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母亲偶像的通常有三种使命：生命的赋予者、对生命的呵护（母爱）以及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她对华夏民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佛陀，如同圣母玛利亚超越了耶稣。这位东亚母亲是拯救苦难和鼓励生殖的首席救星，她响应着男权社会发出的最热烈古怪的呼声。有许多证据表明，正是东传的耶稣故事成为远东地区观音形象的母本。这位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个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后才逐渐变性，转型为华夏社会的伟大母亲。

与此相对的妈祖则是海洋社会的偶像，在她的命名里，包含着“所有妈妈的祖先”或“第一个妈妈”的语义。她居住在自己的庙宇里（有时也在佛寺和道观中安身），并在华语地区受到广泛祭祀。妈祖拥有色彩艳丽的偶像，却拒绝提供独立的僧侣、仪典、经文和教义。这完全符合民间母亲宗教的基本特征：停留在情感和经验的层面，保持着单纯天真的容貌，并且拒绝向过于思辨的神学升华。

对妈祖大规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监郑和所点燃的，而其精神动力则来自他的孤苦童年。郑和早年丧失双亲，为此，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代码，并执意要为其打造最富丽堂皇的神殿。据福建沿海的民间传说称，郑和在建造妈祖庙时曾见到一位乞丐老妪，容貌酷似他的母亲。他为此收养了她，并专门建造了一幢云南风格的木楼“母亲楼”供其居住。该楼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轰然倒塌，被历史的尘土所吞没。这是妈祖的另一个人间影像，她佐证了母亲偶像的非凡意义：只有她才能慰藉受难者的孤寂灵魂。

观音和妈祖就这样平分了大陆和海洋的地理空间。她们是高贵的呵护者、所有中国男人的母亲和民间关爱的最高代表。这是传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在那些苦难迭起的岁月里，她们坐在香火缭绕的大殿，永恒守望着中国人的芸芸众生。

但在她们身后，近现代中国并未产生新的母亲偶像。观音和妈祖闭合了新母亲偶像的创造机制。中华民国制造过“总统夫人”的偶像，她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一度成为传奇。此后，红色意识形态系统又推出的“国母”和“大姐”等新阶级贵妇群像，指望她们能够成为道德楷模。与此同时，救火女英雄向秀丽、内战女英雄刘胡兰，以及劳动模范郝建秀等等，从更为平凡的角度，汇入了女性偶像的炽热队伍。“文革”之后，在抹除了造反女英雄的记忆之后，新的知识偶像开始涌现，我们可以看到史良、林巧稚和谢希德等人的身影。在一个知识救国的时代，这些“居里夫人的中国姊妹”，为饱受惊吓的民众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希望。

但是，官方宣传谱系并不能把这些文化精英有效地升格为大众母亲偶像。她们的影像稍纵即逝，无法抗拒时间的瓦解力量。只有那些以“祖国”“人民”“故乡”和“黄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热烈响应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但这同样不是真正的母亲偶像，它们只是一些母亲的概念代码，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雷锋抄写的“山歌”证实了这种代码的存在。我们听到了一个年轻士兵对母爱的真诚呼告，他在歌唱中不倦地寻求政治孤儿的心灵慰藉。

我无法在此详尽地回顾中国社会偶像的演变历史。我只想扼要地指出，经过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多次文化变异，它业已完成了母权偶像（如弄权的悍妇吕后、武则天和慈禧）→情欲偶像（西施、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陈圆圆同祝英台、七仙女与白娘子等）→贱妇偶像的战略转型。这意味着端庄的母亲偶像，已经退出中国文化的阔大舞台。

2006年新浪举行的文化偶像评选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间，除了情欲型偶像，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母亲偶像的踪迹。但事实上“母亲”并未彻底蒸发，只是它与人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人与偶像的垂直关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水平关系：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用，母亲急速下降到了情妇的级位，她们从神位上走下来，悄然溜入了男人的卧室。这种剧烈的结构转换引发了母亲偶像的死亡。在偶像的暗淡黄昏，母亲的爱意瘫痪在了情欲泛滥的现场。

在贵妇型母亲死亡之后，“贱妇”开始大规模涌现，她们的性感身影遮蔽了母亲的衰老容颜。台湾政界“贱妇”璩美凤一脚踢开了华语传媒的大门。继那些性感歌星、影星和球星之后，这个政治阴谋和性文化的双重受害者，摇身变成利用性形象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高手；而在广州，一位年轻女人以“博客”的方式展开自我性隐私曝光；某四川女歌手利用“性丑闻”来自我炒作。在她们的四周，环伺着赛金花、柳如是等诸多下半身偶像。她们从历史传说的粉红色尘埃里复活，与“新生代”性工作者一起，充当文化荡妇的代言人。她们在本质上与生殖与守护无关，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身体型代码，为华语地区男人的秘密情欲提供服务。

所有这些迹象都已经清晰地表明，官方媒体严肃的规训化声音，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娱乐需求。公众渴望民间丑角的诞生，并且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作出热烈反响。2005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红衣教主”以及全体“超女”预备队，在短短数个月里大量涌现，形成巨大的大众文化风暴，令所有的观察者目瞪口呆。一方面是学术掮客大肆推销儒家经典，一方面是大众媒体炒作文化呕像，这种尖锐的对比，显示了后集权时代文化价值体系的严重分裂。

人们已经看到，“流氓雀”裸身上网，孤身跟网友展开大战，而她年幼的孩子就在身边。这种古怪的场景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母亲造型的出现。她是无畏的母亲，同时也是性感的女战士，奋战在口水飞扬的互联网沙场，给那些胆敢冒犯和辱骂的敌手以迎头痛击。

“芙蓉姐姐”的出现，引发了小规模的结盟浪潮。有报道称，她的拥趸们自称“小蓬蓬”，模拟金庸武侠小说，组成虚拟的“芙蓉教”，推举“芙蓉姐姐”为芙蓉教主。这是“哄客社会”诞生的重要迹象。这种蓄意的幕后炒作的成功，意味着炒作者完全掌握了大众心理的秘密。

看过程菊花舞蹈视频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罕见的自我献身的丑角，应大众媒体的娱乐需求奋然出场，以呆傻可爱的形象，从她的古怪“道具”——一种蛹状的呼啦圈里脱茧而出，完成了她对于娱乐群众的献身，成为引逗大众爆笑的杰出明星。菊花的这种“蝶化”，似乎是所有丑角明星诞生的戏谑性象征。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里，电视、平面媒体和互联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以花脸代替花旦，以呕像替换偶像，用愚乐取代娱乐，进而以丑女经济代替美女经济。自从内地进入周星弛式的娱乐时代以来，历经大约八年的反讽式话语的炼制，中国大众文化突然发生了剧烈的价值飞跃。它不再是精英文化的附庸，而是要独立自主地开辟反偶像和反美学的奇异道路。

然而，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做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值”。他们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的趣味决定了“丑角经济学”的收益，也决定了丑角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哄客是丑角的同谋，但他们的叫嚣却是丑角时代的最强音。

侏儒式的巨人，面容丑陋的美人，举止粗鄙的淑女，身段走形的模特，技艺拙劣的舞蹈家，恐怖走调的歌手，文字恶俗的作家，这些丑角是价值倒置的英雄，向精英主义制定的公共审美尺度，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歌者和舞者，冒着被耻笑的危险，以惊人的率真，展开电视－互联网抒情，引发公众无限惊叹。先锋艺术家甚至借此炮制了全新的刘胡兰雕像，乳房坚挺，无比性感，犹如一枚超级肉弹，击打着敌人的萎缩神经。

正是资讯时代的电视和互联网，向小人物提供了无限多的机遇，使城市草根有自我书写的契机。从“芙蓉姐姐”和程菊花的故事里，人们可以探测到“阿甘正传”的诸多元素：她们看起来都有点呆傻，但并不伤害他人；她们都喜欢自言自语，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身体；她们的舞蹈（歌唱）跟阿甘的奔跑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却饱含着被人关注的渴望。

这里蕴藏着一种近似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语法，而正是这语法导致了“芙蓉”们的荣誉转型：从一个令人发笑的丑角，摇身变成全新的励志偶像。据说她表情端庄，登上北京大学讲坛，向学生们发表演讲，恳切地宣叙人生的哲理，以及她个人艰难奋斗的感念，并再度展示了自己的“S”形造型。尽管这只是一种商业炒作的噱头，却提供了主流体制改造丑角偶像的广阔前景。它预示着一种体制化的奇迹：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来规训丑角，把她们变成符合规范的新人。

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令人意外地展示出老式偶像翻新的努力。在这部票房空前的国家大片里，再现了“国母”宋庆龄的光辉形象。她与伟大领袖“促膝谈心”的身姿，重现了这个前母亲偶像的传奇魅力。但它只是稍纵即逝的印象而已。这个记忆中的旧时代偶像，已经无法被纳入当代趣味的框架。在即将推出的《建党大业》中，借助伟大领袖的情侣和妻子，策划者企图重蹈这个华丽的覆辙，完成其修复官方道德偶像的意图。

女性偶像的性感化、情欲化和纵欲化，阻止了母亲偶像的复苏与诞生。符号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就是把情欲变成有效的文化商品。它需要制造大批人工偶像，来完成情欲营销的使命。母亲偶像妨碍了情欲的表达，她们必须被悬置或遗忘，借此为“荡妇”偶像的生产和推销腾出位置。在“荡妇”流水线的尽头，我们看到了无数情欲消费者的身影，他们是肉体叙事的最大买家，维系着欲望市场的可持续繁华。

母亲偶像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个体人格的普遍成熟，恰恰相反，它隐含着一种失去社会平衡的心灵危机。在母性偶像的关爱、劝慰和软化功能萎缩之后，管制日益严厉的父性体制，将变得更加坚硬、无情和粗暴；而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之父”的鲁迅，像一座永恒的精神摇篮，滋养和激励着愤怒的青年。一些互联网的观察报告已经证实，在不公正指数急剧上升的严厉现实中，这种浸透着仇恨汁液的抵抗，早已成为BBS的基本话语母题。母亲偶像的死亡，不仅为父式官方威权提供膨胀空间，也为暴力化的民间话语反叛，开辟了汹涌广阔的道路。