼，都来看热闹，把个盐店堵得水泄不通，买盐的人，反而进不来了。一天下来，盐商就受不了，央求知县大老爷，还是把人放了吧。于是，私盐贩子就自由了。唉，山东的富佬实在太土，把那个“枷”花点钱买下来，日后肯定赚。

其实，郑板桥并不是一个飘在半空的诗人，他的风流断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诗人习气，对弱者无原则的同情。做着官，不仅写了不少类似讽喻诗的竹枝词，感念民间的疾苦。打理官司，每每偏向穷人。遇到灾荒，还要逼富人出来开粥厂。给兄弟写信，顺便抄两首古诗给年幼的儿子，却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样的东西，说要儿子背下来，念与大人听，也好骗点果子吃。当然，这样的人，在官场上无论如何都是混不好的。最后他丢了乌纱帽，是因为赈济灾民，擅自开仓放粮。但是，在此之前，实际上他已经让自己的众位领导很不愉快了。做官时的种种风流罪过，说起来，都是缘由，所谓放赈的过错，无非是人家找了个方便的茬儿而已。

在清朝，官员丢乌纱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很多官员的仕途，都写满了开缺，复起的经历，即便明说了永不叙用，过段时间，运动运动，都会复出的。但是，郑板桥却骑了头毛驴，离开了潍县，从此不求复起，径直奔了扬州，卖画为生，过的倒也逍遥。书也好，画也好，销路都挺好。从此之后，再怎样风流，再怎样放浪，也没有人寻他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